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城乡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相关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西方学术界有两种主要理论范式试图回答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一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工业化偏好理论。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认识是，小农经济是增长力已耗尽的落后部门，工业作为新型产业具有高的增长率；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推进工业化，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是实现经济赶超的适当战略选择。（注：Anne Krueger,Maurice Schiff and Alberto Valdes(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ural Pricing Policy.5 vols.Baltimore,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1992.）二是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城市阶层的政治影响力是巨大的，因而能够导致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农民由于居住分散而决定的集体行动的高交易成本，以及与单个农民产出份额微小相关联的免费搭车心态，形成农民数量与其对政策制定影响力之间的一种悖论。（注：Michael Lipton,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Urban Bias in Word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Robert Bates,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在解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时，上述理论被国内一些学者所借用。林毅夫等人认为，政府实施的以赶超为目的的发展战略，一方面使少数资本密集型产业得到保护，并使被保护产业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产业；同时，政府对生产剩余的控制又使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资金投入不足而发展缓慢。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被认为是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背离了本地比较优势的结果。（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林毅夫、刘明兴：《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世界经济》2003年第8期。）蔡昉和杨涛综合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分别解释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分界点的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成因。1978年之前，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关的一整套干预政策导致了稳定的城市偏向；改革以后，城乡差距的变化主要导源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性障碍。（注：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在其他讨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文献中，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其核心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原因。蔡继明的一项研究表明，城乡户籍歧视可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中的24.8%；（注：蔡继明：《中国城乡比较生产力和相对收入差距》，《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Shi等运用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将不能得到解释的城乡收入差距的42%和小时收入的48%归因于劳动力市场扭曲，其中户籍制度可以直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28%；（注：Shi,Xinzheng,Empirical Research on Urban-Rural Income Differentials:The Case of China.Forthing-coming,CCER,Beijing University,2002;Shi,Xinzheng,Terry Sicular,and Yaohui Zhao,Analyzing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mational Symposium on Equity and Justice in Transitional China,Beijing,July 11-12,2002.）姚先国和赖普清把城乡工人劳资关系差异的20%-30%归为户籍歧视的结果。（注：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林光彬将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性成因进一步扩展，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发生机制和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市场等级化格局以及资源流动性障碍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安排相互作用的结果。（注：林光彬：《等级制度、市场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管理世界》2004年第4期。）吴群则把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具体化为城市对农村的三次剥夺：即，50年代初期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民生产资料的无偿剥夺，1950-1990年实行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以及目前不少地方正在或已经发生的土地不合理征用。（注：吴群：《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发展方向》，《求是学刊》2002年第4期。）
前述研究的共同特点是，都将显性制度因素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解释变量。应当承认，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这种见解无疑是具有较强解释力的。但是，此类研究难以给出下述问题的合理答案：第一，农民为什么总是处在被剥夺的地位？即这种显失公平的现实有无农民自身方面的原因？第二，假设制度变迁导致前述诸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消除，其他条件不变，城乡居民收入是否可以趋同？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某些非制度变量的影响非但不能忽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不亚于甚或重于制度的作用。本文试图在制度因素之外，建立起人力资本、生育率等更长期的影响因子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联关系，从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及收敛条件做出新的解释。
二、研究方法的讨论
城乡收入差距，在本质上是城乡经济增长分别由哪些因素决定的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来进行。
对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解释都可以从生产函数的分解中找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典型生产函数可记为：
