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克利夫宗教改革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威克论文,宗教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公元1320—1340年）是14世纪英国著名神学家、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
威克利夫生活的时代，英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首先介绍、分析威克利夫的生平及其改革背景。然后从五个方面重点论述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即：（1）提出“神恩统治论”，反对教会特权；（2）主张没收教会财产；（3）主张废除教会强行规定的繁琐仪式；（4）主张建立独立的民族廉俭教会；（5）提出以《圣经》权威来取代教皇权威；反对天主教基本教义“变体说”。这些理论和主张，不仅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后世的宗教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实践范例。
关键词 神恩统治论 神权至上说 民族廉俭教会 变体说
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公元1320—1384年）是14世纪英国著名神学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晨星”。他的宗教改革思想不仅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是对其它国家也一样。它象一朵朵开放的柳絮，先后落在波希米亚、法国、瑞士……因而成为15和16世纪欧洲一切反天主教会改革者的先声。本文试图从分析威克利夫的生平及其改革背景入手，对他的宗教改革思想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威克利夫的生平及其改革背景
约翰·威克利夫于1320年出生在英国的约克郡（Yorkshire），青年时代就学于当时欧洲学术中心之一牛津大学的女王学院、摩乔学院和巴里奥学院[①]，主攻神学，并在1369年和1372年先后获得神学学士和博士学位。此外，他对哲学、天文学和光学也有研究。威克利夫在牛津讲学，享有盛名，做过牛津大学神学教授，并一度担任巴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院长。
1374年，威克利夫受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1327—1377年在位）之令，任莱斯特郡路特沃斯（Lutterworth）教区教区长，同年，作为英王代表赴布鲁日（Bruges）与教皇格列高里十一世（1370—1378年在位）的代表就英格兰与教会之间关于征收捐税、任命教职等问题进行谈判，但谈判没有结果。从布鲁日回国以后，威克利夫即开始进行宗教改革活动，并写了一些维护国家主权、抨击教皇、反对教会的论文和小册子。1376年，发表《论神权》（On Divine Lordship）和《论民权》（On Civil Lordship），提出“基督只给予教会精神上的权力，而非世俗的权力”。[②]因此，教会不能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1378年，发表《论圣经的真理》（On the Truth of Sacred Scripture）论证了《圣经》的权威性，主张充分实践基督徒的生活。1379年，发表《论教会》（On the Church）、《论王权》（On the Office of King）、《论教皇的权力》（On the Power of the Church）系列论文，主要宣称教权应隶属于王权，国王高于教皇。1382年，写的《论圣餐》（On the Eucharist）对“变体说”提出了异议；神学著作《三人对话录》（Trialogus），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教徒应听从基督而不应听从于教皇。在这一系列著作中，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形成了。
由于攻击教皇，1377年，英国教会法庭传讯威克利夫。牛津大学的神学教授们声援威克利夫，强烈谴责教皇的教谕，英王也下令保护他，这样使威克利夫免遭逮捕。由于英王爱德华三世及兰开斯特公爵出面保护，英国教会只是宣布了焚烧威克利夫的著作，禁止他传道。
恰在此时，天主教会面临新的危机。1378年，格列高里十一世死，天主教会内部出现两个教皇并存的局面，一个在阿维农，另一个在罗马。他们各有自己的教廷、自己的人马，都自称正统，互相对抗。英国、德国、波希米亚、意大利、瑞典、丹麦等国支持罗马教皇；法国、西班牙等国则站在阿维农教廷一边，整个天主教会陷入分裂局面，教会的威信急剧下降。威克利夫趁此时机用拉丁文及英文撰写文章，咒骂教皇是“敌基督者”（Anti—Christ），宣传自己的宗教改革思想。同时，他以俗界僧众为核心，建立了“贫苦祭司”团，着重在贫民中进行传道。
