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鲁迅银幕形象背后的权力政治——以《〈鲁迅传〉座谈会记录》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银幕论文,座谈会论文,权力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据未曾公开的史料，重点分析：在电影剧本《鲁迅传》的创作过程中，官方如何通过对鲁迅形象的塑造来表达政治目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在“奉命创作”与尊重历史尊重艺术之间的矛盾与艰辛。
一、电影剧本《鲁迅传》的创作缘起
1958年“大跃进”时期，上海市委领导人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了“超越鲁迅”的口号。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应当先了解鲁迅、学习鲁迅，才能谈到所谓的“超越鲁迅”，为此，他指示上海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拍摄一部反映鲁迅生平的电影，帮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了解鲁迅。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便指定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撰写反映鲁迅生平的电影剧本。1958年12月，叶以群写出了电影剧本《艰难时代——鲁迅在上海》(因为当时北京方面也准备撰写关于鲁迅的剧本，所以只写鲁迅在上海的一段)，次年3月又写出了修改稿，但是上海有关部门对此剧本意见不一，认为像纪录片，不像故事片，还要重新修改。1960年初，叶以群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机会抽空当面向周总理汇报了剧本的情况，周总理指出：“既然要重写，我看拍上、下两集，表现鲁迅的一生。争取明年七月先拿出上集，作为向党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片。”
石西民得知周总理的指示后就指派上海电影局长张竣祥和叶以群在1月7日晚上邀请在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等人开会商量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拍摄反映鲁迅一生的电影。在这会议上决定成立由叶以群、陈白尘、柯灵、杜宣等人组成的《鲁迅传》创作组，陈白尘担任执笔人；另外按照上海市委的指示决定成立由沈雁冰、周建人、许广平、杨之华、巴金、周扬、夏衍、邵荃麟、阳翰笙、陈荒煤等人组成的《鲁迅传》顾问团。周总理在听取有关人士的汇报后，指定叶以群担任创作组组长，夏衍担任顾问团团长。1月29日，石西民在上海召集会议，宣布了创作电影《鲁迅传》的人员名单，陈白尘、叶以群、唐弢、柯灵、杜宣、陈鲤庭等人负责创作剧本；陈鲤庭、赵丹、蓝马、于蓝、石羽、谢添、于是之等人负责摄制工作，正式启动了《鲁迅传》的创作工作。①
这部被定位为建党四十周年献礼片的影片不仅深受电影艺术家的重视，汇集了国内一流的剧作家和演员，而且也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周扬、夏衍、林默涵等主管宣传文化领域的领导人多次召集创作和摄制人员谈话，周总理也亲自解答创作组的疑难问题，并为剧本定下了基调：“《鲁迅传》影片应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②。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官方的高度重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创作组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可以以“中央亲自抓”的名义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极大地促进剧本和影片的创作，但同时又因为各级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使剧本的创作受到了政治因素的极大影响，并最终导致了这部历史巨片的夭折。
二、电影剧本《鲁迅传》的《详细提纲》、一稿和二稿
在周总理于1960年4月3日解答《鲁迅传》创作组的疑难问题并就影片的基调作出详细指示之后，4月8日，《鲁迅传》顾问团团长夏衍召集《鲁迅传》创作组开会，讨论剧本的提纲。夏衍在讲话中指出：(1)剧本要写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思想发展过程。(2)剧本反映鲁迅接受党的领导，“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可以采用“鲁迅自己文章中的精炼的话”或“在旁人的话中点出”。(3)剧本“从辛亥革命开始时比较妥当的”，(第一部)“自日本回国，满腔热血，要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国，但革命失败了，他陷于失望之中；第二部开始，大革命失败了，又是一个大失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完全绝望了，看到无产者才有将来，成为共产主义者。这从结构上讲也很好”。(4)“鲁迅的性格要全面写出来，光写硬骨头是不行的，他很风趣，但原则性强，一翻面，不认人。”(5)“关于人名问题可以真真假假一番”。(6)关于王金发如何写的问题，“王的事迹要核一核”③。
