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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思潮在我国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现象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最有影响的派别之一。用胡塞尔的话说，它是一种描述的心理学，是一种可靠的哲学方式和一种普遍的科学，即第一哲学。二战以后，随着胡塞尔文库的建立，《胡塞尔全集》的出版，以及地区性和国际性现象学研究会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对其研究的深入开展。现在，这种研究已经涉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人文科学界的各个领域。“这种影响是一种理论效应意义上的影响。”〔1〕因此，40年代以来，胡塞尔现象学以及现象学运动， 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开放的国际性学术领域。目前，值此世纪之交，国际哲学界正处在对以往哲学的反思、再理解和消化的阶段，对于现象学的研究更是朝着既专且深的方向发展。
而在我国，本世纪的20年代，有的学者在研究西方哲学时，也曾间或地提到过现象学，例如张东荪，就多次极为简要地介绍过胡塞尔的现象学。〔2〕40年代，倪青源在其《现代西方哲学之趋势》一文中， 还概括地阐明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大旨以及现象学运动的发展。〔3 〕但是与传播其他有影响的现代西方哲学比较起来，不仅真正的研究尚未开展，就是一般性的介绍也极为有限。特别是从此以后直到70年代末，国内对现象学的研究，几乎完全停顿下来。真正的介绍和传播，则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事情。即使这样，首先得到研究的也是胡塞尔的后继者，如德法存在主义者的学说；只是经过对它们一阵颇为热烈的传播慢慢冷静下来时，才渐渐把目光转到了胡塞尔的身上。因为在新时期西方哲学东渐得到繁荣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深深感到，传播存在主义等学派出现的热潮，虽然有其必然性，但要取得对它的真正理解和把握，离开了对深刻影响它们发展的现象学的研究，是难以办到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对于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必然产生不利的后果。正如有的学者说的，“要想深刻理解和研究20世纪哲学的任何一个派别，不以现象学的认识为前提，几乎是不可能的。”〔4〕除此以外， 在他们看来，通过对它的输入和传播，对于促进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借助于胡塞尔对现象学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的指明，我们有可能达到一个超越出特定的思维方式和特定的区域文化之上，并同时包容这些思维方式和文化的高度。”〔5〕这样， 开展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一现象的产生，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西方哲学东渐在经过一段曲折之后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真实情景。
从80年代中期、特别是后期开始，一批有志于在中国为现象学的传播作出贡献的学者，汇集到了这个学术领域。他们从翻译现象学家的原著和进行一般性介绍开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扎扎实实地开展了研究工作。而为了推动这项事业的持续向前发展，大陆和港台有关学者，还共同成立了中国现象学者的委员会。并由它牵头先后在南京、香港和上海举行了现象学有关题目的研讨会。通过这些活动，现象学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不仅译出了一批现象学家的著作和国外学者研究现象学的成果，为现象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材料，而且还撰写了一批具有一定力度的论文和著作，使现象学在中国的传播从一般性介绍进到了独立研究阶段。其中，仅以胡塞尔现象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就有叶秀山的《思·史·诗——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研究》、尚杰的《语言·心灵和意义分析》、涂成林的《现象学的使命》、倪梁康的《现象学的效应》、张庆熊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李幼蒸的《结构与意义》等。在众多的论文方面，由熊伟和倪梁康分别主编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和《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两本论文集，具有重要价值。还要提出的是，在深入开展对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推动下，受其影响的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哈贝马斯的社会哲学的研究，也都取得了一批具有意义的成果。仅以海德格尔为例，除有《海德格尔选集》上下两卷问世外，中国学者撰写的专著就接近10本。〔6〕从数量上说，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有这么多成果付梓问世， 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是不多见的。这说明，现象学在中国的传播虽然起步较晚，但它取得的成果在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是十分突出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哲学界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这些论著的绝大部分是来自中青年学者的笔下。勿庸讳言，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但总的说来，它们材料扎实，论述充分，视野开阔，有开创性，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例如，在这些论著中，既有对现象学家著作原汁原味的解读（特别在论述现象学家的学说时），又有在深入钻研基础上经过独立思考提出的富有启迪的观点。其中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它们绝少80年代初“萨特热”时那种情绪化的渲泄，而是较为重视对现象学学理的探究。在这一点上，虽然有关现象学及其发展过程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论及，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都看重现象学基本精神的揭示，都关注现象学方法的阐明，都着力于现象学效应及其影响的追究，都关心引进现象学在中国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作用的探索。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既是中国哲学界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取得进展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学者在现象学研究中力争做到与国际现象学研究同步发展的真实写照。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学者深入钻研、大胆探索、勇于攀登国际现象学研究领域理论高峰的气慨。这是西方哲学东渐过程中出现的良好势头。如果这一趋势能够健康地发展下去，而学者们更能站在当代全球化的理论高度上，进一步加深加厚基础工作，积极开展与国际现象学界的平等对话，把深入的学术探讨和群众性的传播结合起来，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现象学研究在我国西方哲学的学术领域中，一定会是一个大有希望的领域。
注释：
〔1〕〔5〕倪梁康：《现象学效应》，6、372页，三联书店，1995
〔2〕张东荪的这些文章， 有发表在《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七号（1922年）上的《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和同一刊物第二十五卷第七一八号（1928年）上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等，文中Husserl 被译为呼塞尔
〔3〕倪青源的文章发表在《学原》第一卷第三期上，文中Husserl译为虎塞尔
〔4〕倪梁康：《现象学的方法》译者的话，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6〕据不完全统计，80 年代后期以来出版海德格尔的专著有：喻宣孟：《西方现象学的哲学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宋祖良：《拯求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研究》，靳希平：《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研究》，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张汝伦：《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