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P的产生：一个历史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GN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 论
国民经济核算是对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全貌进行的系统的数量描述。国民生产账户体系(SNA)自诞生之日起，经历了1968年、1993年及2008年的多次修订，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包括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国际收支核算及资产负债核算的有机整体。目前SNA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采用，在经济分析及决策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毫无疑问，SNA是20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通过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①，可以把国民经济活动的产出成果概括在一个极为简明的统计数字之中，为衡量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最为综合的尺度，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都十分关注这一指标的数量及波动情况，其增长率的高低常常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及政策效应的主要尺度。可以说，它是影响人们的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核算指标。
然而，GNP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在英国，通常把GNP的开发和采用描述为二次大战时期Meade和Stone在财政部工作的结果。在美国，人们通常把Kuznets视为 GNP的发明者，并将其称之为“GNP之父”。最近，Mitra-Kahn，Benjamin在其博士论文《1600年以来经济的重新定义和测定》(Redefining and Measuring the Economy since the Year 1600)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是Keynes对英国经济进行了重新定义，首创了现代 GNP的思想，并且说服Meade和Stone改变了其经济定义的观点并对GNP进行了测算。接着他说服英国财政部采纳并发表了这一测算，然后说服了英国公众。后来，这一现代GNP的思想又传入了美国，最终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事实上，不是Meade和Stone，更不是Kuznets，只有 Keynes才是将公共和私人支出放在一起计量的这一思想即GNP的创始人。本文对这一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本文第二部分讨论Keynes如何对英国经济进行了重新定义，提出了GNP的思想；第三部分讨论GNP如何传入美国，特别是经过多次争论，最终确定了其主流地位；第四部分是对上述内容的简单总结，进一步重申了以上结论。
二 Keynes对英国经济进行了重新定义，提出了GNP的思想
(一)Keynes脱离了Clark的国民收入思想，提出了GNP概念
英国的国民收入估计，自边际革命后到1938年已统一于Marshall(1890)对经济的统一处理，即货物与服务两者都属于生产，然而对经济规模的测算仍局限于私人经济的总收入。Clark(1932，1937)在发表的有关国民收入的著作中，对国民收入的定义仍沿袭了这一传统。Tily(2009)指出，Keynes关于经济测算的思想主要基于Clark 1937年的著作，但事实并非如此， Keynes已经脱离了Clark的国民收入思想，其相应概念是围绕私人和公共支出及投资组织的。
1939年10月Keynes要求剑桥统计学家Rothbarth搜集关于国民收入特别是储蓄的数据。 Keynes在马歇尔学会讲座(1939年10月20日)及发表在《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这些数据。在计算总储蓄中，Rothharth(1939)发现储蓄数字和总投资的数据与Clark的定义发生了冲突。这使得Rothbarth与Keynes开始非常积极的通信联系。
在通信的基础上，1939年12月Rothbarth发表了一篇由Keynes署名的文章。这篇文章使用了Rothbarth与Clark的数据，但却背离了Clark的国民收入定义。Rothbarth和Keynes(1939)主张国民收入的实际用途是估计经济中的可税收入，而不是为消费和投资而赚取的收入。正如 Marcuzzo和Rosselli(2005)指出的，在与Kaldor的讨论中，Keynes重申他“反对国民总收入，但只是通过与你及Rothbarth的谈话，才被迫试着想清楚为什么我在直觉上这么对它反感”(Keynes，1940：25 Feb.)。
Keynes之所以不同意Clark的国民收入概念，是因为Clark试图估计的是可用于福利的资源的多少。在Kaldor写给Keynes的信中表达得更加明确，“你提到反对这种传统做法的原因是，它高估了当资源用于其他目的特别是用于战争目的时，消费或私人投资减少的程度”(Kaldor，1940：6 Feb.)。重要的是可税收入的目的是有效需求，或者是对产品的总支出，特别是在战时，其中很大部分形成了政府支出。政府的全部支出应该包括在经济的测算也就是国民收入中。按照Keynes和Rothbarth的观点，国民收入并非Clark主张的人们所得的收入，它是指来自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全部有效需求。
自1939年12月到1940年12月，Keynes与Rothbarth在通信中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此他们就国民经济核算的确切形状及是否用方程的形式建立总收入与总支出账户展开了辩论。基于这些通信，Cuyvers得出结论：“是Keynes，而不是Rothbarth从过去定义的概念中成功地突围了，并且远离了Clark的产出概念”(Cuyvers，1983)。
Rothbarth与Keynes得出了一个近似的国民收入数据，这包抱新的资本投资(2.5亿英镑)和维持目前资本的投资(4.2亿英镑)，这些是Clark已有的数据。但是第一次加上了“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支出，包括转移收入如养老金、失业救济及国债利息”共计13亿英镑(Rothbarth and Keynes，1939)。这奠定了现代流行的C+I+G+(X-M)=Y的基础，政府支出从此成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对于我们现在的目的，总的可税收入是最有用的一个概念，国民收入应该包括与战争资金有关的一切东西”(Rothbarth and Keynes，1939)。Keynes自己也指出他与Clark之间分歧的原因不是统计问题，而是概念问题：“这种数字的不同，并不是由于统计上的差异，而是什么是更合适的‘国民收入’的这一思想的不同”(Keynes，1940b)。关于国民收入的含义Keynes与Clark有着不同的思想。Keynes认为：“在多数目的下，Clark的国民总收入可能带来极大的误导，并且在实践上没什么用”(Keynes，1940：25 Feb.)。Keynes的国民收入在准备战争的实践中是有用的。1940年2月，Keynes发表了“国民收入的概念：一个补充说明”一文，认为“在我看来，Clark的国民总收入是多余的”(Keynes，1940b)。该文描述了 Keynes与Clark对国民收入认识的不同，“我个人的看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和有用的基本概念，我称之为国民产出和可税收入。这两个概念是相当明确的……它们在许多情况下是有用的，特别是它们与许多问题发生了联系，如在战时引起的一个国家的实物和资金的资源问题”(Keynes，1940b)。
