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文史
抗战胜利后河南地区难童救济研究
赵 艺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造成河南地区大量民众背井离乡，四处逃亡。难民当中，儿童所占比重为三分之一。抗战胜利后，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为主的救济机构，通过援助公私救济机构、发放营养食品、教授工艺技术等措施针对难童开展救助、救济工作。这一时期的难童救济工作，“教”与“养”结合得更为密切，体现了社会救济事业的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 抗战胜利；河南；难童；教养并重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自此之后，华夏民族饱受战争之苦，数千万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寻觅生计于他乡。在这些民众当中，儿童的数量尤为庞大，约占三分之一。[1]随着社会史、人口史等学科的发展完善，学界越来越关注弱势群体问题的研究。其中，难童救济问题的研究便是一例。
迄今所见，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难童救济的研究成果颇多。在地域上，滕兰花[2]、闫亚平[3]、魏娜娜[4]对广西、广东、江西等地难童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救济主体上，一方面，有以国民政府为考察中心的研究成果，较典型者如冯敏[5]、苏新有[6]和许雪莲[7]。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以战时保育会及其保育机构为考察中心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孙艳魁[8]、古为明[9]、范蕾蕾[10]等。此外，董根明[11]、胡小京[12]、徐萌萌[13]对儿童福利政策作了专门的讨论。一言以蔽之，学界在抗日战争时期难童救济、教养问题上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就研究内容来看，与抗日战争时期难童救济、教养相关的社会背景、制度背景、价值观念、福利思想、救济机构、人力物力、难童遣返、作用影响等问题，既有研究成果皆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涉及。
Methods: Data were obtained and analyzed from 102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surgery having a preoperativ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 40%.A subgroup of patients with EF ≤ 30% (n = 28) were also analyzed 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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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抗战胜利后的难童救济问题，似乎仅张智伟一人做过专门的研究。张智伟在《战后上海难童教养问题研究(1945—1949)》一文中，细致考察了抗战胜利后上海市立难童教养所的设置、宗旨、经费收支、工作人员及工作内容等问题，[14]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因此，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拟根据搜集到的档案、报刊等资料，细致考察抗战胜利后河南地区的难童救济问题，以祈正于方家。
一、天灾人祸
河南在抗战期间，饱受战火摧残，“河南当四战之地，夙为军事所必争，三十年来兵连祸结，农村崩溃，产业不兴，在战前已为一积贫之区。抗战军兴，河南早期沦陷，全省一百余县无不罹严重战灾。”[15]553据统计，“1937年到1943年间，河南地区所辖的111个县中，经战火摧残的县区达48个，沦陷的县有63个，河南民众遭受日军的残害沦为难民，生活飘摇。据国民政府的调查，战时各省市难民及流离的人数达9500万，其中河南达1453万人，居各省份之冠。”[16]
