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1945年前政治与经济不同步发展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德国论文,年前论文,不同步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产阶级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同步协调发展，是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1945年前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与经济一直处于不同步发展的状态。政治上主要是反民主的容克封建保守势力、法西斯势力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没有确立自己的绝对优势地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始终未能健全地建立起来；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并逐渐形成资本主义垄断体制（最后是由希特勒法西斯演变为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比较快（除一战后和经济危机期间），在西方国家中一直名列前茅。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没有推进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民主政治在国家体制结构中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这是德国历史两度出现曲折和倒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文就1945年前德国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不同步发展的原因作一探讨。
一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得以确立和走上健全的发展道路而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这与德国的历史特点紧密相关。
德国是一个没有像英法那样经过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虽然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面对封建割据状态，也企图在德国建立自由、统一的共和国，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于1848年3月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但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群众，不想剥夺封建帝国的全部权力，并把世袭君主制看成是一种起稳定作用的力量，遂将如火如荼的革命从街上搬进了议会，试图通过议会“和平地”实现其政治要求，甘心同容克贵族分享政权，在德国建立君主立宪制。这次革命几乎近似于演“一部儿童剧”。（注：胡贝尔图斯：《德意志史》(Hubertus Prinz zu L
wenstein,DevtscheGeschichte)，宾德拉赫1990年版，第379页。）对此，恩格斯称德国资产阶级“是个小资产阶级气息非常浓厚的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9页。）德国学者也将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斗争称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注：迪特尔·弗里克主编：《1830至1945年德意志民主派》(Dieter Fricke,Deutsche Demokraten 1830 bis 1945)，科隆1981年版，第1-115页。）可见，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软弱性，使之没有形成一支反对封建势力和实现自己民主政治要求的强大力量。加之封建势力的强大，德国资产阶级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统一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任务。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拉夫所指出的：“1849年以后，在积极对德国政治生活施加影响方面，资产阶级受到很大阻碍”。（注：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Diether Raff,Deutsche Geschichte,VomAlten Reich zur ZweitenRepublik)，慕尼黑1985年版，第89页。）
资产阶级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统一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任务却由普鲁士容克贵族俾斯麦实现了。1871年俾斯麦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建立了第二帝国。虽然德意志民族统一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然而，第二帝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严重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由于德意志的统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而不是对封建王朝采取暴力革命实现的；三次王朝战争也只是对外部使用武力，并没有融动德意志封建势力，因此，俾斯麦建立的第二帝国完全是“由封建主、容克地主与王室军人占着首要地位”。（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82页。）在这个帝国内，封建的阶级关系、政治势力、意识形态都被保存下来，并与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实际上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注：《列宁全集》第15卷，第114页。）因此，德国虽然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在政治上仍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帝国宪法规定，普鲁士国王和首相为帝国的皇帝和首相，形成了“普鲁士是由贵族领导的，帝国则是由普鲁士领导的”局面。（注：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页。）因此，德意志民族统一后，整个德国也普鲁士化了，完全继承了普鲁士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又由于德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普鲁士道路，容克所有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溶合在一起，使整个容克阶级逐渐资产阶级化了。俾斯麦完成了统一德意志民族大业，从而使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对其顶礼膜拜，也甘愿与封建势力妥协，也逐渐容克化。由于俾斯麦的历史进步功绩，从而确立了以他为代表的容克资产阶级的封建保守意识形态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绝对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先进的自由民主思想只能仰其鼻息。梅林在《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一书中写道：“资产阶级拜倒在这位‘百年难逢的伟人’的膝下，他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美景。俾斯麦本人也就却之不恭地接受了这种过份的殷勤赞颂，但并不作回报。对待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他依然用铁腕加以压制，假如有哪一位资产阶级讲演家敢于在国会里吞吞吐吐地唠叼一句有关‘人民权利’的话，那末他就会被俾斯麦痛骂为讨厌的乞丐。”（注：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10页。）因此，在第二帝国时期，德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容克资产阶级，而以封建容克*
族势力占据主导地位，“德国资本主义长时期保持着半封建特征”，（注：《列宁全集》第15卷，第114页。）不像英法美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封建官僚制度。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使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难以冲破封建保守势力的坚冰在德国发扬光大。这是德国历史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我们考察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和演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德国“十一月革命”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是在推翻了第二帝国半专制主义统治，在德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第一次以统治者的身份登上了德国的政治舞台。然而，德国在政治上的封建保守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特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尽管艾伯特总统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也宣称，革命的目的是“将诸侯、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从国家政权中清除出去，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注：韦尔内尔·马塞尔：《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第一位德国总统》(WernerMaser,Friedrich Ebert,Der Derste Deutsche Reichspr