Keynes与Rothbarth重新阐明了国民产出及其收入的含义。对于国民产出和可税收入两个概念的区分，使其离开了Clark的国民收入概念。在数量上两者的关系是简单的。可税收入53亿英镑等于“国民产出48.5亿英镑加上转移收入5亿英镑扣除政府贸易盈余0.5亿英镑”。这些问题澄清之后，在1940年，Keynes写作并发表了《如何支付战费》一书(Keynes，1940a)，在该书引论中Keynes对Rothbarth的贡献表示了感谢。该书中Keynes概述了一个复式记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他包括了现在流行的国民收入等式。Keynes重新介绍了在Rothbarth-Keynes论文中使用的支出核算，并且在附录中得出了一个明确的复式账户。这是以公式形式发表的第一个GNP的国民经济核算。
Tily指出《如何支付战费》中的这种分析“开辟了按要素成本计算GNP的一个新的领域，这一测算为下一个50年的国民经济核算奠定了基础”(Tily，2009)。Keynes不仅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支持者，而且是创造者。他并不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唯一的支持者，但却是国民产出即GNP的惟一定义者。
(二)Keynes的核算思想对英国官方的国民经济核算产生的影响
一般认为Meade和Stone共同开发了最初的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结构。Studenski(1958)， Patinkin(1976)等都主张Meade和Stone在英国财政部的工作产生了GNP的概念。1941年英国财政部发表的白皮书是由Keynes、Meade和Stone共同完成的，但Keynes则仅仅被描述为该项目的支持者，1941年前他推动了白皮书的出版，以后由于太忙而无法专心于国民收入的定义和估计。
Tily(2009)，Vanoli(2005)则指出1941年白皮书描述了GNP的主要组成部分：C+I+ G+(X-M)；它得出了S=I、G=T和X=M的基本方程以及总收入、总支出和产出的平衡关系。这些都是Keynes 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事后表达。英国财政部估计 GNP的工作是在Robinson的鼓动下开始的，Keynes的《如何支付战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觉到构建一个详细的国民经济核算将有助于战时生产计划及战争结束后的经济运行。他说服了战时内阁大臣Bridges批准他吸收了两个人将这一思想具体化。
Robinson回忆道：“当《如何支付战费》出版后，使得我们确信，在内阁办公室成立一个小的部门去改进国民收入的估计是正确的，由于资料的限制，Rothbarth协助Keynes所作出的计算并不是完全成功的。在数个星期里，Meade和Stone正在做着这一工作，Keynes的最初思想及他们的努力最终影响了1941年的预算”(Robinson，1983)。对于战时他的所有成就，Robinson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推荐Meade和Stone从事的国民经济核算项目。1940年6月Meade和 Keynes分别被邀请加入财政部，成为财政大臣顾问委员会成员。Stone则是1940年8月进入财政部。
假如接受这样的论点，即Meade和Stone在1940-1941年独立发展了GNP的概念和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那么应该预料到他们中的一个人在加入财政部之前应该至少使用或者形成了类似GNP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在1940年夏天在财政部遇到Keynes之前从未使用过类似GNP的东西，并且他们非常了解Keynes的工作。因此，根据Robinson的回忆，Robinson管理的国民收入计划，是以Keynes提出的概念为前提，是Keynes说服Meade和Stone改变了他们已经形成的观点。
1 Meade的国民收入思想
Moggridge(1979，1992)认为Meade在1940年7月底为估计国民收入“发展了一套核算框架”。尽管Meade并未收集资料，他所拥有的只是一个“空盒子的体系”。后来Meade自己则认为是他和Stone一起“制定了英国国民收入与支出的第一个官方估算。我相信，对任何国家来说，这都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复式记账的社会核算”(Meade，1977)。Meade和Stone的确制订了第一个英国官方的核算，但是复式记账Keynes已经在《如何支付战费》中使用了。Meade的主张是奇怪的，因为他非常熟悉Keynes的工作。作为一个剑桥人，Meade曾经在1930—1931年在Keynes的指导下进行研究。
“与Kahn成了密切的朋友后，便与他、Sraffa、Joan及Austin、Robinson共同成为俱乐部的成员，一起讨论了Keynes的《货币论》并且促进了向《通论》最初的转化。Keynes在周末出席时，由Kahn向他汇报我们一周的讨论，我们则在星期一的晚上，在国王学院Keynes的办公室里进行政治经济俱乐部聚会。因此，我放弃了MV=PT而转向I=S”。(Meade，1977)
离开剑桥后，Meade到了牛津，从事短期内劳动需求的研究，通过计算需求弹性来考察就业的影响。当时Meade的国民收入思想类似于Clark的消费加投资的定义。虽然，Meade的目标并不是估计国民收入，但是他使用了Clark的概念来估计弹性。
1937年Meade到达日内瓦加入了国联的经济部，负责编辑1937—1938年和1938—1939年的《世界经济概览》，《概览》主要搜集全球的统计数据，以对世界经济进行定量描述，在这一期间，Meade并未提出GNP的思想。在《概览》里只搜集了统计资料，并不存在一个核心的概念框架。
1940年，Meade离开日内瓦去了伦敦。Robinson知道Meade来自剑桥，了解到Meade既有估计国民收入的经验又熟悉Keynes的思想，因此安排Meade进入财政部的经济处，负责国民收入项目。
Robinson使用Meade来制定估计国民收入的方法，以阐明Keynes在《如何支付战费》中提出的思想。但Meade在40年后的回忆则有所不同。他回忆说，他只是简单地“坐下来，写下了一个模式”，因为它是“突然出现的”，在账户双方记下来的东西，“肯定加起来与总数相符。这样，我得到了国民收入与支出、储蓄与投资、国际收支平衡及政府的预算”(Meade，1981)。
Meade在1940年夏天几个月里有了顿悟，或许是受了Keynes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影响，或者是《如何支付战费》的影响，这一点并无法提供书面记录来证明。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时期，Keynes与Meade彼此相当接近。这可以证明Meade接受了Keynes的经济理论；那时，Meade已经通晓了《通论》及统计学。在财政部，当Keynes与Meade需要交换资料时，两人的通信是必要的，而这早在1940年8月就开始了(1940：20 Aug.；1940：10 Dec.；1941：6 Feb.)。当Meade担任《世界经济概览》首席经济学家时并未使用GNP结构，加入财政部仅几个月，Meade便使用了与Keynes完全相同的国民收入概念。
