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士学位论文,因素论文,质量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章编号]1003—8418(2015)02—0105—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36/j.cnki.jshe.2015.02.032 博士教育越来越多地被看做一种战略资源，当今社会对博士教育提出了更多的要求[1]。那么，如何评价博士质量、分析博士质量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在博士质量的衡量维度和相关指标上存在着许多争议和研究上的困难，但从全球来看，博士质量中最核心，也是最基本的指标是博士在获得博士学位时的质量[2]。而获得博士学位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即博士学位论文，它是衡量博士生能否毕业、能否授予学位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博士生学习阶段学术水平与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因此，本文的研究即聚焦于博士学位论文。 著名的文献计量学专家安东尼·拉昌(Anthony FJ van Raan)指出，在评价研究质量时，应当以同行评价为主[3]。纵观全球博士生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是评价、监控质量的最重要环节和手段，我国学位条例、实施办法以及各高校的学位授予实施细则都对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规定。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评阅和答辩结果是不是都是可信、有效的呢？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大卫·亚历山大(David Alexander)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客座教授伊恩·戴维斯(Ian Davis)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官网2014年2月20日刊登的文章《博士生导师是否达标？》中表示，过去几年他们参加了16场博士论文答辩，他们认为不少论文理论上都不应该通过，仍需进行大量的补充工作或返工重写。但事实上，“虽然我们掌握了否决权，但行政管理、答辩流程、社会压力迫使我们无法行使它”[4]。本文作者在从事学位管理十余年的工作经历中，也发现目前国内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往往流于形式，只要能进入答辩程序，没有一例不通过。 因此，我们认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同行评阅结果代表了学位论文质量。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内某“985”高校2011-2013年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博士学位学术论文同行评阅结果进行定量统计分析，进而从生源状况与培养方式的视角进一步探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以期为我们探索博士生教育改革和博士学位管理实践工作提供一定的启示和思考。 二、研究方法 1.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国内某“985”高校近三年博士学位获得者的1716篇学位论文作为研究样本，有关原始数据均来源于该校“研究生教育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所需数据全部是完整、有效的。1716篇论文涉及工、理、管理3个学科门类，分别占84.2%、3.6%和12.2%。 每篇论文均经过5名专家评阅。专家除了要对论文写出详细评语，并对论文给出特优、优、良、中、差的综合评价外，还要对论文的创新性成果(指标1)、论文的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指标2)、论文工作反映出申请者掌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情况(指标3)、论文工作的严谨性及写作水平(指标4)等四项分指标按优、良、中、差四个等级作出定性评价。本文将综合评价和四项分指标的定性评价进行量化，定义特优为5分，优为4分，良为3分，中为2分，差为1分。每篇博士学位论文5位评阅专家给的成绩之和除以评阅专家人数即为该论文的评阅结果。 2.变量义和统计方法 本文的因变量为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结果，解释变量为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各种因素，本文重点考察个体特征和培养方式两个方面。具体来说，个体特征指性别、年龄、本科毕业院校，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年龄选取了获得博士学位时的年龄为标准：年龄=获得博士学位年份-出生年份，分为24—29岁，30—34岁，35—40岁，40岁以上等四个年龄段；本科毕业院校是博士生培养的起点，分为“985”高校、“211”高校、其他院校。培养方式包括录取类别(定向、非定向、委培培养、自筹经费)、选拔方式(普通招考、直接攻博、提前攻博、硕博连读)、学习方式(脱产、半脱产、全脱产)、学习年限(从3年的基本学制、4年……到最长8年)等。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借助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广泛使用的统计软件SPSS17.0，主要用到的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假设检验等。 三、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现状的统计分析 我们对2011-2013年1716名博士学位获得者的8580份评阅意见进行描述统计，其结果如表1。