1381年5月，英国爆发了瓦特·泰勒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农民宣传威克利夫的主张，使统治阶级感到威克利夫学说威胁到封建制度的生存，从此国王开始同教会联合起来，对威克利夫进行迫害。1382年，在国王的支持下，大主教考特莱在伦敦召开了宗教会议，把威克利夫一派宣传的24种道理定为异端，禁止威克利夫公开活动，并把他的信徒驱逐出牛津大学，他的著作被宣布为非法，遭到禁止。威克利夫被迫从牛津回到路特沃斯教区，在这里，他在学生鲁尔凡的协助下，把《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这部《威克利夫圣经》与乔叟所著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奠定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基础，后人称威克利夫为“英国散文之父”。[③]
1384年12月31日，威克利夫因病逝世，享年64岁。威克利夫死后，罗马教皇继续对他进行攻击。1413年，天主教会在德国皇帝西吉斯孟支持下，在德国南部康斯坦茨城召开宗教会议，会上判处威克利夫为异端首脑，下令烧毁他的全部著作，并掘其坟，焚尸扬灰。
威克利夫在英国首倡宗教改发生重大变化之际，14世纪最初十年就已显露出严重的经济问题，首先是通货膨胀，“从1305年到1310年，一些地区谷物和家畜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④]1315年和1317年洪水泛滥，农业连年欠收，羊群和牛群中间又先后流行温疫。然而，这只是一次暂时的灾难，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深远的则是1348—1349年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无数百姓和大批僧侣，修女死于这次可怕的瘟疫。黑死病使英格兰人口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大片土地荒芜，粮价下跌，工资高涨。1349年，英国国王和议会颁布了“劳工法规”（statue of Labourers），竭力阻止雇工工资超过黑死病流行前的水平，劳动者不得擅自离开雇主，但这些规定并没有奏效。领主们发现，即使用暴力手段也无法应付劳动力持续短缺所带来的变化，因此把占有的庄园不是租出去，就是由世袭农奴耕种，结果导致领主变成了出租人，劳役制消失，随之农奴的身份取消，农奴制开始衰落了。
与此同时，英国的商品货币关系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逐渐地被货币地租取代。羊毛是英国主要的出口商品，也是王室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纺织工业迅速发展，并开始从城市转移到乡村。
正是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之下，英国新兴的市民阶级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在欧洲大陆的贸易和国内的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政治的变化，使得市民阶级的利益超出了本城的狭小范围，他们遂改变了对国家事务的冷淡态度，开始帮助国王，促进统一，从而构成了英国王权强大的社会基础之一，英国亦开始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整个中世纪，罗马教会始终是西欧、中欧封建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到处行使的不仅限于宗教的统治，而且行使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的权力”。[⑤]但是，进入14世纪以后，随着封建农奴制的衰落，罗马教会也不可避免地日趋颓败，持续70年之久的阿维农教廷（1309—1378年）便是14、15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缩影。教会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剥削机构，阿维农历任教皇搜刮的财富更是惊人：“克雷门五世在位八年，临死留给亲属、宠信的财富便有八十万四千金币”。[⑥]历任教皇都过着极其奢侈糜烂的生活，神甫酗酒、聚赌、娶妻纳妾等行为亦成为普遍现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教会不再是令人信仰、敬畏的目标，而成了令人敬畏的对象了。因此，这一时期，社会上各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首先围绕着罗马教会这个封建统治中心表现出来，王权反对教廷的干涉、要求建立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大封建主和骑士想染指教会的各种财产；农民与城市平民不堪教会的压迫与剥削，要求打倒罗马教会；新兴的城市市民阶级反教会的愿望则最为迫切，他们要求抵制教会繁苛的剥削和非法统治，摆脱教会旧教条的束缚，建立新的为自己服务的教会和宗教信条。
