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化产业_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化产业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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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现代语境下没有什么词汇要比“文化”更加复杂多变以及令人费解的话,那么,作为经济文化活动的文化产业因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系统的各个要素紧密相关而必然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性。无论是在所谓初民社会还是现代发达国家中,经济都是“嵌合”在社会之中的。①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经济活动与社会其他部门的关系也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得到表现。尽管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支配社会的企图十分明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政治、文化等各种要素在现代社会及现代经济活动中不再发挥重要的作用。经济向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地与经济活动发生关联,恰好说明了经济“嵌合”于社会之中并且这种嵌合关系越来越紧密的实质。表现这种紧密关系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20世纪早期开始出现并不断以令人炫目的情势发展的文化产业。这也表明对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经济活动的分析更加需要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视角。已有的关于文化产业研究的大量成果对人们理解文化产业这一新的既是经济现象又是文化现象的现实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认识到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从而重视其经济属性分析,关注其产业特性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而还能认识到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以及文化产业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的这些事实,注意到人类文化多样性是通过民族的多样性来表现的,那么,将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考察其经济性、文化性及民族性,分析现代条件下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的变迁过程及其意义等问题,就有可能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加深对文化产业的理解。

一、文化产业的经济性

文化产业是20世纪早期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的新型产业。文化产业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高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一些国家的支柱产业。中国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也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了不容忽视的地位。对于这种现象,褒之者赋予其朝阳产业的美誉,并且不断冠之以“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等等各种响亮的名号。然而贬之者却认为人类宝贵的文化意义受到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严重庸俗化破坏。显然,随着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确实成为一种新型产业的时候,对文化产业核心内涵的把握也就成为这一研究中的首选论题。要清晰地理解这一问题,从社会整体观的视野回溯产业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从而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进行把握是很有必要的。

这里所说的产业不是指如土地、房屋等的家产(property,estates),而是指生产事业(industry),即生产物质产品和提供劳务活动的集合体。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成果看,最早的人类生计模式是采集—狩猎。这一生计模式在人类发展的时间长度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达到90%以上的时间。②园圃农业、精耕农业、畜牧业等的出现则只是近几千年的事情。人类历史上不断进行的社会分工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手工业和商业在漫长的历史中并未成为能够与农业比肩的产业。甚至产业这个概念都要等到工业革命或曰产业革命之后才能形成。在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们社会交往活动不断扩大和加深,科技在现代生活中不断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各种新的分工不断出现,相应的,新型的专注于某一类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经营从而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企业或单位及其活动的集合的情况不断出现。

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概念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在英国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出现之后形成的。可以说,“产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产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传统社会生活中没有分工或者没有出现达到一定程度的生产活动集合体。事实上,除了农业,工业以及商业等活动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学者甚至注意到了不同部门的经济活动所获得的利益是存在差异的。司马迁就曾提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③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初期阶段,人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对不同部门的不同的投入产出比率问题进行过探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在比较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经济结构及其收益差异时得出这样的看法:“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得多。”④但是,在产业革命发生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手工业、商业等部门的总体水平、就业人口数量以及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就整个世界的发展来说,到18世纪为止,农业依然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来源,也就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农业问题就是1789年世界的基本问题,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第一个有系统的欧洲大陆经济学派是法国重农学派,该派理所当然地认为土地和地租是净收益的惟一来源。而且,农业问题的关键所在乃是土地耕作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财富生产者和财富积累者之间的关系。”⑤工业革命爆发之后,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工业、商业以及服务业等才开始成为成熟发达的产业。相应的,有关这些产业的理论研究才逐步成熟起来。产业类型、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产业的空间布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产业政策等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逐步成为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

