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意见综述_中西部地区论文

关于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意见综述_中西部地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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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经济差距的现状

1.从社会发展总指数来看。据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发展水平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发展总指数低于全国水平的16个省区基本上都属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和“收入分配”两项指标的前10名尽为东部省市囊括,除“社会治安”外其他各项指标居前10名的也多属东部。就社会发展总指数而言,东部地区与上年比较增长10%左右,最高的海南省达到19%,东部沿海地区社会发展总水平呈高上加高之势;相形之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就显得跟不上,其中有6个省区总指数比上一年有所下降,已出现明显的“马太效应”——即富的发展越来越快,穷的发展越来越慢。[①]

2.从国民收入水平来看。东部与西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额,1978年为214元,1992年为724元,扩大了3倍多;199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东部最高的上海为3437元,而西部最低的甘肃为724元,相差近5倍。一方面绝对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一方面地区差距在不断扩大,这是值得重视的。[②]

3.从人均GDP来看。1993年的统计数字表明,西部10个省区人均GDP在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地区有6个,在2000到3000元之间的下中等收入的地区有4个,这10个省除新疆外人均收入都在全国平均数以下,其中最低的贵州人均GDP为1232元,仅占全国平均数2663元的46.2%,与最高的上海人均GDP11700元比差8.5倍。[③]据有关资料,1990—1993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平均每年增加1.5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则平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④]

4.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来看。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1992年,贵州、云南、四川、陕西、宁夏、青海、西藏等省、区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为10.8%、11.3%、12.2%、10.7%、9.7%、12.9%、3.7%,而沿海地区除辽宁、上海老工业基地增幅较小外,其余增长较快,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分别达21.1%、19%、18.5%、18.3%。[⑤]

5.从所有制结构上看。西部国有经济的比重高,而东部非国有化程度高,并呈不断上升趋势,如浙江1992年非国有化的比重由1978年38.3%上升到73.6%,广东32.2%上升为67.5%,福建由25.8%上升为66.8%,山东由32.4%上升为63.4%,而同期的青海、内蒙、宁夏、甘肃、云南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分别为18.6%、23.3%、25.1%、26.5%和27%。[⑥]

6.从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上看。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高,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般低于30%,非农业比重占70%以上,而西部地区农业比重一般都在50%以上,不少省区是农业大省、工业弱省、财政穷省;东部以大城市为中心,加强对外围地区的产业扩散,组成城乡一体化的大城市经济圈,而西部城市化水平低,城市的辐射面窄。再则,每一个省区内部都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形成发展水平不等的“梯级”状态。[⑦]

7.从市场发育程度上看。我国市场发育水平排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就有12个,其中广东市场化指数居全国之首,为95.2%,而西部的青海省居最后一位,市场化指数为14.8%。1991年沿海地区的出口依赖度(出口额/GNP)为22.08%,其中广东已达42.28%,而西部只有5.72%,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⑧]

二、地区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

1.体制因素。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不能忽视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影响,这是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凡是计划体制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非国有经济比重较低的省份,经济就不容易迈大步;而只要经济已转入了市场经济轨道,非国有经济已占到一定比重,这时再加上地方负责人的努力,经济迅速增长的趋势谁也阻挡不了,而内陆省份的国有企业在本省中所占的比重大,宏观经济紧缩后,国有经济受到的限制要比非国有经济大得多。因此,沿海省份在宏观经济紧缩后还能依靠非国有经济较快增长而增加收入,内陆省份则因国有经济的停滞或萎缩而同沿海省份之间扩大了收入差距。[⑨]

2.政策因素。改革开放以后,对中西部地区投入明显减少,是造成地区差距的原因。主要表现在:(1)国家财政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空间转移支付大幅度下降。1979—1989年,国家从东部转移到西部的国民收入占整个东部的国民收入的6%,比1953—1978年的10%下降了4个百分点,国家财政转移占东部积累额的比重也由48%下降到21%,下降了29%。[⑩](2)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东部为35%,1994年上升为65.7%,同期中、西部分别由41.36%和23.64%,下降为21.7%和12.6%。[(11)](3)在利用外资方面,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更悬殊。至1994年底累计,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221608个、合同(章程)外资金额2993.06亿美元。这些外资的近89%分布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只占约11%。[(12)]

3.人口和劳动力因素。人口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造成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1993年人口出生率东部为14.08%,中部为17.35%,西部为19.16%。1990年我国6岁以上人口中,受过大学本科和专科教育的人口比重东部为1.85‰,中部为1.32‰,西部为1.23‰;东部相对于中西部来说,人口素质较高,具有人才优势。加上三大区域劳动力流动相对自由,大量人才、劳动力流入经济发达地区。[(13)]

4.经济效益因素。从国民收入与总资本存量的比值看,东部是0.57,中部是0.46,西部是0.36;从工业国民收入与工业资本存量的比值看,东部是0.63,中部是0.37,西部是0.26。东部的工业效率是西部的2.5倍,是中部的将近2倍。经济效益的差异又会导致劳动力、资金、物资设备和技术进一步流入东部。[(14)]

5.宏观因素。有的同志从宏观角度分析了东西部地区差距的原因:一是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历史上就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二是按照国家产业垂直区域分工布局,加工主导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资源开发型产业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这种产业分工是历史形成的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基础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致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部分效益外流;三是东部沿海发达省区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上具有超前试验领先一步的优势。[(15)]

三、解决地区差异问题的难点与局限

1.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1)10—15年内,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中部将产生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这些经济增长点的带动、辐射及示范作用,中部的部分地区、部分产业部门的经济将超常规发展,从而遏制住东部与中部差距扩大的趋势,但东部与西部的差距仍将进一步扩大;(2)25—30年内,通过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东部的帮助带动,遏制住东西部差距的扩大;(3)50年或更长时间,在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中,中西部全面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大部分地区逐步接近东部发展水平。[(16)]

