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中的公平工资、失业与技术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经济论文,公平论文,工资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如同面对许多事情一样，经济学家们对真实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如贸易、直接投资、移民等)与普通大众的看法是有很大差异的。仅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经济学家们似乎认为全球化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至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大，而普通大众则对全球化的影响表现得非常关注。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学家和普通大众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具体而言，我们经济学家花了很多精力分析贸易(和其他形式的全球化)对工资的影响，而民意测验则表明大多数居民其实更关心的是就业率和失业率，而不是工资水平①。一个曾经引起人们关注的观点认为：美国与欧洲的不同劳动力市场机制已经由于全球化而产生了系统性的不同效应(Davis，1998a；Krugman，1995)。本文将一个简单却尚有一定可信度的、关于均衡失业的模型扩展为一个大国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模型。由于我们的文章并非研究此问题的第一篇论文，因此在提出我们的分析框架及结论之前，有必要先简要介绍我们的研究工作在相关研究领域中所处的位置。
从广义上来说，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框架，即：经济体范围内的均衡失业和允许进行国际贸易的充分部门结构；而且，由于我们对国际劳动力市场机制的非对称性对全球化效应的影响感兴趣，我们需要引入这样的非对称性。很多研究失业的文献使用的都是单一部门模型，因此任何支持工资率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制度结构都会产生均衡的失业。产生均衡失业的模型有：最低工资模型、内部人—外部人模型、隐性合约模型(implicit contracts)、搜寻模型(search)和效率工资模型②。正如索洛(1980)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模型可能在某一个公司或部门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了宏观层面的均衡失业。
在本文中，我们选用了公平工资模型对导致失业的因素进行研究，该模型几乎在所有部门都得到了大量微观经济数据和实证检验数据的证实。最近对这些证实的回顾可以参见Howitt(2002)和Bewley(2005)，两者都强调了支持公平工资模型证据来源的广泛性和有效性。这些证据来源包括：对经理和员工的调查、在公司层面所做的关于薪水支付及合同终止模式的研究、实验以及常识和人事管理手册。
继索洛(1979)，Akerlof(1982)以及Akerlof和Yellen(1988,1990)所写的经典论文之后，大量文献发展了从公平约束中导出效率工资的模型。其基本的思路是工人的努力程度是其所认为的公平工资的一个函数：ε[，k]=f(w[，k]/w[，k]*)，其中ε[，k]表示工人的努力程度，w[，k]是k类型工人的工资，w[*][，k]表示k类型工人所认为的公平工资。正如所有的效率工资模型一样，公司被认为应该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结果导致均衡失业。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证角度出发，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为工人对于工资公平性的判断确定一个可信且易于被观察的基础。本文将延续Akerlof和Yellen(1990)的思路，将工人划分为两种类型——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并且认为公平工资有两个决定因素：一是另一组工人的市场工资水平；二是当他们离开当前工作岗位时所预期得到的工资(考虑到他们可能会失业)。
在大多数关于失业的理论研究以单一生产部门为假设前提的情况下，我们对国际贸易的研究兴趣要求我们发展一个至少存在两个部门的模型。此外，由于我们对均衡失业感兴趣，所以我们需要公平约束在两个部门都是束紧的(binding)的前提下。在先前的研究工作中，Agell和Lundborg(1995)提出了贸易公平工资经济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与Akerlof和Yellen模型有松散的关系③。而我们所使用的框架则是直接将Akerlof和Yellen模型扩展到两部门的情形。与Akerlof和Yellen模型之间的更多的相似性使得我们的论文与Agell和Lundborg(1995)的论文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存在区别：第一，本文中的公平工资机制对两种类型的工人都起作用，其结果导致技术工人的完全就业以及非技术工人的失业情况是内生的；而Agell和Lundborg（1995）则假设公平工资机制只对其中的一个要素起作用。这一假设在他们看来包含了两个要素，所以在资本和劳动的模型中也许比较合适，但是在存在两种类型劳动力的情况下则很难证明其合理性。第二，类似于Akerlof和Yellen(1990)模型，在均衡状态下，我们模型中的两类工人都提供了一个定义良好的充分努力水平。由于努力函数的表达式不同，在Agell和Lundborg(1995)的模型中没有充分努力这一概念，并且均衡的努力程度是可变的。正是对不变均衡努力程度的简化，使得我们能用一个简单的图形框架来表述我们的模型④。