借助这一模型，城乡收入差距无非形成于：(1)资本K(t)和劳动N(t)投入量的差别；(2)技术水平和制度效率A(t)的差异；或者，(3)前述两类因素的差距同时存在。由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建构遵循了诸多严格假设：完全竞争市场且交易费用为零，因此制度对经济增长并不重要；技术水平外生给定，且规模收益不变；资本与劳动只有数量的不同，没有质量的区别；在技术和制度参数既定的条件下，要素报酬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以，只要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存在初始人均收入差距的两个经济系统之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最终将趋向于均衡。对于人均收入增长率长期趋于离散状态的城乡经济而言，新古典增长模型显然不是合理的分析工具。
前述相关研究文献试图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制度分析工具”，以提高对非收敛性现象的解释力。因为，(1)基于科斯定理，政治和经济制度是经济业绩的潜在决定因素。城市偏向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干预，带给城乡部门迥异的制度效率。(2)城市偏向政策具有资源“逆向再分配”效应，它导致了资本这类高效率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非均衡配置。由此，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似乎可以获得比新古典增长模型更合理的解释。其实，此类研究并未从新古典增长理论那里走出多远。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一样，他们相信竞争性市场具有自动趋同功能，只要消除不合理制度对市场的扭曲，城乡收入差距就将会收敛。由此出发的一个合理的逻辑推论是，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要素流动性的加强，城乡收入差距应趋于缩小，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经验事实恰恰相反。因而，这种理论努力最终也难以摆脱如同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的理论推演结论与经验事实相矛盾的尴尬。
要克服新古典增长模型在增长收敛性问题分析上的局限，必须修正其前提假设，即，应以异质性要素和规模报酬递增作为增长的新源泉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收敛性问题的研究有了重要进展。这一理论将人力资本引入增长函数，要素同质性假设由此被放弃；同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着外溢效应，因而边际报酬并不一定递减；技术进步被看作是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函数。与对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制度性”修正不同，内生增长理论是从技术变化内生性源泉的角度对新古典增长模型给予了补充和扩展。修正的着眼点虽然都是针对着新古典模型中的效率因子，但是，仅仅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却可以大大提高经济增长模型对增长率差异的解释力。由于内生增长模型提供了一个“能与持续增长和持续的收入水平差异相一致的机制”（注：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发展讲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6页。），因而，它成为我们描述城乡收入差距较为理想的工具选择。
三、技术内生视角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
（一）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
卢卡斯(R.E.Lucas)建构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函数（注：小罗伯特·E·卢卡斯：《论经济发展的机制》，《经济发展讲座》。）：
（注：根据其技术内生变化的思想，这里用A(t)取代了卢卡斯原式中的A。）(2)式中，h(t)表示生产工人的人力资本水平，
反映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u(t)表示每个工人的生产时间。（注：卢卡斯假设生产者的全部时间为1，每个生产者都将用一定比例u的时间从事生产，用(1-u)比例的时间从事人力资本建设。）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前述新古典模型相同。依据这一模型，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城乡人力资本的差距。
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上，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的重要影响，而技术进步被认为是由人力资本推动的。卢卡斯给出的技术进步方程是，
（注：小罗伯特·E·卢卡斯：《论经济发展的机制》，《经济发展讲座》。）罗默(P.M.Romer)也认为：
（注：P.M.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1990.）不仅如此，人力资本又被认为是技术扩散的必要条件。尼尔森和菲尔普斯(R.Nelson and E.Phelps)的研究表明，新技术扩散的范围和速度与一个经济体的人力资本存量有着密切关系。在其他条件一定时，人力资本存量越大，技术扩散的范围越广，技术扩散的速度也越快。（注：R.Nelson and E.Phelps,Investment in Humans,Technological Diffusion,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1,1966.）在以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的现代经济中，技术创新资源的丰裕度成为决定增长的关键。城乡部门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就意味着增长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差异。
人力资本是以人或劳动者为载体的。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主要方面，对生产领域中劳动者的意义在于：第一，提高劳动者生产技能，增加劳动者收入。大量劳动经济学文献显示，个人每多受一年在校教育，一般可使今后的工资增长10%。（注：参见Charles I.Jones,Introductiont to Economic Growth,W.W.Norton & Company,Inc.1998。）第二，在获取信息和逐步适应现代化过程中企业家才能的增长，这种能力有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第三，扩展劳动者的就业选择机会，使其向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适合于居住的地方转移。第四，能够促进作为未来消费的满足感的增长。此外，人力资本理论还把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当作一种资本储备，健康资本的经济价值体现在：第一，增加“健康时间”，改善体力劳动能力，提高工人的效率工资；第二，延长人口寿命，使人们获得更长久的职业生涯；第三，较长的预期寿命提供了一种额外刺激，促使人们愿意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的城乡差异，标志着生产函数中的单位劳动在城乡部门并不具有相同的产出效率。