在我们之前的研究统计中发现[5]，评阅综合评价及四项分指标的均值都在3.3以上，即平均在良好以上，说明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总体上是有保障的。其中，评阅综合评价均值为3.990，均高于四项指标的均值，这主要因为评阅综合评价结果分为五个档次，将良好以上又分为优秀和特优，而分指标结果只分为4个档次。综合评价结果均值的标准差均高于分指标的标准差，说明专家对论文综合评价的争议比分指标要大。四项分项指标中，创新性成果均值最低，只有3.325，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均值最高，为3.835，两者相差0.51，比例高达15%。四项分项指标中，也是创新性成果的标准差最大，说明评阅专家对该项指标的评价意见分歧最大；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标准差最小，说明专家对博士生掌握理论基础知识的认可还是较为一致的。 从四项分项指标均值频率趋势看，创新性成果这一指标接近正态分布，而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得到最高分(4分)的比例高达52.9%，说明评阅专家普遍认为博士生掌握基础理论的能力较强。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写作水平两项分指标的走势大致相当，良好以下(小于3分)的比例分别为1.2%和1.0%，优秀率(4分)分别为17.5%和25.7%。 四、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从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的统计结果分析可以看出，综合评价和分指标中的“创新性成果”，基本服从正态分布。另外，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创新能力，尤其是原创能力较差，有影响的创新性成果少是其中重要的表现之一[6]。基于这两点考虑，我们选取综合评价以及分项指标中最关键的“创新性成果”进行影响因素研究。 1.个体特征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分析 (1)1716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男女比例分别为73∶27。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法对性别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统计差异进行了分析，表2显示，女性在创新性成果均值比男性略高，但性别对综合评价和创新性成果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
(2)获得博士学位平均年龄为31.5岁，集中在24—34岁之间，占84.9%，最小者有一位为24岁，最大者有一位为57岁。表3显示，随着获学位年龄的增长，综合评价和创新性成果均逐步下降。表4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获学位年龄在博士学位论文综合评价均值上存在显著统计差异，F(3，1712)=13.355，p=0.000；获学位年龄在博士学位论文创新性成果均值上也存在显著统计差异，F(3，1712)=27.352，p=0.000。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续后分析”结果表明，就综合评价和创新性成果均值而论，年龄在24—29岁和30—34岁之间(p＜0.05，d=0.33)、24—39岁和35—40岁之间(p＜0.05，d=0.33)、24—39岁和大于40岁之间(p＜0.05，d=0.33)、30—34岁和35—40岁之间(p＜0.05，d=0.33)、30—34岁和大于40岁之间(p＜0.05，d=0.33)均存在显著统计差异。35—40岁和大于40岁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3)本科毕业院校分为“985”高校、“211”高校、其他院校，分别占55.8%、14.6%、29.6%。从表5中可以看出，综合评价和创新性成果总体上从高到低依次是985高校、211高校、其他院校。表6是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本科毕业院校对综合评价存在显著统计差异，F(2，1713)=3.464，p=0.032，对创新性成果的影响并不显著，p=0.094＞0.05。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续后分析”结果表明，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只有“985”高校和其他院校之间存在效应较低的统计差异(p＜0.05，d=0.14)，而“985”高校和“211”高校、“211”高校和其他高校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2.培养方式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分析 (1)按录取类别可以分为非定向、定向、委培和自筹，分别占70.6%、4.7%、14.9%、9.8%。由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显示，录取类别不同对创新性成果存在显著统计差异，F(3，1712)=21.956，p=0.000。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续后分析”结果显示，对创新性成果的影响而言，非定向和定向之间(p＜0.05，d=0.38)、非定向和委培之间(p＜0.05，d=0.45)、非定向和自筹之间(p＜0.05，d=0.43)存在显著统计差异。 因方差齐性假设不成立，我们用Kruskal-Wallis检验法对录取类别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进行了统计检验。表8数据显示，渐进显著性为0.000＜0.017，说明录取类别对综合评价的影响是显著的。
(2)按选拔方式可以分为普通招考、直接攻博(应届本科毕业生直接取得博士生资格)、提前攻博(选拔在读一年级优秀硕士攻读博士学位)、硕博连读(选拔在读二、三年级优秀硕士攻读博士学位)，这四种方式分别占48.0%、23.0%、14.6%、14.5%。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不同选拔方式对创新性成果存在显著统计差异，F(3，1712)=10.620，p=0.000。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续后分析”发现，这种差异表现在普博招考和直接攻博之间(p＜0.05，d=0.24)、普通招考和硕博连读之间(p＜0.05，d=0.36)。