最后，与Agell和Lundborg分析小型开放经济不同的是，我们想要研究的是两个大国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以及两个经济体之间劳动力市场机制非对称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分析受到Krugman(1995)，Davis(1998a，b)以及Xu(2001)的重要研究工作的启发。在其对来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制造品对OECD国家所造成影响的分析中，Krugman发展了两个OECD模型：一个是实行弹性工资制的美国模型；一个是只有在雇佣边界(employment margin)才进行调整的、实行固定工资制的欧洲模型。Davis(1998a)将Krugman的模型进行了扩展，分析了美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对其各自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调整的影响。在其论文中，美国经济是一个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经济，其两个部门都实行弹性工资制；而欧洲经济则是以最低工资制为特征的，Brecher(1974)曾做过此类分析。Davis表明经济体之间的不对称性会产生溢出效应，使得欧洲的失业率以及美国的工资率会因为与发展中国家制造品出口商的自由贸易而提高。套用Davis的标题，就是“欧洲失业撑起美国人的工资”，Davis从一个严格假定美国与欧洲经济不同的模型出发，得出了非常有力的结论。尽管这一结论最初提出来时曾经非常有用，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放松其严格假定来检验该结论的有效性⑤。
在本文模型中，美国和欧洲经济都受到公平工资的约束。然而两国之间的不对称性依然存在，因为欧洲对于公平工资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低于并严于美国。因此，尽管两国都存在均衡失业，但从实证上来看，其失业率水平是不同的⑥。这一框架产生的结论与最低工资模型的结论在很多有趣的方面是不同的，然而却又不失Davis所强调的经济体之间的基本联系。
在对国际贸易与技术溢价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进行评估时，首要的问题是要理清不同形式技术变化、贸易及工资之间的关系⑦。Leamer(1998)和Krugman(2000)在研究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对导致技术溢价的技术变化类型——即要素歧视型抑或部门歧视型，二者之间哪种类型更为重要各执一词。Xu(2001)在一个两国世界模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综合的分析，在该模型中，两个国家都是大国，并且在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Davis(1998b)在其美国—欧洲模型中(美国实行弹性工资，而欧洲实行最低工资限制)，强调了技术变化的影响。本文将在考虑技术变化影响的基础上，将Xu和Davis的分析扩展到实行公平工资、拥有均衡失业率的两国世界模型中。正如分析非技术品价格下跌情形那样，我们在此得出的结论也将很不相同。
我们的分析先从定义一个标准2种商品×2种要素的完全竞争情形出发(Section 2.1)，引入公平工资约束(Section 2.2)，然后建立起一个两国世界经济模型(Section 2.3)；在最后部分我们将介绍虚拟一体化均衡(VIE)，这是我们在其后分析当中将要用到的一个关键概念。在第三节我们得出对贸易冲击(Section 3.1)以及技术冲击(Section 3.2)反应的主要结论。第四节进行总结。
2.模型
本文模型的建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引入一个众所周知的封闭经济条件下充分就业的两部门模型；然后，引入公平工资机制并且表明它将产生均衡状态下的非自愿性失业；最后，我们将表明封闭条件下公平工资的经济体均衡如何与开放条件下由美国与欧洲组成的两个非对称贸易经济体均衡相关联。这一非对称性是由于假定了两国工人对工资不平均的态度不同所造成的。我们的第三个步骤是建立在Dixit和Norman(1980)有名的一体化均衡论(IE)基础上的。
2.1 封闭经济下的充分就业