夏衍的这番讲话不仅明确指出了创作《鲁迅传》剧本的政治目的，而且也指出了剧本应采取的篇章结构以及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等，从而为剧本的创作指明了方向。《鲁迅传》创作组很快就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剧本提纲草案》。
4月16日，夏衍又召集了《鲁迅传》顾问团开会，讨论剧本的提纲草案。陈白尘介绍了剧本的初步构思：剧本分八段，“上部断在北伐和大革命失败，下部结在长征胜利”。茅盾、巴金、周建人、阳翰笙、邵荃麟等人对剧本提纲草案进行了评议。茅盾说“关于结构问题，主要根据历史事实，有些地方允许虚构。私人生活可以避开不写。(夏衍插话：对海婴可以写一些，这样便于表现鲁迅的人情味。)这可以写，但分量不多”。巴金指出：“凡是合乎鲁迅性格的，可以创造一些，不必完全拘泥于事实。对反派人物，可以夸张一下。有些人物可以集中概括；有些人物与戏的关系不大，可以不要。”邵荃麟指出：“写鲁迅要写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另外“我们的一些同志曾说‘鲁迅在五四前后是进化论，1927年以后才转变为阶级论的’，这个说法，不够恰当。人的思想不能分割，不能一刀切的。”夏衍最后强调指出：“整个戏最主要的两点：第一，必须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语为纲，以中国革命为背景，写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和思想上经历的变化，·……第二，是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对文艺运动领导的一条线。……鲁迅的进步实际上是靠拢党，思想上起了变化的结果。鲁迅和党的关系早在广州就开始，不是直到左联才开始的，更早的还有李大钊，这条线应该写出来。”④
创作组在听取了顾问团各位成员的意见之后，又得到了奉陈延年之命与鲁迅联系的原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书记徐文雅提供的鲁迅与陈延年会见的资料，并赴广州等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到上海开始创作剧本详细提纲。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创作组写出了《剧本详细提纲》。剧本上集的提纲共分四章：第一章“辛亥革命时代”，第二章“五四时代”，第三章“五卅到三一八”，第四章“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描述了鲁迅从执教绍兴到离开广州奔赴上海的斗争经历，并重点突出了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延年等人的亲密关系。毫无疑问，这个《剧本详细提纲》按照夏衍等领导人的指示，突出了共产党对鲁迅的影响和领导，但是没能把握好鲁迅和共产党亲密关系的度，以至于太突出鲁迅的革命色彩了。
6月18日，夏衍到上海传达了顾问团对《剧本详细提纲》的意见：
最主要有两个问题：一，还是个老问题，从辛亥革命起，中国历史还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为背景，洋人这条线不清楚。毛主席讲鲁迅反帝反封建很彻底，鲁迅的对手是洋人，在戏里这条线不清楚。……二，鲁迅在前集中调子高了，下集难以为继。……在第一部中已经有些像共产党员了，虽然不是党员，但有地方看来好像比党员还坚决，这样，后集难以为继了。鲁迅是硬骨头，有坚定的原则性，但表现形式应前后有所不同，到后来在党的影响、领导下，才更加光彩。鲁迅在辛亥革命时期时和后来写《阿Q正传》，对农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站的地位是同情的地位，……(农民)实际上不是不争，广大人民在进行无数次的斗争……鲁迅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一点。
夏衍最后指出：“骨架基本上不动，结构再坚实一点，可删一些，可增一些，《鲁迅传》搞到这样是不容易的，有戏。”⑤
创作组按照夏衍的指示开始创作剧本，陈白尘负责创作剧本的上集，柯灵、杜宣负责创作剧本的下集。11月27日，陈白尘写完了剧本的上集，这是剧本的第一稿。该稿在《剧本详细提纲》的基础上吸收夏衍等人的意见作出了部分修改，有所进步，但是篇章结构未动，仍然分为四章。另外，描写鲁迅革命活动内容的章节仍然较多，鲁迅的革命色彩仍然比较突出。陈白尘稍后又对该稿作了局部修改，然后刊登在1961年2月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上，这是剧本的第二稿。该稿最大的变化就是取消了原来的篇章名称，另外增加了描写鲁迅和农民的关系以及鲁迅在五四期间的文化活动的内容。
剧本发表后获得了热烈的反响，一些高校师生还召开座谈会讨论这一剧本。为了听取各方面对剧本的意见，林默涵在3月6日召集了在京的顾问团成员和部分专家的会议讨论这一剧本，同日，夏衍也在上海召集创作组和摄制组人员开会进一步讨论剧本。笔者所搜集到的这份资料就是林默涵主持召开的这次座谈会的会议记录。
三、《〈鲁迅传〉座谈会纪录》的主要内容
