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瓷装饰纹样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纹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耀瓷装饰纹样素以丰富多变著称，在中国陶瓷史和工艺美术史上享有盛誉。它题材内容广泛，组合形式多样，图案形象优美，纹样内含寓意丰富，不仅具有令人赏心悦目的装饰功能和审美价值，还反映了当时社会一定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本文试就耀瓷装饰纹样的特点谈一点浅显的看法。
一、题材内容的广泛性和组合形式的多样性是耀瓷装饰纹样的主要特点。耀瓷装饰纹样的题材范围非常广泛，内容包括各种植物、动物、人物和几何纹样，并且出现利用文字来作装饰的器物，这些丰富的题材经过工匠们的艺术加工和灵活多变的组合，变成了一幅幅形象优美的图案。
植物类的题材是耀瓷装饰纹样中应用最广泛的一个品类，有牡丹、菊花、莲花、葵花、玉兰花，还有松、竹、梅、葡萄、石榴、芭蕉，以及茨菰和各种水草。牡丹是耀瓷纹样中出现最多的一种花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元代。有花瓣多层重叠如楼台的重瓣牡丹，也称为楼台牡丹，还有双层多瓣式和单层三瓣式的牡丹，金元时期又出现了卷叶牡丹的形象，形式有折枝、交枝、缠枝，还有连环牡丹，此外还有加配动物、婴孩、文字的牡丹图案。菊花也是耀瓷装饰纹样中经常出现的花卉之一，形式有团菊、缠枝菊，也有少量的折枝菊花和交枝菊花，耀瓷花纹样的特点是构图十分规整，图案性强。
莲花是一种水生植物，耀瓷装饰纹样中的莲花形象婀娜多姿，盛开的莲花飘荡在微波涟漪的水面上，与浮动的荷叶，落花的莲实及茨菰等水草相映成趣，有的还加配水禽、鱼等动物形象，十分富有诗情画意。莲花纹样的形式还有把莲、孔雀衔莲、婴戏莲、缠枝莲等。（图一）
松、竹、梅是自然界的耐寒植物，因此被誉为“岁寒三友”，是中国画的常见题材，耀州窑将中国画的这类传统题材应用到瓷器装饰图案中，并将之与婴孩形象结合为一起，赋于了这类题材新的内涵。宋代耀瓷装饰纹样中有婴戏松竹、婴戏梅竹、婴戏梅等纹样。
葡萄纹样在唐代耀州窑就已出现〔1〕， 在宋代耀州窑的梅瓶和双耳罐上有婴戏葡萄纹和缠枝葡萄纹等图案，这些图案中都以葡萄的果实为主体形象，枝叶为辅。石榴纹出现在宋代，江西吉水宋墓出土的耀州窑青釉刻花瓷盘内就刻有三婴在石榴树上嬉戏的纹样〔2〕。 此外盆花纹样在宋代和金代的耀瓷上都有出现，有呈上下左右对称布局的，也有环形构图的。
动物类是耀瓷装饰纹样题材中又一极为丰富的品类，它包括有人们想象中的动物，如龙、凤，有瑞兽类中的狮、虎、牛、鹿、还有犬、猴。水族中有鱼、摩羯、海螺，珍禽类有振翅飞翔的鹤，拖着漂亮长尾的孔雀，在水中嬉游的鸳鸯，还有凫鸭、游鹅，此外还有飞蛾、蝴蝶等。
龙、凤都是人们想象中的动物，从五十年代北京广安门出土的大批宋代耀州窑饰有龙纹的青瓷残片和近年窑址发掘出土的标本来看，耀瓷纹样中的龙纹形象有正面龙〔3〕，龙双角上翘，双目圆睁， 獠牙外露，前额带火珠，火珠下两眉间还阴刻一“王”字，龙首周围环绕水波和水生动植物。广安门出土的青瓷残片上的龙纹呈行进回首状，周围是水波或云纹。在耀瓷装饰纹样中，凤纹比龙纹应用较为广泛，在碗、钵、枕上都饰有凤与牡丹组合成的“凤穿牡丹”图案，凤的形象是头部有冠，咀巴短粗，眼睛细长，弧形卷草形长尾，或引颈回首，或鼓翼而舞，口中衔着牡丹花枝，躯体窈窕，形象清秀，刻划精细工整，与盛开的牡丹花配在一起，显得十分精致富丽。
瑞兽类题材中的狮、虎、牛、猴的纹样都首先出现在耀州窑五代印花陶范的图案上，其中有双狮追逐嬉戏的纹饰，狮子卷曲的尾巴，翻卷的鬃毛，口中衔着瑞草，形象温顺可爱（图二）。耀州窑五代陶范上还出现有双虎纹、猛虎追牛、猛虎追猴等兽类形象。狮纹在宋代也有应用，在窑址出土的一件宋代盘范上就饰有对称的双狮纹，呈顺向奔跑追逐之状，周围有茂密的热带植物树叶。牛的形象在金代耀瓷图案中再度出现，金代耀州窑有大量的饰有卧牛纹的瓷碗出土，画面以菱形开光，内刻一卧牛仰首张望，两侧有水草，上方有祥云、弯月，其内容取材于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的典故“吴牛喘月”，同类题材在金代铜镜装饰图案上也大量使用。