还应当注意到，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通过劳动者操作技能的改进，能够提高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使物质资本边际收益的最大值外展，边际收益下降的临界点推后，以及边际收益下降速度减缓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用一流设备只生产出二流甚至三流产品的事实，是人力资本这种特殊功能的反证。同时，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亦将产生质量更好、效率更高的新资本设备对旧设备的替代，推动物质资本的改造更新。在城乡部门资本投入量本来就悬殊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差异，会使两部门倾斜的资本结构表现出差别化的技术和效率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并非生产函数的一般投入，在其投资方面存在着规模经济，已有投资越多，新投资的回报率越高。这种递增的收益主要源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性。不仅如此，知识存量能够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生产，研究部门可以免费利用自己已生产出的知识进行新知识的生产。此外，按照卢卡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第二个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注：小罗伯特·E·卢卡斯：《论经济发展的机制》，《经济发展讲座》。），专业化的人力资本随着生产某种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且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形成的技能可以成为生产另一种商品的基础。人力资本形成的这种扩散性和累积性，使得以其为推动力的经济增长呈现为一种自我强化的持续发展过程。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们对他人生产率的影响有关，因此这种效应的范围与不同群体之间的作用方式有关。”（注：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发展讲座》，第61页。）也就是说，城市比农村更有利于体现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
（二）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的内生决定
内生增长理论不仅在宏观上建立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且揭示了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相互影响的微观机制。
在引入人力资本的基础上，贝克尔和巴罗(G.S.Becker and R.Barro)等人内生地解释了生育率的决定问题（注：Robert J.Barro,Gary S.Becker and Nigel Tomes,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Joumal of Labor Economics,vol.4,no.3,1986;Gary S.Becker,Kevin M.Muphy andMark M.Tamura,Human Capital,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amy,vol.98,no.5,1990.）。人力资本积累和生育率的决定均与家庭有关，家庭决策的最优化过程，决定了人力资本水平和生育率水平。根据贝克尔等人的分析，子女的数量和质量均可以成为家庭效用的来源。在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中，父母究竟偏好于子女的数量方面还是质量（人力资本）方面，取决于家庭预算约束既定条件下单位资源在这两个方面分别投资所产生的边际收益率的比较。
在人力资本收益率提高的背景下，生育率的下降会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贝克尔和巴罗曾提出一个具有利他（子女）性质的父母效用函数：
注(21)：G.S.Becker and R.J.Barro,A Reformul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3,1988.
依据这一分析工具不难发现，高生育率会提高未来消费的贴现率，降低父母对每一个孩子的利他程度，因而不利于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的下降则会引致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反变化。即“在增长理论中引入生育决策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思考那些对收入增长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增长”。（注：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发展讲座》，第175页。）
通过人力资本这一中间变量，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或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函数关系被建立起来。由于生育率与人力资本负相关，因此，生育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亦负相关。卢卡斯甚至认为，不是技术进步，而是人力资本收益率上升所导致的生育率下降，且当这种变化影响到大多数家庭时，才是近代工业革命兴起的根本条件。“1800年前后发生的真正的新事件——它把近代同以往时代区别开来——不是技术变迁本身，而是生育率的增长不再将技术的提高转化为人口的增长……事实上工业革命不可避免地与被称为人口变迁的生育率降低联系在一起。”（注：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发展讲座》，第124页。）如果说，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生育率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应当予以考虑。
图1 城乡居民人均名义收入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8-2004)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3》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表1 不同地区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与人力资本、生育率差距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乡6岁及以上人口平城乡人口少儿抚养比
差距（城镇÷乡村） 均受教育年限差距（城镇—乡村） 差距（乡村—城镇）
北京 2.48 0.64 4.38
天津 2.26 1.58 11.85
河北 2.54 2.19 2.59
辽宁 2.47 1.463.03
上海 2.23 1.00 1.60
部 江苏 2.181.20 4.20
地 浙江 2.451.91 4.18
区 福建 2.681.63
11.55
山东 2.671.61 1.80
广东 3.051.3115.74
海南 2.802.1910.43
平均 2.531.52 6.49
吉林 2.771.92 3.72
黑龙江2.661.33 2.54
山西 3.051.42 7.16
中 安徽 3.191.65 6.83
部 江西 2.811.6410.00
区 河南 3.101.92 8.51
湖北 2.852.4514.40
湖南 3.032.07 9.34
平均 2.931.80 7.81
内蒙古3.092.28 1.32
广西 3.722.0312.17
重庆 3.651.62 8.38
四川 3.162.20 8.34
贵州 4.203.0220.05
西 云南 4.501.76 8.90
部 西藏 5.18 --
区 陕西 4.062.27 8.80
甘肃 3.983.1013.98
青海 3.763.2715.67
宁夏 3.203.0423.60
新疆 3.411.6515.14
平均 3.832.3812.40
说明：表中第1列数据根据200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得出；第2列和第3列数据根据2003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平均值均为简单算术平均数；“—”表示数据不可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四、基于中国经验的检验
（一）截面分析
中国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地域上呈现为一种非均衡态。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较小；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这一差距明显高于东部，而中部则介于两者之间。
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在空间分布上亦显示出一种很强的规律性。城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的差距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关，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城乡6岁及其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差距越小；相反，经济越是落后的地区，这一差距越大。生育率（用少儿抚养比替代）的城乡差距（乡村高于城镇）分布格局与人力资本相似，从东部、中部到西部，城乡生育率差距呈递增态势。（见表1）
（二）时序分析
