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汗——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一个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忽必烈论文,神话论文,案例论文,于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中国古代宫廷对于外国和居住在国内的异族的情况有时也很了解，但其史家却经常有意无意地歪曲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惯例[①]。这些史家不仅轻视那些异族的各种贡献，而且对其社会状况的描述也往往带着优越感。他们常常贬抑那些异族的成就，即使是邻近中国的内亚民族也不例外。由于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直至其历史发展的晚期仍未形成书面文字，因而，这些史家往往提供了有关那些少数民族特有的，或者说是至关重要的记载。不过，对于某些更有贬抑性的看法，现代学者则必须审慎，应以源自非汉语史料的有关这些少数民族的知识为基础，推敲汉语书面史料，进而从中得出有关其历史、文化方面的更为准确的见解。
在撰写忽必烈汗的传记过程中，我曾见过不少汉文原始资料贬抑这位大汗历史贡献的例子。他的许多业绩与成功之处均被错误地归因于汉族幕僚，甚至连元朝统治时期最有意义的一些革新都没归功于他。这些资料还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忽必烈在位时间越长，他就越汉化。这就暗示着，他越汉化，他的统治便越成功。有鉴于此，我准备通过选用忽必烈生涯中的某些事件来证明这些假设是值得怀疑的。
一、忽必烈与他的幕僚
忽必烈是个蒙古人，他蒙古式的养育成长塑造了他的一生。忽必烈从未完全抛弃自己祖先的生活方式，也没有背弃蒙古人的传统习惯。后来，他成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定居帝国的统治者，并且居住在当时蒙古统治地域上的伟大中心之一——中国。当时，他虽已不再只是草原民族之中游牧着的某个群体的首领，但他仍忠实于蒙古人的信仰和习俗，并没有去迎合汉族的文明。他曾采用过汉族制度治理国家，并且非常仰慕于汉族的艺术、学术和文化。不过，他在早年所受蒙古习俗与教育的影响则使他毫无完全采取汉族生活方式的可能。
忽必烈受汉族生活方式的影响起源于他的母亲。1236年，窝阔台大汗把真定地区封给了唆鲁禾帖尼别吉[②]。她与诸子便开始统治汉地的农民，而不是蒙古草原上的牧民。在治理这个地区的过程中，她起用了一些汉族幕僚。尽管她并未割断自己与蒙古文化的联系，但她却开始与定居文明的某些势力打成了一片。
忽必烈则遵循着同样的过程。窝阔台曾将地处河北、具有一万人户的邢州分封给他治理。因为这块封地正好处于中国的北部地区，所以，忽必烈不得不与汉人进行交往，以致他在自己生涯的早期便依赖于汉族幕僚。可是，他对汉族幕僚的依赖和信任程度不应像汉文原始资料中经常夸大的那样，因为他在自己的一生中总是，并在随时准备起用异族幕僚。聂思脱里教徒、基督教徒、藏传佛教教徒以及中亚穆斯林都可被咨询。因此，忽必烈并非仅仅依赖汉族幕僚。
汉文原始资料却使我们误入歧途。这些资料不仅把忽必烈描绘成为一个倚重于汉族士大夫的极端汉化的皇帝，而且还提名赞扬到他的几位非汉民族的幕僚，特别是那些愿意汉化或对汉人与汉族制度没有提出严重挑战的幕僚。譬如，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与中亚穆斯林赛典赤·赡思丁等一些人之所以被接受，只是因为他们对于有秩序的治理做出过贡献。但是，像穆斯林阿合马、藏人桑哥之流的许多幕僚则被描绘成为迷惑忽必烈一时的“贪残恶极之大臣”[③]。最后，忽必烈看透了这些腐败贪婪的幕僚，并对他们产生幻灭，从而重新转向了值得信任的汉族幕僚。