从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到，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陈白尘、唐弢等在京的创作组成员，有林默涵、许广平、阳翰笙(中国文联副主席)、陈荒煤(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等在京的顾问团成员，有章廷谦(川岛)、曹靖华等与鲁迅有交往的人士，此外还有严文井(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何其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袁文殊(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陈笑雨、李希凡、袁水拍等文艺界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会议由林默涵主持。
陈白尘向大家介绍了剧本第二稿的修改情况：
这次修改，主要改了两点：
一，加强鲁迅和农民的关系。这主要在第一章里，表现在他和闰水、阿冬等人关系上。幼年时代的鲁迅和农民的关系较深，但很难写，很难集中。要写，可能写得很长；而且幼年时代抒情的东西多，和后面生活统一不起来，又不敢放手虚构，因为没有资本，真是捉襟见肘。
二，关于五四运动。五四包括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上次稿对后者着笔太多，这次着重在写《新青年》。鲁迅和五四直接关系的材料极少，只是在当天向刘半农等人询问过运动的情况，十分关心。他主要是参加《新青年》活动。但是关于鲁迅与《新青年》关系的材料也不多，除了《呐喊》自序等文章以外，只有关于《新青年》的几封通信，第二章中关于《新青年》的一场戏就从这几封信中化出来的。大钊同志对鲁迅作品很赞扬，李星华的文章曾着重提到过，另外，从鲁迅日记中看出，他们之间通过不少信。第二章中即五四时代，只能尽量突出他们三个人的关系来写出鲁迅，除此，还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关于胡适的材料是不能虚构的，不然，将来他要否认。《新青年》这一次编辑会议虽没有根据，会上的话却有根据，他的思想都有根据，思想他是赖不掉的。
从陈白尘的上述介绍中不难看出他创作剧本的艰难：首先要尊重夏衍等领导人的意见，写鲁迅与农民的关系，这是为了突出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色彩，以便描写后来鲁迅在广州时受到共产党的教育认识到农民的革命性后的思想转变；其次，为了写出鲁迅在五四时期的文化活动，突出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紧密关系，不得不从有限的资料中虚构鲁迅与胡适在《新青年》编辑会议上的争论的情节；另外，还要按照政治要求，有意地突出李大钊对鲁迅的引导，并同时回避鲁迅和陈独秀的联系。
从会议记录中也可以看出与会者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按：以下引文除注明外均引自《〈鲁迅传〉座谈会纪录》)：
(1)关于鲁迅形象塑造的问题
剧本中为了突出鲁迅的斗士风采和革命性多处描写到鲁迅怒斥对手的场面，部分与会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许广平说，剧本在许多地方写到鲁迅怒气冲冲，这不符合鲁迅的性格。“鲁迅就是对敌人说话也不都是怒气冲冲的，他的笔调很凶，见了人并不那样。”李希凡认为：“鲁迅的性格一方面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同时又很老练，有幽默感。剧本强调了严肃的一面，后一面比较弱。”川岛指出：“有好几处写到鲁迅‘双目怒视’、‘怒目直视’等，自然用眼睛表示鲁迅的感情是需要的，但不要过了，鲁迅不大这样。”曹靖华也指出：“用《鲁迅传》作题目，就要更全面、更广阔的表现鲁迅紧张、严肃、战斗的一生。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斗精神当然应该突出表现，但是除了这一方面以外，还有所谓鲁迅的讽刺、幽默的一面也应该稍有表现。因为这是鲁迅的武器之一，这讽刺武器的威力，有时并不亚于投枪、匕首，这也应该适当表现，现在剧本中后一方面表现得似觉不足。”
一些与会者也对剧本中关于鲁迅性格的描写提出了批评。唐弢说：“节奏太急促，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生活写得少了些。如果拍三、四部片子，波澜起伏就可以处理得好一些。上集他是独身的，下集里家庭生活是否可以多一些？有些生活细节对刻划他的性格有帮助，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他的性格。”曹靖华也指出：“鲁迅也很有风趣，很随便，真所谓嬉笑怒骂皆成学问，对同志很亲切，这是他为人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敌人善于讽刺，这讽刺有时令敌人感到连地缝也钻不进去。因而对剧本写的鲁迅，作为一个全面的活生生的鲁迅来要求，还不够。……剧本中把鲁迅写得过于严肃了，实际上他对同志很风趣、很随便，但在风趣、幽默中蕴藏着深厚的爱。因而，不要把鲁迅写的只知‘冲啊、冲啊’的，这样太单调了。”
剧本也写到了鲁迅幽默风趣的一面，但是不太真实。何其芳指出剧本中写鲁迅的幽默的一面不太像，如“鲁迅说‘张棣华万里寻……未婚夫……’，这种玩笑不像鲁迅的口吻。”川岛也指出：剧本多处写到鲁迅摸着脑门激动地说话，但他不大见鲁迅这样。
剧本中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描写也引发了一些与会者的不同意见。陈笑雨指出：“剧本中说鲁迅对辛亥革命的估价完全正确，恐怕不一定，辛亥革命毕竟推翻了封建王朝，而且鲁迅对农民的估计太消极了，恐怕不一定完全正确。”何其芳认为：“鲁迅不但是文学家，也是革命家、思想家，要表现他的思想，现在感到思想方面还不大够。鲁迅突出之点是思想的深刻，有他的特点，虽然有些地方有限制，例如对群众的看法，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有他的偏颇之处，但是这些地方仍旧有他的特点。我感到不足之处就在这里。关键在于怎么理解他的特点。”
