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在天津监狱中的斗争
文/林 琳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党内“左”倾错误影响等原因，天津党组织曾一次次遭到敌人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重要领导干部被捕入狱。他们遭受敌人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一些忠诚的革命战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建立狱中党支部
1929年6月中共顺直省委和天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国民党当局将被捕的共产党人关押在公安局，对他们施以各种酷刑，妄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把天津的共产党组织一网打尽。郭宗鉴、傅茂公（彭真）等人受尽折磨，被敌人拷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些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始终严守着党的秘密。敌人无计可施，便以“危害民国”等罪名，对他们判以重刑，关进暗无天日的河北省第三监狱。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钢铁般的革命意志，“既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也没有被敌人的精神摧残所征服。他们把监狱和反省院当作生死搏斗的战场，开辟了白区地下斗争的另一条战线，把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屠场变成了锻炼革命者的熔炉和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
河北省第三监狱是国民党当局为强化反动统治，于1928 年6 月在河北省建立的四座监狱中的一座，坐落在天津城西小西关（今天津人民医院所在地）。狱中生存条件极其恶劣，每天两顿吃的是发霉的小米饭和一小块咸菜；一间仅能容纳四五个人的小牢房却关押着七八名犯人，床铺容不下，只能睡在潮湿的地面上；刑期在三年以上的，都要被戴上沉重的脚镣；谁若表示不满或稍加反抗，便被戴上刑具遭受肆意打骂；除每天上下午各“放风”一次外，其余时间只能监禁在牢房里。监狱当局为政治犯施行了阴险残酷的虐杀政策：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每个牢房都由待处决的死刑犯人或无期徒刑犯人等犯有重罪的刑事犯充当“铺头”，利用他们欺压政治犯和其他犯人。1929 年6 月下旬，共产党员程秉义入狱不久即被折磨致死。其后，共产党员、共青团干部左震南身患重病，狱方不予医治，“铺头”还强令他睡在地上。在左震南生命垂危之际，暴虐的“铺头”还把点着的蜡烛放在他的脑门上，滚烫的烛油不停地往他脸上流，左震南最终被残害致死。
左震南惨死后，全体政治犯极其悲愤。傅茂公等党员领导干部经过秘密商议，认为必须组织起来，发动政治犯揭露敌人的罪恶和监狱的黑暗，以争得起码的生存条件，保护党的干部，决不能听任敌人摧残折磨。在中共顺直省委的帮助下，他们利用社会舆论把左震南被迫害致死的真相公布于世，对监狱的黑暗、残暴进行揭露和控诉，一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谴责。国民党天津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欺骗舆论，被迫将那个“铺头”由法院判处死刑。监狱当局还被迫修建了新宿舍，将政治犯和普通犯人隔离，把包括已被判刑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尚未判刑的“共产党嫌疑犯”等政治犯集中关押在新宿舍。狱中斗争获得初步胜利。
这次斗争胜利后，第三监狱政治犯建立了党支部，傅茂公任书记，委员有郭宗鉴、詹大权、叶玉文、卢福坦。从此，狱中斗争在党支部领导下，更加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面对绝食斗争和社会压力，绝食斗争的第四天，国民党天津当局表示愿与政治犯进行谈判，答应政治犯提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研究，狱中党支部认为斗争要求已基本实现，绝食可以结束。
开展绝食斗争
绝食斗争胜利后，政治犯的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每餐吃细粮，增加了蔬菜；沉重脚镣除掉了；监房门白天不关不锁，大家可以到院中做操、跑步，可以到各监房互相交谈、开会；家属探望次数增加了，时间延长了；对书刊的检查放宽了，还可以通过关系较好的看守秘密买来报纸。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革命文艺作品等也都能看到。经过这次斗争，大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鉴于有的支部负责人被关押到陆军监狱，第三监狱党支部又补充了乔国桢、张明远、金城、刘慎之等新的成员，并吸收一些在绝食斗争中表现坚决的青年工人和学生入党。这使监狱中党的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6 月2 日，郭宗鉴等代表政治犯向监狱当局提出改善生活待遇的八项要求：改善伙食，吃大米白面，增加蔬菜；除去脚镣等刑具；白天开放牢门；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病人生活条件；增加家属探视次数，延长会见时间；延长“放风”和运动时间；准许购买和阅读公开发行的书籍报刊；发给被褥和生活必需品。他们要求狱方限期答复，但监狱当局拒不答应。对此，党支部加紧了绝食斗争的准备工作，要求全体政治犯团结一致，严格遵守共同制定的“不许单独复食”“坚持说理斗争”“不许向狱方泄露政治犯内部情况和斗争计划”等纪律。党支部还布置各监房秘密准备好食盐、咸菜等，一旦绝食开始，则静卧、多饮盐水，以维持体力，坚持斗争。
6 月中旬，在加紧准备绝食斗争的过程中，共产党员、铁路工人领袖魏振华在敌人残酷迫害和非人待遇下身患重病，因得不到应有的医治而悲惨地死去。魏振华的死，激起狱中全体政治犯的极大悲愤。狱中党支部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向敌人展开更加有力的斗争。于是，推举政治犯代表向监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给魏振华开追悼会，迅速答复八项要求。在遭到敌人拒绝后，全体政治犯绝食一餐，以示抗议。