抗战期间，花园口决堤事件给河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1938年6月，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花园口大堤，导致面积颇大的黄泛区的产生。作为黄泛区的中心地区，河南地区受灾最为严重。[17]黄泛区内，环境恶劣，土地荒废，百姓生存艰难。据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河南分署的调查报告显示的数据，可知当时逃亡西北各省的黄泛区人口为17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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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数众多的河南难民中，儿童所占比重尤为凸显。[15]501孙艳魁认为，“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难民总数的33.7%……河南大旱，蝗灾泛滥，颗粒不收，加上战乱，民不聊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逃荒乞讨，树皮、树叶和草根都被剥光了，饿殍遍野，一片惨象。”[1]作为难民中的弱势群体，难童的生存状况更加悲惨。以河南省济源市儿童教养院为例，“一方面经费再度延发，另一方面粮价暴涨，钱币贬值，米粮不能按时供给，时有断炊发生，老师就带领儿童上山或下沟寻挖野菜，采集树叶。饮食的不好，严重影响了儿童的健康，个别的以致死亡。”[18]可见，即使被收容，一些难童的境况也并不乐观。难童作为国家之未来，民族之希望，影响着国家今后的发展，因此，抗战胜利后河南难童救济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难童救助主体及措施
传统的酒类企业，多采用电视、报纸、楼宇、公交等传统形式的投放。与行业内有着深厚底蕴的大企业相比，江小白作为创业型企业，深挖目标消费群体特性，借助新媒体平台进行社会化营销。
1942年，以英美为首的44个反法西斯盟国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其目的是帮助二战中受灾严重的国家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中国在二战中损失惨重，因此，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作为联总在中国的办事机构，隶属于行政院。与此同时，又分别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十五个分署，河南分署即为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河南地区难民的产生也与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密切相关。从1938到1945年，“河南所受的灾患如战灾、匪灾、风灾、雹灾、霜灾、蝗灾以及旱、涝、虫、荒，并黄河决口等灾，统计不下十三种之多。”[15]143以河南省第一区郑县为例，仅1946年，病害灾、旱灾、蝗灾、虫灾、水灾、雪灾、风灾等自然灾害皆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也使河南地区的难民日益增多。战后，经河南分署统计，“八年(1938—1945年)以来，河南因受各种灾况而死亡的人口约六百二十余万，现在待救人数约为八百六十余万，约占现有人数百分之三十点五强。”[15]143由此可见，河南省所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破坏极为严重。
1946年初，经过紧张有序的筹备工作，“行总”河南分署在开封成立。作为抗战胜利后的官方救济机构，“行总”河南分署承担着本省战后各项救济的重要任务。其中，难童救济便是救济计划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以培养健全生活、增进民族活力为目的，将“善种、善生、善养、善保、善教”[19]作为难童救济工作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行总”河南分署在难童救济工作上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
1.援助公私救济机构
抗战胜利前，河南境内的公私慈善救济机构主要有难童教养院、难童教养所、[20]451实验救济院、育婴院、残废教养所、习艺所、义诊所、[21]166儿童保育院、天主堂孤儿院、难童工读学院、基督教会难童学院、难童职校等。这些名目不一的难童救济机构，在抗战胜利之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抗战胜利后，河南省内公私立救济慈幼机关的基础设施和经费基本上损失殆尽。
南京国民政府留意到各种救济机构的作用，也留意到救济机构的衰败。就河南而言，由于遭受战争的破坏，全省慈幼救济机关“原有设备损毁殆尽，经费方面，筹募困难”[15]160。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意识到“行总”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各项业务也均属临时性质。但是，“社会福利事业则必需有继续性，方可收效。”[22]283因此，国民政府制定了《善后救济总署赈恤业务原则》，规定：“关于各地社会福利事业，本署及所属各分署以不另设机构办理为原则，但各地社政机关或原有公私立慈善救济团体其办理著有成绩者得供给物资与人材或订约合作。”[23]417具体来说，即分署向原有公私救济机构提供救济物资或资金，使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救济活动。