鹿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神兽，在汉代铜器上即已出现鹿纹，金元时期的耀瓷装饰纹样中有婴孩驯鹿纹、鹿衔瑞草等纹饰，元代鹿衔牡丹纹青瓷盘中〔4〕，盘心刻一卧鹿竖角，回首向背，口衔一支牡丹花， 鹿身上还有梅花斑点。
水族类中鱼的形象在耀瓷装饰纹样表现得最为丰富多彩，有五代划花瓶和元代青瓷盘上的双鱼衔莲纹，宋代的水波游鱼纹，在鸳鸯戏荷的图案中也时而有一两尾调皮的小鱼穿行于茂密的水草间。海螺的形象在宋代耀瓷装饰纹样中除与鱼共同出现外，还出现了婴孩骑螺纹，婴孩曲膝骑于海螺背上，周围水波荡漾，莲荷飘浮，在这些图案中，海螺总是处于中心，形象生动可爱。
摩羯在印度神话中被认为是河水之精，生命之本，关于摩羯的神话四世纪末传入中国。中国最早的摩羯纹出现于隋开皇二年下葬的李和墓的石椁盖上，宋代耀瓷纹样中的摩羯在碗心作盘旋状或两摩羯在水波中作“喜相逢”式布局（图三）。
珍禽类中的孔雀亦名越鸟，在宋、金时期的耀瓷装饰纹样中时有出现，如宋代的一个八棱枕面就饰有孔雀衔牡丹的纹样（图四）。孔雀位于图案的右下侧，长嘴、圆眼，头部的角呈叶片状，长尾，口中衔卷枝牡丹。青瓷碗内的孔雀纹样呈“喜相逢”式布局，口中衔把莲，金代的碗内也有这类装饰。鹤也是耀瓷装饰纹样题材之一，古人以鹤为仙禽，宋代耀瓷上有双鹤展翅飞翔的纹样，有的还辅以云纹，还有呈散点式布局的群鹤博古图，甚至出现了仙人骑鹤的图案。
鸳鸯是耀瓷装饰纹样中最常见的题材，主要装饰在碗、盘内壁，采取鸟瞰散点透视法，将鸳鸯、鸭、鱼、莲荷及各种水生植物和自然物象水波组合到小小的碗内，既有“鸳鸯喜荷”的寓意，又象是一幅令人联想无穷的水乡风景画。鸭与鹅也是耀瓷纹样中常见的禽类形象，鸭除与鸳鸯等共组图案外，还有双鸭水波纹。鹅纹出现在宋代晚期的碗、盘中，有单鹅凫游和双鹅并游的形象。
耀瓷装饰纹样中的动物题材不仅有各种飞禽走兽，还有蝴蝶、飞蛾等昆虫类题材，如在宋代的青瓷刻花钵内就有蝴蝶的形象，盆花图案中有十二只蝴蝶在花朵周围盘旋的画面，颇具蝶恋花的情趣。宋代晚期的青瓷碗内的群蛾纹样则把昆虫作为主体纹饰来表现，由此可见其题材的广泛性。
耀瓷装饰纹样中的人物类题材以婴戏纹最为丰富，有三婴荡花枝、攀石榴树的，有双婴戏牡丹、梅竹的，有四婴闹莲、五婴戏犬的，还有八婴戏花的，也有一个婴孩在花间玩耍的纹样，婴孩都赤裸身躯，神态活泼可爱。
飞天也是宋代耀州窑人物类装饰题材中的内容之一。飞天在佛经中是上天“天龙八部”之一，以往多出现在石窟或寺庙的壁画中，耀州窑瓷器碗内刻印的飞天神手持花钵，钵中插花，衣裙饰带徐徐飘扬，姿态十分优雅。耀州窑人物纹样中还有仕女、官宦的形象，官宦头带束发之冠，双手持笏，曲膝骑在鹤背上，周围祥云缭绕。
耀瓷装饰纹样中的几何形纹样也非常丰富，包括有八卦纹、钱纹、回纹、水波纹、云纹、柳斗纹等。八卦是《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易传》作者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古代常用八卦图作为除凶避灾的吉祥图案。金代耀州窑一件鼎炉的腹部就有八卦图的纹样。钱纹来源于古代商业往来中的方孔圆形货币的形象，钱纹图案在耀瓷装饰纹样中不仅用于边饰，还装饰在器物的主体部位，如刻花钵的外壁腹部。金代耀州窑还出现了钱纹玉壶春、钱纹壶等纯钱纹装饰的器物。回纹是由青铜器上的雷纹衍化而来的几何纹样，耀州窑的回纹图案主要出现在宋、金时期炉的颈部和肩部，有个体独立的回纹，也有连续不断的回纹。柳斗纹取材于一种柳编织物形象，它最早出现于耀州窑唐、五代的杯上，图案由点排列而成，宋代柳斗杯则用长度不同的同心圆弧线组成。水波纹是表现一种自然现象，耀州窑的水波纹应用广泛，形象丰富，有篦状、絮状、连弧状等形式。云纹也是取材于自然现象，耀瓷纹样中有卷云和如意云纹等形式，多作为主体纹饰的填充和边饰。
耀瓷中的文字有年号，如“政和”、“大观”、“熙宁”等，有吉语如“长命”、“富贵”，还有商标如“赵家”、“周”、“王”，有表达图案名称的，如“三把莲”等。不同于磁州窑的是，耀瓷纹样中的文字均作为图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构图规整，图案性极强（图五）。