严文井指出：“要写好鲁迅，必须写他的发展，写他的早期和后期的不同特点，他思想上的进展，他后期所达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早期都达到的；如果写他一开始就什么都达到了，一则不合乎事实，二则后面也没有什么好写的了，因而那真正的高峰就不容易突出。现在的剧本，这一点虽然注意到了，但还不够鲜明，(何其芳插话：鲁迅早期有不足的地方，也有深刻的地方。)当然，也应该写早期的鲁迅的独到的深刻的地方。如果把他的发展写得更加鲜明一些，教育意义就会更大。鲁迅的道路，不是一点曲折都没有的，既是道路，那么就有高低有曲折，我认为这些东西都不要回避。表现了这些东西决不影响鲁迅之所以伟大，也许，只有这样做了，才能深刻地表现鲁迅伟大之处。剧本的不足处，就是使人感觉一开始好像鲁迅各方面就都定型了，什么都已完成了，看不出早期的鲁迅身上有什么限制性。”川岛也指出：“鲁迅的进化论的思想怎样抛弃的？这个发展变化过程表现得还不够鲜明有力。”
(2)关于剧本艺术上的问题
一些与会者对剧本的结构提出了意见。川岛指出：“剧本是用鲁迅各个生活片段凑合起来的，是个平面的东西，平铺成为一大块，好像抽掉哪一段，也都可以，与其他各段不发生必然的联系。随便抽掉一段，也不影响全剧，只是短些小些，因而剧本需要更明显的贯穿一根线索，使具有内在的联系。”阳翰笙说：“这是故事性的传记片，本身却没有什么故事，完全写他的生活和斗争，写时代对他的影响，他怎样推动这个时代。”严文井指出：“这个电影开头怎么开，似乎还可以研究一下。现在这样开头有点像文献片，前后风格有点不统一。是不是可以有另外的办法开头，比如一开始就是生活和斗争，一下子带到那个时代气氛里去。”何其芳也指出：“作为艺术，不够统一。后面虚构多一些，斗争写得比较集中，前面却有些像纪录片，而且第二段写背景，还有漫画式的写法，变化很多。”
另外，剧本的语言问题也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唐弢说：“现在把文章里的语言应用到口头上，的确，文章里有些话很好，很精彩，不用可惜。可是要让观众听懂，恐怕还有问题，白尘同志已经费了一些力气，观众的听觉能不能跟得上？仍然值得研究。”川岛指出：“把鲁迅的文章拆散变成台词，长篇大论是否合适？平常我们和鲁迅接触，他说话不这么长篇大论，往往只有三言两语，三两句话；而且在电影里老是说教式的长篇大论是否也不相宜？语言多了，相对地行动少了一点，有些地方虽还不是语言多于行动，却文章还是文章，没有把文章的话弄活，像是背诵，没有把文章变成行动。……(另外)剧本的语言缺乏时代性，五四时代的语言和现在不一样。”曹靖华也指出：“鲁迅的语言是非常犀利、非常火辣辣的，使敌人很难受，在他那火辣辣的讽刺之下常搞得敌人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平时鲁迅不大作演讲式的长篇大论。他讲话原是只说三言两语，但一语破题，十分深刻。”
(3)关于虚构的问题
剧本为了突出鲁迅和党的亲密关系，虚构了李大钊多次和鲁迅谈话的情节：不仅有李大钊邀鲁迅为《新青年》杂志写稿，李大钊向鲁迅介绍革命形势劝鲁迅南下广州参加革命等情节，而且也有陈延年送给鲁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延年让郭晓鹏转达希望鲁迅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离开广州到上海相见的情节。另外，还虚构了鲁迅和胡适在《新青年》编辑会议上的辩论、鲁迅为女师大学生通风报信以及鲁迅在“三·一八”时提醒学生注意段祺瑞的阴谋的情节。这引起了部分与会者的争议。
何其芳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说：“剧本里真真假假都有，当然不是要一一考证，问题是鲁迅和李大钊的来往是不是那么亲密，我就有怀疑，有没有根据，是不是在老虎尾巴里那样谈心，什么消息都告诉他？到广州后，陈延年给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鲁迅的反应还相当强烈，这个有没有根据？他看到没有看到这本书？即使看到，能不能认识其重要性？是不是就能看到农民的革命性？虚构，我想也应该符合一点什么东西，不一定是符合事实呢(因为是虚构)，是不是要符合鲁迅当时的思想情况呢，和党关系等等。还有鲁迅当面对王金发不客气，我也有怀疑。传记片有两种：一种是有事实根据，文献性的；一种是故事性的。这部片子应该属于后者，细节、次序，当然容许虚构和变动，但是总不要引起读者的怀疑才好。”
阳翰笙认为剧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虚构，他指出：“鲁迅和李大钊的区别与关系，剧本基本上处理得好。他们有关系，但没有这么密切，这是事实。但是为了突出鲁迅和党的关系，就不能不虚构一些。是不是虚构那么多？能不能再略一略？鲁迅和李大钊有区别，在探索道路时有彷徨，而李大钊是初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后来成为党的领导人，他们的区别在剧本里是明显的。要更明显，也有困难，把鲁迅写得再落后一些，也不合事实。究竟怎样写，还可以再斟酌一下。”
(4)关于历史细节真实性问题