李先生的女儿是国内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大多数时候，都是李先生独自生活在曼哈顿。按国内一般空巢老人的状况，他该是“蜗居”在一所空旷而孤独的大房子里，自怨自艾，每天要么守着电话，要么站在家门口，数星星盼月亮地盼着女儿回来。
我国应该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提高机械化水平和生产效率，弥补人口结构带来的劳动力流失。
在政府的宣传引导下，抗战结束后，国内社会各界也相继针对难童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救济活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沦陷区次第收复，慈善组织在各地开始陆续恢复。1945年末，全国慈善团体为235个，会员32446个。1946年底，慈善团体为296个，会员37182个。1947年6月，慈善团体已发展到467个，会员73427个。”[24]203其中成效较为显著的机构要数开封天主堂孤儿院、卫辉天主堂孤儿院、安阳基督教难童学院等。
“行总”河南分署补助救济慈幼机关物资统计表(1946年1—7月)
资料来源：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善后救济史料汇编》(第8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473页
此外，河南分署在全省范围内设置托儿所，收容无人抚养的儿童。“本省受灾过重，贫苦人民对婴儿幼儿无力抚养，时有溺婴弃婴事发生，且一般人民对教儿常识少注意。”[15]627鉴于省内各县受灾严重，儿童无法得到及时养育和教育，河南分署在全省十二个行政区适当地区各设一所托儿所，作为示范。每处托儿所暂拟收容儿童200名，收容对象主要为自出生至六岁以下、无人抚养的婴儿及幼儿。
在这些救济物资中，除了传统的米、面、衣物外，牛奶、奶粉、罐头等富有营养的食品尤为引人注意。“豫省位居中原，人民体格，原极壮健，惟饱经战祸，颠沛流离，无衣无食，遂陷于贫病。其子女幼童，尤属缺乏营养。”[15]416在正式展开救济之前，“行总”专门邀请营养考察团来豫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河南儿童大多营养不良，为增强难童身心健康，遂计划向河南运送大量营养品。
“行总”河南分署先在灾情较为严重、交通较为便利、人口较为稠密的开封、中牟、新郑、灵宝、南阳、鄢陵、漯河、上蔡、罗山、信阳十二县设置了免费牛奶供应站。供应的对象除了十二岁以下的儿童，还有成年病人及贫苦孕妇等。后据河南分署统计，“前后筹设了八十三个免费牛奶供应站。”[15]161各牛奶供应站均由河南分署附属机关连同地方人士办理，但是所需牛奶和经费均由河南分署筹备。事实上，除了牛奶，河南分署还为辖境内部分学校的学生分配罐头、汤粉等营养品。[15]25
面粉、牛奶等救济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难童面临的饥饿之苦，但是，物资救济是临时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解决根本问题，需要让难童掌握生存的本领。教授难童以技艺即是理想办法之一。在“寓救济于善后”思想的指导下，河南分署“为加强救济、增长难童技能起见”[15]160，招雇技术工人在河南省救济院筹办白铁工艺训练班，他们利用包装营养品之废桶空罐等，教授该院儿童学习制造白铁用具技术，同时，分配给各救济院的缝纫机和修鞋工具，也可以使儿童们练习些技艺，“以解决其永久的生活问题”[15]160。通过训练班的培训，难童拥有一技之长，以谋求自救、自立、自生。
抗战胜利之初，有识之士认识到，“抗战血迹未干，烽烟继弥四野，旧创已深，新灾续演，当时人民望救之切，非言可喻。”[15]9虽然当时国内政治军事环境极为复杂，但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都注意到了亟待处理的难童救济问题。总的来说，当时在难童救济工作上贡献最为突出的是“行总”河南分署。
3.教授工艺技术
为保障难童营养健康和牛奶配发工作的有序进行，“行总”专门制定了《免费供应牛奶办法》，严格要求：(1)每日每人供应冲调之牛奶一碗(约一磅)。(2)需奶者均需当场饮用，以杜流弊。(3)病人不能到站饮用，供应站得酌量情形，发给冲调之牛奶粉交其领回食用，但绝对不准变卖或赠送他人。每次领奶都必须将空筒交回，以空筒换发牛奶。[15]37牛奶供应站“设立之初，因一般儿童没有饮奶的习惯，所以前往吃奶的人比较少。后来人数逐渐增多，甚至超出每站五百人的定额”。“行总”的救济物资主要来源于联总及其他国家，在难童救济工作中，设置牛奶供应站属于先例。一定程度上，牛奶供应站的设置体现了国民政府对西方儿童救济思想的引入与实践。
除此之外，在黄泛区尉氏、扶沟等县，河南分署主办了许多“小型工艺训练班”[15]160，这些训练班主要包括纺织、成衣、制鞋、木工、农具生产等部门。还有，河南分署十二工作队在扶沟主办的孤儿院和第四工作队办的西华儿童教养院，“都是工作队同仁在业余之暇，本着热心服务的精神创办的，规模略具。所有儿童的衣食，都由本署发给，课程则着重职业教育。”[15]160由此可见，从直接给予救济物资，到教授生存技艺，这一时期的救济工作业已实现了由关注“养”到教养结合的良好转变，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救济思想已由传统向近代转变。
4.复兴医疗卫生事业