二、鲜明的写实性也是耀瓷装饰纹样的特点之一。这首先表现在对现实题材的选择上。耀瓷装饰纹样的题材都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喜闻乐见的，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如植物中的牡丹花是我国的传统名花，据《群芳谱》载：唐、宋时洛阳之花为天下冠，故牡丹又名洛阳花。唐代赏牡丹的活动形成风习，多见于诗人的描写中，如裴夔诗：“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新开紫牡丹”，白居易诗：“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这些诗句都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喜欢牡丹的社会风尚。陶艺家们正是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了牡丹的韵味美及牡丹丰富的含义，将这种美好事物作为艺术素材表现在瓷器图案上。耀州窑唐代装饰纹样中就已出现了牡丹花，宋代时牡丹更成了耀瓷装饰纹样中的主要内容，各种类型的牡丹竟达七、八种之多，宛如一个牡丹花苑。其他如梅花、菊花、莲花也都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倍受人们喜爱的名花。动物纹样中的鸳鸯、鸭、鹅、鱼等也都是人们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与人类和睦相处、相依相存的动物。这些动物植物形象广泛出现于耀瓷装饰图案中，正是陶艺家们对现实美好事物的开掘和展现。
写实性还表现在装饰纹样图案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耀州窑的陶艺家们从现实生活出发，深入观察捕捉生活中最具戏剧性情节的素材，经过艺术加工，成为瓷器图案上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如五婴戏犬图（图六），画面上有五个戏耍的小孩，一个藏在树丛中探着头，两个在合力捕捉一只犬。其中一个伸出双手想拦住奔跑的犬，另一个拿着绳索想要套住这只动物，却因用力过猛，身体失去平衡，扑倒在地。另外一组也有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坐在山石上，向同伴索求他怀中抱的犬，而他的同伴则紧紧地抱住这只动物，面部和形体都表现出极不情愿的神态。画面上还有山石、芭蕉和竹等植物，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又如宋代中期的鸳鸯戏莲图案更象是江南水乡风光的真实写照，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莲花盛开，荷叶舒展，苇草摇曳，一对鸳鸯在水面游荡，一只鸭在孤独凫游，两尾顽皮的小鱼出没于水草间，画面真切动人，再加上青绿色釉面的映衬，的确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据窑址发现的宋代元丰七年《德应侯碑》记载，宋代黄堡镇“青峰四回，绿水傍泻，草木奇怪”，这优美的自然环境无疑是陶工们创作瓷器图案的丰富源泉，使他们创作出了如此形象逼真，洋溢着浓厚生活气息的图案，至今仍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
写实性还体现在对被表现对象的细致刻划上。耀瓷装饰纹样中对客观对象的刻划上反映了宋代美术总的趋势，就是“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的写实风气。比如对植物中各种花卉的刻划，不仅刻出了花瓣、花叶、叶梗，而且还用细线划出了花瓣和花叶上的叶脉，并且利用刀法的深浅和力度的变化，使弯曲的枝干，怒放的花朵、舞动的花叶不仅具有了装饰美，而且具有自然生态美。对人物和动物的刻划，也是抓住客观对象的形体特征进行以形传神的表现，如通过对婴孩嬉戏时不同动态的刻划表现他们天真无邪的心理世界，水波三鱼纹对鱼鳍和鱼尾动作也刻划得逼真生动，维妙维肖。
