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过程中论文,效率论文,能源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内外关于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有关评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能源消费增长却不断出现相反的情况：首先是能源消费速度减缓，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低于一般的经验数据；其次是能源消费出现负增长，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出现较严重的供给过剩。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能源需求负增长是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听没有过的经济现象。鉴于此，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我国在能源弹性系数较低以至能源消费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发表了一些评论。
Thomas C.Rawski（2001）认为，中国自1998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不真实的。他的根据之一是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出现相反的变动趋势。1997—2000年我国GDP增长了24.7％，而同期能源消费下降了12.8％。他认为我国的能源效率与10年前相比没有根本性的改进，这就意味着在短短的3年之中单位能源消费下降了30％是不可信的。他还通过比较近几十年来亚洲一些国家，以及我国过去10年经济增长伴随着能源消费增长的经验，说明我国近年来在能源消费下降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
Jonathan E.Sinton（2001）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能源统计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他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能源统计是可信的、真实的。近几年能源统计的问题可能主要出现在小煤矿产量的统计上，实际煤炭产量可能要大于统计产量。其原因在于我国有两个煤炭市场：一是由大的国有煤矿与大的国有企业组成的煤炭市场，二是由小的非国有煤矿与小企业组成的煤炭市场。二者相比，后者的统计准确性较差。由于非国有煤矿发展较快，因而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能源统计的准确性。但他同时也认为，如果煤炭消费的统计是准确的话，中国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Xiaolu Wang and Lian Meng（2001）也认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着高估的问题，高估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成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另外，非国有经济的统计系统不完善，统计管理系统的体制改革比较滞后，地方统计部门隶属于地方政府，为制造虚假的统计数据提供了可能性和便利。他们采用了多种方法对我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修正。方法之一是根据电力与货物运输增长速度推算经济增长速度。他们认为，货物运输和电力生产部门一般不受地方政府控制，统计数据是可靠的。他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我国货物运输增长和电力消费增长与工业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20世纪90年代工业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电力消费的增长速度，因而工业经济统计可能存在着水分。修正的工业经济增长速度，等于电力消费和货物运输的平均增长速度加上技术进步率，但是技术进步率也是估算的。
上述学者对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评价，实际上包含两种倾向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能源统计是准确的，根据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和能源消费量来看，我国不可能实现所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我国近年能源生产统计是不准确的，需要加以修正，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消费的能源要高于公布的统计数字，笔者认为，由能源消费增长推算我国的经济增长，不考虑或者较少考虑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是不合理的。在这些学者认为统计准确性较高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是非常明显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影响能源利用效率的因素更加活跃，忽视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显然会影响分析的结果。笔者认为，即使经济统计存在误差和水分，如果不考虑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仅以能源消费增长推算经济增长，把超出推算部分的经济增长统统归于统计误差，就会把统计上的水分高估了。至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煤炭生产企业有瞒报和漏报煤炭产量的倾向可以理解，煤炭消费企业则没有必要隐瞒煤炭消费，因为隐瞒煤炭消费无疑是要减少成本列支，由此有可能增加上缴的所得税，对企业并无益处，实际上，第二种观点的作者对这一结论也不十分肯定，由于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仅仅提出我国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是值得商榷的。
二、本文的研究角度及方法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减缓甚至于下降的根本原因是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能源利用效率包括能源技术进步效率和能源经济效率。能源技术效率主要是指由生产技术、产品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所决定的能源效率。能源技术效率的改进，往往是和生产工艺和路线合理化、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生产技术以及技术创新和技术发明联系在一起的。能源经济效率主要是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价格水平、管理水平、对外开放以及经济体制等经济因素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如图1所示：a[，1]和a[，2]是两个不同时期相对于能源投入x[，1]和x[，2]，实际产量分别为y[，1]和y[，2]的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投入x[，1]和x[，2]最大产量分别为最大可能生产曲线上的b[，1]和b[，2]，a和b之差TE表示能源经济低效率，能源经济效率的改进是TE[，1]和TE[，2]之差。技术进步所形成的能源技术效率改进是两条最大可能生产曲线之间的距离。这两种效率的根本差别在于技术进步效率是可持续的，而经济效率会逐步消失。但就我国现阶段来说，能源经济效率的改进潜力是非常巨大的。从图1可以看出，改进能源利用效率可以在不增加能源投入的条件下实现产出的增长。