剧本在描写人物、场景、细节和时代背景、社会氛围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部分与会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川岛和曹靖华在发言中都指出了剧本中存在的一些和历史不符的地方，如川岛就指出：“《阿Q正传》是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的，不是在《晨报》上”；“在老虎尾巴‘鲁迅面窗坐在写字桌前藤椅里’，不对，也不好看，背对门，因为他的书桌不是面窗摆的，靠窗是一张床。”阳翰笙也指出：“真人真事尽可能核对一下，特别是关于敌人的。胡适等人都在台湾，他们一定会集中力量搞我们一下，说我们不真实、造谣。《新青年》分家，是不是面对面开过会？钱玄同、李大钊、鲁迅、胡适都参加？最后一场，鲁迅清算进化论思想，已经成了阶级论者，他的思想是不是真实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恐怕不要说得太死，把他的思想的高度搞得准确一点。”
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林默涵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
今天的意见很好，主要还是如何表现鲁迅的发展问题，鲁迅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不能写得太简单。上次稿把他写成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次已经好得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原因可能是对鲁迅和党的关系太强调了，和李大钊的关系写得太密切。在广州和陈延年见面，如果真有其事，可以那么写，这倒是作者新发现的材料，很重要。
其次，鲁迅性格的多方面，丰富性，生动性还写得不够。看二稿时大家对这一点谈得较少。斗争是主要的，这方面占去许多篇幅，但又必须写出他幽默感和生活上的风趣。这很困难。
另外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语言、习惯、风俗人情等要尽可能符合当时情况，增加影片的真实感。这方面需要访问一些老人。《新青年》的分家、和敌人作斗争的问题，也要尽可能符合当时的情况，稍微编造一些是可以的。胡适要声明，关系不太大；你不编，他也要声明的。但重大情节还是要符合事实。反面人物仍然太多，最好再集中一点，许多人还活着，不要牵涉得太广了。
应当说，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的上述总结发言，不仅概括出了与会人员的对剧本二稿的主要意见，而且也可以说传达出了官方对剧本二稿的主要意见。总的来说，这些意见和建议都从不同方面指出了剧本存在的问题，比较正确，陈白尘也在后来的修改稿中吸收了其中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四、剧本二稿的其他反响
夏衍和周扬也先后对剧本第二稿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和建议。
夏衍在同日也对《鲁迅传》创作组和摄制组的主要成员谈了他对剧本的几个意见：
一，历史背景问题。……由于提到国内大事多，写国际大事少，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反帝这一面就显得不足了。现在看来，鲁迅反封建的一面是突出的，反帝一面不突出，这样，时代面貌就不全面了。
二，鲁迅人物性格成长问题。我看沙汀同志对白尘同志的评语是对的，白尘是以崇敬的心情写鲁迅，因此对鲁迅的起点，提得高了一些，不想去接触早期鲁迅的历史条件限制。写鲁迅的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的成长，不够清楚，对鲁迅寻找道路的彷徨苦闷，写的不足，不够清楚。对这个问题特别是表现在对农民的问题上，问题有二：一是鲁迅与农民的关系，另一是鲁迅当时对农民的估价问题。……他还不能理解到中国革命是必须依靠农民的。按照现在剧本这样写，似乎鲁迅早就发现了农民的力量，似乎比党还要早看到，这样鲁迅以后的转变就不需要了。……总之，把辛亥时期鲁迅的觉悟认识写得过高，后面就没有转折了。
三，枝蔓太多，要减头绪才能立主脑。人物枝蔓似乎太多了。……事件似乎也有些枝蔓。
四，这部片子的风格要符合鲁迅的风格。……我以为整个调子，应该是谨严的现实主义的。语言方面，不太像鲁迅的话，主要是把他文章中的话搬来了，这改一下问题不大。其他人物尤以反面人物胡适、朱家骅等都写得太露、太浅。……整个说来，鲁迅的演讲太多了，好像是个煽动家。鲁迅只有在很必要的时候才作演讲，讲话也很短⑥。
创作组得知国内主管宣传文化领域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在杭州主持会议的消息立刻分赴杭州希望听听周扬对剧本的意见。3月17日，周扬在百忙之中抽空听取了《鲁迅传》创作组和摄制组主要人员对剧本的汇报后说：“北京座谈会的记录看了，意见都很好，我基本上同意这些意见。”周扬指出：一，“鲁迅的道路有他的特殊性，他是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确实是有他自己的道路，经过了很长的摸索。……写鲁迅找到革命道路容易了，看起来就不够真实，现在有个倾向，写历史人物写得过分革命化了。鲁迅当然是革命的了，但过分革命化的结果，就会不真实。”二，“我们讲的是历史的真实。写鲁迅性格革命性，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鲁迅对革命的认识问题，不要太超过当时的实际，好像很早就和党、和革命接触很多；二是‘横眉冷对’和‘俯首甘为’，尖刻讽刺和幽默温和结合起来。一个是写他性格的发展，一个是写他性格的全面，这才显得出性格的丰富性。如果只搞了一方面，就不真实了。写鲁迅的革命性开始时太高了，好像唱歌开头，调子定得太高，以后就发展不下去了。”
周扬看过剧本之后，在3月19日早上找叶以群和于蓝等人说了几点意见：