假设有一个封闭型的弹性工资经济体，使用两种要素——非技术工人L和技术工人H；生产两种商品——X和Y。以商品Y作为基准，假设其在所有普通要素价格比率条件下相对于商品X都属于非技术劳动力密集型商品。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两部门生产函数都表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
在图1中阐述均衡的确定是非常方便的，它与Davis(1998a)中的图1相似。代表等式(2)、(3)和(12)的图形分别位于Ⅰ象限、Ⅱ象限和Ⅳ象限，图形非常简单明了，无需过多赘述。等式(11)公平工资约束，位于第Ⅲ象限。第Ⅰ象限中斜率向上的曲线μ(h)，暗含了等式(3)、(11)和(12)：对于一个零利润关系(3)，它给出了h和P的组合，这与工人在均衡工资约束条件下提供利润最大化水平的努力是相容的(13)。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在封闭经济下，只有惟一的均衡，各变量的均衡值用“-”来表示。
图1 封闭经济体均衡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封闭经济均衡的福利特征。给定如(4)所示的效用函数，我们可以画出商品空间的标准无差异曲线来衡量社会福利。由于在我们的模型中，商品价格决定要素价格，相对要素价格决定失业水平，因此对于每一个相对商品价格都存在一个生产可能性边界(沿此边界两要素的就业水平不变)。
所有随价格变动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及相应的价格线给出了公平工资经济体生产的轨迹。遵从Brecher(1974)所使用的术语，我们将该轨迹称为转换曲线(14)。
封闭经济均衡的福利特征由图2来表示。R(
)和R(
)对应任意两个相对价格和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转换曲线为TT。惟一均衡点为点A，在该点社会无差异曲线II与价格线相切，斜率为-，并且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切。正如在相似的Brecher(1974)最低工资模型中一样，在TT与II之间有一个非切点，因此封闭经济的福利可以通过对非技术工人劳动密集型产品Y的消费或生产进行补贴而提高。次优补贴τ*>0(以生产者价格的一定百分比来衡量)可以使社会无差异曲线与TT相切。设P*为相对生产者价格，我们有MRS=P*/(1-τ*)=MRT，并且P*等于R(P*)的斜率。很容易证明P*/(1-τ*)>
>p*(15)。
图2 封闭经济体福利状况
2.3 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条件
本节将对刚才得出的公平工资封闭经济的均衡在商品和要素可以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形下进行重新解释。于是萨缪尔森(Samuelson,1949)的天使从理论家的天堂降落人间，对两国(欧洲和美国)的要素进行分配。在Dixit和Norman(1980)的研究工作之后，我们将证明在商品自由贸易、要素非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同样可以产生一体化均衡。
以下表明对IE(Integrated Equilibrium)方法进行修正后可以导出由美国与欧洲组成的非对称贸易世界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条件。我们假设这两个国家在对待工资的不平均方面态度不同，欧洲工人更加不喜欢高额的技术溢价。正式地说，我们用O<
<
<1来表示这一假设，上标A和E分别代表美国和欧洲。从等式(11)我们有在U>0的条件下，
，因此对于所有严格为正的U值，欧洲公平工资约束都位于美国公平工资约束之上。将两国情形与一体化均衡联系起来，我们假设欧洲延续了上一节当中封闭经济下的所有特征，特别是θ值特征。从等式(1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没有技术差异、只有生产形式各异且允许商品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国际要素价格将会均等化。这意味着(如图3所示)给定均衡相对工资
，在自由贸易与技术相同的各种均衡情况下，欧洲失业率高于美国。
图3 欧洲与美国的公平工资约束
作为第一步，我们将表明标准IE法不适用于我们多个θ值的情形，也就是各国对工资不均等性的态度不同。用
来描述要素在各国的分配情况，上标W表示一体化世界，因此我们有如下结论：
引理1：不可能找到一个使两国要素价格与一体化世界要素价格相等的劳动分工。
对此的证明我们将采用反证法：假设要素配置使得世界要素价格不变，那么当且仅当要素配置后，欧洲失业率与之前一体化世界失业率相等时，才能促使欧洲工人付出利润最大化努力(从而被欧洲企业所采用的)的工资水平保持不变；但是欧洲失业率不变表明与一体化均衡相比世界平均失业率下降，这意味着一个更低的平均生产技术强度，从而使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更高。而任何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都与两国拥有与一体化均衡相等要素价格的结论不相容。
我们现在来检验是否存在两国要素分配使得在自由贸易均衡条件下两国要素价格相等(尽管与一体化均衡条件下要素价格不等)的可能。为此我们假定了一个公平工资的单国世界模型，它拥有：