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业革命是和科学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相互关联的。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的:“它们互相依赖,连续地一者对另一者起作用。”⑥霍布斯鲍姆认为工业革命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⑦并且进一步指出,对这场工业革命的产生以及意义的理解并不能仅限于经济本身。他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并称为双元革命,就是要表明改变人类进程的产业革命并非仅仅是经济革命或者只是经济上的起飞,而且还是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变革。这场双元革命不仅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在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民族主义像现代世界的许多特征一样,是这场双元革命的产物。”⑧这些理解给予人们的启示就在于,经济“嵌合”于社会之中的事实要求对各种经济现象包括产业的研究都必须有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视角。

任何一种新型产业的出现都会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产业与经济发展具有更为直接的密切关系,有关产业的研究出现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必然的。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现在的产业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产业是指国民经济中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在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经营上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企业或单位及其活动的集合。产业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分工专业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变化和发展。⑨这也就意味着国民经济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产业类型。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产业:按产业发展层次顺序进行分类,则可以将产品直接取之于自然的物质生产部门称为第一产业,即广义的农业;加工取自于自然物质的物质生产部门称为第二产业,即广义的制造业或工业;而派生于有形物质财富生产活动之上的无形财富的生产部门称为第三产业,即广义的服务业。这种分类方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产业分类方法。此外,按生产要素密集程度进行分类,则可以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等4种类型;按产业地位分类则有基础产业、瓶颈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和先行产业;按产业发展状况分类则可以有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夕阳产业与朝阳产业、长线产业与短线产业等分类,还有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等分类。⑩

然而,已有的产业分类并没有专门为文化产业划分出清晰的领域。如按三次产业划分标准,则文化产业中的工艺品到底应该归作第二产业产品还是第三产业产品是不清晰的,第三产业和文化产业也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从生产要素密集度看,一些文化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如民族歌舞展演业,一些文化产业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如卡通业、电玩业等等。“鉴于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越来越多的专家主张把文化产业从第三产业划分出来列为第四产业。”(11)

文化产业在现有的产业划分体系中难以简单归类,一方面表明了以往的划分体系未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表明的是对文化产业中的文化属性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加深。在文化产业研究中,一方面必须重视其经济性特正,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无论是物质性的文化产品还是非物质性的文化产品,其关键内容都是文化。这一事实,使得有关文化产业的研究必须关注其文化的特点。

二、文化产业的文化性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现实的时代,一方面,经济活动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的影响比此前任何时代都要大得多;另一方面,不同民族间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相互关系不断加深。作为兼具经济性与文化性的文化产业的产生及高速发展也可以看做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表征。

文化是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文化既是人的劳动的结果,也是人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和发展方向的规定性。文化的物质性和精神性既规定了人以社会的方式从自然界获取满足衣食住行所必须的物质材料,同时也规定了人们各种生产及生活方式的社会意义。自从人类学家泰勒给出有关文化的较为系统的经典定义之后,如何理解“文化”,是包括人类学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话题。在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有关文化的理解基本上包括了“人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所获得的所有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社会中所有活动的总和”,“一个社区的所有各种表现”,“物质和非物质的总和”,“理念、情感条件反应和习惯行为的模式的总和”,“标志任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信仰、行为、知识、认同、价值和目标的总体”等方面。(12)而在社会学关于文化的理解中,“共享的价值、特征、信仰和行为特性”是最为重要的。(13)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象征关系则是文化生态学有关文化概念中最为核心的内容。(14)尽管文化生态学关于文化的理解中出现的水产养殖文化甚至牡蛎文化、蚂蚁文化对习惯于将文化理解为人所特有成就的文化人类学及社会学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鉴于理解文化的复杂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人所理解的文化并不限于人类,而且还包括其他物种”(15)的观念对人们在现代生产方式条件下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化也并非毫无意义。

如果说泰勒定义所提到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的能力和习惯等都是文化,社会学所强调的人为产品、商品、技术过程、理念、习惯、社会组织、各种价值体现、人的活动及这些活动得以实现的方式、原则等等都可以视为文化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产品、文化生产组织或者更直接地说文化产业都必然地是文化在现代的一种表现形式。

