志当存高远——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大学理想的新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中国大学论文,高远论文,年来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6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182（2000）02-0065-05
大学理想或理念，近年来颇受国内学者关注，相关成果甚多。仅专论大学理想的博士学位论文，就已有数篇。（注：据笔者所知，截止目前，直接或间接研究大学理想的博士学位论文（已通过答辩）有：张维平：《美国大学中的普通教育》，杭州大学1992；张德祥：《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厦门大学1997；别敦荣：《中美大学学术管理比较研究》，厦门大学1997；马凤岐：《论大学的自由与控制》，华东师大1997；施晓光：《美国大学思想论纲》，北京师大1998；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1998；李曼丽：《论大学的通识教育》，北京大学1998；赵婷婷：《论大学的理想与社会现实需要的矛盾》，厦门大学1999；肖海涛：《中国现代大学的理想》，华中理工大学1999.）可谓掀起了一股热潮。不言而喻， 研究大学理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只是这项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可能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分析并总结和概括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大学理想的认识与实践成果，就属其中之列。
大学理想，即大学对自身的价值、目的、使命等的认识与追求，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任何活动，都是受理想的支配。因此，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大学，都十分重视理想建构。从近代高等教育开端至今，中国大学整整经历了一百年，从而也是探寻理想的一百年。百年苍桑，风风雨雨。但真正对中国大学理想有比较自觉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还主要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事。可以说，素质教育、主动适应和自主办学等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理想，就是改革开放的杰作。
一、素质教育观：大学目的新追求
教育目的关涉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它是大学理想之核心。在西方大学教育发展史上，围绕教育的目的，曾经出现过理性主义、工具主义、人本主义的对立，有过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的分野。其矛盾的焦点在于：大学教育应该是“人”的教育还是“人力”的教育，是培养人还是训练劳动力。理性主义强调人的理性，即人的认识能力、主要是思维能力的培养，认为理性是人之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所以教育内容重视纯学术性和理论性的经典学科，包括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教育，培养的是有理性和有教养的人；人本主义重视人的非理性，即人的兴趣、动机、情感、个性、人格、信念等方面的养成，强调大学要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的个性，培养“完人”；工具主义则从实用目的出发，重视科学、技术和职业教育，强调实用知识学习和实用技能的训练，以培养公民和劳动力，即培养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才。这三种目的观点，早在古代东西方就存在争论。19世纪后期，大机器生产的发展及其社会现实需要，使大学更加朝着实用化和功利化方向发展，从而引起了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和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的激烈冲突。冲突的结果，代表社会现实需要意志的工具主义目的理想逐渐占了上风，而传统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大学理想则出现了衰微。
本世纪以来，由于科技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科技的功能也日益被神话。但是，在科技神话的另一面，却是人的精神危机：理想失落、道德滑坡、精神空虚、人际冷漠；同时环境污染、资源匮乏以及战争等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科技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片面强调科技和物质增长的工具主义和工业化模式，呼吁要加强人类自身的精神建设，呼吁把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情感两种文化与两种教育结合起来，从而构建大学目的的新理想。
在我国，尽管没有西方所谓理性主义、工具主义或人本主义派别之对立与冲突，但在现实中，却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类似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的处理上存在失调现象。强调了科技发展、物质生产和经济建设，但对人的精神、理想、价值观、道德等教育重视不够，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现象，封建迷信、黄赌毒、假冒伪劣等陈旧丑恶的东西也沉渣泛起。正如邓小平在80年代末所说，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放松了理想和精神教育。这种单一的工具教育目的和科技教育目的观，造成了高科技与人的低素质之间的矛盾。对此，人们提出了“素质教育”新概念，以期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大学教育目的理想的狭隘与偏颇。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全面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进而提高全民族素质。素质教育是一种全面的、和谐的教育理念。在内容上，它涵盖了政治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业务（专业）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在心理结构上，包括了知、情、意等方面。内容与结构的结合，就是人的真善美的统一。在素质教育中，科学文化素质教育是基础，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是重点，道德素质教育是方向，身体素质养成是前提，心理素质是动力。可以说，素质教育的这些特质，集中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知识、能力与人格素养的统一，做人与做事的统一，它弥补了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情感等之间的分裂，整合了历史上理性主义与工具主义之冲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对立，它是大学目的理想的新飞跃，是指导当代我国大学教育改革的新理念。
二、主动适应观：大学地位新理念
大学地位，是大学理想题中应有之义。大学应该居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大学，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在西方，有关大学的地位与功用，曾经出现过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即：“边缘说”、“依附说”与“距离说”。边缘说主张，大学是探求真理的机构，只有保持价值中立，超凡脱俗，才能冷静地观察、客观地分析和理智地批判所研究的对象，也才能达到发现真理的目的。至于真理倒向何方，为谁所用，那不是大学的任务。中世纪大学及其19世纪前的传统大学，奉行的就是边缘论的大学理想。其时的大学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象牙之塔，满足于理性的训练和学问的探究，不过问现实政治、工业、商业等实利需要。20世纪初期，中国也有“教育独立说”、“教育中正说”和“教育清高说”，这些主张的共同点是反对大学俗世化和大学的功利性。
依附说主张，大学不能停留在社会的边缘和外围，大学的任务在于为社会提供服务，参与并解决社会生产和生活问题。衡量大学价值大小高低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大学对当时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大学只有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加入到社会现实进程中来，才能真正发挥大学的作用。依附说反对边缘说所主张的大学边缘化社会地位的出世哲学，认为，大学与其站在社会外围作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批判者和引导者，不如主动加入社会过程，成为社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19世纪末开始，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产业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由于大学走出了传统的象牙之塔，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学的经济与社会的功能越来越显著。本世纪50年代后，大学出现了大众化的趋势，少数国家的大学向普及化方向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大学的新危机。大学的危机表现在多方面，但最主要表现是大学质量的下降。而造成质量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大学理想、精神的迷失。大学与生俱来的服膺真理与社会批判者的角色日趋淡化，大学的功利化倾向日益严重，由此不仅导致大学自身问题重重，也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面对这种情况，有人提出了“距离说”，主张大学既要为社会服务，又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为暂时的利益迷失自我，以利于大学发挥引导社会的作用。