如果说上述斗争是欧洲全境所共有的，那么英国则有其反对罗马教会的特殊原因。14世纪，教会在英国要比今天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教会是最大的封建主，不仅通过地租徭役来盘剥英国农民，而且还利用征收沉重的什一税、出卖赎罪券等方式来榨取信徒们的钱财。教会在英国所征的税远远高于其它各国，大量的黄金源源流入阿维农教廷，“据国王爱德华三世在位时的议会报告，教皇取自英国的收入，五倍于英国王室的收入”。[⑦]阿维农的几位教皇都是法国人[⑧]，对法国唯命是从，百年战争（1337—1453年）期间，教廷偏袒法国，对英国采取敌对态度，这使英国反教会的情绪更为强烈。而且“在十四世纪的英国教士阶层中，只有比较少的人从事一般人认为是他们只所以有理存在的工作即灵魂得救的工作”。[⑨]因此，当英国王权日益强大、民族意识开始形成时，英王、议会便同英国人民联合起来，坚决抵制罗马教皇的干涉。1315年，议会教皇指派非英国人在英国教会任职；1315年，制定“王权侵害罪法令”（Statue of Praemunire），禁止教皇法庭干涉英国臣民的诉讼案件。从爱德华一世在位时起，大大削减了教皇对英国僧侣征税的权利；爱德华三世则拒绝向教皇缴纳无地王约翰时期规定下来的每年一千英磅的贡税。
上述一切，说明威克利夫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社会处于演变的转折的时期。教皇和英国民族间的矛盾成为一切社会矛盾的焦点，教会成为众矢之的，从王公贵族到市民及农民群众，都极力反对罗马教廷对本国事务的干涉和对财富的掠夺，热切盼望国家统一。威克利夫正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站在英国王权一边，主张建立市民阶级和王权的联盟，共同反对罗马教皇的经济掠夺、精神欺骗和教权高于一切的政治统治，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宗教改革理论主张。
二、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
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一）威克利夫提出“神恩统治论”（Dominion By Grace）作为他的宗教改革理论的基石，反对教会神权统治。教会的“神权至上说”早在4世纪为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罗马教会有名望的神学家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ius,339—397年）提出，他主张教会独立、统一；认为教会不属于国家，但教会有权受到国家的保护。其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皇帝在教会之内，而非在教会之上。这句话在千余年内一直被教权主义者奉为至理名言。在中世纪的西欧，这种神权至上理论长期盛行，使得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罗马天主教会在王权衰微的各封建王国中，将其势力凌驾于世俗统治者之上。11世纪时，教皇格列高里七世（1073—1085年在位）就坚持要英王征服者威廉向教廷称臣：“你要继承天国，必要忠贞不贰地向我臣服。”。[⑩]
因此，摧毁教会的神权至上理论，在中世纪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就具有重要意义。威克利夫创立的“神恩统治权”理论，即是对教会神权至上理论的大胆挑战。在这个理论中，威克利夫提出，上帝至高无上，世上一切权力，无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直接来源于上帝，即来自神的恩宠，而不需要任何媒介，因为人对神的关系是直接的。这一方面否定了天主教会在权力上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对教会宣传的“只有教会的权力源出于神，世俗权力应当服从教会权力”的说教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威克利夫认为，沐浴在神的恩宠之中的统治权，才是合法的，而且，只有无瑕的善人才配享有真正的统治权和财产权。上帝把权力和财富直接地、而不是通过教会赐予公正的人；只有这种直接的、公正的统治，才具有权威。掌握权力和财产者应该忠诚地为上帝服务，“无论何时，宗教团体和个人如果滥用财富，国王、王子和世俗领主就可将其财产予以剥夺”。(11)威克利夫进一步声称，《圣经》中根本没有规定教皇的权力，更没规定教皇可以干预世俗政治，因此，教权没有理由凌驾于世俗国家之上，相反，教会在民事上必须服从世俗王权。在这里，威克利夫强调上帝的至上权威，其目的是否定教会在上帝和人这间特殊的中介作用，否定它存在的必要性及其统治和活动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在14世纪的英国乃至欧洲，无疑是先进的。