图1 经济效率与技术进步
本文的能源利用效率是指整个国民经济能源利用效率，因此不能采用实物指标反映能源利用效率的高低，只能以能源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强度反映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能源弹性系数反映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与能源消费增长速度的关系；能源消费强度反映的是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费量，一般用能源消费量与GDP之比来表示。如果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改进，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就会逐渐变小，生产单位GDP所需的能源消费也会下降。
一些学者在分析技术进步效率与经济效率时，采用边界生产函数的计量方法，根据估计公式的系数分别计算技术进步效率和经济效率。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计算出技术进步效率和经济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但却无法分析具体影响因素的作用。本文采用相关因素分析法，可以找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方式，尤其是国内外都没有引起足够认识的经济因素对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时限是1978—2000年，个别问题的分析时限扩展到1953—200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在利用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反映能源利用效率时，为了消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采用不变价GDP。本文以下三、四、五部分将分别分析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体制改革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三、对外开放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一）能源利用效率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从时间上看，我国的对外开放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对外开放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由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国的对外经济往来只能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一五”（1953—1957）期间，前苏联援助我国建设156项重大工业项目，在提供成套设备、关键设备和其他建设物资的同时，还派出专家进行指导。此外，我国还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进行合作，包括共同研究以及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培训。第二个对外开放时期是从1978年到现在，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对外开放，不仅商品进出口成为我国经济活动中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外开放内容增加了跨国投资（包括我国境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连续多年列发展中国家之首，技术引进、技术合作和学术交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图2是我国1953—2000年的能源利用效率的波动过程。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高低与是否对外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到经济封闭，再从经济封闭走向对世界开放的近50年中，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是一个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的变动过程。1960年以前，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虽然呈下降趋势，但1958年“大跃进”之前，每吨标煤所创造的GDP在1300元左右。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使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下降，1960年每吨标煤所创造的GDP下降到500元以下。随后在长达近20年的经济封闭时期，能源利用效率虽然有波动，但每吨标煤所创造的GDP一直徘徊在500—1000元之间，平均值为747元，比1953—1960年的平均值低371元。1978年我国重新对外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能源利用效率持续大幅度上升。2000年我国每吨标煤所创造的GDP比1978年增加了6350.8元，1978—2000年平均每吨标煤所创造的GDP为2608元，是经济封闭时期的3.5倍。
图2 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动
从图2可以直观地看出，无论是1960年以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时期，还是1978年以来对全世界的开放时期，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的平均值都高于封闭时期。笔者认为，能源利用效率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并非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对外开放对提高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
（二）要素流动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总体上讲，我国开放时期的能源利用效率高于封闭时期的能源利用效率，但两个开放时期能源利用效率的水平和发展趋势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开放时期没有跨国投资，而第二个开放时期跨国投资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没有跨国投资，第一个开放时期GDP一直等于GNP；第二个开放时期，GDP与GNP的差额随着跨国投资的增加而逐渐加大。
GDP与GNP之差反映的是国外净要素的收入。两者差额越大，国外净要素收入也越多，但这也意味着从国外流入我国的净要素越多。根据GDP与GNP的关系，1980到2000年我国可分为净要素流入与净要素流出两个阶段：1980—1992年期间总体上看属于净要素流出阶段，但GDP与GNP关系不稳定时期，部分年份GNP大于GDP，部分年份GNP小于GDP。在这一时期，无论GDP大于GNP，还是GDP小于GNP，能源利用效率都出现快速上升趋势。1993年以后是要素净流入时期。这一时期GDP稳定地大于GNP，两者的差额逐年加大，与此同时，能源利用效率也相应地大幅度提高。从图3可以看出，1993年以后GDP与GNP的量差与能源利用效率呈现明显正相关关系，二者的相关系数为90％。
