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研究综述①
广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范瑞玲 关勇军
摘 要：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自国家出台限薪令之后，国企高管为弥补薪酬管制带来的利益损失，会寻求其他激励手段维持自身利益。因此，能带来更高薪酬福利，也是职业生涯更好发展的政治晋升激励成为激励国企高管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通过梳理文献，探讨国企高管在面对政治晋升激励时的行为决策，并在此基础上为政府对国企高管的评价体系提出建议。
关键词： 政治晋升 国企高管 经济后果
中国的国有企业泛指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的企业，由中央和各级国资委监管。我国的国企不单单是一个经济主体，也受到市场、政府、社会的影响，更像是一个责任主体。国企高管隶属于党政系统的高级干部，享受同等级别公务员的待遇，兼具政治人和经济人两重身份，这就使国企高管在治理层面和管理层面表现出了不同与一般民营企业的行为倾向。
国有企业的改革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其内部由于最终控制人虚位而出现的代理问题也不断显现，为缓解这个问题，政府对国企高管进行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方式。显性激励如薪酬、股权等需要签订合同，而隐性激励不用签订合同，如晋升、在职消费等。但是长期以来，高管天价薪酬引起了社会愤怒等问题，为了治理高管薪酬，国家发布了限薪令，使得薪酬激励效果并不明显。陈冬华认为薪酬激励与政治晋升激励两者有可以相互替代，在国企高管工资、福利等收到约束的情况下，政治晋升可能是决定性的激励因素。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可以调入政府机关担任领导职务”，这使晋升成为一项重要的激励措施。而近年来学者也开始关注国有企业政治晋升的隐性激励，过去对政治晋升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政府官员自身的政治晋升上(郑志刚等，2012)。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结果发现企业也存在高管晋升现象。杨瑞龙等实证研究发现，中央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更像政府官员，而不是职业经理人。究竟在政治晋升激励下，国企高管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1 政治晋升的因素
有关影响高管政治晋升的因素，学者现有两种观点：政绩论和关系论。根据政绩论的观点，官员晋升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如GDP，在他任职期间有了显著的提高。Bo(1996)首先利用中国省际领导干部的流动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良好的经济绩效，特别是省级对中央政府的税收贡献，有助于提高省级领导人的晋升概率。杨瑞龙等(2015)以央企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影响央企负责人政治晋升的因素，结果发现，央企的营业收入率与其高管政治晋升概率正相关。李宏斌和周黎安(2005)证实了省际官员的晋升概率与治理省份GDP平均增长率正相关。周黎安(2007)将这种官员的治理模式称为晋升锦标赛模式。持关系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影响官员晋升的主要因素是他们的政治关系网络。岳敏(2010)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从重大投资、社会贡献、经营绩效这三个方面衡量国企高管的政治迎合倾向，结果表明，高管在运营管理中表现出的政治迎合倾向越浓，其获得晋升的可能性越大。Opper和Brehm(2007)运用1985—2005年中国省部级官员的数据，构建政治关系指数，发现了控制官员的政治关系，经济绩效对于政治晋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官员晋升受政治关系的显著影响。
2 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绩效
我国学者的主流观点是国企高管晋升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一方面，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国企高管需要完成政府制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指标。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国有经营者的行政级别制度慢慢的也被取消，但是国企高管的任免权还在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手中。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之下，国企高管追求政治晋升的愿望比较强烈。宋德舜等(2004)研究发现，董事长变更和公司绩效正相关。杨瑞龙等(2013)使用2008—2011年189位央企领导的职位变更数据，分析了政治关系、经济绩效以及个人特征对央企领导政治晋升的影响，发现好的经济绩效有助于央企领导的政治晋升。罗富碧(2017)证实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
1)短期目标，提供基本天气路况信息。主要以收集到的实时天气和实时路况信息为主，经过适当的筛选、确认，向用户提供基本的天气和路况信息。如制定一条从浙江台州去安徽黄山的导航路线。导航应提示到达目的地(一般为山脚下汤口镇)时的当地天气情况，沿途驾车过程中的路况消息，实时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在接近目的地时，提示第二天登山时黄山景区的天气状况等。用户根据提示或自己主动获取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判断，调整变更路线。在初期阶段，气象导航以提供信息为主，信息分析工作主要由用户自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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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晋升与高管行为
国企高管由政府部门行政任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管领导的个人偏好。因此，国企高管为了达到自己晋升的目的，往往会迎合主管领导并美化自己的声誉。曹伟等(2016)证实了国企高管中晋升预期较高的，有动机用寻租跑官、公款吃喝的行式与上级官员拉近关系，来实现自己政治晋升的愿望。唐志军(2013)在对晋升锦标赛和地方官员腐败的关系研究中也发现，在晋升锦标赛下，高低职位间的薪酬差距越大，越能激发地方官员追求更高职位的欲望，从而抑制腐败。
3.1 政治晋升与腐败
我国的学者在探究完政治晋升的经济后果后，也开始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去研究政治晋升是如何影响企业高管的行为。
3.2 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