威克利夫的“神恩统治论”，显然带有天命史观的色彩，即上帝支配着人类的历史，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却反映了他极力维护王权的主旨，而在14世纪的英国，王权乃是一切进步的象征。威克利夫还认为，君主专制是最好、最合理的制度，他说，“即使国王是暴君，人民也应该服从他”。(12)威克利夫将王权神圣化，宣称英国王朝属于上帝，而非教会，反映了英国新兴市民阶级要求摆脱教廷控制，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愿望。
（二）威克利夫主张没收教会财产，反对教会占有世俗财产。他所生活的时代，教会拥有庞大的地产，神职人员一方面大讲安贫之道，一方面却在聚敛财富，生活腐化，肆意挥霍，对此，威克利夫深恶痛绝。他认为，教会占有世俗财产，是和福音法相悖的，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与以后的继承者安守清贫，不为世俗的纠缠与财产所污染。威克利夫正是以福音法为依据，强烈地反对教会聚敛财富、贪恋教产。并且，他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主教、僧侣和修道士拥有大量的财富，才导致教会的腐败，并将其追溯到君士坦丁时期，当时“皇帝赐给教皇世俗财产，向教会注入了腐败的根源”。(13)正是世俗财产使教会成为罪恶的渊薮，因此，把教会拯救出来的办法，就是使其乐守清贫，远离尘世之权。
威克利夫从“神恩统治权”的理论出发，演绎出国家可以没收教产的结论。因为国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因此有权作为上帝管理尘世的代表，限制教会的奢华。而且，威克利夫强调，在剥夺教产的过程中，王权不必畏惧教皇的沮咒，因为在世俗世界，王权是高于教权的。这里，再一次反映了威克利夫极力维护王权的思想主张。威克利夫并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大约在1370年，他开始劝人没收修道院财产(14)；以后，他又积极支持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发动的没收教产运动。
威克利夫公开反对教会拥有财富，实质上就是反对教会的经济特权，而他的教会中守贫思想，则渗透着空想的社会平等理论，如：他认为，“任何处于上帝恩宠中之人均与上帝同享所有财物；理想上一切东西都该为正直者共同持有。”(15)但是，连威克利夫本人也意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切归公的理想社会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赶快声明他的所谓共产社会，应被了解为只是一项理想上的意识。”(16)然而，他的社会平等思想具有一种朴素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并为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提供了思想武器，这是不容被抹杀的。威克利夫的主张，特别是关于教会财产还俗的思想，反映了市民阶级要求打破教会财产垄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愿望和要求，也投合了兰开斯特公爵和他那帮贪婪贵族的心意。
（三）威克利夫主张废除教会强行规定的繁琐仪式。威克利夫反对教会所规定的赦罪必须的祈祷和忏悔，他认为，任何外表的向教士忏悔都是多余而无用的，强制的忏悔不是圣礼，也不是得救所必须的，“耶稣基督未曾使用过秘密忏悔，其后之任何使徒，也未见使用过。如果忏悔是有用的，那么基督会使用它，并教导人们使用它。”(17)在使徒的行动中，只应看到自愿公开的忏悔。
威克利夫否认教会的仪式，实质上是否认教士存在的必要性。中世纪的虔诚教徒几乎全都相信，教士的中间作用是得救所必须的，任何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都丝毫不怀疑“教士是神为俗人指定的上司，这个权力起源于教士有权主持圣礼”。(18)威克利夫就大胆否认了这一点，他强调只有《圣经》才是信仰的唯一可靠的信条，它远远高于教士主持的圣礼，甚至高于教皇的法令和神学家著作。每个圣徒只要攻读《圣经》、相信《圣经》、按《圣经》行事，就可以与任何教士一样同上帝相通，根本不需要专门的教会和神职人员，从而否定了宗教组织和教会神职人员的作用。