三、纹样内含寓意的丰富性是耀瓷装饰纹样又一重要特点。这些大量的寓意纹样不仅说明耀瓷消费者阶层的多样性，也反映了当时一定的思想意识和观念，也表现出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反映统治阶级的等级地位。耀州窑五代时出现了少量的狮纹和虎纹，《坤舆图》说狮“为百兽之王，诸兽见其匿影”。狮纹是权力与威严的象征。虎纹也具有同样的寓意，《风俗通义》：“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博挫锐，噬食鬼魅”。固此用虎来作装饰也是一种表示社会地位的方式。耀州窑在五代时曾生产有质地精良的高档青瓷并有“官”款瓷器出土，说明它在五代时为统治阶级生产过贡瓷，而这些狮、虎类纹饰正是反映这些使用者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龙在古代是封建帝王的象征，凤也是百鸟之长，龙、凤纹是分别用作装饰帝王、帝后所使用的各类用具的。五十年代广安门出土的耀窑青瓷残片上都饰有龙、凤纹，窑址也有少量的标本出土，这些纹饰都刻划得精致富丽，尤其是流失到国外的青瓷提梁壶、凤枕等器物，更是制作精良，釉色纯净莹润，非一般人所用。耀窑在宋代曾为皇室贡御瓷器，这些饰有龙、凤纹的器物正是专门为皇室生产的专用瓷。
反映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观念。例如松、竹、梅类的题材就反映了他们追求人格完善的审美观念。松、竹凌冬不凋，梅耐寒开放，因此被称为“岁寒三友”。梅花冰清玉洁、凌雪傲霜的弧傲形象一直被文人士大夫视为人生品格的一种追求。宋代的文人们常以植梅、画梅标榜，借物抒情，以表现他们安贫而自傲的道德观念。如宋代著名画家释仲仁，酷爱梅花，其方丈植梅数株，每当花开，将床移置其下，吟咏终日，同时他擅画墨梅也得时人所称赏。竹是高雅的象征，东晋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爱竹，曾寄居人家的空宅，广植竹树，对竹吟啸，感叹道：“何可一日无此君！”。到了宋代敬竹已成普遍风尚，竹画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梅、竹在宋代已成为一种独立画科，成为文人画的主要题材。如文同、苏轼等人不仅以诗文著称，所画墨竹亦为朝野所重，文同还在《咏竹》中，赞美竹子“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还说“（竹）得志遂茂而不娇，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依，独立不惧”，这其实也是他对自己为人的要求。耀州窑瓷器上的梅、竹纹题材正是文人士大夫们这种审美趣味和道德观的一种反映。菊花也被人们视为花群中的“隐逸”者，并赞它“风劲离更远，霜寒色更鲜”，故常喻菊花为君子。莲花本是一种带有佛教象征意义的题材，至宋代，莲花的寓意开始与佛教脱离，而成为一种美好人格的象征。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写下了著名的《爱莲说》，赞扬莲花有“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借莲花的自然特性，表达自己追求高尚人格的准则。松、竹、梅、莲是中国画，特别是宋代文人画的常见题材，也是宋代耀瓷装饰纹样中经常出现的形象，是当时社会文人士大夫们审美观和道德观在陶瓷装饰中的反映。
反映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劳动人民对事物和生活、社会的认识以及他们的愿望。耀瓷装饰纹样中鸳鸯的形象非常丰富，从宋代一直延续到金元时期，鸳鸯成对在水波莲荷中顾盼戏游。鸳鸯是一种雌雄双栖、终身成对、比翼而飞、交颈而眠的禽类动物。崔豹《古今注》中说：“鸟类，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必思而死，故曰匹鸟”。由于鸳鸯的这种生活特点，自古以来人们就视它为爱情的象征，民间有所谓“只羡鸳鸯不羡仙”之语，因此鸳鸯就成为工艺美术的主要装饰题材，它包含了人们对爱情幸福、百年偕好、永不相离的祝愿和愿望。类似的寓意纹样还有金代耀州窑碗、盘上的并蒂莲纹，比喻夫恩爱，形影不离，白头偕老。
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也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耀瓷装饰纹样反映这种观念的题材也非常丰富，如婴戏石榴纹，石榴因其“千房同膜，千子如一”，被作为多子的寓意。据《北史》载：北齐安德王高延宗纳妃，妃母宋氏以两个石榴相赠，祝愿子孙众多，可见石榴在南北朝时期就已有了多子多孙的含义。其他如竹因滋生易、成长快，古人因喻子孙众多，鱼也具有生殖繁盛、多子多孙的祝福含义，耀瓷中还有婴戏葡萄纹以及大量的婴戏莲纹，寓意“连生贵子”。