如此看待忽必烈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忽必烈就像任何追求积极效果的治理者或统治者一样，是注重实效的。只要能够帮他实行统治，他情愿起用任何民族的幕僚，而不管他是汉族、穆斯林、还是藏族。忽必烈的确是根据实绩选用幕僚和官吏的，尽管他的用人政策难免受到某种其它准则的影响。由于他不完全相信汉族幕僚会对自己的国家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所以，他肯定希望过起用一些中国境内的非汉民族的幕僚。在探讨汉族士大夫对他施加影响的时候，我们最好不应忽视忽必烈是从来没有完全依赖与偏袒过他们的。此外，在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忽必烈还试图考察识别过廉洁、无私的幕僚和官吏。因此，就他对汉族文明的顺应程度及其对汉族幕僚的评价来说，我们不应予以过高的估价。
赵璧（1220-1276年，来自陕西省的怀仁）是忽必烈的首批儒士幕僚之一。这个赵璧显然是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士人，而且声名遐迩。于是，忽必烈将他请到自己的领地。忽必烈非常倾心于他的忠告，并给这位儒士提供了奴仆、食物和服装[④]，还命令部下去听他讲授孔子的经典著作。忽必烈与这位儒士的谈话没被记载下来，但是，我们不难推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事实上，忽必烈曾接受、并寻访过赵璧推荐的许多能干之人作为幕僚和官吏。例如，赵璧便与邀请姚枢（1202-1278年）一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位姚枢曾是进入忽必烈幕僚中的一个最为重要和最受信任的人物[⑤]。
姚枢无疑是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儒士之一。1251年，姚枢接受了忽必烈的邀请，来到这位蒙古宗王的营帐，并且受到热情的欢迎。他很快便向忽必烈提出一整套实行统治的道德准则，并给忽必烈的行政班子提出了三十六项专门建议。忽必烈则很有礼貌地把这些道德准则搁到一旁，而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他更为实际的建议之中。
那么为什么这些儒士会心甘情愿地为那些异族征服者效劳呢？在13世纪40年代以及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之后，曾有许多人拒绝过忽必烈给予他们的官职[⑥]，而那些接受官职的人则显然将自己置于被指责为不忠、甚至卖国的地位。不过，他们为蒙古人和忽必烈效劳的动机却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人无疑是唯利是图的，因为他们追求的是蒙古人用作钓饵的赏金和财物；一些人或许指望免除劳役；另一些人或许是并不关心为谁效劳的嗜权者；还有一些人则渴望恢复中华帝国的统一与秩序，并且认为蒙古人提供了实现这种愿望的最好机会。他们将中国的南北统一看作是自己的首要目的。因为自从1126年金国征服中国北方地区以来，中华帝国已经是半璧河山，支离破碎了。因此，对于这批人来说，最高的首要目标就是国家的统一[⑦]。
尽管忽必烈的儒士幕僚们对他的态度施加了明显的影响，但是，忽必烈不是一个可以轻而易举地便被有学问的士大夫加以操纵的傀儡。在与这些汉族儒士交往的过程中，忽必烈则是小心谨慎的。他偶尔也表现出了过分依赖他们是否可能的疑惑。他在与自己幕僚之一——张德辉谈话时，便对去过辽国（907-1118年）的佛家幕僚与去过金国的儒家幕僚未能为这两个衰败的王朝作出贡献而大惑不解[⑧]。张德辉则直言不讳地回答说，他对于辽国一无所知，但对于金国末期的状况却很熟悉。当时，前往金国的只有一、两个幕僚是儒士，其余的人都是凭借武力解决争端的武夫。既然儒士仅占幕僚的三十分之一，那么他们怎能因为金国的灭亡而受责备呢？根据同样的原始资料，忽必烈对此答复表示满意，但是，他接着问到受人标榜的汉族祖制的问题，即这些祖制为何没有得到落实？于是，张德辉指着一只精美的银盘说道，正如需要合适的人选制造银盘一样，祖制的真正落实同样也需要合适的人选[⑨]。于是，张德辉获得了成功，因为忽必烈准许他招募二十多名儒士进入自己的幕僚班子。不过，忽必烈的问题却显示出他对儒士的怀疑。这种怀疑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反复多次地出现过。不管怎么说，他一旦成为元朝皇帝，便有意识地起用了非汉民族辅佐自己治理中国，儒士们没有能够独占他。