上述分析结果虽然显示要素流入与要素流出同样都会带来能源利用效率的上升，但是要素流出与要素流入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1980—1992年期间，我国能源短缺问题比较严重，企业开工不足，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在这种情况下，要素流出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好比公路上减少车流量而提高了车速一样。要素流出实际上有利于缓解能源供不应求的矛盾，协调要素投入的比例关系和供需关系，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时期由于GDP与GNP关系不稳定，能源利用效率与GDP与GNP两者量差的相关系数只有-33％，但负的相关系数证明了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是与要素流出（而不是要素流入）相关的。除此之外，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起了重要作用（详见产业结构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一节）。
1993年以后，我国能源供需关系缓解，要素流动方向由流出转向流入。要素流入对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作用主要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与管理效应。1992年以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每年不到50亿美元，1979—1992年外商累积投资只有233.5亿美元，而1992—2000年平均每年外商直接投资就高达359.2亿美元。就外商投资者的构成来看，20世纪80年代到我国直接投资的外商以港澳台中小投资者为主，占我国外商投资总额的75％左右，即使是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我国投资，也以中小型项目为主。从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技术水平并不高于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状况发生较大的变化，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到我国投资，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家在我国投资2000多个项目。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提高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对我国企业起了较好的示范作用。根据笔者的计算分析，1993—2000年，增加1吨标煤的能源消费就会增加8.98万元GDP的产出，与1980—1992年相比多增6.52万元。这说明1993年以来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表1可见，GDP与GNP的平均量差最大的时期，也是能源的边际产出最大的时期。
表1 能源的边际产出
能源的边际产出 GDP与GNP之间的
（万元/吨标煤）
平均量差（亿元）
1980—19920.45 -14.78
1993—20004.47 890.7
1980—20001.24 330.2
图3 能源利用效率与GDP与GNP之差的相关图
四、结构变动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强度产生影响主要是由于各产业能源消耗密度不同，如果能源消耗密度高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并且上升较快，能源消费强度就会因此而增加。另一方面，各产业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也不相同（见表2），如果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较大的产业增长速度较快，那么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利用效率就会下降。表2是我国各产业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强度的比较。
表2 GDP和各产业部门分别对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能源消费强度
标准差
（1980—2000）（吨标煤/万元1999）
GDP
0.368 0.044 1.615
第一产业 0.074 0.007 0.403
第二产业 0.180 0.023 2.273
其中：工业0.157 0.020 2.588
第三产业 0.118 0.015 0.649
从表2可见，第二产业的能源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强度最大，其中，工业的能源消费强度又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平均值。因此，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出中比重的变化，会对能源利用效率有较大的影响。世界许多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有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或能源消费强度上升这样一个时期。但我国却是一个例外，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另一方面是能源消费强度的持续下降。原因何在？笔者采用结构指数分析了1980—2000年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具体公式如下：
I=∑I[，J]S[，J]（1）
等式（1）左边是单位GDP能源消耗，即能源消费强度，用I表示，等式（1）右边I[，J]是各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强度，S[，J]是各产业部门的产出比重，表示产业结构。从（1）式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S是影响能源消费强度的因素之一。
笔者以1980年为基期，分别计算了1985、1990、1995、1999年四个时间段结构指数，表3是以1980年为基期的结构指数，表4是与前5年相比的结构指数。这两张表的计算结果都显示，四个时间段中，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是不同的。1990年以前，产业结构变动降低了能源消费强度。与1980年相比，由于产业结构变动使得能源消费强度降低了12％；1990年以后，产业结构变动增加了能源消费强度。1990—1995年，产业结构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提升作用最大，能源消费强度增长了14.7％，1995年之后，产业结构变动虽然依然拉动能源消费强度增长，但提升的幅度仅为2.1％，大大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结构变动的影响。从总体上看，1980—1999年虽然是我国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阶段，但产业结构变动仅使能源消费强度增长了5.2％。
表3 以1980年为基期的能源消费结构指数
年度1985199019951999
结构指数 0.912
0.884
1.024
1.052
表4 以前5年为基期的能源消费结构指数
年度1985199019951999
结构指数 0.912
0.973
1.147
1.021