2.解决地区差异问题的难点与局限,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国家可调动的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的资源日显拮据。作为国家直接投资的预算内资金每年仅能安排400—500亿元左右,而全国每年要解决1000万人的脱贫,至少需要300多亿元的扶贫启动金。(2)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流向短期内不可能出现大规模西进前景。由于一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使得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硬环境改善相当艰巨;国家对外商将逐步实行国民待遇,过去外商在沿海所享受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已不可能再搬到中西部地区使用;一些地方缺乏与外资配套的资金,法制不完善、行政效率差等原因,外资的实际到位金额远远小于协议利用金额。(3)东部沿海地区再发展的潜力还很大。在相当长时期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仍来自东部沿海;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并未进入一个大调整时期,东西部合作也仅限于少数紧缺能源原材料的开发和个别零部件的加工。[(17)]

3.东部地区压力加大。东部沿海一些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正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靠近,而中西部相当多的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现有8000万特贫人口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由于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以及众多贫困地区人口的盲目流动,给东部地区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越来越大;许多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正在不断显露出来。[(18)]

4.西部地区转轨困难。由于西部地区至今仍然是以微观生产组织系统的非市场化与宏观对外交流的市场化并存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因此,期望西部地区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获得与东部地区相一致的效果和主动性,是很困难的。[(19)]

5.优先发展重工业条件不充分,难以促进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其理由是:(1)西部地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难以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2)资金积累缓慢和供应短缺是重工业发展的致命制约因素。在中国经济还未摆脱艰难困境之前,国家只能选择等量投资比较成本低、比较收益高的东部地区为经济重心。而无力从资金、财力上扶植西部重工业大规模发展,至多不过是对某几个重点项目进行投资。(3)技术滞后和技术进步障碍严重影响西部重工业的发展。(4)畸形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20)]

四、对策建议

1.放重抓轻,将轻工业作为西部地区发展的主导产业。实施“偏轻型”经济政策。要从投资、金融、税收、物资、人才五方面对西部地区实行倾斜,促进西部地区轻工业发育。[(21)]

2.要从制度安排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重新调整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人选,委员由30个省、市、自治区代表(人大常委委员)组成,中央代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主任,无论大小穷富省,每省一名代表。(2)专职审议中央两大经济资源分配方案:国家计委和各部提出的重大投资项目及投资额分配方案,中央财政部提出的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分配方案。采取“一省一票,多数决定”的投票原则,通过后按宪法第62条规定上报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3)财经委员会代表应当满足三个条件:地方化、专业化、职业化。(4)凡涉及跨省际工程,或者使用中央资源包括“匹配资金”,需经过委员会审议,资源分配使用信息内部公开化,决策过程透明化。(5)凡涉及公共政策,需经过委员会讨论审议,以便协调各地方的利益,至少保证其他地区利益不受损害。[(22)]

3.搞好宏观调控,成立国家级中西部开发机构。建议国家成立专门机构,归国务院直接领导,专门研究、论证、提出开发中西部特别是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的意见、政策和规划,参与中西部开发基金的分配调节及使用监督,负责内陆自由贸易区划或特区设立的初审。在我国中西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如长江中上游流域)设立特区,是完全有可行性的。通过“中心开花”,对整个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发挥巨大的作用。[(23)]

4.国家应拟从八个方面向中西部实行政策倾斜:(1)在开发当地优势资源和加快基础设施方面,适当扩大开发利用本地资源的权限,对一些先行试点的领域和项目,将适当在有条件的地方安排试点,放宽地区审批外资项目的权限,原则上与沿海开放地区一律平等。(2)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多边双边受援项目,除有特殊要求以外,今后将全部安排在中西部地区。(3)根据中西部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从速、从宽审批大中型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对外经营权。(4)在对外贸易方面,凡在中西部地区为主产地配额商品,要实行定向招标,将大部分分配额分给该地区,对其他商品则尽量予以照顾。(5)在国家对外援助项目安排上,对该地区实行同等优先的原则,对于某些经营实力差、竞争能力弱的外援单位,将协助其进行人员培训和企业基础建设。(6)发挥中西部地区的科技优势,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引进技术、促进贸技结合、支持老企业技术改造方面对该地区倾斜。(7)关心和支持西部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外经贸干部队伍建设。(8)定期组织中西部地区同沿海地区及时提供各种信息服务。[(24)]

注释:

①(23)缪合林:《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思考与建议》,《经济与管理研究》1996年第3期。

②(11)杨汝岱:《关于缓解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家》1996年第3期。

③(15)陈士能:《努力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人民日报》1995年8月24日。

④赵伟、孙玉霞:《我国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战略选择》,《经济学家》1996年第3期。

⑤(20)(21)董藩:《抓轻放重、尽快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现实选择》,《经济学家》1996年第3期。

⑥⑦⑧尼合迈提·霍嘉:《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及对策》,《经济科学》1996年第1期。

⑨厉以宁:《地区差别问题的思考》,《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3月5日。

⑩(12)毛惠辉:《缩小东西差距必须加大中西部的投入力度》,《经济与管理研究》1996年第2期。

(13)(14)(16)王晋德:《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会越来越大吗》,《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4月5日。

(17)陈耀:《解决我国地区差距的政策选择》,《经济管理》1996年第3期。

(18)宋毅:《缩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势在必行》,《经济研究参考》1995年第118期。

(19)史炜:《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推进前景》,《经济研究》1995年第5期。

(22)胡鞍钢:《要从制度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5月3日。

(24)《国家拟从八个方面向中西部实行政策倾斜》,《政策天地》199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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