此外，忽必烈绝对不会完全理解他的儒士幕僚的。他无法阅读汉文文献，即使讲汉语的水平也是相当初浅的。这种情况在他生涯的早期尤其如此[⑩]。他无疑没有足够精深的汉语水平去理解儒家教义中的深奥对话。他与汉族士人谈话时，译者总是在场相伴。当他的汉族幕僚给他讲解儒家经典（经筵）时，他则不得不等待着把汉语译成蒙语[(11)]。翻译本身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所译内容的原意。一些译者可能在汉语或蒙语方面存在着不流利的问题。后来，当忽必烈命令汉族官吏编写一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记录（实录）时，整部记录却都不得不译成蒙文来便利他和其他的蒙古人[(12)]。因此，忽必烈对于汉人所说或所写的东西可能仅有粗略、零散的不同看法。
忽必烈也没有将自己局限于咨询儒士的范围之内，他力求从多种途径获得忠告。他招募过象史天泽（1202-1275年）之类的将领，并发现这些主要将领的支持与建议至少与儒士的辅佐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史天泽作为一个多次参加过征服金国和南宋的宿将，可谓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弓马娴熟，并在忽必烈后来对中国的征服中表现得非常出色。他在战略战术上无疑对忽必烈产生过影响[(13)]。
忽必烈同样也咨询过其他非汉民族的幕僚。他象自己的祖父那样依赖过畏兀儿人的幕僚和官吏。聂思脱里教徒昔班就是他最早招募的人之一。1260年以前，昔班已经是忽必烈的高级官员。在忽必烈称汗之后，他成为户部尚书，并担任过其它各种官职[(14)]。孟速思（1206-1267年）是忽必烈执政机构中的另一位杰出的畏兀儿人。他生长于别失八里，最初是奉成吉思汗之令担任幕僚的。他作为一个有文化和受过教育的畏兀儿人，曾向蒙古人证明了自己的作用。在成吉思汗逝去之后，唆鲁禾帖尼别吉招其治理自己在中国北部的领地。由于他在忽必烈身边曾担任过短期的职务，所以，他表现得极为能干[(15)]。1260年，孟速思成为极力劝说忽必烈称汗的幕僚之一。他与忽必烈的正后察必之妹的姻缘对于他的权力上升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忽必烈也起用过畏兀儿人和其他突厥人担任军事幕僚、译者和地方官吏[(16)]。
忽必烈对于蒙古族幕僚的依赖也不应视而不见。忽必烈绝对不会把自己与蒙古族随从分隔开来。最杰出的一些蒙古英雄的后代曾经同他携手合作过，并且成为他最亲密的幕僚。一些蒙古人还是出色的勇士。即使他最后希望建立起行政管理机构，但是，他在平定和拓展自己领地的过程之中仍然需要获得辅佐。兀良合台是成吉思汗最著名的将领之一——速不台的儿子，他在忽必烈征服中国的西南地区时，曾率领过一支军队[(17)]。乃燕是成吉思汗另一位将领木华黎的后代，他也曾是忽必烈的幕僚，他的主要贡献不是在军事，而是在行政事务方面[(18)]。霸突鲁是木华黎的另一位后代，他则在军事上给予过切实的帮助，他在忽必烈征服宋朝的过程中曾与忽必烈合作共事[(19)]。
在忽必烈生涯的这个阶段中，他的随从中还有几位穆斯林幕僚。忽必烈也不失时机地起用过许多穆斯林。他们作为理财者、税吏与官商对他起过重要的作用[(20)]。总之，忽必烈的随从中并不缺少幕僚人物。他的幕僚所具有的宗教信仰、人生哲学、种族类型与职业特点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忽必烈可以从多种途径得到忠告和帮助。一些汉族幕僚确曾坚持认为，忽必烈想要治理国家，就必须学习孔子的经典著作，他们暗示，儒家学说可以提供治理国家的唯一手段[(21)]。同样，他的另一些异族幕僚也会给他提出某些实行统治的灵丹妙药。忽必烈则在他们中间持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而不使自己倾于任何一方。他的折衷主义大概可以部分地解释他的成功及其最后崛起成为大汗。