一，凡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政治事件的地方，没有确实根据的，不要随便编造。如“三·一八”时李大钊和鲁迅的幕后活动，鲁迅在船上得到“秋收起义”的消息，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类，凡是有全国意义的、众人皆知的事，要就真实，否则就避开。
二，鲁迅对有些政治运动太直接了，又没有根据。不要把鲁迅写成与政治斗争太密切了，好像一直在斗争漩涡中不好，他自己也讲过‘不在斗争的漩涡之中’。文学活动可以着重写，也不一定局限于在写文章，如办什么刊物，支持什么文学社团，和文学青年的来往等等都可以写。
三，鲁迅和李大钊、陈延年的这种关系，真人真事的关系，就可以多花些功夫考证一下，没有的就不要编造或者故意渲染，……某些实有其事的，把它突出一下是好的，而没有的，如在“三一八”去通风报信，把鲁迅写成参加者，甚至是组织者似的，这样就不好。
四，关于认识的问题。有些问题在当时，不仅鲁迅看不到，李大钊也看不到。如解决农民问题根本关键是要解决土地问题这一点，当时党内其他人也看不到，只有毛主席才看到了。⑦
当天晚上，周扬再次找创作组的主要成员谈话。周扬说：“总的意见就是这两点：一个是重大的革命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大体上要符合实际、符合历史的真实。至于细节，当然可以虚构。……再一点是革命文学家鲁迅和革命运动相呼应是精神上的呼应，直接联系减少一点，这样才显示出他的伟大，不然，老是人家在帮助他，又是李大钊在跟他谈，又是陈延年在跟他谈，而他自己摸索、奋斗就反而削弱了。”
应当说周扬的这些意见是很尖锐的，正确地指出了剧本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虽然这些意见在几年之后爆发的“文革”中受到了猛烈批判，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仍然是正确的。
陈白尘听取了周扬的意见之后，回到北京很快就在5月9日写出了修改稿，即剧本的第三稿。周扬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向周总理汇报了自己对剧本的意见，他在看到陈白尘修改的第三稿之后感到仍然不太满意，于是就在5月22日决定由夏衍修改这个剧本。夏衍接受了这一任务之后感到在陈白尘第三稿的基础上很难进行大的修改，于是就重新进行创作，在8月份写成了新的剧本，即剧本的第四稿。陈白尘和摄制组的一些人因为对夏衍创作的剧本第四稿仍然保留意见，所以周扬、林默涵等中宣部领导又同意陈白尘在夏衍第四稿的基础上再创作一个剧本，陈白尘在11月27日完成了对自己剧本的再次修改，这就是剧本的第五稿，也是剧本的定稿本。剧本虽然定稿了，并得到了上海市委、文化部和中宣部的同意，赵丹等众多演员也为所饰演的角色准备了两年多，但是影片的拍摄工作却因某种原因停顿下来。为了满足广大观众对电影《鲁迅传》的期待心理，陈白尘在1962年8月又对剧本的第五稿作了部分修改并易名为《鲁迅》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63年出版，这是剧本的第六稿，至此，电影剧本《鲁迅传》的创作终于告一段落。而《鲁迅传》摄制组在1964年也被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借口“摄制组腐烂了”为由下令解散，⑧这一汇聚国内电影界众多明星的历史巨片就此夭折了。
五、一点结论
拍摄电影《鲁迅传》不仅组成了阵容豪华的创作组和摄制组，汇聚了国内一流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而且也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可以说预想中的电影《鲁迅传》将会是一部历史巨片。但是这部历史巨片却命运多舛，仅仅完成剧本的定稿工作，还未来得及正式开拍就夭折了。
现在看来，这部预想中的历史巨片恐怕在电影史上还不能称得上是一部站得住的巨片，因为作家对鲁迅银幕形象的塑造深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制约，没有能创作出一个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鲁迅银幕形象的优秀剧本。
拍摄《鲁迅传》源于周总理对“大跃进”时期上海市委领导人在《红旗》杂志提出的“超越鲁迅”这一口号表示不同意见，上海市委落实总理指示开始筹拍，可以说从一开始创作《鲁迅传》就被作为一项向建党四十周年献礼的重要政治任务，而且是一项“中央亲自抓”的政治任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负责创作剧本上集的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在“固辞不获”的情况下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开始创作⑨。陈白尘在接受这一创作任务之前，曾因为在“奉命创作”的描写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剧本《宋景诗》中比较如实地按照历史记载和调查访问所得的资料进行创作，而被某些政治人物斥为“歪曲农民领袖形象”并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他对于这次的“奉命创作”非常谨慎，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和顾问团团长夏衍的讲话精神进行创作。