“大战之后，必有疫疠”，战争造成民众“家败人亡，流离颠沛，使身心都吃了不少的亏”[22]291。因此，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将二战后世界各国医药卫生方面的善后与救济，列为重要工作之一。抗战时期，河南全省上下的医药卫生机构遭受了严重破坏，医疗水平迟滞不前。战后，难童饱受疾病折磨。因此，医疗卫生救济，刻不容缓。为了能够为难民尤其是难童提供保障生命安全的医疗救助，重振全省医疗卫生事业，一方面，河南分署援助、修建了一大批不同等级的医院。除了这些医院，河南分署还为辖境内的其他医事机构提供了建设经费。与此同时，河南分署还积极购置医药器材，改善卫生环境，兴办卫生工程，训练医事人员。另一方面，河南分署积极联合各医院，重点预防战后天花、霍乱、疟疾等疾病的发生。在河南分署的帮助下，河南地区的卫生事业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为战后难童的医疗救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发放营养食品
事实上，除了河南分署，来自联合国和河南省内的社会力量，都在战后难童救济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设立“国际儿童救济金”，并推定26个会员国代表组织“联合国劝募儿童救济金委员会”，以此来发动全世界的社会力量救济全球灾民及贫苦儿童。1948年1月，联合国致函中国政府，并派联合国远东区总代表何慈柏先生来华，与宋美龄商讨设置中国委员会各项事宜。中国委员会设立后，宋美龄担任会长。此后，浙江省分会、重庆市分会、台湾省分会、南京市分会、贵州省分会、西康省分会、广州市分会、广东省分会、宁夏省分会、上海市分会、江苏省分会、青岛市分会等纷纷建立，为战后难童救济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
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近些年来强调服务国家战略、对接行业需求，即校长们经常喊的所谓的“顶天立地”，学术话语中心的导向性十分明显。具有应用性学科特征的编辑出版学也不例外，上升不到国家战略就对接项目战略，容易申请什么就研究什么；对接不了行业就对接市场，谁给钱多我就给谁去调查、统计。我们学科有限的力量、有限的资源，都集中涌向应用型研究，使得编辑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成为荒漠地带。很少人去关注编辑规律、出版文化、出版伦理、出版美学等分支领域的研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本来被质疑“编辑无学”的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石更加不稳。
为充分发挥公私救济机构的作用，按照“行总”的相关规定，河南分署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主要有粮食、被服、营养物品、生产器具、设备物资等。1946年1—7月，“行总”河南分署提供给公私救济慈幼机关的物资包括，“食粮方面，每人每月发给米或面粉三十斤(县立者以三个月为限，其他省私立者以七个月为限)；被服方面，每人可领棉被、毛毯各一条，棉衣一套，军衣两套，并分别拨发各该院赈衣，交由各院自行分配；营养品方面，有罐头牛奶、奶粉、菀豆汤粉、饼干、鱼肝油等几种，按照各种物品的营养成分定量分配；生产器具，有缝衣机和修鞋工具，依照各院的需要程度来决定配给的多少，使能灵活的使用；设备方面，有洗脸盆及镜子等物品。”[15]160据统计，1946年1—7月，“行总”河南分署总共为31个公私救济机构提供了物资援助，共发放面粉6448袋，面粉代金340000元，奶粉24060听，牛奶1344听，罐头60罐，旧衣200包，直接救济难民6358人。(见下表)
1947年，河南分署署长马杰在对两年来的救济活动进行总结时，说道：“本署对社会福利事业虽已尽最大努力，但因种种的困难，实在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感觉到满意，因为我们所办的与社会的需要相差太远，不过成千上万曾经我们救济过的儿童，小脸上由干枯焦黄慢慢的变得红润了，给我们增加了一点安慰。现在河南的社会福利事业，可以说仅是种下了一粒种子，才奠定一点根基。本署结束之后，诸待地方政府社会热心人士，继续培植，俾得发展，否则即此一点根基，势将无法保持，而此千百人心血所造成的结晶，亦将付诸流水了。”[15]159河南分署存续时间仅两年，但其近代化的救济思想有效指导了战后救济活动，大多数难童得到了救济，身体状况有所改善，为河南省的社会福利事业奠定了基础。
三、难童救济的革新
总体来说，抗战胜利后河南地区的难童救济不仅关注物质层面，而且还重视教育、学习等精神层面的教养。为更好地展开难童教养工作，这一时期的难童救济工作主要有以下两点改革。
由于内部审计涉及的营销、财务等多个业务，所以本文针对以红河建水居民用电量为例子使用R语言实现k-means算法进行分析，来体现聚类算法在内部审计中的应用。具体实现流程如下。
1.培养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增强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奠定福利事业的基础