二、大理之战
1252年的晚些时候，蒙哥大汗命令忽必烈参与管理中国的事务，并命他征服大理国，将其置于蒙古的统治之下。
忽必烈于1252年7月便已接到蒙哥的命令，可是，他却直到1253年9月才向大理进军。他象其弟旭烈兀一样，确信这次征服需要细致周密，不遗余力的准备，而不能寄以任何运气。他的军队不仅需要对任何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做好准备，而且还必须有充足、迅速的供给。
跟随忽必烈出征大理的是蒙古帝国的两个最能干的人物。成吉思汗的大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奉命率领一支军队朝着西南方向进发；儒士姚枢则随着其保护者和起用者一同前往这个汉人认为是文化愚昧的民族居住区[(22)]。与忽必烈相比，兀良合台则更富有战场经验，他在这次征服的实际作战中，表明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汉文原始资料把这次征服过程中减少屠杀和蒙古军较容易地迫使大理投降的事实均归功于姚枢。对于这次征服来说，他的忠告可能具有某种贡献，但是，就我来看，中国史家却夸大了其建议的作用和效力。
1253年夏末，忽必烈认为完成蒙哥委付给他的使命的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他在陕西省西北的临洮集结军队，开始向南长征。为了到达云南高原，他和他的军队不得不越过崎岖不平的多山地区。他们需要穿过四川才能抵达三条大河滋养的大理山谷。怒江、澜沧江上游与金沙江形成大理国的边界。忽必烈还在临洮时，就已派出三名使臣带领的使团前去敦促大理国主迅速投降。这位大理国主便是汉人所知的段兴智，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傀儡。实权掌握在重臣高泰祥的手中，只有他才有权答复忽必烈的通谍。对于他与大理来说，高泰祥的答复表明是灾难性的，他处死了那三名使臣[(23)]。
因此，忽必烈别无选择，只得采取惩罚行动对付大理。忽必烈征服大理的战略看上去十分简单：兀良合台率军从西面进攻大理；他本人则直接与敌军交锋；另一批宗王及其军队则从东方进击，这次三面攻击的战役始于1253年10月下旬。忽必烈认为只有血腥的战争才能迫使大理彻底投降。在反对投降蒙古军时，高泰祥的态度十分坚决，并在金沙江畔整军待敌。11月间忽必烈的军队抵达了对岸，并用羊皮口袋制作筏子准备渡河[(24)]。当时，监造筏子的是跟随忽必烈的一个将领伯颜，这是忽必烈与他的第一次合作。后来，这位令人畏惧的将领成为忽必烈最信任和最干练的军事助手之一。当时，伯颜率军涉水渡河，并迅速打垮了守军，迫使高泰祥仓慌逃回都城，他的军队则大多死于战阵。随着顽抗化为混乱，忽必烈集中全力，开始准备向大理都城发起最后的攻击。
汉文原始资料把忽必烈的一个汉族幕僚描绘成为这次征服的真正主角。姚枢给忽必烈讲了北宋初期的一位著名将领曹彬谋求加强统治中国的故事。975年，宋朝皇帝曾派曹彬前去平定南京。途中，曹彬假装患病。当其部将聚集在他周围询问病因时，他对他们说，只有他们发誓不去杀掠南京居民，他才会安然无恙。曹彬想让他们力戒不必要的暴行。后来，他们表示同意，并且和平地完成了平定南京的使命[(25)]。姚枢极力劝说忽必烈仿效曹彬的范例，建议派出一支先头部队打起不纵杀掠的旗帜前往大理都城，因为他们的全部要求就是促使敌方接受蒙古人的绝对统治。根据姚枢的说法，这种非暴力战术定会导致大理的不战而降。