在加入财政部之前，Meade从事与国民经济核算类型数据有关的工作已有多年了，并且建立了大型的全国性的调查，但并没有与GNP核算发生联系。当他开始在财政部工作时，按 Stone的说法，Meade只是开始了另一项调查，而不是国民经济核算。1942年Meade被重新分配，从事战时劳动与贸易问题工作。在所有这些工作中，他定义的国民收入都与Keynes的概念和理论相一致。基于这一切，可以认为GNP的概念不是来自Meade。
2 Stone的国民收入思想
Stone进入财政部通常被描述为他的经验对Meade的理论是一种补充，“通过Stone，这一结构变得可操作了”(Comim，2001)。Stone是一个统计的力量，正如Keynes所抱怨的英格兰在统计上是一个落后的国家。Stone在剑桥(1931—1935)时曾在Kahn和Clark的指导下从事研究，他也是Keynes的政治经济研究小组的成员，“但毫无疑问Clark对我产生的影响最大”(Stone and Pesaran，1991)，并且彼此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1935年Stone离开剑桥去了劳埃船舶协会工作，1939年则参与了政府的工作。当Clark于1937年前往澳大利亚时，Stone接管了Clark出版的《趋势》。Stone也影响了美国Kuznets在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及布鲁金斯学会所从事的国民收入的定义和计算，以及Tinbergen在荷兰所从事的国民收入工作。并非Vanoli所认为的Stone是国民收入领域的非专业人员。
1938年，Stone被聘请为昆士兰州产业局的“伦敦经济通信员”。在这个位置上Stone为 Clark提供统计数据并且继续作为Clark估计国民收入的助手。在Clark写给Stone的私人信件中，他写道，“只要Stone按照《国民收入与支出》第202—203页的公式，对于我的实际收入的季度数据的任何改进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Clark，1939)。
Stone积极追随Clark的国民收入定义直到1939年。当Stone加入财政部后，Keynes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Harrod回忆说，“Stone每周访问Keynes三次或四次，对其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仔细的处理”(Harrod，1951)。
Clark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他的学生和好朋友Stone改变了他的思想。Clark给Keynes写信询问他怎样说服Stone改变了他的思想。Keynes回复道，“你的疑惑是对的，对于白皮书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涉及到向国外投资的第1部分主要是我做的，第2部分国民收入的估计和分析主要是Meade和Stone做的”(Keynes，1942)。
Stone刚开始在财政部时仍然赞同Clark的国民收入概念，但在白皮书发表时他已经改变了意见。当国民经济核算移交给中央统计局(CSO)时，Stone在Keynes的鼓动下，成为他的助手，负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1938年Stone 25岁时作为Clark的助手，接受了Clark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从事国民收入的测算工作。两年后，作为Keynes的助手，Stone做着同样的工作，但是是按照Keynes的定义。Stone在CSO工作到1946年，并且，“再次感谢Keynes的干预，我能继续从事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CSO的5年里，在Keynes的指导下，Stone进一步澄清了国民收入概念，并最终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意见。
像Meade一样，Stone在加入财政部之前，广泛使用统计数据进行国民收入估计。同样， Stone也有自己的关于国民收入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的形成来自Clark。Stone的概念的改变是在进入财政部前6个月，当1940年12月10日将国民经济核算的第1稿送达Keynes时，即采取了与Keynes一致的定义。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了Stone和Meade两人对国民经济核算产生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但是正如Robinson所指出的，对于1941年按公共和私人支出总量核算经济增长，是“Keynes的最初思想和Meade与Stone努力的共同成果”，但思想并不属于Meade和 Stone(Robinson，1983)。
(三)Keynes推动了英国第一个官方国民经济核算的发表
Keynes说服Stone和Meade改变了他们关于国民收入的思想。不仅如此，Keynes还劝说英国财政部发表了第一个国民经济核算并且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没有这种努力，该项目不可能成为一种公共知识。
直到1941年，财政部仅仅发表了现金流量表，发表详细的消费与支出、投资和政府能力的估计将使政府政策产生180度的转变。这是一个敏感的议题，当Meade和Stone开始这项工作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1940年这个令人失望的夏天里，他们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没有进行任何的传阅。Stone回忆说，直到1940年12月Keynes才与他们共同分享了这一成果，并马上对这一成果表示了兴趣。
1941年1月3日Keynes给经济部主任Hemming写信，谈到Stone和Meade的尝试，“我非常满意他们的结论，它的确在可靠性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Keynes并未等到Hemming答复，而是通知他“我正在委员会传阅一个附件，因为这一问题的结论看上去是那么令人感兴趣”(Keynes，1941：3 Jan.)。Keynes强调该账户应该发表，如在《经济学杂志》上。“我想对许多人是有价值的，并非仅仅对政府部门之外的，也包括他们之内的”(Keynes，1941：3 Jan.)。
Hemming推迟了回复，到了月底才回复，中央统计局从经济部分离时才能决定白皮书的出版。回信中Hemming(1941：24 Jan.)认为下期的《经济学杂志》或许已超出了截稿日期，目前发表问题并不重要。一旦CSO分离出来，Hemming预料将来CSO的局长可能是他自己，所以这等于决定不发表国民经济核算。