夏衍要求创作剧本时必须“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语为纲，以中国革命为背景，写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和思想上经历的变化”；另外，“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对文艺运动领导的一条线”“应该写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夏衍、邵荃麟等领导人在阐释他们对鲁迅的定位时，还批驳了胡风、冯雪峰等人曾发表的一些关于鲁迅思想的言论，这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以及两派之间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恩怨不无关系。从陈白尘在《鲁迅传》座谈会上的发言不难看出，陈白尘在构思剧本时面对创作组搜集的众多访谈资料只能选择能突出上述两点的资料进行创作，甚至为了迎合这两点要求而虚构了一些历史场面。
陈白尘的女儿陈虹在为父亲的回忆录《对人世的告别》一书撰写的序言《父亲的故事》中这样描述陈白尘创作《鲁迅传》剧本时的情景：
由于被塑造的人物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因此把关者除上海市委外，更有中宣部的诸位领导。父亲的手被众人牵制着，他不敢去描写鲁迅的常人情感与凡人生活，也不敢按照写戏的规律，赋予他一定的性格。一层层的审查，一遍遍的修改，父亲已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写到最后，鲁迅到底是人还是神，连他自己都糊涂了⑩。
值得注意的是，陈白尘按照夏衍在顾问团会议上对剧本创作所提出的两条要求，有意在《鲁迅传》剧本第二稿中比较突出鲁迅的革命色彩，把鲁迅写得“高”了，并通过李大钊和陈延年与鲁迅的谈话来重点写出党对鲁迅的领导，但是却未能得到广泛的认可特别是官方的认可。从《〈鲁迅传〉座谈会记录》的内容可以看出，与会的众多人士包括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对陈白尘创作的《鲁迅传》上集剧本第二稿在肯定其成功之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另外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虽然也提出了不少的修改意见，但是也肯定了剧本的成功之处。总之，不仅与会的专家学者，包括夏衍、林默涵等文化界领导人都没有否定这一剧本，但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提出的不少修改意见则决定了剧本的命运。周扬的意见非常尖锐地指出了陈白尘剧本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基本否定了剧本。这是因为陈白尘按照夏衍的要求虽然在剧本中通过虚构的情节有意拔高鲁迅，突出鲁迅的革命精神，以及鲁迅和共产党的亲密关系，从而写出共产党对鲁迅的引导这一主线，但是剧本通过虚构的情节所塑造的鲁迅的形象也因此显得不真实。显然，陈白尘未能把夏衍等领导的政治意图和目的通过艺术手法在剧本中较好地表现出来，没能塑造出一个让有关领导和人士满意的既革命又显得比较真实的鲁迅形象，而虚假的、让读者和观众产生怀疑的鲁迅形象不仅无法达到良好的宣传目的，反而可能取得相反的效果。另外，陈白尘虽然是按照官方的要求塑造鲁迅形象，但是他在塑造鲁迅形象时也融入了一些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和认识，而这种带有个人色彩的因素与剧本中浓厚的官方色彩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张力，从而使剧本的风格不太一致。
总之，陈白尘虽然是一位天才的剧作家，但是他在“奉命创作”的情况下也无法摆脱政治因素的制约，只能带着枷锁跳舞，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难发挥自己的才华创作出一个精品剧本。在“文革”中，周扬对电影《鲁迅传》的指示被另一政治集团命名为“反对鲁迅”，并作为周扬的一大罪状，而“革命群众”要陈白尘交代的一大罪状也是“在《鲁迅传》的写作过程中是如何执行周扬指示的？”(11)现在来看，陈白尘按照夏衍等人的指示所创作的剧本第二稿是失败的，周扬对第二稿的意见是正确的。陈白尘在吸收周扬的修改意见之后所创作的剧本三稿及在此稿和夏衍所撰的第四稿基础上又创作的剧本第五稿虽然对鲁迅的塑造有很大的进步，并在得到了上海市委和文化部、中宣部的同意之后作为定稿本等待据此进行影片拍摄工作，但是陈白尘在创作中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剧本仍然存在一些政治色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传》剧本未能成功地塑造出鲁迅的银幕形象也和作家自身的创作条件有关。
从《〈鲁迅传〉座谈会记录》中也可以看出，与会者指出了剧本中除了虚构的一些历史情节之外，还有一些细节方面的错误，如鲁迅的性格特征、习惯、语言乃至服饰、屋内布置等等，这些历史细节虽小，但如果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就会使影片显得不够真实，从而妨碍鲁迅形象的塑造，甚至会最终导致影片的失败。陈白尘在后来的修改稿中虽然吸收了川岛、曹靖华等一些人士提供的修改意见，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邵荃麟、常惠等人就指出了剧本第三稿存在一些历史细节方面的错误。