反映人们对生活的渴望和追求。耀瓷装饰纹样中还有大量反映人们追求富贵，渴望长寿的内容。如对富贵、富足的渴望。牡丹在唐代就已成为繁荣昌盛的象征，宋时更被称为富贵花，被普遍应用于各类工艺品的装饰中。梅花因花瓣为伍，民间又籍其表示五福：福、禄、寿、喜、财，宋、金时期耀瓷装饰纹样中都有婴戏梅花的图案。鱼因与“余”同音，被人们作为“富足”、“富裕”的表征，耀瓷纹样中不仅有水波鱼纹，还有大量的水波莲鱼纹，寓意“连年有余”，这类题材被广泛应用于瓷器等日用品的装饰图案中，是劳动人民渴望过富足生活，想往富贵的一种曲折的表达方式。
祈求延年益寿。古人认为菊花是长寿之花，能“轻身益气”；鹤也被认为是长生不老的神禽，《淮南子·说林训》有“鹤寿千岁，以报其游”的说法，因此古人常用鹤作为祝寿之辞。耀瓷装饰纹样中除有大量的菊花和鹤的形象外，还有以“长命”文字代替牡丹花蕊的纹样，《旧唐书·姚崇传》中有“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之辞，由此可见这些纹样都包含着人们祈求延年益寿的意愿，表现了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
渴望祥瑞与平和。耀瓷装饰纹样中寓意祥瑞的内容也很丰富，如凤穿牡丹，凤为百鸟之长，牡丹为花中之王，二者结合，象征着光明、美好、幸福。孔雀也是一种瑞鸟，《北户录》有“宋纪曰：孝武帝大明五年有郡献白孔雀为瑞者”的记载，隋炀帝时，因孔雀飞集朝堂而百官称贺，可见孔雀也是一种寓意祥瑞的题材，耀州窑在宋代和金代的瓷器上都有孔雀衔牡丹、衔莲的纹样，以表达人们渴望祥瑞与平和的心态。鹿也被认为是一种“仁兽，表示祥瑞和太平无事，《瑞应图》有所谓统治者“慈孝”、“明惠”则白鹿出现的说法，金代耀瓷纹样中之所以出现鹿纹，反映了们在战争年代希望太平无事的心情。同时，鹿因谐音“禄”也被看作是官禄的象征。
四、融汇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并加以创新也是耀瓷装饰纹样的一个特点。自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之后，中国丝绸、陶瓷、冶铸、水利技术和文化远传中亚、西亚和南欧，同时西方和印度的文明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在陶瓷装饰艺术中也反映得较为鲜明，在耀装饰纹样中也有反映，如葡萄、石榴、狮子、摩羯、莲花、飞天、卷草等。但耀州窑的工匠并非简单的照搬，而是将这些外来题材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加以改造创新，成为表达中华民族思想意识和追求的各种纹样。如葡萄、石榴都是张骞出使西域后从西亚传入的，后在中国普遍种植，耀州窑的工匠们将它们与中国传统的婴戏纹合于一体，从而给葡萄、石榴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子多孙的含义。摩羯也是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动物，摩羯纹大约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从这时到公元十二世纪，摩羯纹一直在印度流行〔5〕。 在印度古代艺术中，摩羯常作张口吞食状，同时，印度文献中也有关于摩羯残害生命的说法，耀州窑青瓷碗内的摩羯纹虽然也是长鼻子，鱼体鱼尾，但头部有角，体有足，形象已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且在图案布局上也采取了中国传统图案作法中的“喜相逢”构图骨式，还出现了摩羯与婴戏海螺共组画面的图案，从而将这种性恶的动物形象转变为祥瑞的象征。飞天也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进入中国的装饰题材，但将飞天的形象搬到瓷器装饰中，目前仅见于耀州窑，飞天出自佛经，梵音“犍闼婆”，又名“天乐神”，是佛教中欢乐吉祥的象征，但耀瓷上的飞天纹就象是中国神话中的天女散花图。耀瓷装饰纹样中外来文化的题材还有狮子、卷草、莲花等，耀州窑的工匠们都将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创造出符合中华民族欣赏习惯和审美观念，表达中华民族愿望和追求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种图案，表现了其吸收和融汇外来文化的能力。