本世纪20～30年代，我国一些教育家提出“教育中正”、“教育独立”、“教育清高”等主张，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虽不失其进步意义，但是，如果将大学置于社会的边缘，那么，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无疑将是微乎其微的。建国后一个相当时期，大学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大学或成为社会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或成为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工具，以外部关系规律取代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给大学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在这种极端的依附中，大学越来越迷失自我，丧失了自身的教育者职责，放弃人们心目中一直视奉为神圣、崇高、导师等形象。这种片面和被动适应外部政治经济需要的依附论，必然引起大学内在的深刻危机，其结果是以牺牲教育质量、牺牲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为代价。
中国大学面临着新的困惑、新的选择！大学如何为自己正确定位，大学应该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人们愈发认识到，边缘论行不通，丧失主体、失去自我的“依附论”也不现实，而折衷的“距离说”虽然似乎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但并未能在本质上揭示当代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多年的认识和实践，人们提出了一种新观念，这就是“主动适应论”。主动适应论认为，现代大学不能回到传统的边缘化时代，大学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所指出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象牙塔’式的教育，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需要。教育同经济、科技、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结合，正在成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注：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0.）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大学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专门人才，我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迫切需要大学提供人才和智力上的支持，大学必须面向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发挥其各方面的优势，为科教兴国伟大战略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适应，不应该是机械的、消极的、被动的，不应是无条件的、盲目的依附和顺从，不应该是随波逐流，而应当是积极的、主动的适应。所谓主动适应，就是大学在遵循教育本质与规律前提下，发挥自身主体的能动性，对社会各种要求进行价值判断，适应其积极方面，克服其消极方面，从而兴利去弊，发挥大学主动引导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功用，在主动适应中发展和完善自己。
由上可见，主动适应论，是对边缘说、依附说和距离说的超越。它既吸取了以往各说的积极因素，排除了各自的局限性，因此是辩证的发展，是新的、科学的大学地位观。
三、自主办学观：大学管理新思维
大学理想也体现在大学管理活动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政府控制与大学自治的矛盾。由此形成了两种载然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政府对大学进行控制，另一种则主张大学自治。大学自治作为管理思想和制度，始于中世纪的大学。中世纪大学是一个学者行会组织。自治是行会的法则，它既意味独立，又意味着特权。它同样表现在大学社团中。（注：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9.）大学自治还深深地源于学术自由的理念。19世纪之前，大学尚未社会结构化。作为一种职能的学术管理，也没有独立出来，因此，大学的学术事务及其管理，一般都由教师或学者承担，国家并不关心和过问大学事务，把大学自然看作是学者社团之事，教会之事或者私人之事。然而，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的发展，社会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日益要求教育与经济社会，与生产生活相联系，大学日益显示出经济和社会功效，于是国家开始重视大学教育，并力求掌握并控制大学教育，大学教育的国家化趋势被强化着。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受到威胁和挑战，企图完全不受国家控制和干涉的大学学术活动已不再现实。大学成为公共事业后，政府力图通过方针、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把大学控制在自己手中，以便大学有利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看到，当代世界，国家对大学不闻不问的现象基本上是没有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对大学进行干预和控制，只是控制的范围、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同时，也必须看到，现代大学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机构，其运作不仅需要庞大的物质支持，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投入，而政府和社会的投入，不可能不对大学提出要求，不可能不要求其回报。而且，庞大的大学，其组织也相当复杂，大学管理成为专门职能，许多重大的决策，特别是大政方针等需要职能部门作出，不可能完全交给学者。因此，大学脱离不了行政干预和控制。
如何处理控制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也是我国大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建国以来，我国在大学管理问题上，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观念及其模式的影响，政府对大学的控制过多、过死、过细，政府直接举办和管理大学，大学成了政府的附属机关。由于政事不分，以政代事，完全用行政管理办法来管理大学学术，违背了教育规律，限制了大学的发展。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客观上迫切要求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思路，之后又进一步明确了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具体范围。1992年，政府文件提出“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逐步确立高校的法人地位，进一步明确学校的权利、义务、利益和责任”，（注：国家教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N]·中国教育报，1992-08-22.）深化了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认识。
依法自主办学，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是教育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的基本保证。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它既继承了历史上大学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传统中的积极成分，体现了大学自身发展逻辑，同时又不是简单的延续传统大学的绝对自由自治，而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自主办学，其自主权的性质、范围、内容与方式，都与以往传统大学有本质上的差别，体现了现代大学的特点。大学办学自主权，又是以改革政府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为前提的，是在充分汲取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教训后概括出来的新思想新制度，是大学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重要尝试，也是大学管理思想现代化的重要步骤。
素质教育理念、主动适应理念和自主办学理念，是新时期中国对大学理想的独特解读与实践，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对大学理想的新创造。新的大学理想正确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变革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了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了目的性与规律性之间的关系，把主观与客观，必然与可能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既避免了大学理想建构中的唯美主义和主观主义，也避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新的大学理想，必将引导中国大学走向新世纪，创造新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