两周以后，Keynes(1941：12 Feb.)避开Hemming直接给Hopkins写信，设想怎样将国民经济核算传播给广大读者。当发现国民经济核算作为政府文件出版的机会在减少时，Keynes改变了行动步骤，建议直接与下议院打交道。Keynes写了一份以国民收入的估计为基础的“关于战时资金来源”的备忘录。在1941年3月7日星期五的会议上Keynes请求Hemming作为白皮书发表。3月10日Hemming写信给Keynes，“按照你在下午会议上的请求，我已经将关于战争资金来源及国民收入的备忘录以白皮书草案的形式印刷，拟由财政部次长提交给议会，即使这是最终决定，我也要等到财政部的指示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Hemming，1941：10 Mar.)。
说服了Hemming之后，正在等待着白皮书草案的Keynes，为财政部的次官准备了一篇短文，准备在下议院宣讲。这份声明并没有在下议院宣讲，所以Keynes又向财政大臣个人提出申请，并开始编辑白皮书。第二天Keynes收到了白皮书的第1稿。在整个3个月里经过6稿的修改，Keynes成功地编辑了白皮书。为了在3月底前得到评论，Keynes分发了这一稿。3月31日 Keynes通知Hemming，财政大臣已经推荐“将这些加工的材料”与预算一起发表(Keynes，1941：31 Mar.)。
白皮书于1941年4月7日与预算一起发表了。这一国民经济核算包括了现在流行的C+I+ G(X-M)形式，计算了1938年和1940年的净国民收入和净国民支出。Keynes还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技术文章，这篇文章由Meade和Stone(1941)共同署名，内容是怎样建立国民经济核算。经过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春天，Keynes终于推动了国民经济核算以白皮书的形式发表。没有他的努力和倡导，国民经济核算的发表是不可能的。也是在他的坚持下，Stone才开始负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并且对其工作成果逐年予以发表。
(四)Keynes继续参与英国的国民经济核算
白皮书发表两周以后，在去美国进行租借协议谈判之前的数天里，Keynes已经计划下一个国民经济核算。他在一份备忘录中谈到“在我们编制下一个白皮书时，以下项目应仔细对待”(Keynes，1941：22 April)。“我们希望产生一个与下一个预算相联系的新的和重要的版本的白皮书”(Keynes，1942：23 Jan.)。Stone在新成立的CSO发挥了先锋作用。
Stone在中央统计局任期内，与Keynes一直保持着积极的通信和密切的工作关系(Stone，1942：25 June)。1942年5月Keynes传阅了“战后的国民收入与支出”，与Stone就国民经济核算的新数据和“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国民收入”的预测交换了意见。Stone寄给Keynes更多的国民收入数据并对Keynes的计算进行了复核。
1943年中央统计局发表了“对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第3章就是Keynes写的。尽管事实上Keynes并不在CSO，Keynes仍参与讨论了国民收入预测的准确性等问题。这份备忘录作为 CSO官方文件提交给大臣之后他又对中央统计局和Stone的结果进行了重新估计。Keynes以这种方式指导着Stone的工作并且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从事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
1945年，经济部准备对战后的GNP作出预测。当Meade完成这一估计送给Keynes后， Keynes刚参加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立大会，Keynes答复Meade：“我很高兴我回来后就发现已经进行的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非常希望做这一类的事情，但是对这一即将完成的工作还不能太乐观”(Keynes，1946：2 Jan.)。
Keynes从一开始就参与国民经济核算的估算，一直到1946年去世前还纠正了Meade的计算。尽管Meade认为在40年代与这种类型的分析有关的一切都应归功于Keynes，但到了80年代Meade又指出“在他在财政部的整个期间(1940年夏天到1946年复活节)，Keynes都在忙于外部事务”。Moggridge也赞同这一点，认为Keynes由于忙于国外关系的处理，而无暇处理国内问题，诸如国民收入估算。事实上，Keynes虽然很忙，但并没有妨碍他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董事、编辑《经济学杂志》、管理保险公司等等。
Moggridge太忙的主张受到Meade在80年代的说法的支持。这一主张是建立在一些访谈和 Keynes去世后不久收集的材料的基础上的。Keynes对财政部的报告和持续不断地撰写的备忘录则表明，他对国内甚至是财政部的行政事务都有浓厚的兴趣。Keynes对国内事务的兴趣最好是通过他撰写的报告、书信和备忘录来衡量，而不是年轻同事的回忆。
三 GNP怎样来到了美国
(一)Kuznets的国民收入定义及其影响
Kuznets作为GNP核算的创始人的论点来自Carson(1975)，她指出Kuznets在30年代对国民收入的估算形成了GNP核算的基础。然而，Carson并未详细地描述从国民收入估算转变为 GNP核算的过程，但这实际上同她指出的Kuznets的概念与经济分析局(BEA)的概念在1942年的分裂是相矛盾的。
Kendrick(1970)和Carson(1975)都指出在1942年BEA和Kuznets的分裂，但并未对此作出详细的分析。Kuznets的学生们则重点强调了Kuznets的概念与现行的经济测算有着根本差别。这种差别的原因在现代文献中很少涉及，因为，他们与从Kuznets的定义到GNP的平稳演变的思想是相抵触的，相反，他们的建议在1941年打破了“Kuznets的定义”，并且在英国工作的鼓舞下，美国商务部开始进行GNP估计，进而形成了1942年的GNP核算。
1 Kuznets与美国第一个官方的国民收入估计
20世纪20年代，Kuznets在NBER取代King开始了他的估算美国国民收入的生涯，当时 NBER定义的“国民收入”是对美国经济中公司的“全部账面收入”进行的计算。
作为大萧条的结果，美国国会试图搜集更好的国民收入数据。1932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案要求商务部“对美国1929、1930年及1931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进行估计……由BFDC(即今天的BEA)进行这些估算”(Senate，1932)。BEA委托Kuznets从事这项工作。
Kuznets带来了King的国民核算的某些思想，并且花了两年时间(1931、1932年)决定怎样测定国民收入。最终于1934年1月提供了一份长达261页的报告，这样，便产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的国民经济核算。在报告中，Kuznets提出了两个国民收入概念，“生产的国民收入”即生产的所有产品和个人为个人所提供的服务总和，扣除生产过程中所花费的资产和原材料的价值。“支出的国民收入”指个人收到的货币工资及实物性收入，假设企业没有储蓄。提交了1934年报告后Kuznets离开了BEA，由其学生Nathan和Martin接管了这一工作。Nathan负责并发表了1935年和1938年的国民经济核算，这一核算仍然使用了生产的收入/支出的收入的结构。这一结构一直使用到1941年。
2 Kuznets的国民收入含义
