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探索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启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4)02-0064-05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隆隆礼炮声，历经28年艰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人口雄居世界第一，面积位居世界第三，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成为执政党。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和挑战。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对执政党建设问题进行了前瞻性、战略性的思考与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对于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牢牢铭记“两个务必”，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强化执政意识，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未雨绸缪：建国伊始毛泽东及时地向全党敲晌拒腐防变的警钟
始终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这是毛泽东建党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特色。当革命胜利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的时候，作为一位杰出的大战略家，毛泽东就已将他的视线投向了党执政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经受执政考验，防止腐化变质，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为此，他多次告诫全党要汲取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和历代王朝人亡政息的教训，警惕在胜利面前“纷纷然，昏昏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特意将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大顺军起义失败300年而写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文献，“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
党的七大结束不久，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杨家岭的窑洞里，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没有能够解答出来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面对黄炎培的忧思，毛泽东充满自信，他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对毛泽东这种通过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来避免出现人亡政息、政怠宦成的情况，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设想大加称赞。[2]
1949年3月，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充分预见和估计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他指出：从党内看，“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从党外看，“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他警告说：“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城市或街道的名字；禁止把中国党的领导人与马、恩、列、斯并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前，他对周恩来等说，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4]
全国解放以后，为了防患于未然，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5]“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6]
在实践中，毛泽东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党的宗旨，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人。他一再拒绝亲友杨开智、毛煦生、文涧泉、李淑一等人进京“谋事”的要求，再三告诫他们“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要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要自食其力。[7]他还将自己刚刚新婚不久的长子毛岸英送到了抗美援朝前线。他自己一生不忘在生活上和思想上与广大群众保持一致，不忘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九年不做一件新衣服，线袜子、睡衣都是补了又补。他粗茶淡饭，最好的伙食改善不过一碗红烧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为农民吃糠窝头而流泪。自己七个月不吃一口肉，坚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他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友要求都很严。公正地说，建国初期清正廉洁的党风和健康向上的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
二、从严治党：建国后毛泽东对腐败分子决不手软
“某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它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8]这是塞缪尔？亨廷顿在对发达国家和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社会中的腐败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的一个现象。腐化行为的发生对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造成了极大危害，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大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环境的变化，在党和政府中都出现了一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9]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能否巩固执政地位，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取决于能否遏制住各种腐化行为。他严肃地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0]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果断发起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我们党发现党内和政府内的腐败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内外勾结，共同进行违法活动，于是，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从而使“三反”运动与“五反”运动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建国初规模浩大的一场反腐败斗争。为使“三反”“五反”运动健康发展，毛泽东自始至终抓运动的领导工作，事必躬亲。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10～12月，毛泽东批转下达的有关“三反”的指示和报告40多件，在运动进入高潮的1952年2月，他批转的有关文件高达85份。他要求各级党委发动群众，敢打“老虎”，将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快惩处和清除出党组织，“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11]经过近一年的斗争，这场全国性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据统计，有23.8万人被开除党籍，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12]，特别是处决原天津地委和行政公署主要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的行动，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也充分反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所具有的高度的警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
通过对腐败分子的严厉打击，有力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侵蚀，清除了党内的一批腐败分子，教育了广大党员群众，纯洁了党的机体，树立了廉洁朴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
三、心系群众：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群关系
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政党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都难以生存和维系政权。西方各国政党要获取执政地位，惟一途径就是要赢得选举，就是赢得群众。因而，可以说赢得一定数量的群众支持和拥护是政党执政的基础性条件。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人员群众在政治上的代表，要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更需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自己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自成立之日起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民主革命时期，党正是依靠这种政治优势，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一方面可以运用手中的政权更好地为人民报务；另一方面，由于环境和地位的变化，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有鉴于此，毛泽东从建国初期就告诫全党，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只有千百万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党的执政地位才会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前进。为此，他提出执政党必须高度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他再三强调，党和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在执政的情况下更不能脱离群众，因为“党群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13]他多次要求全党同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4]毛泽东还告诫全党“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5]中外大量的历史事例已经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为保障人民授予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不被滥用，毛泽东提出，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群众监督，并提出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社员代表大会制，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等群众管理形式，还要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他认为人民来信来访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是人民监督的一种形式。因此，对人民来信必须重视，“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16]毛泽东坚信：“群众监督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7]毛泽东还十分重视舆论监督，1953年1月，他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18]，后来，针对党的领导机关和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毛泽东多次领导我们党通过整风的方式来遏制这一危险的毒瘤。充分发扬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让人民来监督党和政府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时代局限：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及启示
纵观毛泽东建国后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可以看出他非常注重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和管理，注意防患于未然和防微杜渐，主张依靠群众，对腐败分子从严惩处，其效果是明显的。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风和党群关系的状况总的说是好的，表明我们党经受住了胜利和执政的考验。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在考虑执政党建设问题时，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多，抓法制建设不够；采取搞群众运动的形式多，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未能超越传统的“人治”的思维定势，未能从制度上解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问题，这正是毛泽东探索中的缺憾。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从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脱离群众，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一良好的愿望出发，毛泽东在探索执政党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开始出现偏差，至60年代中期，则明显地进入了误区，乃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而酿成了晚年的悲剧。
对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一方面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党的历史特点，在观察和处理执政条件下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仍然沿用夺取政权时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党内斗争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晚年逐渐脱离实际和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与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失误几乎同时发生，又相互影响。“左”倾错误最终支配全党，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都陷入空前的迷误之中。
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探索，为我们今天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很多启示：
启示之一：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重心。在建国之初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就注意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引导运动服务和服从于这个大局。在运动中他特别要求各地“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19]由于“三反”运动注意了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从而使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不冲击经济；既有效地遏制了腐败问题，又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迅速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它表明反腐败与经济建设是一致的，反腐败斗争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启示之二：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加强党的建设要靠教育，但更根本的是要靠制度。我们之所以长期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而腐败现象又在滋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正如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方面的制度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在党内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20]因此必须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强化各种监督制度机制，既要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和国家干部行使职权，又要使他们在运用权力时受到党纪国法的制约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现象发生。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深化组织领导制度改革，完善以党员民主权力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要深化干部选任制度的改革，完善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原则的干部选任制度改革。
启示之三：思想建党这个传统不能丢。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特色就是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但自觉地确立和实践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的思想，保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党在执政后的思想建设，他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同时又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成为他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一大特色。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是由于我们党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才保持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和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才使我们党能够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战胜艰难险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历史不断进步。思想建设是党的各项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贯穿于党的一切建设的中心环节，其他各项建设都离不开思想建设。当前，我们党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员队伍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加强思想建设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环境和党的队伍状况变化给思想建党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积极做好思想建党的各项工作，努力把思想建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启示之四：要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毛泽东历来都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盛衰兴亡的根本大事来看待。江泽民同志也多次指出：“反对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在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繁重任务，党要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就要抓住反腐败这个重要环节不放松。反腐败斗争应强化预见性，增强主动性和实效性。要充分估计到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的解决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不能幻想通过几次“彻底”行动就会把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扫除干净；在取得一些成效后不能有丝毫懈怠，要作经常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打算，要警钟长鸣。同时，惩治腐败要象毛泽东处理张子善、刘青山案那样，态度鲜明，雷厉风行，措施严厉，决不姑息养奸，贻害国家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