（四）威克利夫主张建立独立的民族廉检教会。民族教会观念在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14世纪，罗马教会虽然从它的权力顶峰开始走向衰落，但是，它的各级教会组织仍然控制着西欧各国的世俗政权。在英国“1376—1386年间，20个主教中有13个身居要职，另外的几位也在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19)英国仪会中，僧侣贵族的代表被列为第一等级；英国最重要、最优越的教士职位始终由教皇要求指定。所以，对那些虔诚于旧教的人来说，教会仍然是一切权力的中心。然而，14世纪下半期，随着英国民族意识和国家利益观念的不断增强，王权便逐渐要求摆脱外在权威的束缚，“自1307年以后，教皇在英国教会的组织和管理上的作用，甚至在任命主教上的作用经常遭到反对”，(20)而英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感情在对法战争中被更强烈地激发出来，因此他们迫切地渴望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威克利夫正是把他的宗教改革思想同民族利益结合起来，主张英国教会同罗马教会分离，成立国王统治下的国家教会。他强调指出，英国王朝及教会作为独立的实体，不应臣服于教皇，更不允许教廷在英国掠夺财富。针对罗马教廷所谓“英国教会本是整个教会或罗马天主教会的一部分，故该向它服从的观点，威克利夫指出：“依圣经之言，英国王朝应是一个整体，教士、领主和平民都是它的成员。”(21)国王具有控制教会、授予教士职位的权力。他主张把英国教会改革为不受教皇干涉、不依赖于任何外国力量的民族形式的组织。他还强调，独立后的英国教会，应该简化组织，取消排场豪华的宗教仪式，取消圣像崇拜，减低礼拜费用，并用民族语言进行礼拜。
威克利夫的这种要求建立民族国家教会的观念，受到了英国社会广泛的欢迎，因为它既反映了英国新兴市民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也反映了英国社会民族意识和国家利益观念的增强。尽管当时的国内外条件都不可能使英国教会独立，但，英王还是保护威克利夫的，1378年初，英国教会根据罗马教皇的训令审制威克利夫时，太后派人出面保护，伦敦市民以武力阻止法庭审判，可见，威克利夫的主张是英国社会的民心所向。
（五）威克利夫提出以《圣经》权威来取代教皇的权威；否定“变体说”。“变体说”是无主教的正式信条，认为“饼、酒在祝圣后虽然在可见的物理属性上未变，实体却已在质料和形式都神秘地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血”。(22)据说教徒分享了祝圣后的饼和酒，就是吃了基督的肉，喝了基督的血，就能得到救世主的生命。“变体说”自1079年起成为天主教会必须的信条，其实质是要信徒相信耶稣基督的真实存在，强调教士在圣体转化中的特殊作用和神职人员的地位。
威克利夫起初并不曾涉及天主教教义，在1379年和1380年，他在牛津大学中讲座的过程中，才形成了反对“变体说”的理论，并在《论圣餐》（Onthe Eucharist）和《论教会》（On the Church）中，作了具体的阐述。他认为，神甫主礼弥撒时，不可能把饼和酒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并称“变体说”是一桩欺骗和渎神的事”，(23)是用来把教会的权威凌驾于世俗人们之上。威克利夫的这一大胆观点，不仅惹怒了教会当局及正统神学家，原来极力庇护他的显贵人物冈特的约翰也立即赶往牛津，劝他缄口。威克利夫拒绝了，并因此失去了来自政府方面的有力支持。
但是，威克利夫也并没有走向极端，他反对“变体说”，提出“剩余物说”，即：基督仅是一精神体，圣餐礼中，吃饼及喝酒，只是一种象征仪式，是表示对耶稣基督这一精神体的怀念。按照他的观点，基督的临在是靠面包和酒来实现，而不是神甫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威克利夫对“变体说”的否定，表露出异端的激进主义，它否定教士在人与上帝之间特殊的中介作用，促使人们把宗教变成一种内心活动，从而从根基上动摇了天主教会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综上可以看出，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及神学理论，都是以《圣经》为依据的。在1378年，威克利夫写作《论圣经真理》，这篇论文为他赢得了“福音博士”称号。他肯定，《圣经》全部是上帝之言，是上帝意志的一面镜子，没有什么比它更权威、更有效，如同百流归宗一样，尘世所有的权威最终都要依赖于上帝的权威，因此，“所有基督徒，尤其是世俗领主，都应该知道并保护《圣经》。”(24)
为了更有力地驳斥教皇权威至上的观点，威克利夫提出，教会的中心不是教皇，而是众多的信徒。教皇和主教对于教会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教会里，有许多《旧约》中的圣徒和早期基督教传播者，在他们之后才有教皇出现。因此，若要基督徒服从教皇，教皇首先要服从教会，而教会则必须将其统治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因为《圣经》是信仰的最高原则，远远高于教皇和教会的信条。
为了使广大民众能象有学问的人一样阅读《圣经》，威克利夫和他的弟子将《圣经》由拉丁文译成了英文，使得英国农民和平民教徒能够直接援引《圣经》中的词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辨护，为自己的社会要求提供合法的依据，从而成了农民平民运动中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可以说，威克利夫翻译《圣经》，也是他宗教改革的重大成就之一，因为它打破了天主教僧侣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从而打破了教会对思想的垄断。“把《圣经》作为信仰的基础，以及断言每个有教养的人有权阅读《圣经》，给教会的信条的毁灭性的威胁。”(25)