Kuznets回到NBER后继续从事国民收入的测算工作。生产的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国民收入保留在了Kuznets的核心概念中。Kuznets估算的起点是排除了所有公共支出的人们所消费的所有产品与服务总量。“这种估算需要从所有支出中扣除军队支出，大部分广告支出，金融和投机活动的大部分支出，这些活动对于我们的现代文明或许被认为是必要的，但严格地说，它是一种成本。所有的我们现代文明中的这些支出如地铁、奢华的住宅，作为市场上产出的净产品包括在了我们通常的估计中，但它们并不真正代表为个人的净的服务。”(Kuznets，1937)
企业的支出是一种“必需的苦恼”，对人们的消费并没有直接的贡献。类似地，政府支出也不能加到净消费上，应该从国民收入中排除掉，“因为它并不真正代表为个人的净服务”。而在英国或我们现行的GDP定义中，所有的政府支出都应视为国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从 Kuznets对美国经济的测算中我们无法得出GNP的思想。
如果政府支出，诸如军队项目从生产的货物与服务中调整出去，那么，假如经济中私人可消费的产出下降，国民收入也将降低，这将直接打击到增加政府支出建议的拥护者。因为按照 Kuznets对经济的定义，其增长是指私人可消费货物与服务的产出总量，并非私人和公共的全部支出。对Kuznets来说，政府仅仅是一种中间手段，这一点类似于Clark在英国的建议。
3 Kuznets 1941年的国民经济核算
当英国政府1941年出版国民经济核算时，Kuznets也出版了他的《国民收入及构成1919—1938》一书。在该书中，他仍坚持1933年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对国民收入的定义：“尽可能准确地确定一个国家居民所消费的对经济活动及对他们的财富存量的贡献”。国民收入是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净产出”。有趣的是对于非消费项目的扣除扩展到包括非法的或不道德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并不增加福利(Kuznets，1941)。
总之，Kuznets 1941年开发的国民收入概念，并没有计划把生产的国民收入重新概念化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总量。相反，他只是对30年代美国的官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了拓展，对私人生产的货物与服务的最终消费进行了测算。这与1942年BEA提出的GNP核算正好相反，特别是在政府的处理方面。
4 Kuznets思想的影响
过高地估计Kuznets在美国经济测算及概念化中的影响是困难的。作为1934年国民经济核算的结果，美国国会尽管对使用国民收入测定福利存有争议，但BEA仍然采用Kuznets的国民收入的定义直到1941年。1941年，Kuznets的助手Nathan离开了BEA国民收入处处长的位置，另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M.Gilbert担任了这一职务。1942年，Gilbert和Bangs合作发表了“一个GNP系列”，这个系列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个GNP核算。此时，Gilbert已经表达了他想脱离 Kuznets的思想的看法。“当他成为国民收入处处长后，他开始探索使用Keynes的术语来解释现实的经济形势。他试着将需求管理带入国民收入估计中”(Carson，1975)。不过，年轻的BEA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独立的经济理论。在BEA内Kuznets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5 BEA背离了Kuznets
Gilbert在1941年提交给美国统计学会的信中说：“1941年，这一数字合计达到近1200亿元。给它命名时有点犹豫。‘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希望用按市场价格计算以明确同Kuznets教授的国民生产总值概念相区别”(Gilbert，1942b)。BEA的概念较之Kuznets的定义更加宽泛，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包括了以企业税作为资金来源的政府支出。 Kuznets将政府支出作为中间投入处理，从而排除在国民收入之外。Gilbert在估算国民收入时包括了全部政府支出的一部分，没有包括国防支出部分。当Marcuss和Kane称赞BEA在1942年这一开创性的工作时，指出其根源仍在于Kuznets。对于BEA年轻的经济学家们来说，仍然需要在“GNP”的新概念和Kuznets的国民收入的影响之间做出妥协。BEA像Keynes一样，在估算用于战争的资金中，摒弃了Kuznets的国民收入定义。事实上，Kuznets与GNP不能共存，认为由Kuznets到GNP逐步演变的思想是成问题的，因为在对政府的认识上两种观点是正好相反的。最终年轻的BEA经济学家们成功地取代了Kuznets的福利方法。
(二)美国的选择：Keynes还是Kuznets
1941年Keynes参加了财政大臣为首的英国代表团说服美国增加他们对战争的支持。Keynes带上了最近完成的英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因为美国政府并不信任英国旧的政府核算。美国国务院首席统计学家White甚至建议对英国的政府财政进行“审计”。
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决策过程使Keynes感到灰心。在给他的朋友的信及给政府的报告中抱怨“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做事情这样慢”。他坚持等待了几个星期，并且在华盛顿与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进行了会谈。持续的压力使得Keynes感到不堪重负，他需要一天12小时地说个不停，以便说服美国人明确英国的要求。
最令人沮丧的是Keynes被派去谈判的租借协议进展缓慢，对Keynes来说，这些美国不同的政府部门缺乏一个明确的等级制度，并且这些政府部门都有各自的一套核算办法。
Sweezy和Vanoli提到当时Currie在联邦储备局已经估算了“联邦政府对国家购买力的净贡献”。Patinkin和Carson则指出联邦储备局1941年7月在《联邦储备公报》重新发表了英国的 GNP白皮书。在Keynes 1941年访问美国时NBER与Kuznets仍在忙于估算国民收入，而BEA还在估算生产的国民收入。迄今为止，学术界忽视了价格管理与民用供给办公室(OPACS)的工作，这一机构负责为战争对美国资源进行动员。为此，他们需要估算包括私人消费、私人和公共投资及政府支出。
1 价格管理与民用供给办公室(OPACS)
OPACS在1941年详细地计算了“GNP的组成部分”，这比BEA发表的第一个GNP数据早了1年，比M.Gilbert提交给美国统计学会的论文早了半年。1941年6月10日在Keynes与 OPACS进行了第2次会谈后，Salant给Keynes写信谈到OPACS的国民收入估算已经成形。为建立美国的GNP核算，Salant与Keynes进行了多次通信交流。
OPACS使用了BEA的国民收入生产数字作为起点，但对其进行了调整，加上了政府投资及联邦支出。他们计划将这些数据用于下个财政年度来估算全部产出及资源的利用。Keynes马上得到了这些结果，就像他在英国白皮书所做的那样，仔细检查了预测的假设，对其理论结构表示赞同。Keynes在写给Salant的信中说，“我很喜欢我们的讨论。不要因为我带有批评的态度，就表明我不欣赏你们所做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我赞同它们胜过我的批评。我接触到的东西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它值得去批评”。Keynes鼓励OPACS继续从事这项工作。(Keynes，1941)