(1)与两国世界相同的技术禀赋；
(2)与两国世界相同的平均生产技术强度；
(3)与欧洲相同的失业率。
图4 虚拟一体化均衡
命题3：美国工人平均主义倾向的上升，会使欧洲非技术工人失业率以及欧洲技术溢价下降。
图5 改变欧洲劳动力的相对规模
因此，欧洲非技术工人受到了美国工人平均主义偏好减少的逆向影响。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其逆命题也是成立的(通过重新标识图5的国家名称)，即：美国非技术工人相对工资以及就业水平受欧洲工人平均主义倾向增加的正向影响。
3.比较静态分析
我们现在来进行两个从政策角度来说特别有意义的比较静态分析。首先，我们考察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入贸易的世界情形。然后，我们考察全球和本国的技术进步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下，Davis(1998a,b)的最低工资模型都得出了强有力的结论。本节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检验Davis所假定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特性从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些结论。很显然另一个基准模型就是充分就业模型。然而我们将考虑一个更为一般的基准情形，即失业率为常数、但不必然为零的情形。在比较静态影响方面，失业率是否为一个大于零或等于零的常数，这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使用一个正的失业率作为出发点，便会使我们能够将我们模型(以存在初始均衡失业为特征)的比较静态效应与基准模型进行比较。
3.1 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入世界贸易
考虑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进入贸易世界，即由美国与欧洲组成的虚拟一体化均衡。我们假设在VIE相对世界市场价格水平上，NICs作为一个群体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商(18)。再一次，我们的比较静态影响可以通过熟悉的四框图变化来表示，假设美国与欧洲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仍然成立。
命题4：NICs国家对世界贸易体系的进入降低了欧洲和美国非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并且成比例地增加了两国的失业率。
由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降低所引致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效应(Stolper-Samuelson effect)，使得仍然就业的两国非技术工人实际工资降低。另外，有一些工人失业，其工资收入下降为0。本模型与最低工资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在最低工资模型中，NICs国家对世界贸易的参与完全没有影响到美国工人。Davis(1998a)模型这一强有力结论在价格由内生决定的世界中不复存在。
图6 NICs国家进入世界贸易
刚才所描述的全球化冲击对两国福利的影响可以用与图2类似的图7来分析。在这里TT表示一体化两国世界的总转换曲线。在相对价格为时(为避免混乱，价格线已省略)，自给自足均衡点在点A。如前所述，全球化冲击导致P上升，而就业下降。在图7中，新的价格为，生产点为B，消费点为C。如图所示，全球化冲击使两国世界由无差异曲线II表示的总福利水平保持不变。这是一种边界情形，即贸易开放对生产和消费的正面影响(这一标准模型结论早已为我们所熟知)正好抵消了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显然这仅仅是构造出来的结果，我们并没有假定哪种影响将占优。这一结论与Brecher(1974)的最低工资模型结论有很大出入，该模型认为当经济从自给自足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国转变，并仍然同时生产两种产品时，其总福利水平下降(20)。
在图7所示的边界情形下，两国福利水平向相反的方向移动，其对就业的影响没有特别的国别效应。然而，在全球化冲击之前的均衡模型中，两国之中的一国必须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Y的出口国，而另一国则为进口国。对于原来的Y产品出口国(进口国)来说，对NICs国家的贸易开放意味着贸易条件的负面(正面)冲击。这也意味着原来的Y产品出口国国民福利下降，而原来的Y产品进口国则国民福利上升。现在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对于一个两国世界而言，当全球化所带来的总效应为正时，原来Y产品的进口国会获益，而对出口国的影响则不明确；另一方面，当全球化所带来的总效应为负时，原来Y产品的出口国会受损，而对进口国的影响则不明确。在Davis(1998a)模型中，实行最低工资的欧洲随着就业率下降而总福利下降，而美国的福利水平则没有变化。全球化之前的贸易模式在这里不起作用。