sident)，慕尼黑1987年版，第212页。）然而并没有实现，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是容克资产阶级专政暂时变为资产阶级容克专政。封建保守势力依然强大。迫于“十一月革命”的形势，一些旧的封建保守性质的容克资产阶级政党在“民主”、“人民”的外衣下重新进行包装，摇身一变似乎成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如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德意志民主党等。这些政党只不过是改头换面，并不是真心拥护魏玛议会民主制，它们后来在推翻共和国和法西斯上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旧官僚、旧军官和容克贵族经常给共和国制造麻烦，左右共和国的政治局势。1920年，东普鲁士地方行政长官沃尔夫冈·卡普纠集一伙军国主义分子公开发动了叛乱，企图推翻共和国。巴伐利亚聚集了一批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成为反对共和国的基地，希特勒纳粹党就滋生在这里。1925年，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总统被推翻，兴登堡上台是封建反动势力重登德国政治舞台的标志。从此，封建保守势力在德国政治舞台上又占据优势。
魏玛议会民主制不健全，也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尽管《魏玛宪法》是一部比较民主的宪法，规定德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取消了普鲁士特权，削弱中央权力，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民主制，但也有其不足之处。政府虽由国会选出，但却又依附于国会。由于多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无法在议会中组成稳定的执政联盟，因而也不能组织稳定的政府。另外，总统权力过大，有权统帅武装力量，决定政府总理人选。在非常时刻，他又是立法者。如宪法第48条规定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可以颁布“紧急法令”以维护国内和平与公共秩序，还有权解散国会。这样，总统可以凌驾于国会之上，人们称总统为“替代皇帝”，这实际上是对国会的职能和履行公民权利的限制。由于宪法的这一缺陷，从而削弱了魏玛议会民主制，在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导致专制主义重新兴起。魏玛议会民主制的不健全，为法西斯推翻魏玛共和国创造了条件。鉴于兴登堡总统在政治上主张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所以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在1932年总统选举斗争中提出“谁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注：迪特尔·弗里克主编：《1830年至1945年德意志民主派》，第317页。）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建立独裁专制统治，显然在政治上是严重的倒退。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封建保守性，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统治地位始终未能建立起来。
二
德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某些历史文化传统也严重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
由于长期受专制主义思想和文化的熏陶，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强，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立也缺乏一定的社会基础。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强权思想在德国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十分强大。如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和黑格尔，就极力宣扬强权主义和国家至上的思想。费希特主张德意志民族要由一批精华人物来领导，黑格尔极力鼓吹“国家就是一切”、“国家至高无上”的极端国家崇拜思想。第二帝国时期反动哲学家尼采创立了“超人哲学”，极力散布“权力意志论”，鼓吹暴力独裁统治。从费希特到尼采宣扬的强权主义、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思想，对德国人民的思想影响十分深重。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德国人民群众中养成了认为纪律、责任和服从比自由、个性、反抗更有价值，进而形成了“崇拜权威”、“崇拜强有力的领袖人物”的极端观念。在这种社会意识禁锢下，人民群众中的自由民主意识比较淡薄，盲目的服从便成为道德观念实现的尺度。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不彻底，这一思想也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同时，魏玛共和国又遭受两次经济危机的打击，国内政局动荡不宁。在共和国存在的14年时间里共有26届内阁相继执政，更迭十分频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对议会中政党之间的斗争十分厌倦，因而对议会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魏玛共和国也没有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福音，在经济上反而遭受沉重的打击，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对魏玛政府极端不满。人民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渴望威廉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对小企业、小经营的保护政策，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人物来挽救德国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这些都为希特勒法西斯反对议会民主、欺骗群众的盅惑性宣传提供了土壤。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强，因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没有实现的条件，这也在客观上为法西斯上台提供了机会。
极端民族主义也影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德国是一个民族意识比较浓厚的国家。这种民族意识在拿破仑战争之前由于德意志社会停滞、僵化而处于休眠状态。拿破仑的刺刀唤醒了德意志民族意识，从而催生了德意志民族社会改革的浪潮，才有了普鲁士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民族意识第一次对德意志民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俾斯麦在统一德意志时，为了反对外来干涉，又充分利用了德意志人民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把德意志人民团结起来，取得了对法战争的胜利，进而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然而，俾斯麦把在统一德意志过程中煽动起来的民族情感渗入到帝国的各个领域，并将民族主义的宣传同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狂热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将民族主义推向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巨浪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呼声淹没了”，（注：迪特尔·弗里克主编：《1830年至1945年德意志民主派》，第77页。）阻碍了民主的发展。文化思想领域也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色彩，严重毒害了德意志人民的思想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挑动起来的。希特勒纳粹运动，也是利用一战后德意志民族中以小资产阶级群众为主的强烈民族主义感情发展起来的，将德国引向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道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制裁，更加刺激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导致一战后德国政治动荡、阻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和约并没有触动德国原来的政治结构，发动战争的军官团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战争罪犯没有受到惩罚，军国主义势力没有受到打击，威廉二世避居荷兰，兴登堡成为“民族英雄”，并当上了共和国的总统。相反，和约从经济上对德国人民进行了罪恶的惊夺，要求德国承担全部战争责任，并规定德国受奴役、受掠夺的地位。大量土地被割让、巨额的战争赔款、严格的军事限制，像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压在德国人民头上。和约的实施，极大地刺伤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产生了仇视战胜国和西方民主的心理，并对接受和约和实行民主制的魏玛政府的不满情绪油然而生。同时，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军国主义分子，利用人民群众的民族感情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打着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旗帜，对内掀起一股反对魏玛共和国的浪潮，对外叫嚷要实现民族复仇，德国法西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凡尔赛和约》不但没有起到制裁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的作用，反而为法西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也是阻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使德国历史出现曲折的另一重要原因。