美国经济人类学家普拉特纳曾经特别指出:“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可以从纯经济因素进行分析,但这也就意味着对相关联的非经济因素的忽视。”(16)对文化产业经济行为单纯的产业经济分析就有可能忽视文化产业的文化性存在这一重要事实。而更为具体地说,不从理解文化进而理解文化产业的视野出发,就有可能产生对文化产业本身以及文化产业最为核心的存在要素文化产品都无法厘清的问题。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20世纪40年代从对“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的批判的角度首先提出“文化工业”(17)问题之后,出发点的不同以及审视层面的不同使人们对文化产业的各种现象的认识不断加深而形成不同的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是:“结合创造、生产和商品化等方式、运用本质是无形的文化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受到著作权的保障,其形式可以是货品或服务。”并且强调其形成的条件是在产业和商业流水线上被生产、储存或者分销。在中国,文化产业被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18)重视知识产权使美国更愿意将这一产业理解为版权产业。英国更看重创意的重要性而将其称为“创意产业”,日本则干脆将凡是与文化相关联的产业都称为文化产业。

显然,这些定义都注意到了文化产业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含糊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要对作为产业之一部分的文化产业的独特个性有清晰的认识,对文化产业之“文化”到底指什么似乎还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从理论上看,“真正的科学‘运动’是通过修正基本概念的方式发生的,这种修正的深度不一,而且或多或少并不明见这种修正。一门科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其基本概念的危机,这一点规定着这门科学的水平”。(19)如果将文化理解为人的一切创造物,那么人类所有的产业都无疑是文化产业,这就可能因为所指过宽过泛而空洞无物。若承认人类所有的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创意,就如机床生产也不能没有创意,那么“创意产业”所表达的也只是人类生产的一般特性而已,至于“内容产业”所谓之内容意指什么并非清晰,譬如人们就很难将农业称为非“内容”的。其他一些或强调“流水线生产”或强调“复制技术”重要性的一些定义,其实都只是看到了部分文化产品在生产和消费中表现出的一些表面特征,这些特征并非文化产业所必须具备的。如绘画作品的原作也可能就是文化产品,并非要等到大量复制后才能算作文化产品。其他如手工刺绣品、根雕、长江石等文化产品就更是表明了大量进行复制的虚妄性。

“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寻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事先引导。”(20)对文化产业核心内涵进行追问就会发现,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之文化不能是广义的文化,而是指包含传递事物信息的符号、价值和意义以及社会规范的狭义的文化。文化产业就是为社会提供包含符号、价值、意义以及社会规范的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行为的集合。是否批量生产、是否上流水线上进行制作,只是涉及生产策略、成本与效益等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文化产业的核心问题。

对文化产业应包括传递事物信息的符号、价值、意义以及社会规范等内容的强调就是看到了文化产业的实质性内容是与社会生活相关联的。也就是说,文化产业不是在并不实际存在的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中自我发展的。对经济行为嵌合在社会之中的强调也就是要发现文化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所具有的历史性及政治、社会、文化规制的现实性。不论是从世界层面看还是从一个国家内部看,文化产业的各种条件、相关法规等对文化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些力量都是各种现实权利博弈的结果并会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势。文化产业当然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切不可忘记波兰尼所提示的:“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物能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惜它……经济体系都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21)

无论是从物质文化层面看,从精神文化层面看,还是从作为连接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桥梁的制度文化看,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征。一些文化事项的意义消失了,一些文化事项的表现形式改变了,而与此同时,新的文化事项及新的文化意义也不断出现。无论是否坚持将经济视为社会的基础,将各种制度、意义、价值等视为上层建筑,是否有目的论的看法,经济发展都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个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反之,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的变化也必然导致经济活动的改变。