尽管Keynes曾经批评OPACS的工作，“我非常抱歉与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我高度赞赏他们的才能以及他们正在做的工作”，“Gilbert、Humphrey及Salant，他们有这么多正确的东西，并且思路是这么清楚，根本不需要担心人们对他们的批评”(Keynes，1941)。
2 哪个Gilbert
Moggridge认为与Keynes会见的Gilbert博士是M.Gilbert，BEA GNP核算的当然继承人，这是一个错误。M.Gilbert是BEA《目前商情概览》的编辑及BEA的一名经济学家，虽然很快他担任了BEA国民收入部主任，但他并不是整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与Keynes会见的是 R.Gilbert，M.Gilbert的堂兄。
R.Gilbert受雇于美国总统Roosevelt的经济顾问Hopkins。Hopkins认为R.Gilbert是美国民主党的“智囊”型的人物，因此劝说其离开哈佛大学加入了政府。R.Gilbert是许多加入政府的哈佛经济学教授之一，他是一个坚决的Keynes主义者，被形容为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开始时R.Gilbert为Hopkins撰写书面发言并就经济政策提出建议，随着Hopkins年事已高而经常住院，R.Gilbert开始越来越多地负责就经济政策向总统提出建议。
并非M.Gilbert，而是来自OPACS的R.Gilbert，在1941年6月10日，与Keynes在Keynes居住的五月花旅馆里就GNP核算进行了会谈。尽管就应对通货膨胀的适当的政策仍未形成共识，但两人都认可了GNP的核算结构。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几乎是Keynes抵达美国后， OPACS的R.Gilbert就建立起GDP核算。事实上，因为R.Gilbert在1940年就加入了政府，他已经在为战争与政府的资金与物资准备而担心。
3 OPACS促进了政府支出
R.Gilbert在OPACS建立研究部之后，Currie通过与Gilbert的定期通信告知Roosevelt总统“政府内某些能干的经济学家正在做着”国民产出的测算及可能的扩张的工作。1940年12月， R.Gilbert就开始了促进政府为战争而准备的努力。为了说服政府扩张政府支出，OPACS产生了多个研究备忘录(1940：27 Sep.；1941a：25 April；1941b；1941c：17 June)。在1940年这种意见是按照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国民收入概念(即Kuznets的国民收入生产概念)设计的。1940年12月9日OPACS发布了一份备忘录，主张为了战争的准备及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需要更高的政府支出。“国防支出的增长肯定对经济形势发挥重要影响，并且成为扩张的重要来源”(Gilbert，1940a)。国防支出对消费品支出有连锁效应，但对经济并没有直接贡献。备忘录的真正目的是计算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净贡献，强调的是政府支出将会带来国民收入的增加。此时， R.Gilbert成为Keynes著作的热心读者。为了更好地估计一个国家的战备状态，到1940年， Keynes就怎样定义国民收入发表了多篇文章。R.Gilbert谈到“英国今天意识到了他们的错误，每一个政府和非政府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些错误”(Gilbert，1940b：2)。
在1940年12月2日发表的备忘录里，Gilbert指出：“我们的国防需要充分动员我们的经济力量，这就是说，必须充分利用我们的资源”。“倘若我们进行战争，可以肯定地预言，我们必须限制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我们不得不减少投资，减少除军备所需之外的生产能力的补充。这时，我们需要牺牲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效率”(Gilbert，1940b)。
在1月份，Roosevelt向公众提出了这一问题。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他主张“要对所有的一切国防开支作出承诺，因此，当前需要的是迅速和尽可能增加武器装备的生产”。R.Gilbert不相信这一切(促进政府支出)因为存在政治风险。R.Gilbert的思想可能影响了Roosevelt，但问题是正在流行的国民收入的定义。为了应对战争，R.Gilbert希望Kuznets定义的国民收入下降，这种下降并不意味着经济情况变坏。以Kuznets的概念为基础并不适合R.Gilbert的目的。在给 Hopkins的信中，Gilbert强调“这份备忘录涉及的最重要的是国防规划”，即政府支出的扩张。“是的，有很大的阻力，所以，我想为在1月份安排的三份总统咨文准备一些材料。”Gilbert写道：“在我看来，在这三份总统咨文里包含着在备忘录中提出的国家政策的基本要点。在接下来的4年里，不仅仅是战争可能到来，而且是我们将负担什么，按我的意见，总统应该向他的人民提出这一问题。”(Gilbert，1940：2 Dec.)。
4 R.Gilbert试图回避国民收入问题
为了主张更高的政府支出同时回避Kuznets的定义，Gilbert(1940c)的12月份的备忘录题为“财政政策”，并建议政府应重新考虑他们的核算方法，以便随时代要求的变化制定更灵活的财政政策。1941年4月Kuznets出版了《国民收入及其构成1919—1938》一书。接着 M.Gilbert与D.Yntema 1941年6月发表了Kuznets式的国民经济核算。
Gilbert想使更多的政府支出用于军备，但是增加政府支出，不可避免地会减少私人消费。OPACS担心，因为“基本材料——钢、铁、铝、锌”将会不足。1942年财政年度的报告预计伴随着政府支出的扩张可能产生原材料瓶颈。报告认为“可以预期生产方式将会发生显著的转型，以国防为目的的产业将会迅速持续地增长。……非国防产业的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设备的生产将会停止增长甚至开始下降”(OPACS，1941)。当私人购买力从耐用消费品转移时，非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将会增长，这将替代某些国民收入的下降。对OPACS来说，麻烦的是它对配给制度的管理，增加军备生产的活动并不会损害经济。