德国不像纯粹的资本主义英国和美国没有军阀制度，而是一个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一传统也是来自普鲁士，普鲁士用强大的军队统一了德意志，军国主义广为泛滥。俾斯麦和威廉二世都是极端的军国主义者。尤其是威廉二世，把军队看得高于一切，对军队极端赞誉和推崇。他认为，“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注：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79页。）黑格尔认为，国家意味着权力，这种权力必须由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来体现。因而，军人在德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军人是以服从为天职，军国主义传统使军队即是国家权力象征的观念支配着整个德国的政治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在军国主义意识的禁锢下，人民群众也养成了服从的观念，自由民主的个性得不到充分发展，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自然也不感兴趣。
从根本上说，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是封建意识的反映，是普鲁士精神的体现，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它是构成容克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基础，也是阻碍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的障碍。
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也是德国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的基础，这是德国在20世纪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军国主义崇尚武力和战争。从近代以来，德国一直想通过武力使德意志成为强大的国家。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精神又助长了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欲望。极端民族主义是植根于种族主义的肥沃土壤之中。德意志人是人类最优秀的民族的种族主义思想在德国广为流传。种族主义思想很容易产生极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在种族主义者看来，优秀的德意志民族领土狭小，“需要不断地扩大国境，以便安置剩余人口。”“新土地只靠牺牲已占有这些土地的人来获得，也就是说，通过征服来获得。因此，战争与征服是产生于需要的法则”。（注：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第420页。）从这一理论出发，俾斯麦制订了称霸欧洲的“大陆政策”；威廉二世为了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制定了称霸世界的“世界政策”，并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这一谬论出发，希特勒泡制了“生存空间”论，叫嚷要占领斯拉夫人等所谓弱等民族的领土，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对外侵略方面，客克资产阶级的德帝国主义比起其他帝国主义更具侵略性和贪婪性，法西斯的第三帝国更是穷凶极恶。这一方面是德国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所趋使，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德国自身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所使然。
三
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处于滞后的情况下，德国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在20世纪初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在魏玛共和国也有过辉煌的发展时期，从1924年开始出现“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史中最壮观的一次经济复兴”；（注：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97页。）在第三帝国整体上（虽然不平衡）也得到了发展，1937年德国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比重中占11%，超过了英、法（英国为10%，法国为5%），（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94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2页。）又跃居世界第二位。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如前所述，1848年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还是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加快农村改革的步伐，促使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俾斯麦、威廉二世在经济体制上顺应了世界工业革命这一历史趋势，建立了基本上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克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俾斯麦在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大业之后，“让资产阶级有自由活动的余地”，“继续在清除阻挡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障碍”；（注：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10页。）他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利用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统一了各邦的货币，统一了各邦的经济制度，统一了全国的法律，实行了保护关税政策，并统一了全国的铁路管理，扩大了交通事业。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威廉二世是一位乐于与资本家交朋友的“摩登国王”，在经济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伟大的，在追求政治上的要求受阻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迅速发展经济生活上”。（注：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第89页。）然而，在政治上却十分渺小，慑于同容克贵族相抗衡，放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甘愿让容克贵族独掌军政大权。俾斯麦等统治者深知这一点，认为“只要能保证资产阶级的利润不断增加，资产阶级是很愿意放弃他们在政权方面的要求的。”（注：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97页。）当然，容克贵族在经济上也追求与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致，赞成和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封建政治体制和势力的支持和卵翼下成长起来的。
政治上层建筑革命不是制约或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的因素，还有其他多种原因。其中，经济技术革命这一生产力因素不可忽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形式，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斗争、政治革命或变革，而这一切又是受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所制约。因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是阶级产生、社会形态更替、政治革命或变革的物质基础。因此，生产力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最终推动力。在强调阶级斗争、政治革命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同时，如果看不到经济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等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同样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态度。