3.2 技术变化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当中，Xu(2001)用充分就业模型得出特定部门技术变化对相对要素价格的影响。他对不同情况的分析非常全面，考虑了不同需求替代弹性以及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TP)。Davis(1998b)通过考察非对称两国世界的相对价格和相对失业率来考察特定部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影响，该两国世界由美国和欧洲组成，欧洲实行由基准商品(numeraire)衡量的最低基本工资制，而美国则实行完全弹性工资制。在我们的模型中，两国失业率均为正且相异，现在的问题是TP是否能够解释两国不同的失业路径。
图7 全球化冲突
有了前一小节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很快发现导致两国生产差异化的全球技术冲击将使两国之间的相对失业率保持不变：国际要素价格也仍然保持均等，从等式(13)可以推出本结论。另外，等式(11)表明：每当技术溢价上升(下降)时，两国的失业率上升(下降)。因此，特定部门TP对技术溢价的影响，与完全就业情形的决定因素完全相同，即：当商品价格不变时，技术密集部门(劳动密集部门)的技术进步(TP)，会增加(减少)技术溢价；而引致的相对产品价格效应，其作用方向正好相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高的需求替代弹性更容易导致冲击效应(即商品价格不变条件下的效应)占优，因为需求替代弹性越高，用来吸收由于技术进步(TP)所导致超额供给的相对价格效应就越低。我们模型中引致的就业效应削弱了相对工资效应，但决不会使相对工资效应发生逆转(21)(22)。
在一国而非全球技术变化的情形下，我们考察如下情形，即：在技术变化前，两国技术完全相同；在某一国发生技术进步(TP)之前或之后，两国的生产是差异化的。显然在发生技术冲击后，两国的要素价格不再均等。为了更加具体，我们假设TP发生在某一国的技术密集部门。应用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经历技术进步的该国将拥有比另一个国家更高的技术溢价，因为其对技术工人的相对需求增加了。如果技术进步(TP)发生在劳动力密集部门，则相反的结论成立。欧洲和美国的相对失业率可以由等式(13)推断如下：
命题5：发生在技术密集型部门(劳动密集型)的国内技术进步会使本国相对于另一国的失业率上升(下降)。
4.结论
失业显然是政策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贸易政策的评价就是在这样一个框架里进行的。另外，至少自Davis(1998a)所做的重要研究工作以来，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在两个有着异质劳动力市场的国家之间开展贸易会对其本国经济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与Davis在非常严格的制度假设基础上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强有力的中心结论不同，我们旨在通过一个宏观上可行的经验模型进行补充性分析(公平工资模型)，并且只假定一个相对较为简单形式的异质性(对公平偏好的相对强度)。
在此基础上，我们既考虑了与南半球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贸易增加的冲击，也考虑了技术变化冲击。尽管Davis分析所得出的中心论点(面对冲击的相互依存调整)很强有力，但是其中的某一些结论似乎只适用于其设定的模型框架。在本文的公平工资模型中，无论是全球技术冲击还是与南半球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增加都不能解释国家间失业路径的差异，惟有国别技术冲击可以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对于贸易理论发展来说，我们也见到了强有力的一体化均衡论是如何被应用到这类模型的分析中的。
我们证明了公平工资模型在分析贸易均衡失业率方面提供了一个经验上可信、理论上实用的框架。然而仍然有很多标准贸易理论问题有待系统研究，如政策竞争问题、动态问题、跨国采购问题等。另外，正如索洛(Solow)所言，造成均衡失业的原因有很多，有必要考虑这些因素的交互影响。例如，继近来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之后，探讨公平工资约束和联合议价的交互影响似乎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注释：
①Slaughter(2000)对商品价格变化与技术溢价变化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研究综述。Scheve和Slaughter(2001)的第二章对当前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民意测验做了很好的整理和回顾。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争论Slaughter(2000)所综述的文献是否具有误导性，真正引起我们研究兴趣的是20世纪80年代技术溢价的大幅上升，这是一个技术供给增加的时代。Slaughter的研究综述表明，至少在竞争性一般均衡框架中，贸易品相对价格变化只能解释技术溢价变化的一小部分。本文的分析正是基于对全球化与失业之间关系的兴趣，这一关系显然无法在一个将充分就业作为均衡条件的框架中得到理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失业是由工资向下的刚性所造成的，这一刚性随劳动力类型和产业的不同而不同，那么基于强制性工资回归的推理就是有问题的。