恩格期指出，“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发生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相关的斗争，从它们的理论方面来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及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26)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即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的利益。起初，他对教廷的抨击，只限于支持英国王权摆脱教廷的控制，拒绝向罗马教廷纳贡，可以说，这种思想是英国民族情绪最初的表现。此后，当他有机会接触广大下层民众贫苦的生活，使他欲加对教会的奢侈和僧侣的富有产生厌恶，他的思想逐渐走向异端，他否定作为天主教基本教义的“变体说”，借以反对教会及教士在人与上帝之间的中间作用，否定他们存在的必要性，最终使得正统教会对他大动干戈地加以谴责与迫害。可以肯定地说，威克利夫是中世纪异端运动后，首倡宗教改革的领袖，也是英国献身宗教改革，反对天主教神权统治的一位伟人，其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①著名学者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和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kham）曾在此讲学。
②Edwin Robertson,John Wycliffe—Morning Star of the Reformation,1984年版，第24页。
③金佩林《基督新教史》，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④＜英＞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
⑤＜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1页。 *⑥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61页。
⑦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8—70页。
⑧阿维农七任法国人教皇是：克雷门五世（1305—1314年）；约翰二十二世（1314—1334年）；本骂十二世（1334—1342年）；克雷门六世（1342—1352年）；英诺森六世（1352—1362年）；乌尔班五世（1362—1370年）；格列高里七世（1370—1378年）。
⑨希尔顿·法根《1382年的英国人民起义》，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0页。
⑩扎波罗夫《十字军东征》，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0页。
(11)Kenny Anthony,Wyclif—Oxford,Oxford University,1985年，第49页。
(12)同上，第49页。
(13)同②，第24页。
(14)同⑦，第100页。
(15)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8卷，《从威克利夫到路德》，台北1977年，第43页。
(16)同上。
(17)A·R·迈尔斯《英国历史文献》，第4卷，伦敦1969年版，第8400841页。
(18)＜英＞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页。
(19)同②，第19页。
(20)＜英＞肯尼斯·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26页。
(21)G·M·屈威廉《威克利夫时代的英国》，伦敦1920年版，第82页。
(22)《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2年版，第339页。
(23)＜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88页。
(24)M·D·Lambert,Medieval Heresy,1977年，第230页。
(25)J·R·格林，《英国人民简史》，纽约1988年版，第241—24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5—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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