我国推进工业化过程中没有引起能源消费强度大幅度地上升，主要原因是1980—1999年期间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有方向性的变化；1990年以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具有轻型化的指向，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纠正以前重工业比重过重、轻工业过轻的工业结构以及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从1980年到1990年，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由原来的44.2％下降到37.0％。但是，1990年以后，工业的比重又开始上升，到2000年为44.3％，已接近1980年的水平。然而，由于1990年以前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能源消费强度上升的基数已大大下降。与此同时，工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已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这里也要指出的是，1995年以后产业结构降低能源消费强度的作用逐渐消失，国内有些学者不加区分地把产业结构变动视为降低我国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是缺乏科学性的，应该注意到近年来产业结构变动实质上是在提升能源消费强度。
1995年以后，我国能源消费强度继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各产业部门能源利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最为迅速，超过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见图4）。由于工业的能源消费占我国能消费总量的78.4％，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对整个国民经济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尽管工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得较快，工业仍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能源利用效率最低的部门（见图5），工业部门改进能源利用效率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
图4 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1999/1995）
图5 1999年各行业能源消费效率
五、市场经济对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
市场经济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进企业的X低效率；二是改善能源的配置效率。X效率是指企业内部效率。在要素投入量给定的情况下，如果要素投入变化可以使得某些产品的产出增加而没有其他产品的减少，就说明企业内部存在X低效率。X代表造成非配置效率的一切因素。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能源X低效率是普遍存在的，相当大的能源消费并不是生产所必需的，而且是由能源X低效率造成的。能源X低效率的改进主要取决于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是环境的反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企业经营者和职工有了一系列有关权利、责任和利益的规则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价格的形成机制使企业关注能源投入与收益的关系；关注能源的配置与利用效率；关注技术的创新和新知识的学习；关注能源成本的节约和避免各种浪费现象的发生，能源X低效率问题因此有较大的改进。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我国能源要素的配置趋于合理。能源要素流向投入产出高的经济发达地区，“西电东输”、“西气东输”、“北煤南运”，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能源利用效率。
关于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分析，樊纲等（2001）作了有益探讨。本文将引用他们的分析结果，分析市场化程度与能源利用效率的关系。如果以“10”表示完全市场化，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可以说等于零，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入，我国市场化程度指数提高到“0”与“10”之间。
关于1997—1999年市场化进程的分析，樊纲等人用五个方面、19个指标和分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反映我国的市场化进程。笔者分别就1997、1998、1999年3年30个省市市场化指数与能源利用效率作一相关分析。从1997到1999年共90对数据，能源利用效率与市场化程度的相关系数为72.8％，从统计角度来看，属于一般性相关。影响市场化与能源利用效率相关度的主要原因是各地产业结构的差异。如果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工业所占的比例较大，能源利用效率就会低于市场化水平相当的地区。如果仅就市场化和某一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进行分析，相关度就会有明显的提高。然而，这并不影响市场化程度越高，能源利用效率也越高的结论。这一结论也可以通过观察散布图（见图6）分布状态得出。
图6 市场化程度与能源利用效率
六、主要研究结论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消费速度的减缓（甚至下降）是一些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关于这一现象，分析时限不应局限于某个年份或时期，否则将会遗漏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主要是能源经济效率的改进。对外开放、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世界奇迹，而且大大提高了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而日益加强；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能源消费的作用虽然由减弱变为增强，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产业结构变动已较大幅度地降低了能源消费增长的基数。
工业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主要生产部门。20世纪90年代以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出比重虽然又逐步恢复到80年代初的水平，但能源利用效率却有大幅度的提高，改进的幅度已大大高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在较大程度上抵消了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但是，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工业仍是能源利用效率最低的部门，还有相当大的改进潜力。根据本文的分析可以推断，我国加入WTO后，外资直接投资的增长、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的深入都十分有利于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
我国能源消费量居世界第二位，但相对的产出水平却很低。如果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完全可以在能源消费零增长的条件下逐步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说，按照我国现有的GDP产出规模，能源消费应该大大低于现有的数量。能源利用低效率造成了我国能源消费量基数过高，随着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我国能源消费速度减缓或者是下降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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