抗战时期乃至更久之前，“民国的社会救济还存在着社会救济人才的缺乏和社会性质理论与技术的不完善”，对于社会救济事业，政府委任年高望重的绅董或殷商富户之做好事者来办理，但这些人“多非专门人才，对社会救济事业所需要的奉献精神、耐劳忍怨、健全人格、宽善之心及知识等缺乏训练”[24]95。培养社会福利工作人员，有利于救济机构科学化、规范化运营。“社会福利工作在我国尚属新兴事业，欲使其充分发展，则人才之培养实为重要”，河南分署同联总办事处及省社会处借省救济院一部分房舍，举办河南省社会福利工作人员讲习班，以奠定河南福利事业的基础。该班开办历时两个月，全班学员共八十二人，其中福利工作人员五十二人，是从各慈幼机关现任保教人员抽训，主要学习新的社会学识理论及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意义，保健人员二十六人，都是各院所收年龄较大的儿童，这部分学员注重简单的医疗卫生常识，并制发药箱。“使他们毕业回院时，对儿童们的保育，有大的帮助。此外，总署及社会部还特地委派美籍福利专家甘浦小姐来给他们讲‘儿童福利及机关管理’。课程是‘学’‘习’并重，另外还有业务讨论，俾于短短训练期间，对他们本身业务有充分研讨的机会。”[15]161社会福利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很大程度上影响救济活动的进程和成效，河南分署重视工作人员的培训，为难童救济提供了保障。
学校及教室里的图画书阅读，无论是以校本课程形式还是以教学研究课形式呈现，从性质上看，主要还是课外阅读向课内阅读教学的转化和延伸，不应或不必等同于基准的语文教学或讲授课程，也不适合进行与语文课文（含儿童文学作品改编课文）相类的教学效果评估与评测。这样性质的定位，会保留并突出这类图画书阅读课程的特色，为教师和学生在相关课程中的教学行为预留出开阔的、自由的空间，将师生多种形式的共读、各种组合的互动讨论、学生个体反应的展示与分享等环节更多包含其中。
2.为保障难童救济工作秩序，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办法及草案
1943年9月29日，国民政府制定、颁行《社会救济法》，明确了救济范围、救济设施、救济方法及救济费用来源等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救济法。该法第十八条提出：“育幼所应按留养儿童之年龄设置相当班次授以相当教育并为技能上之训练或送就近学习免费肄业。”[23]556可见，儿童接受教育及教授难童技艺等已被列入法律范围，儿童救济具有法律保障。1943年《社会救济法》的颁布，意味着近代中国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引进西方社会的福利观念。它制定的“善种、善生、善养、善保、善教”[11]的儿童福利政策初步体现了现代儿童福利观念的某些特征。
余论
中国传统的救济思想主要是以“养”为主，仅是解决了难童的生存问题。晚清以来随着对旧式慈善教养的反思与西方教养理念的传入，慈善教养事业逐步发生转变。[25]抗战结束后，国家及地方财政拮据，物资匮乏，同时难民数量庞大，以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救济物资，因而，在救济物资和救济方式上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改变着中国的社会救济事业。
中国传统的社会救济思想受到冲击，现代社会救济思想逐渐发展并成为主流。人们已经认识到“教养并重”的救济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凡街市乞丐、无业游民，收入院中，教以浅近手艺，至艺成足以自养而后令去。不徒养之，而又教之。盖养之者，保暖一时；教之者，保暖终身也。”[26]通过传授技艺的方式使人获得基本的生存技能。晚清是中国社会救济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社会救济的转变和发展，这种转变由两种力量推动，一是外来力量，一是国内自身的力量。其中，外部力量为教会创办的慈幼机构对传统型的中国慈幼事业的示范作用，内部力量为中国得风气之先的有识之士对西方慈幼思想和事业的引介和思考。我们认为，转变后的救济思想，一方面在于提供基本的教育，重视教学方式，一方面重视对难童的教养，注重培养难童的谋生技能，开设各类技能培训班，使难童接受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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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969/j.issn.2096-2452.2019.02.013
收稿日期： 2019-03-24
作者简介： 赵艺(1992—)，女，河南巩义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生。
中图分类号： K26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452(2019)02-0069-06
(责任编辑：张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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