因此，推动经济发展和历史前进的不仅仅只是政治革命和政治权力，经济革命和经济权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法国彻底，政治上也较法国保守，但英国进行了以工业革命为主的深刻经济社会革命，对社会经济进行了深刻的改造，资本主义发展比法国快。然而，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也不是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而是从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工业生产才出现空前的繁荣。德国没有经过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容克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地位后，在政治上也没有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变革，然而德国却有着比英国和法国更彻底更广泛的技术革命和经济革命，这是德国经济后来居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德国工业革命较之英法起步晚，为了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从一开始就注重科学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一方面十分注意学习英、法、比、瑞士等国先进技术和经验。另一方面，德国人民有一种坚韧不拔的顽强奋斗和彻底探索的精神，在借鉴和模仿他人科技成果基础上，不断进行发明和创造，科技发明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成为欧洲最发达的科技先进国家。德国在发展工业的时候，一方面注意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对旧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还特别重视开拓新生产技术和新兴工业，并且新兴工业从一开始就利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工业化的技术革命使德国工业突飞猛进，电力工业、化学工业、钢铁工业十分发达。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采用了英国人发明的托马斯——吉尔克里斯碱性转炉炼钢法，使钢铁生产节节上升，很快超过了英国，跃居欧洲之冠。钢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铁路、船舶、军工等整个工业的飞跃。正如凯恩斯所说：“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依靠血和铁建立起来的，不如说是依靠煤和铁建立起来的。”（注：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技术革命又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首先改变了工农业比例。由于工业发达，城市人口增多，使德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其次改变了轻重工业比例。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就是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快，也就是说，新形式的资本愈来愈多地转入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经济部门。因而，这一部门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部门增长得快”。（注：《列宁全集》第2卷，第122页。）这一转变一般是在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才出现的，英法等国也只是在工业革命后期才完成，而德国在此之前就已完成，将工业生产重心从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因而轻重工业比例改变，加重了重工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垄断程度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高。
德国对旧工业的改造和新兴工业领域的开拓并得到发展，关键的因素是注重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科技发明与创造是与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分不开的。德国在科研方面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允许学者们在学术上自由发表意见，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完全独立于政治和宗教之外，不受其干扰。这种学术上的自由探讨和重视、尊重知识的环境，使德国出现不少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如物理学领域出现了爱因斯坦和普朗克两位伟大的科学家。另外，在数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领域也是人材辈出、硕果累累。在1933年以前，德国的科学一直处在世界的前沿。在世界45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德国人就占10人；40名化学奖获得者中，德国人占16人。大量研究成果和科学发明发现，对德国工业现代化起着重大促进作用。
科技人才的大量涌现，得益于重视教育事业。德国的教育十分发达，尤其是普及教育的程度居世界各国之首，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十分发达。法国科学家帕舍尔认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是在“科学上失败了”。他说：“德国增设大学，在大学之间培植有益的竞争心理，对大学教授和博士很尊敬并给予荣誉，设立宽敞的实验室，并具有精良的实验仪器。而法国则只顾革命，沉醉于理想政体的无益争论之中，对高等教育的设施也只是给以偶尔的注意。”（注：日本世界教育史研究会编：《六国技术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页。）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是由于敌不过以西门子、克虏伯发明创造的钢炮武装起来的普鲁士军队。这一重视教育的传统在德国一直被沿袭下来。
除了有雄厚的科学技术力量和重视教育外，魏玛共和国经济的复兴和繁荣也与国际资本的扶助和实行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有关。1924年，德国接受《道威斯计划》，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德国，解决了德国经济恢复工作中资金奇缺的燃眉之急。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的采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整个工业的发展。
威廉第二帝国和希特勒第三帝国工业的发展还与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刺激有关。谋求世界霸权，没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做后盾是不行的。在军国主义、霸权主义思想指导下，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在德国得到优先发展。在军火工业发展的同时，与之相关的冶金、燃料、机械、电力和化学工业等部门都得以优先发展，从而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种新的制度或政权的建立，如果没有彻底摧毁旧制度和旧政权政治结构，就不可避免地留有旧制度和旧政权的痕迹，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也不可避免地留有旧的思想残余。即使旧制度和旧政权被彻底摧毁了，旧的思想和意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会以不同形式存在下去。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不断进行政治方面的自我完善，不断扬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因素，使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总是相对处在同步发展的平衡状态。1945年前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不同步协调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政治改革不彻底，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未能产生促进整个社会全面进步的动力，没有逐渐达到与经济的同步发展，因而最终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障碍，使德国历史出现大倒退，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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