7 月2 日，经省委同意，当政治犯的要求再次遭到敌人拒绝后，狱中党支部立即组织120多名政治犯开始了第一次绝食斗争。绝食斗争期间，狱中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及时通报斗争进展情况，揭露敌人妄图血腥镇压和诱骗的阴谋，并要求大家坚定胜利信心，遵守纪律，保持镇静，坚持斗争。党员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坚守党的纪律，大义凛然地历数监狱当局虐待犯人、克扣伙食等罪行，揭露政治犯生命毫无保障的事实；开展对国民党军警的宣传，向他们讲述绝食的真相，取得部分军警的同情；利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机，阐述绝食的原因，揭露、控诉魏振华的惨死和政治犯在狱中受到的种种非人折磨。在狱外，顺直省委直接领导的声援活动逐步展开。省委特别发出《动员广大群众援助天津被捕战士的绝食运动的紧急通知》，指出，被捕战士的绝食斗争冲破了敌人的白色恐怖，“无疑问的将能吸收广大群众的同情，更加揭露出国民党统治的罪恶”，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必须发动极广泛的群众来援助他们”。省委通过《大公报》的地下关系把第三监狱政治犯绝食的消息刊登出来，并通过济难会，动员群众募捐慰问绝食战士，组织家属到监狱要求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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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边际减排成本函数采用最多的是由著名经济学家Nordhaus利用一般均衡模型提出的对数函数形式。主要函数形式可表示为:
1930 年五一前后，中共顺直省委和天津党组织再次遭到敌人严重破坏，薄一波、乔国桢、路拓、吴雨露、段端（刘仁）、刘万海、武竞天、刘文蔚、刘慎之、高克林、刘汉生、张孟旭、张明远等相继被捕，被关进第三监狱。在狱中政治犯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为进一步争取生存权利，改善生活条件，有力地揭露敌人迫害政治犯的罪行，狱中党支部一方面组织尚未判决定案的同志，利用法院提审的机会，在候审室和法庭上对敌人滥施酷刑，以及监狱中的种种黑暗进行控诉、揭露；另一方面酝酿在狱中组织反对恶劣待遇、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争取生存权利的绝食斗争。狱中党支部研究决定，首先把政治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得到狱外党组织和社会舆论的支援。同时必须注意斗争策略，不提不切实际的要求，不采取“左”的口号和行动；在斗争方法和步骤上，要先易后难，先是分散地、陆续地提出要求，再以交涉、催办、质问、抗议等方式，争取实现斗争目标；在各种形式的斗争均不能奏效时，要做好充分准备，选准时机，发起绝食斗争。斗争任务、策略和方法确定后，党支部便通过支部负责人和党员骨干，利用“放风”和其他场合，在政治犯中秘密联络，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并在每个监房指定一名党员骨干为负责人，同党支部保持密切联系。狱中党支部还就斗争部署请示顺直省委，请省委发动政治犯家属向法院控诉政治犯在狱中遭受的虐待和迫害，并设法通过报馆等新闻单位对狱中斗争予以声援。
开展第二次绝食斗争
为营救被捕的同志出狱，打入敌人内部任天津特别市政府第三科科长的中共党员张友渔，在对天津国民党上层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营救工作。7 月7 日，即狱中绝食斗争胜利的第二天，张友渔利用与天津市市长崔献廷是同乡的关系，建议将刑期三年以下的政治犯集中起来，办一个临时自新院，以借“便于悔过自新”之名，使这些同志离开监狱，为进一步营救创造条件。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后，张友渔被任命为临时自新院副院长。徐彬如、李运昌、刘天章、周铁忠等30 多名同志被收容到临时自新院。临时自新院的生活“比其他监狱好得多，两人或一人一间房子，一日三餐，吃的是大米白面。监房号子从来都是敞开的”。这些同志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临时自新院的同志建立党支部，利用有利条件，多学习，多锻炼，争取获得自由后能早日开展工作。9 月中旬，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晋系作战失利，东北军即将进关，张友渔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建议并征得崔献廷同意，撤销临时自新院，这30 多名同志终于全部获释。东北军进驻天津后，新调来的第三监狱典狱长，对政治犯肆意虐待，不承认狱方曾答应的政治犯的各项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第三监狱政治犯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于9 月17 日至20 日又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当局恢复所承诺的改善政治犯待遇的全部条件。1931 年5 月，被关押在第三监狱的傅茂公、张明远、祝子杰、金城、杜远、阚家骅等30 名共产党员被敌人分别押往北平第一监狱和第二监狱，在那里他们继续与敌人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天津党组织在顺直省委领导下，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革命斗争，恢复发展革命事业。广大共产党员在严酷的生死考验面前表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革命气节、顽强的斗争精神。这些将永远为天津人民所铭记。
2015年在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南湖试验基地参加杂交中籼新组合品种比较试验，平均每公顷产量9 177.0 kg，比对照丰两优四号增产3.89%，增产显著。2016年参加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区域试验，平均每公顷产量9 186.0 kg，比对照丰两优四号增产3.30%；2017年参加续试，平均每公顷产量9 298.7 kg，比对照丰两优四号增产3.28%；两年区域试验平均每公顷产量9 242.4 kg，比对照丰两优四号增产3.29%；2017年参加生产试验，平均每公顷产量9 798.5 kg，比对照丰两优四号增产7.62%。
此外中国企业文化测评中心（CCMC）从2002年起，在借鉴OCAI量表的基础上，经过多家中国企业文化的实践，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测评体系，共包括六大部分：企业文化类型、企业文化理念导向、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企业文化环境、企业文化领导力、个人价值与职业倾向性测评。此套量表的优点在于可以结合中国本土企业的实际情况，从企业和员工两个角度来分别评估和考察企业文化，从而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客观的基础。目前此套量表已在中国企业内广泛使用。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朱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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