OPACS离开了政府的国民收入定义开始估算包括“军事需求加一般民用需求”的GNP。在《国防扩张中的主要经济因素》的技术附录中，明确了这些计算。GNP把资本和非耐用品及服务加在了一起，并非仅仅是Kuznets的私人部门产出。相反，货物与服务的消费“包括了军队的消费”，资本品“包括了私人厂房和设备、住宅建筑、战争物资和国防建设、公共工程及净出口”。在未能说服政府增加开支，因为这将减少国民收入，也未能说服政府对战争支出进行单独核算以避开这一问题的情况下，Gilbert和OPACS试图重新定义国民收入的含义。他们像当年Keynes那样，将政府支出直接计入国民收入。当Keynes到达美国后，与Currie和Hopkins进行了会谈并且介绍了英国的GNP核算。这就可以明白为什么R.Gilbert的直接上司和朋友为其和OPACS介绍了Keynes。对Keynes来说，他们的尚未成熟的美国的GNP估计与受Kuznets支配的BEA相比更可取。Keynes谈到BEA和OPACS的差异时指出“在华盛顿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访问期间我已被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和政府公务员所深深打动”。这些年轻经济学家就是R.Gilbert、Humphrey等。同时他们在政治上都居于较高的位置，为总统直接服务。与此相比，在1941年M.Gilbert和BEA仍然以Kuznets为精神支柱。1942年，BEA出版了扣除了军事投资的GNP核算。根据Kuznets的看法这些属于“非生产”。M.Gilbert和他的小组之所以试图使用GDP方法，是因为OPACS的估计对经济政策及总统的重要的经济顾问Currie、Hopkins、Gilbert产生了影响。很明显，M.Gilbert急切地想改变BEA的概念。早在1940年《目前商情概览》发表的国民收入一文中，他讨论了战时支出和国民收入的关系，但回避了Kuznets强调的福利问题。没有证据表明在1942年之前BEA认为应估计GDP，很自然，M.Gilbert挫败了Kuznets的国民收入概念，这应从他的堂兄和哈佛的老师那儿寻找答案。
(三)围绕GNP发生的多次争论
在英国，Keynes已经说服财政部围绕公共和私人支出重新定义经济。为了取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将这些账户带到了美国，并且影响了OPACS。
在美国，OPACS主张增加政府支出以准备自1940年初开始的战争。他们的建议被拒绝了，理由是这些支出可能对国民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作为回应，OPACS试图使政府接受双重或三重预算，但并没有被采纳，问题最终归结到国民收入概念的运用上，即是否将政府支出直接纳入经济的测算中。
自1932年以来，Kuznets一直负责美国国民收入的测算，并将其定义为人们消费“货物”产出的能力。直到1941年NBER和BEA编制的国民经济核算都是以这一概念为基础的。1941年M.Gilbert从Kuznets的助手R.Nathan手中接管了国民收入的测算工作。他的小组都同意需要把国民经济核算和Kuznets拉回到货物与服务上，从而远离福利。自1941年BEA开始强烈反对测算福利的思想，但并没有独立的经济理论去解释这一切。在1942年，当他们成功地将福利概念从国民经济核算中剔除时，他们接受了R.Gilbert和Keynes的GNP概念。
BEA估计国民收入的方法在英国或者OPACS与Kuznets之间作出妥协并不容易。当Keynes的GNP与Kuznets的国民收入定义出现僵持时，结果1942—1944年在M.Gilbert、Kuznets和 Stone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1 Gilbert-Stone-Kuznets的争论
Stone当时在中央统计局作为Keynes的助手负责英国的国民收入估计时发现BEA定义的国民收入相当不方便，这种不方便特别表现在企业税的处理及与公共管理机构相关的部分。Stone试图修改美国的数据以符合英国的定义。在这一过程中，他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逻辑问题。关于经济问题是：我们所希望测算的是什么及我们应该怎样测算。对Stone来说，逻辑问题则相对简单，他是指需要在使用要素成本价还是市场价格计算之间作出决定，而这存在某种惯例。Stone所关心的是与英国不同的美国人对经济的定义。
英国与美国的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在美国的核算中还残留有Kuznets的国民收入概念。 M.Gilbert在《经济学杂志》中迅速作出了回复：“我同意Stone对我们国民收入测定中公司收入税、雇员对社会保障的贡献及存货重估价处理的反对意见。我们试图在将来修订我们的定义。”(Gilbert，1943)。尽管Gilbert试图对Kuznets的核算体系作出修改，然而Stone对此仍持怀疑态度，
对Kuznets来说，政府对货物和服务的支出类似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这意味着对待政府将像企业部门一样“赢利相当于预算盈余，而亏损则相当于预算赤字”。
按照Stone的看法，BEA应发表政府投资数据，不再使用Kuznets的成问题的政府的定义，而应将政府处理为“类似于经济中私人部门使用的最终服务”。Gilbert回避了政府资本账户的估算，正是由于他承认Kuznets计算的“官方”的国民收入生产数据。Gilbert对Stone及英国的读者解释说“BEA在国民产出和支出的估计中尽量避免净的概念。因为经济学家们可以从总资本支出中对折旧的简单扣除而得到净资本形成”。BEA并不想估计美国的政府资本账户，因为他们仍然在Kuznets的影响下挣扎着，而他仍想估计不同于GNP的国民收入。为了解决这些和其他的技术问题，1944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没有邀请Kuznets参加。
2 1944年关于国民收入测定的三方讨论
参加会议的有BEA的M.Gilbert，E.Doblin，G.Jaszi，C.Schwarz，W.Shaw，D.Yntema，E.Denison及加拿大的G.Luxton与英国的R.Stone。
尽管BEA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但Stone主导了争论的过程。在达成的协议中发现，Stone和英国的核算处在领先地位。因此，Denison的报告中列举了“商务部关于国民收入、GNP等的重要改变，并产生了一系列决定”，而在会议上，并没有提到英国体系有任何的改变。
会议的结果令人非常满意，Stone回忆说“会议是非常友好的”。美国人则回忆道：“讨论受到了激励和引导，部分是通过劝说，部分是通过妥协，达成了实质性的协议”。Gilbert特别回忆了他与Stone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由于美国和加拿大接受了英国的方法论，最后三方报告指出，在今后绝大多数定义和概念将完全一致。最终英国劝说美国改变了它的官方的经济的定义。
会后，Denison的报告发表前Stone应邀对其进行了评论，他对其作的唯一的更正是国民收入的定义。Stone删去了Denison的定义“国民收入测算了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得到的收入，这些提供者指居住在或暂时离开国内的个人及因参与生产而取得收益的政府单位” (Dension，1944)，代之为“国民收入测算的是一个国家的居民由于提供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而得到的收入”(Stone，1944)。
最后的报告中，Stone删去了他认为不必要的内容。Denison谈到，国民收入所以出现“个人”，“政府单位”主要是Kuznets的影响。对Stone及Keynes、Meade、Rothbarth及OPACS来说，政府本身就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所以没有必要包括在定义中。这是为什么Stone删去它的原因。