②Davidson(1990)和Layard等(1991)对这些模型做了清晰的讨论。
③Agell和Lundborg(1992)在Harberger模型中引入了公平工资约束以检验所产生的效应。Rapanos(1996)扩展了Agell和Lundborg(1995)的模型以检验技术变化的效应。
④拥有定义良好的充分努力水平的Akerlof-Yellen的努力函数表达式更为符合实证观察的结论，即工人的努力水平随着报酬过低而下降，然而却不会随着报酬过高而相应增加。
⑤另一种检验方式如Oslington(2002)，保留了Davis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假定，但是考察了当欧洲完全专业化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情形，在此种情形下，要素价格非均等化。在这一假设条件下，Oslington表明了Davis的某些结论不成立。
⑥参见Nickell(1997)，他认为美国与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差异并不如大众所想象的那么大，特别地，美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失业率水平差异并不显著，为此，他还提供了数据支持其结论。
⑦两部门竞争模型对这些关系的经典处理有Findlay和Grubert(1959)以及Jones(1965)。近年来在小国经济背景下的研究有：Jones(1997,2000)；Leamer(1998)；Krugman(2000)和Neary(2002)。
⑧Akerlof 和Yellen(1990)用(假想的)各组市场出清工资率水平代替预期工资率作为公平工资的第二个决定因素。在存在非自愿性失业的情形下，这两种方式得出的结论是相似的，因为各要素的预期工资和市场出清工资水平都在实际工资率之下。此处使用的方法更便于直接应用到多部门模型中。
(11)在两种劳动力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上，ω可以在0到1之间取值，正如我们所假定的，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技术工人要获得更高的工资。
(12)注意到等式(12)的形式并不依赖于产生失业的某一特定机制，基于此，在下文中我们将不再使用“Brecher relation”这一术语，因为这一术语似乎意味着与最初由Brecher(1974)所提出来的最低工资模型存在某种关联。
(14)在Agell和Lundborg(1995)中也有一条相似的轨迹，被称为“受公平约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沿着这条轨迹，所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和努力程度都是可变的，这与当前模型沿着转换曲线轨迹努力程度不变不同。
(15)如脚注10所设定的失业补助是导致转换曲线移动的一个变量，很容易验证降低失业补助会使转换曲线外移，并且增加封闭经济体的福利。
(16)一般而言，这一结论产生于两国之间所假定的不对称性。如果充分就业模型假定两国消费者对商品具有不同的偏好，那么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将消费者在两国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将会影响价格。参见Uzawa(1959)和Albert(1994)。在Davis(1998a)中，尽管两国之间由于外生给定的固定工资率而存在不对称性，价格在FPE区FPE仍然是不变的。
(18)这一假设很具有一般的意义，因为NIC与VIE国家之间的贸易并没有被排除在外，同样，也允许两组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异，因此，如果限制自由贸易或者两组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异，那么NIC国家与VIE国家之间的要素价格将不会均等。
(19)使h和P同时增加是可能的，因为VIE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现在开始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
(20)这是因为在最低工资模型中不存在相对价格效应，因而消费和生产效应为0，只剩下负的就业效应。
(21)本节中关于相对工资和失业效应的更详细讨论，请参见我们的工作论文，Kreickemeier和Nels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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