此外，陈白尘虽然是“奉命创作”《鲁迅传》剧本，但因为他本人对鲁迅先生很敬仰，也想在银幕上塑造出鲁迅的光辉形象，所以他用饱含敬意的方式来描写鲁迅，这也使得剧本所塑造的鲁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显得不够真实。虽然陈白尘为创作《鲁迅传》剧本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为了挽救自己的剧本不惜违抗周扬和夏衍而上书上级要求再给自己一个修改剧本的机会，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鲁迅传》剧本第二稿，也包括后来的第三稿和第五稿等都没有能够成功地塑造出鲁迅的银幕形象。
当时预定在这部《鲁迅传》中饰演鲁迅的赵丹在1961年撰写的《角色自传》和《角色自我设计》的笔记中写到：“无论如何不能抱着主席夸赞鲁迅的几个伟大去创造角色，那就糟了，必须忘掉那几个伟大。”(12)他还在当时为《人民中国》杂志撰写的《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一文中删节了毛泽东对鲁迅的三个“家”五个“最”的高度历史评价，强调“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应当说，赵丹对塑造鲁迅形象这一工作的认识是很正确的，但是，陈白尘是“奉命创作”，他在撰写剧本时不得不按照夏衍、周扬等领导人的要求或者说是命令来创作，还不能完全按照自己对鲁迅的理解来塑造鲁迅形象。
陈白尘后来在1981年撰写的《一项未完成的纪念——电影剧本〈鲁迅传〉记略》中对自己创作的《鲁迅传》剧本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表示即使过了二十年自己也无法塑造出鲁迅真实的银幕形象。他说：
“人贵有自知之明”。对于原剧本自己既然并不满意，则不会因为它被“四人帮”践踏过，就更加美丽起来。更何况是二十年后重新拍摄，怎能不重新写过？重新写，我有必胜的信心么？
第一，1960年我接受执笔的任务时，我的信心就不足。鲁迅说过，描绘一个人物首先要描出他的眼睛。但我自从1935年春重返上海当“亭子间作家”以后，一年半的时间不短，我总没有机会见到鲁迅先生，因为在他的门前有位自封的“门官”设置了路障。当我在1936年10月19日下午从巴金同志口中惊闻噩耗而赶到万国殡仪馆楼厅见到鲁迅先生时，他安详地躺在厅中榻上，闭上双目已十二小时了！我怎么能画出他的眼神来？
第二，一位前辈曾批评我说：“你是把他当着最尊敬的人去叙述他，而不是当着你笔下所创造的人物来描写他的。”这也许是的。我现在又能从这状态中超脱出来么？
第三，十年来，一些想做神的后裔的人们曾经在鲁迅的塑像上又胡乱的涂抹过一些金粉。近年来有人想为它洗刷，但又不自觉的另涂上些别色的粉末；而同时为之修补的又大有人在。我不是文学史家，又不是鲁迅研究专家，能有如此能耐，使这被污染的塑像恢复本来的面目么？……(13)
陈白尘的这段反思指出了他不能成功塑造出鲁迅银幕形象的三个关键：第一，和鲁迅没有直接的交往，对活生生的鲁迅缺乏感性的认知；第二，面对鲁迅这一伟大的创作对象无法摆正创作心态；第三，在现实中无法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对照陈白尘总结出来的这三点经验和教训，看来电影家要在银幕上塑造出真实的鲁迅形象仍然是一个很难完成的历史任务，也正因为此，我们要对陈白尘在60年代塑造鲁迅银幕形象的尝试具有了解之同情并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文撰写得到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教授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注释：
①参阅沈鹏年《历史巨片〈鲁迅传〉的诞生与夭折》，载《生活丛刊》1986年11月，学林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②《〈鲁迅传〉创作组访谈纪录》第一集，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印制，第1页。
③《〈鲁迅传〉创作组访谈纪录》第一集，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印制，第3—4页。
④《〈鲁迅传〉创作组访谈纪录》第一集，第25—36页。
⑤《〈鲁迅传〉创作组访谈纪录》第一集，第37—44页。
⑥夏衍同志和《鲁迅传》摄制组创作人员的谈话记录稿。
⑦周扬同志和《鲁迅传》摄制组创作人员的谈话记录稿。
⑧参阅陈白尘《我这样走来》，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58页。另外，陈虹在为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的陈白尘回忆录《对人世的告别》撰写的序言《父亲的故事》一文中说：“1964年影片终于开拍，又哪知一道指令，据说是主要演员在‘生活作风’上有了什么问题，摄制组便被莫名其妙的解散了。”
⑨陈白尘《我这样走过来》，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57—58页。
⑩陈虹《父亲的故事》，载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第11页。
(11)陈白尘《我这样走过来》，第63页。
(12)转引自夏榆《遥远的爱——陈鲤庭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21页。
(13)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第790—7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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