当报告指出“政府服务可以按提供他们的要素成本估计”时，并非由于Gilbert及其他的经济学家团队的推动，主要是由于会议上所有三个政府的共同主张。Denison进一步指出“为了更明显地将我们的处理与Kuznets区分开，我更喜欢习惯用语”。来年BEA的国民经济核算包括了军事支出，所有的政府支出成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在Stone的推动下，使得BEA从Kuznets的国民收入定义中脱离开来，最终接受了Stone即Keynes的概念。这其中一个例外是美国仍拒绝对政府资本账户进行明确的估计。对于这种奇怪的处理与会者一致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需要作出特殊的决定”。Vanoli抱怨Denison的报告“令人遗憾地没有解释英国人反对的原因”。其实，这是由于Kuznets对美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仍是一种隐隐呈现。Kuznets明确反对在国民收入中包括政府资本支出。事实上，一年以后，Kuznets勉强同意在战争期间作为一种例外情况可以允许国民收入计入政府资本支出。这打开了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包括政府资本账户之门。但是，Kuznets又说明，一旦和平到来，这种资本支出应从国民经济核算中去掉。在政府资本账户的估计上Kuznets在BEA年轻的经济学家面前仍占据优势，他仍在为他自己独立的理论而努力。
3 Kuznets的反对及BEA的回应
1944年在BEA遇到Stone之前，Kuznets在NBER的支持下，发表了一个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他指出“在一个非军国主义国家内，战争的出现作为最终使用的新形式，影响了大部分的资源，需要一个国民产出概念，但它本质上与和平时期是不可比的”(Kuznets，1944)。
“这里使用的概念不同于商务部流行的概念。商务部的GNP假设所在的政府支出都是最终产品，鉴于我们保留了战前估计采用的假设，即企业支付的税收(排除由于战争引起的增加)代表了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服务，所以是中间而不是最终产品……在制定GNP的概念时，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同意(认为)去改变假设。”(Kuznets，1944：2)
Kuznets的定义不同于正在逐渐流行的BEA的定义。政府是大量服务的中间生产者，所以他们的支出不应计入国民收入。另外，战争物资的生产情况对Kuznets来说也是一个问题。目前对战争物资的支出并未按Kuznets的意见视为消费产品。暂时将政府支出定义为资本投资，并认为在战后可以修改为提供的消费品。但即使如此，政府的资本投资也只是对某些私人公司的补贴，这仍使政府处于经济中的一种中间位置。“关于政府活动的问题，其含义取决于假设的正确性，本质上，在决定一国的总产品中应使政府支出成为一种重要的独立变量”(Kuznets，1945：31)。Kuznets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为了回应Kuznets 1944年的国民经济核算，《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杂志邀请了该研究领域三位重要的专家对Kuznets教授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论，并请Kuznets进行了答复。这三人是 M.Gilbert，哈佛大学的H.Stachle和美国就业部的W.S.Woytinsky。经过争论，Kuznets重新引入他的定义的尝试失败了。这一定义并不实用也缺乏统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也许是，Gilbert看到的Kuznets 1944年提出的国民收入概念是一种对Gilbert 1942年在BEA提出的类似的妥协。当时他提出的GNP核算包含了Kuznets的思想。“战前他的概念与商务部的概念两者是交叉的，尽管在统计上更像后者而不像前者”(Gilbert and Jaszi，1944)。在1942年，Gilbert并不想使用 Kuznets的定义，现在Kuznets也被迫使用了GNP定义。BEA重新恢复了活力，在1947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包括了军事支出，从而将全部政府支出计入了国民收入。
1948年Kuznets针对最近发表的GNP核算，提出了解决GNP遗留缺陷的一个概念结构。他的主要论点仍然是不能把所有的政府支出视为对最终消费的贡献，因为这样的一个假设意味着无论政府在什么地方的开支都成为政府现行支出从而带来“增长”。因此，GNP核算“注定要成为一个最经常使用的也是误用的经济信息来源”。
到1948年GNP核算在BEA扎下了根。因此，当Gilbert、Jaszi、Denison和Schwartz从容地应对Kuznets的批评时说：“面对我们的工作中使用的方法，我们相信他在相当程度上阐明了他的主张。这是有益的，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为什么这样做的机会。经过认真的考虑，我们在美国国民收入的实际测算中不采用他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处理方法。”BEA重新回到了OPACS、 Keynes、Stone及国际社会那儿。
四 结束语
综上所述，Keynes积极参与了英国第一个官方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定，这一核算经过他的修改和讨论最终以1941年白皮书的形式发表。自1941年开始Stone在发展国民收入测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Keynes积极参与了英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工作。我们认为，Keynes是将公共和私人支出放在一起计量这一思想即GNP的创始人，是Keynes说服政府改变了立场发表了国民经济核算，说服Stone和Meade改变了他们关于国民收入定义的观点，最终改变了英国，是美国关于经济的定义。
Kuznets和BEA在1941年之前采用了与现行体系根本不同的定义，事实上是在Keynes的帮助下，由另外的美国政府部门说服其接受了GNP的定义。Kuznets并非GNP的支持者，相反他是GNP最坚定的反对者。1932年，美国政府出于了解经济现状的需要，邀请Kuznets提出了测算经济的官方定义，而这一定义的目的主要是来测算私人的福利总量。直到二次大战，总统经济顾问之一的R.Gilbert开始推动增加政府支出。但是以Kuznets的概念为支柱的决策者和国民经济核算的专家，仍然反对增加政府支出的建议，认为这将减少私人消费，从而减少国民收入。通过发生在二次大战时期的争论，美国的官方定义被英国的GNP所取代。
在这里，我们并非说Meade和Stone不重要。特别是Stone对国民收入后期定义的成形和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应当承认，Stone和Meade完成了一个计算国民收入的非常复杂的任务，但这只能在Keynes的理论框架和实际帮助下才能实现。
Tily正确地指出在国民经济核算历史上Keynes的地位被大大低估了，但这并不是一个按 GNP定义经济的简单的事件，GNP的传播是由于它比其他的定义更好。1947年Stone的论文发表后国际社会接受了GNP，与美国同意英国对经济的定义是一种巧合。他们之所以同意这一定义，是因为战争的威胁以及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所做的大量工作。这种合作的持续和发展，创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对于经济的定义。
注释：
①作为对国民经济活动总量测定的指标，目前普遍采用的是GDP。在SNA中，通常认为GDP是一个测定生产的指标，GNP则是一个测定收入的指标，两者在数量上相差一个国外净要素收入。事实上，两者都是对一国家经济最终产出的价值测定，本质上并无区别。由于本文是对这一指标的产生进行历史考察，而 GNP产生在前，故更多地使用G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