耀瓷装饰中以植物纹样应用最多，其次为人物、动物纹，再次为几何纹。动物纹样中，瑞兽类的狮、虎、牛等都出现于五代装饰图案中，入宋以后，这类表示威严地位的题材减少，而以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花卉、鸟类、鱼、昆虫为主，从而形成了耀瓷装饰纹样强烈的写实风格，这些纹样题材的演变也正与中国美术中绘画艺术的发展趋势相一致。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比较了宋和唐五代绘画艺术的差别，说：“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鸟，则古不及近。”此时释道画衰落，山水花鸟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种绘画艺术题材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工艺美术，陶瓷装饰也把花卉、鸟类作为描绘对象，这是耀瓷装饰纹样选择现实生活题材的历史背景。与此同时，宋代美术中绘画的写实技巧也对工艺美术产生了直接影响。宋代绘画特别是花鸟画，在最高统治者（如宋徽宗）的倡导与以身作则的示范下，精细的表现手法，成为北宋画院的标准画法，许多画家为了表现对象的真实，饲养鸟虫，供细致地观察和写生，甚至可以画出某种鸟禽四季不同的翎毛，可谓形态逼真了。这种写生的技巧和风气由于绘画与工艺美术藕断丝连的关系而保留到工艺装饰上，这也是耀瓷装饰纹样写实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耀瓷装饰纹样丰富的寓意性也和同时代的花鸟画相仿佛。宋代花鸟画的兴盛，不是为了单纯的悦目欣赏，还有其一定的寓意，这一点《宣和画谱》在花鸟叙论中写得非常明确，如说“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等。花鸟画这种曲折的表现思想意识的方式直接促进了宋代工艺美术中吉祥图案的盛行，因此，大量的如“凤戏牡丹”、“多子多孙”之类的反映个人和阶层对美好生活祈求的纹样也就出现在陶瓷装饰中，成为耀瓷装饰纹样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另一方面，耀州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对装饰题材内容的广泛性提出了要求。耀州窑是一个生产商品瓷的民窑，价值规律、经济法则成为推动或阻碍其存在和发展的强大杠杆。由于宋代窑场急剧增多，市场竟争十分激烈，这就要求陶瓷产品不仅要有上乘的质量，其装饰也必须适应各阶层消费者的需求，方能占领更多的市场，而耀州窑不仅在瓷器的质量方面，而且在装饰题材和纹样的多样性、多层次方面适应了社会的需求，才使它在宋代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市场范围广阔，消费者阶层广泛的瓷窑。据出土资料证明，建国以来，全国各地以至海外都有耀瓷出土。《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祐八年正月“耀州日遣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宋史·地理志》关于耀州贡瓷器的记载也被北京广安门出土的耀瓷所证实，宋人的笔记小说也有宋时的酒楼、茶坊悬挂名人字画，饭店用耀州青瓷碗的记载。这些出土资料和文献都反映了耀瓷在宋代广受欢迎的情况，其中原因，除了耀瓷精美的质量外，也是与其装饰纹样的内容能够反映各阶层人们的喜好和审美观分不开的。这种风格的形成是耀州窑的工匠们继承传统，又不囿于传统，敢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影响并加以融汇的结果，这正是耀瓷装饰艺术深受历代人们喜爱的魅力所在。
注释：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1年。
〔2〕陈定荣《江西吉水纪年宋墓出土文物》，《文物》1978年2期。
〔3〕禚振西《耀州窑遗址陶瓷的新发现》， 《考古与文物》1987年1期。
〔4〕陈孟东《榆林地区一批馆藏宋、金、元瓷器》， 《文博》1986年1期。
〔5〕岑蕊《摩羯纹考略》、《文物》198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