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背景论文,人道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戈尔巴乔夫创造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运用于指导前苏联“改革”的结果，导致了苏联瓦解，葬送了七十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就被人们所唾弃。但在唾弃它的同时，对它的形成的背景作出分析，这对于我们认识这一思想体系的本质，分清改革的两种方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是很有意义的。
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出现以后，西方资产阶级不断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诬蔑、战争挑衅以及“和平演变”。在“和平演变”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渗透。因为这一本质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号，而其所宣传的“民主”、“人道”、“自由”、“福利国家”等口号也颇具迷惑性。在进入80年代，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的危害性又成倍地增加了。原因在于：第一，改革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改革方向，一种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前提下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一种是采取种种“改革”措施把国家一步一步引向资本主义轨道。主张走后一条道路的人常常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一拍即合，并将这些主张换成自己的口号推行到改革实践当中去。第二，社会主义改革旨在克服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保守僵化等诸多弊端，扩大民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增强社会主义的活力。但在实践中，人们不容易分清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常常把民主社会主义的许多口号混同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容易滑向民主社会主义所期望的发展路线。第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淡化政治，放弃马克思主义，致使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纷纷涌现，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概念进行全面否定，另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理论多元化”口号后，理论思想上的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尚未出现实践结果因而无法确认真相的情况下，于是人们抽象地、模糊地接受了提出“民主”、“自由”等漂亮口号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开始自觉地逐步地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戈氏在苏共27大上称：不带偏见地了解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立场是有好处的，首先对加强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斗争有好处。苏共27大通过的苏共纲领新修订本强调苏共将继续奉行同社会民主党相联系的方针。苏共27大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苏联广为传播，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许多领导人均成为其思想俘虏而公开放弃科学社会主义，改宗民主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在前苏共中央内形成了所谓的“民主派”、“改革派”，并逐渐在党内占上风，使苏联的改革实际上置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向资本主义方向滑行。当然，他们不能原模原样地将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套搬用于长期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苏联，而必须把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他们当时的政治目标、政治口号结合起来，顺应群众心理，加以改头换面，才能使之顺利流行起来。经过这一番“理论创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就呼之欲出了。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问世的。而其问世也有一个过程。
戈氏上台之初尚未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1985年中至1986年苏共的改革方针是“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后来戈氏及其助手都声称改革遇到了强大阻力，需要召开全会讨论这一问题。
苏共1987年1月召开了全会， 戈氏在全会上就社会主义和民主问题作了报告，对社会主义传统概念进行了批判，突出强调了民主问题。此次全会对苏联的改革形势作了分析，认为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由于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而产生的保守思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改变社会意识，改变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否则改革就不可能继续前进。
怎么改变心理和思维方式？为此戈氏积极地作了“创造性”的工作。1987年11月1 日他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在苏美两国同时发表。戈氏在此书中提出：改革的最终目标，“那就是深刻地革新国内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的社会组织形式，从我们这个制度的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改革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它的深刻性、它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和无所不包的性质，正是由此而来的”。戈氏在书中提出了“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的口号，他解释说：“更多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有更多的民主、公开性、社会生活中的集体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上更讲文明和人道，更多的个人尊严和自尊。”戈氏在书中虽未明确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但他后来提出的这个概念的本质内容已被初步说明白了。
戈氏的《改革与新思维》出版后引起了苏联思想理论界的混乱，各种理论、政见、主张纷纷出台。这些理论、政见、主张依其对改革向何处去的回答又可大致分为三种思潮：（1） 认为戈氏领导的改革是使马克思主义遭到否定和修正，是从社会主义立场上倒退，应当在社会主义本来意义上重新认识改革问题；（2） 认为苏联七十年历史一无是处，必须彻底否定乃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3） 主张不顾改革的逻辑，走极端路线，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思想理论界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戈氏为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他的观点上来，决定于1988年2 月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戈氏在此次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必须根本改变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对社会主义要采取“新的态度”，这个“新的态度”不仅是要改变用马列主义经典的论述来检验社会主义的“习以为常”的观点，而且要求根据当代世界的全部现实，“赋予社会主义社会以新的品质”。他号召，要用“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理论”“武装全社会”。戈氏的意思很明白：“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理论”，就是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中阐述的理论。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 戈氏在报告中全面否定和批判了苏联过去的政治、经济制度，强调苏联今后将要建设的是与苏联过去的政治、经济制度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是苏联社会通过改革要实现的目标，据说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重要阶段。戈氏在报告中把“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归纳为七点：（1）人道主义；（2）高效和活跃的经济；（3）社会公正；（4）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5）政治民主；（6）民族 平等；（7）和平外交。这七点是他自1987年以来一直构建并在《改革 与新思维》一书中多方阐述的政治观点的浓缩。他试图以此统一苏共思想。但苏共19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未采用“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这说明戈氏的这一指导思想尚未被苏共全党接受。
但是戈氏的主张却在与苏联有特殊关系的东欧各国产生了“热效应”。接受戈氏主张的派别在东欧各国执政党内迅速壮大起来。在这些国家所谓“民主”、“多元化”的条件下，各种有新西方背景并得到西方国家或明或暗扶持的政治力量也日益活跃，终于酿成了1989年底的东欧各国政局剧变，使这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阵地相继丧失。这一情况又反过来对苏联发生重大影响。一时间，苏联内部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组织和势力在戈氏提供的“公开化”、“多元化”条件下公开活动，大肆泛滥；苏共内部的派别斗争也日益激烈。戈氏当时把苏联国内的各种政治斗争的焦点概括为对苏联发展前途的三种选择：（1）保存现有的“行政命令体制”；（2）使“社会资本主义化”；（3）坚持“社会主义选择”。戈氏自称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的，而他选择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他1989年11月26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对此作了系统阐述，并在此文中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概括为五点：（1）自由的思想；（2）生产公有化；（3）效率和公正；（4）真正的人民政权；（5） 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观。为了突出“人道主义”，他把他在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的用语稍加调整，首次公开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而其内容实质上也只是对此前他的观点的总汇和充实。他发表此文的用意是为召开苏共28大作舆论准备。
1990年2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 此次全会虽然宣称苏共依然忠于十月革命的选择，忠于社会主义思想，但其实质性的改变却蕴藏在四个“放弃”之中，即苏共坚决放弃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放弃对内政策的过时模式；放弃对整个世界发展的陈旧观点；放弃一切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孤立于总的世界文明的东西。“放弃”这些之后，接受的又是什么呢？此次苏共全会决定接受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全会通过了向苏共28大提出的苏共中央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表明，经过几年的“民主化”、“自由化”、“公开性”思想舆论宣传，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已在苏共中央内部占居统治地位。苏共28大对这一纲领草案作些修改后，以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形式予以通过。苏共28大的纲领性声明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特征主要归纳为四点：（1）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2）在各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基础上的高效率经济；（3） 人民的自主意志是权力的唯一源泉；（4） 各族人民的和睦、合作和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成为苏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产生的背景中不难看出：它是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这种“外因”，和前苏联内部借否定斯大林来全面否定社会主义进而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势力这种“内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前苏共领导层试图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自觉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