政治界级别的存在不单影响期权、股票、薪酬等显性激励，而且影响政治晋升、在职消费等隐性激励。郭广珍(2014)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越偏好政治晋升，地方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就会越低。张宏亮(2017)利用2004—2014年国企的面板数据，发现政治晋升相比于在职消费更能激励高管，高管为了实现自己在政治上的晋升，会有意识的减少在职消费，塑造自己良好的声誉和形象。王曾(2014)在研究国企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的过程中发现，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之间存在替代效应，高管的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就会倾向于约束其在职消费行为。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更加注重企业、区域以及国家创新的能力，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提高我国整体创新水平的社会责任，国企高管具有政治人的身份，这就意味着，政府更容易认可企业在创新方面做出的业绩。因而，国企的政治晋升激励可能是影响创新的另一重要因素(周铭山)，由于国企高管追求政治晋升会导致其急于表现，就会带来更多的过度投资(金宇超，2017)。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周铭山等(2016)以2007—2014年的国企上市公司为样本，证明了政治晋升有效的激励了高管创新，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产出率和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能力。许年行等(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管获得政治升迁之前的投资会过度，获得政治晋升之后，投资过度的现象会更严重。罗碧福(2017)基于2009—2014年国企高管变更的数据，发现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负相关。
3.3 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
通过人为模拟犯罪现场污染情况，将污染样品洗净并用无水乙醇棉球擦干后使用拉曼光谱仪进行检测(结果见图11)。可以得出结论：污染样品经过处理后，对检验结果基本无影响，仍可通过拉曼光谱图进行分析。
但也有学者经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刘青松和肖星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晋升与非经济指标相关，与业绩不相关。Kini and Williams(2012)研究结果表明，政治晋升激励会对企业绩效、资本支出和财务杠秆、支出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丁友刚和宋献中(2011)发现高管政治晋升并没有提升企业绩效，政府的干预使高管偏离了企业经济目标。
3.4 政治晋升与形象工程
国有企业高管为了实现政治晋升，会主动契合上级领导或政府的意图，采取迎合性的财务决策(曹伟，2016)。陈世华等(2015)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机会较高时，他们会选择并购来实现企业扩张，在并购交易中支付较高的溢价，这将导致长期并购绩效较差。钱爱民等(2017)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与其现金持有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自由现金较多则意味资金并没有充分利用，有大量闲置。任天龙证明了，当高管预期自己晋升机会较大时，倾向与采取有利于企业快速扩张的多元化战略，以此为自己赢得更多晋升的筹码。
3.5 其他
中国开展政治锦标赛，会让高管为了实现目标而进行短视的行为。政治晋升成为企业中出现形象工程的直接诱因之一，即伴随着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企业会存在超乎寻常的公益性捐赠、用于短期内提升企业和高管个人形象的媒体宣传报道和经理人风险行为(郑志刚，2012)。卢鑫(201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政治晋升会导致国有企业高管为满足地方政府的需要，做出盈余管理和过度投资行为。张宏亮(2017)也发现，为了谋求政治晋升，国有企业高管有意识地开展了国有企业的社会形象管理，意在提高自身的社会形象，从而为自身的政治晋升做好铺垫，高管会选择通过社会捐赠，塑造自身与企业的良好形象。
5）机械类课程三维建模与仿真平台可通过网络实现区域共享甚至可以全国共享，不同地域的学校中的学生可以进行相同的虚拟实验，彼此交流。
4 结语
本文在对政治促进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探讨了政治晋升激励产生的原因、影响政治晋升的因素以及政治晋升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不仅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企业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晋升激励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了获得政治晋升的机会,高管会做出一些决定,是有利于企业短期绩效提升的，如规范投资的行为，减少违规腐败，提高投资效率，抑制在职消费。但是，高管为了实现自己晋升的目标，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高管可能为了迎合上级，提升短期绩效，作出短视的行为决策，不利于企业长远的发展，例如低效并购、盈余管理、隐性腐败、过度投资、建设形象工程等。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短期业绩，但会损害企业的长期业绩。为了发挥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我们应该完善公司高管晋升的评价、评价标准，增加反映国有企业社会绩效和长期价值增长的指标；推进国有企业高管的市场化选拔，提高选拔任用的透明度。各级国资委还需要进一步理顺其监管权力和责任，主管部门应更加明确地界定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责任”和“权利”。既要确保地方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平等，又要注意避免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政策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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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青松，肖星.败也业绩，成也业绩？——国企高管变更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5(3).
[4]许年行，罗炜.高管政治升迁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D].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2011.
[5]陈仕华，卢昌崇，姜广省，等.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5(9).
[6]曹伟，杨德明，赵璨.政治晋升预期与高管腐败——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动态，2016(2).
[7]周铭山，张倩倩.“面子工程”还是“真才实干”？——基于政治晋升激励下的国有企业创新研究[J].管理世界，2016(12).
中图分类号： F2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298(2019)11(a)-220-02
DOI： 10.19699/j.cnki.issn2096-0298.2019.21.220
①基金项目： 广西科技大学博士基金项目“柳州市技术创新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13802)。
作者简介：
范瑞玲(1992-)，女，汉族，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管理方面的研究；
关勇军(1979-)，男，汉族，河南安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财务管理、技术创新管理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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