这个记载大有编撰中国神话的味道。因为就姚枢所提出的这种战术而言，蒙古军已经使用过几十年了。他们常常保证说，如果城中居民和平地放下武器的话，就不会遭到危害和毁灭。因此，在和平征服一个敌对的，至少是未征服过的民族时，忽必烈肯定不会需要这种劝告。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便曾反复多次地运用过恐吓异族使之屈服的战术。他使用最野蛮残酷的方式去粉碎任何抵抗行动，并希望以此来威胁前进道路上的其他对手使之束手投降。忽必烈在大理之战中也毫不逊色地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这样便可既不必对大理的残敌进行杀戳，也不会因竭力攻城而损失蒙古军队。
大理的投降也笼罩着中国神话般的色彩。汉文原始资料载到，忽必烈在遵照姚枢提出的谋求和平征服大理的原则之后，便命军队制成一面书写着投降不杀的丝质旗子，向大理都城的居民作出保证。由于这种现实的保证，大理作出了投降的选择，而忽必烈则遵守了诺言。他只处死了杀害使臣的有关人员。根据汉文记载，其余的人都未受到危害[(26)]。但是，这些说法却会引出许多疑问。假若旗上的招降之语是以汉文书定的话，那么大理国主真有懂汉文的居民吗？即使有的话，那么蒙古军在已有一贯使用，经过检验并获得成功的“招降令”的策略时，他们还会采用汉人的这种战术吗？这种“招降令”在事实上与归因于姚枢的那种战略十分相似。所以，蒙古军是不会需要姚枢的战略的。因为忽必烈就已直接派出带着“招降令”的使臣去见大理国主了。与汉文原始资料所提到的情节相比，这个情节的真实性可能会更大些。
总而言之，忽必烈的军队没有遇到多大抵抗便开进、占领了大理都城。在死寂般的夜色中，高泰祥企图逃之夭夭。但他尚未远遁，忽必烈就派出两名将领前去追捕他。他在被捕后，却不肯在捕获者面前俯首就范，致使他们大为不满。忽必烈对于他的傲慢不驯极为恼怒，命令将他斩首在通往大理都城南门的城楼之上[(27)]。随后，忽必烈处死了那些与杀害三名使臣有关的人员，并安葬了他们。姚枢还奉忽必烈之命为死难之使臣撰写了一篇颂文[(28)]。
三、忽必烈与蒙哥
忽必烈在征服大理成功之后，便返回自己的封地，致力于封地的治理。1256年，他为自己建起一座都城——开平。他看似打算定居下来，这便引起蒙古人对他亲近汉人的恐惧。对于忽必烈亲近汉人，似有谋反之嫌及其政策的指责，蒙哥是颇有同感的。由于蒙哥的都城位于蒙古的必脏地带，所以，他必定认为只有那里才应成为蒙古帝国的真正样板。因此，忽必烈新建都城，与之匹敌，确实令人不快。
与这些琐事相比，更严重的近忧或许是他对忽必烈与其属民打成一片的恐惧。蒙哥的臣僚们反复地试图引起他对忽必烈的疑虑。他们指责忽必烈抛弃蒙古祖训，采用汉法治理其地[(29)]。蒙哥则一向把哈喇和林看成自己的都城，并把蒙古看成其势力范围的中心。因此，在定居区内大规模地建造居住点不啻是对蒙古传统社会的挑战。
1257年，蒙哥派遣亲信阿兰答儿与刘太平二人前往忽必烈领地调查税收情况[(30)]。一些汉文原始资料含蓄地指出，这次使命所宣称的目的不过是一种借口。根据这种记载，搞垮忽必烈才是真正的目的。这两个使臣则可以在必要时罗织忽必烈的罪状。在匆忙审核过税收文据之后，他们披露说有许多违犯法令，偷税漏税的罪行，并随即聚捕了一些官吏，不待审讯便处以死刑。只有那些与蒙古大贵族之家过从甚密的官吏逃脱了这种命运。大名鼎鼎的将领史天泽便因战功卓著或赖有权势靠山的保护才得以免遭其害[(31)]。尽管没有可供恐怖屠杀的证据，但是，其余的人则不那么幸运。在完成初步的清洗之后，阿兰答儿建起一个称作钩考局的机构审核税务部门，并详细调查忽必烈部下的活动情况[(32)]。
忽必烈的选择却是有限的。他可以公开反抗他的兄长，设法逐走使臣，等待最后的结果。可是，对于这个进行反抗的弟弟，蒙哥很可能会采取惩罚行动进行报复。这种兄弟交恶必定会削弱蒙古人，并导致忽必烈的失败。
汉文原始资料把劝说忽必烈采取第二种选择的原因归于他的儒家与佛家幕僚。儒士姚枢主张忽必烈不要鲁莽行事，并暗示到，如果他采取敌对行动的话，便会轻易地证实蒙哥臣僚对他品行所作出的可鄙影射。姚枢建议说，更有效的行动则是改变他在蒙哥宫帐之中的政敌对他形象所作的歪曲。忽必烈采取了这种忠告，并派出一个名为潭澄的汉人与一个名为阔阔的蒙古人前去拜见蒙哥说明情况[(33)]。由于蒙哥于1257年12月时仍对忽必烈抱有难以宽恕的敌视态度，所以，这次使命显然未能奏效。这便需要一种更加动人的和解表示。忽必烈的幕僚建议他应亲赴哈喇和林的蒙哥宫帐抗辩对他的诬陷。他们还忠告他应避开政治问题，只倾诉兄弟之情，而不牵扯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忽必烈切实地遵循了他们的建议[(34)]。汉文原始资料表明他们兄弟的会晤是很成功的。他们相互拥抱，而所有的不和全都烟消云散了。