在现代工业文明出现并一路“高奏凯歌”的近几百年中,在人们不断地通过加大能耗获取更多的自然界的能量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极大地改变了,人们面临的环境被污染等问题又使得这种被赞誉同时也被批评了几百年的生产方式必须要改变,这也是“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在今天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原因。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以及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趋势,在生产效率极大地提高,包括文化产品在内的各种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频率上都使人口流动与从前大不相同。长期保持的较为稳定的社区结构、人与人的各种亲属关系、男女之间的社会性别角色以及人的地缘联系等都在改变,食物种类及来源、服饰样式及生产、房屋外观及内部空间布局、出行的目的及方式等等都在改变。包括仪式节日活动在内的各种文化事项的内容及形式或消失或改变。就是更为深层的精神意识、价值标准、目的追求也或显或隐地在改变。正如少数民族的孔雀舞不仅可以是在赶摆、在赕佛、在各种吉庆活动中由众多的不知名的傣族民间艺人表演的孔雀舞,也可以是更多地体现民族平等政治符号意义的,由“孔雀王子”毛相、“孔雀公主”刀美兰表演的孔雀舞,还可以是以文化产品实现经济价值从而获得丰厚利润的,由第二代“孔雀公主”杨丽萍所展演的孔雀舞。这些都是孔雀舞,都是傣族民族文化的体现。各种社会结构关系的变化造成社会场域的变化,从而也就使呈现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的符号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如有学者指出的,民族艺术不仅可以是仪式中的,日常生活中的,还可以是为展演的。(22)在现代社会中,文化产业的出现及发展是文化具有时代性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这一切既是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结果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文化产业就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民族文化的新的存在样态,是文化与经济关系的新的呈现方式,是不同民族间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新的结果。

三、文化产业的民族性

文化总是以不同的民族文化形式得以体现的事实必然要求文化产业研究中民族文化多元性视野的进入。尽管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会因历史条件的不同以及对问题思考的侧重方面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理解,(23)但就现实的情况而言,“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24)表现为不同的人们共同体的民族往往会拥有不同的文化符号、价值、意义以及社会规范,从而使文化的群体性得以表达。经济活动与社会其他方面的紧密关系使得经济活动从总体上看是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总是历史的、民族的文化。在文化的发展变化历程中,包括文化产业、文化产品在内的文化的内涵及表现形式也总是会展现出时代的、民族的特色。

将文化产业视为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即将文化产业进一步归结为民族文化产业意味着对于人类文化多元性存在事实的再次肯定。不同民族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和各种条件是很不相同的,人类具有的文化存在形式只会比这些多样性更多、更复杂。现存的几千个民族的文化差异是存在的,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很大差异的原因当然有血缘、种族、地理等更具自然特征的因素,但这些不同的民族被区分开来,在最为重要的意义上看是从文化方面所进行的。各种文化绝对不会一成不变的事实又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各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总是因时代的不同,相互之间交往情况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可能更为复杂的还在于,随着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文化传播从古至今都在发生而使得要明确指认某些文化属于某个特定民族十分困难。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现代社会中,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更加凸显了这一复杂性。从而也使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关系更加复杂。