因方差齐性假设不成立，我们用Kruskal-Wallis检验法对选拔方式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进行统计检验。表10显示，渐进显著性为0.000＜0.017，说明选拔方式对综合评价的影响是显著的。 (3)学习方式分为全脱产、半脱产、不脱产，分别占86.8%、3.5%、9.7%。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学习方式对综合评价存在显著统计差异，F(2，1713)=19.489，p=0.000，对创新性成果也存在显著统计差异，F(2，1713)=11.080，p=0.000。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续后分析”结果表明，对综合评价的显著性影响表现在全脱产和半脱产之间(p＜0.05，d=0.69)、全脱产和不脱产之间(p＜0.05，d=0.30)、半脱产和不脱产之间(p＜0.05，d=0.36)。对创新性成果的显著性影响表现在全脱产和半脱产之间(p＜0.05，d=0.56)、半脱产和不脱产之间(p＜0.05，d=0.43)。
(4)博士生学习一般采取弹性年限，从3年的基本学制可以到最长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时间为5.09年。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学习年限对创新性成果存在显著统计差异，F(5，1710)=11.789，p=0.000。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续后分析”结果显示，对创新性成果的影响而言，3年和7年之间相互均不存在显著统计差异，只有8年与3—7年之间存在显著统计差异。
因方差齐性假设不成立，我们用Kruskal-Wallis检验法对学习年限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进行统计检验。表14显示，渐进显著性为0.000＜0.017，说明学习年限对综合评价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评价中创新性成果得分最低，这与社会各界对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较弱的评价是一致的。概括起来，各要素对综合评价的影响比对创新性成果的影响更显著。从生源状况而言，性别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影响并不显著，年龄越小、大学和硕士毕业院校为“985”高校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论文质量高。从培养方式而言，录取类别、选拔方式、学习方式、学习年限、论文类型对论文质量的影响都较为显著，具体来讲，非定向、硕博连读、全脱产学习、学习年限为4年、从事基础研究的论文质量最高。 上述研究结果对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关政策需要有针对性的实施。 1.改革人才选拔制度，提高生源质量。研究结果显示，普通招考博士、在职博士、定向和委培博士的论文质量不高，而在职博士生中86%、定向和委培中82%为普通招考博士。普通招考方式往往基于表面“冰山以上部分”易于观察和测量的知识与技能，而忽视了内隐的“冰山以下部分”的潜在能力的考察，如价值观、个性品质、动机等。因此，一方面应扩大应届生中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的比例，使这些学生更早明确学术发展规划，尽可能早地进入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另一方面，改革普通招考的考试选拔方式，淡化考试方式，赋予导师更大的选拔博士候选人的自主权。另外，还要抓好在职博士生的选拔。在职博士生不需要导师提供资助，要深入考察他们的读博动机、已有的学术成果、攻博期间的研究计划、是否有科研和做学位论文的时间保证等。 2.建立有效的退出和淘汰机制。退出不是被淘汰，而是博士生因自身原因而自动放弃继续读博，如兴趣或经济资助压力等。若能如上所述加大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的比例、实施博士生选拔的申请审核制，就可以为退出机制创造条件。长期以来我国博士生教育几乎是“零淘汰”，其中主要是超最长学习年限的退学，这从本质上讲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淘汰。博士生淘汰机制的核心，是以学术水平不高不能做出有所创新的内容而被劝退。在目前的博士生培养过程中，论文开题时一般已入学两年，这时候可以进一步考察博士生的学术潜质，淘汰比例可以定得低点；论文中期检查是淘汰的重要环节，应引入固定比例的淘汰机制，确保淘汰制度在维持学术质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营造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氛围。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情，通过教育不断将新一代带入人类优秀的文化精神之中，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统计结果显示，博士生入学平均年龄为26.4岁，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为31.5岁，这正是人生角色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面临学业、经济、就业、婚恋等各方面压力。建议加大对博士生的资助力度，让博士生依靠各类资助和奖学金能过上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这样才能不断调动和激发博士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科研创新能力，涌现出大量的高水平成果，这又会迫使博士生更加努力以免落后于人，逐渐形成良性竞争的创造性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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