汉文记载看上去象是挖空心思似的。这些记载提供了一种没有说服力，却可以说是动人的情节。蒙哥与忽必烈都是精明、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是根本不会以自己的感情去决定政策的。因此，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感情不会触动他们，即使是使人伤心落泪的聚会也是如此。汉文记载所描述的这个动人的和解或许是曾经发生过的，但是，他们的和解并不是兄弟之情便可得以解释的。
1258年1月，蒙哥面临着有损于他统治的两个决定性的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佛道之间的宗教冲突。这种冲突逐步升级，发展成为激烈争斗、毁坏寺观与剥夺重要的宗教用具。蒙哥需要获得和解，至少是得到完成自己政治、经济目的的稳定。第二个问题则是征服中国南部地区。由于中国尚未全部征服，所以在北方汉人的眼里，蒙哥的正统地位仍未得到承认。因此，征服南方是十分必要的。蒙哥所面临的两大要务都与忽必烈管辖的汉地有关。徜若没有他的协助，蒙哥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将会遇到非常严重的困难。忽必烈已经赢得了许多北方汉人的信任，何况他的汉族幕僚在解决佛道争论与促使中国南部汉人的归顺方面都将会是非常有用的。蒙哥与生俱来的实用主义肯定不会使其采取可能损害自己政治目的的行动（因此伤心落泪地与忽必烈和解了）。与汉文编年史所描绘的戏剧性场面相比，这种更符合实际的评价则更能打动我。
上述三个例证便是汉文原始资料中所描述忽必烈及其行为的特点。忽必烈从1260年称汗执政，成为中国皇帝之后，便在大都（现在的北京附近）建起一座新的都城，发展了一种称作八思巴或方块形的通用文字，恢复了儒家的宫廷礼仪，保护了一些元代的著名画家，并赞助戏剧艺术、命令制定新的法典以及扩修大运河，作出一系列的成就[(35)]。汉文原始资料反复多次地把建议和辅助他完成这些政务的功绩都归因于他的这个或那个幕僚，而忽必烈却被看成为一个批准他们革新思想的凡夫俗子。另一方面，诸如夭折的入侵日本、爪哇及其财政大臣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的经济问题等一些失败或灾难性的政策则统统归咎于忽必烈及其蒙古族随从。这些描述明显地歪曲与贬抑了忽必烈与蒙古人在中国所作出的贡献。因此，中国现代史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偏见与中国旧史家的神话，从而得出有关中国历史之中蒙古时代的公允见解。
瞿大风 李晓灵 译自《中亚与内亚研究》第一卷 1987年
注释：
①邵远平：《元史类编》，台北广文书局，1968年重印，第12卷；陈邦瞻等：《宋史记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P858-859。
②宋濂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P35。
③《元史》第205卷；奥托·弗兰克：《忽必烈汗及其幕僚》，《研究与进展》第18卷，第29-30期（1942年10月20日），P283-285；卢恰诺·佩特奇：《桑哥，元代的一位藏族政治家》，《东方文集》第34卷，第1-3期，1980，P193-208。
④《元史》P3747；《哈佛燕京学社引得丛书，辽金元三十种传记资料综合引得》，汉文资料中心，1974年重印，P35；伊戈尔·德·罗依果：《中国传统资料和元代文学著作索引》第二版，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2年，P14。
⑤邵远平：《元史类编》第12卷；陈邦瞻等：《宋史纪事本末》，P858-859。