如果说“政治至少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利益,另一个是文化”,那么“一个社会把什么事情看做是最值得追求和最受尊敬的,它将决定一个社会的总体价值取向,所以这是根本的政治问题”。(25)正是由于这一点,“对文化的开发、利用、控制和垄断正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借文化渗透实现国家间利益争夺的重要内容”。(26)此外,文化产业并非只是简单的休闲或者娱乐。那些一味追求娱乐而不体现民族文化中积极向上精神价值追求的文化产品至多只是劣质的“膨化食品”,养眼、可口、酥脆、甜腻然而却可能有害。在现代生活中可能没有什么比文化产业更加能做到“寓教于乐”的了,这也反而更加说明文化产业中文化价值追求之重要。在许多社会中,根据政治统治的需要,众多的文化事项经常被区隔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大传统”与“小传统”,高雅与低俗等等。在现代条件下,通过拼接合成以及情景置换的方式使民间艺术、高雅艺术及商业文化之间的文化界限难以界定,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线日益模糊。这也就给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一些民族文化以进入主流的机会,但喧嚣之中如何保持文化价值也就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资本的力量在经历了控制人们从事生产的工作时间之后,开始更直接地控制人们的闲暇时间,并且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来将闲暇也纳入谋求利润的有效时间。斯塔夫里阿诺斯看到了,“不是存在于20世纪初的对汽车的需求创造了今天巨大的汽车制造业,而是制造廉价的T型‘福特’牌汽车的能力促进了现代对汽车的大量需求”。(27)这是消费时代的一个典型事例,无论是物质产品生产还是精神产品生产都是这样。巨大的生产能力必定要找到体现这种能力的市场。文化产业是在生产效率极大提高、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出现的,但仅只看到这一点而不由此关注不同民族在进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民族文化特性,不关注不同民族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目的追求、发展过程中的路径等问题,不关注发展文化产业之民族文化意义,那么,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有很多缺陷的。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各种产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真正解决“生产的问题”,正如舒马赫指出的:“我们这一时代最致命的一个错误就是,相信‘生产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28)因为现代社会中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往往是以环境破坏以及社会中极大的不公平为代价的,甚至常常是以丧失生产的意义为代价的。

在经济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今天,社会公平的获得以及生产意义的找寻又是离不开不同社会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实践的。在资本力量全景式的挤压下,人们已是逃无可逃。甘于边缘或者只是想以边缘的特色来衬托“文化多样性”的意义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丧失自身文化,最终是因人类文化单一化而使生活了无生机。如此,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价值、意义等内涵成为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来参与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是十分重要的,这还不仅限于通过市场竞争去获得经济利益的问题,还涉及各种民族文化意义如何保有和延续的问题。马克思曾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29)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存在与否也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交往的扩展与否。独具特色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只有通过不断扩大的社会交往活动才不会消失。文化产业就是扩大这种交往的一种方式。目前这个世界不担忧生产不出东西来,不愁不能“大量生产”,真正担忧的是参差多态的各种生活意义的生产,是“大众生产”。“依靠大众生产而不是大量生产”(30)是最人性化的真正创造性的生产。这里的大众必然是包括了众多不同民族的大众。

文化产业是否发展要以是否提供了大量的于消费者有益的文化产品并且这些产品最终被广大文化消费者所接受为衡量标准。从文化产品生产的最为直接的动因来说,获得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初看上去,人们生产什么文化产品及如何生产是自由的,相应地选择何种文化产品进行消费以及怎样消费也是自由的,在这个文化经济活动中,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基于个人的选择,但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31)将什么视为文化产业的资源,生产什么文化产品,怎样生产以及选择什么文化产品,以及又以什么方式进行消费等都是与人们具有怎样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文化产品具有怎样的意义密切相关。这样,关于从文化产品生产到文化产品消费的整个文化产业过程中的经济性、文化性及民族性等问题的分析就成为文化产业研究的核心内容。

注释:

①参见[美]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②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③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74页。

④[英]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陈冬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9~20页。

⑤[英]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⑥[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44页。

⑦[英]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⑧[英]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

⑨参见简新华主编《产业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⑩参见简新华主编《产业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31页。

(11)谢名家:《文化产业:精神生产发展的现代形态》,《思想战线》2007年第1期。

(12)[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13)[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14)参见[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15)[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16)Stuart Plattner,Economic Anthropolog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4.

(17)[英]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18)参见胡惠林主编《文化产业概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66页。

(19)[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1页。

(20)[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6页。

(21)[美]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40页。

(22)参见何明,洪颖《回到生活:关于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问题的反思》,《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23)参见李振宏《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民族定义研究》,《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

(24)本书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25)赵汀阳:《坏世界的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26)李飏:《文化经济跨越增长的极限》,《思想战线》2007年第1期。

(2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

(28)[英]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李华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30)[英]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李华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2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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