⑥弗雷德里克·W·莫特：《元代的儒家隐士》见亚瑟·F·赖特所编《儒士信条》一书，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年，P202-240。
⑦迪特尔林德·施莱格尔：《郝经（1222-1275年）：忽必烈皇帝的汉族幕僚》，班贝克，1968年，P28-29。
⑧《元史》P3823。
⑨《元史》P3824。
⑩福赫伯：《蒙古帝王能读写汉文吗？》，《大亚细亚》第3期，第一部分，1952年，P29。
(11)福克司：《元代蒙古翻译著作选集》，见《华裔学志》第11卷，1946年，P32-39。
(12)福克司，同上，P38。
(13)《新元史》P6889；克伦著：《忽必烈汗时代的中国戏剧》，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80年，P14。
(14)《元史》P3246；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巴黎，1973年，P247。
(15)《元史》P3059；福赫伯：《一个汉-畏兀儿家族的描述：关于吐鲁番的一种木刻原件》，见《加拿大蒙古评论》第4卷，第1期，1978年4月，P33-40。
(16)《元史》P3124；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时的元朝与吐鲁番畏兀儿》，见罗莎比所编：《同代人中之中国》一书，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
(17)《元史》P2979。
(18)《元史》P2941。
(19)《元史》P2942。
(20)莫里斯·罗莎比：《元代早期的穆斯林》，见约翰·兰德彰所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P257-295。
(21)小林新三：《世祖与儒者》，见《史潮》1952年第47期，P45-50。
(22)《元史》，P2979；约翰·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P227；保罗·伯希和：《关于〈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巴黎，1959年，P170。
(23)杨慎：《南诏野史》，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胜藤猛：《忽必烈汗》，东京，1966年，P101-106。
(24)《元史》P59；约瑟夫·F·罗克：《中国西南的古代纳西王国》，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年，P392；夏光南：《元代史地丛考·目录》，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P107。
(25)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P8977-8983；王德毅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1975年；《元史》，P3713。
(26)《元史》，P59；多桑：《蒙古史》，海牙-阿姆斯特丹，1834年，P310-314。
(27)《元史》，P59-60。
(28)同上。
(29)姚从吾：《忽必烈汗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见《文史哲学报》第16期，1967年，P225-226。
(30)《元史》；田村实造：《关于阿里不哥之乱》，见《东洋史研究》第14卷，第3期，1955年11月，P4-7。
(31)《元史》，P3660。
(32)胜藤猛前引文，P109-111。
(33)姚从吾前引文，P227。
(34)陈学霖：《姚枢（1201-1278）》，见《远东历史论文集》第22卷，1980，9，P28；《元史》P3713。
(35)莫里斯·罗莎比：《忽必烈：他的一生与时代》，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