对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城乡收入差距，可以给出如下基本判断：经济增长的成果，未能在城乡之间公平地分享。除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人均收入经历较快增长外，在其余大部分时期里，收入增长的较大份额为城市居民所拥有；当前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最突出的时期（如图1所示）；同时，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指出，仅看货币收入，非洲津巴布韦的城乡差距略高于中国，但把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在内，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据新华网2004-02-25。）
长期数据显示，城乡之间以受教育程度衡量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始终存在。1982年，城镇和乡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2.97年，1990年这一差距为2.78年，2000年是2.87年（见图2）。同期，城乡人口出生率的差距（乡村高于城镇）亦相当明显。从1978年到1999年的22年间，这一差距的年均值为4.35个千分点。虽然城乡生育率差距的长期趋势是在缩小（见图3），但至今天，农村人口再生产类型尚难归于与城市相同的阶段。蔡昉和张车伟等人比较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中期城乡人口的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得出农村人口的转变进程大约滞后城市20年左右的结论。（注：参见蔡昉、张车伟等《人口：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三）经验分析的结论
图2 城乡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图3 城乡生育率差距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1978-1988年生育率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2000年》；1989-1999年的生育率采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的数据。
第一，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均显示了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和生育率差距，是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共生现象。第二，在城镇人均收入普遍和长期高于农村的同时，城镇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普遍地、长期地高于农村。而且，截面数据表明，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正相关，即，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其人均人力资本差距亦大；反之亦反。（注：时间序列分析中显示出一个特殊现象：在人力资本城乡差距变化并不显著且略趋缩小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却在波动中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这既与一些短期因素（如农产品价格、农业税费政策等）的变化影响有关，也与人力资本贡献于收入增长的特点有关：(1)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高低决定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2)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第三，截面数据和时序数据表明，城镇高于农村的人力资本差距对应着相反的乡村高于城镇的生育率差距，或者，城市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其生育率水平较低；而较高的农村生育率却与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相联系，说明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本水平与生育率水平负相关。而且，在生育率的收敛性变动中，显现了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一定程度缩小的趋势。经验考察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拟合了前面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分析的结果。
五、人力资本、生育率趋同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贝克尔、墨菲和塔玛拉(K.M.Muphy and M.M.Tamura)等把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同时整合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型中（注：Gary S.Becker,Kevin M.Muphy and Mark M.Tamura,Human Capital,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amy,vol.98,no.5,part 2,October1990,pp.S12-36.），借助贝—墨—塔模型，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
贝克尔等人认为，生育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两种稳态：其一是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存量的马尔萨斯低水平均衡状态；其二是低生育水平、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的发达经济稳定状态。他们还认为，人力资本的初始水平及其相应的规模效率，决定着一个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当人力资本存量很低时，家庭向子女质量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较低，此时，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较少发生，而倾向于选择较高的生育率。这样，经济发展就会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在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中出现收益递增的趋势，这种条件使得向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大于未来消费的贴现率，可以实现家庭效用函数的帕累托改进，进而导致低生育水平的存在，并使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轨道。
从人力资本和生育率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城乡经济目前实际上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发展状态：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和积累速度，表明农村部门还未走出马尔萨斯理论所描述的贫困陷阱。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增长缺乏功率强劲的“发动机”，高生育率又在不断地吞噬着最有效增长动力的形成机会，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必然是艰难的。城市部门已完全越过了这一发展阶段，高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使城市居民获得农民无法获得的高收益率的就业机会，同时，低生育率又成为城市部门高人力资本投资率的一种保障。
强调人力资本、生育率的收入效应，并不否认其他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相反，城乡之间人力资本和生育率的两类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其他决定城乡收入差距因素的作用。第一，农村的低水平发展均衡，决定其不可能成为以加速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政府推动型经济的增长极点的选择，城市偏向发展战略的经济合理性因此被强化。第二，数量巨大但素质较低的农民组织成本始终是高昂的，其政治影响力弱的局面不会改观，不利于农民的政策，特别是出自地方政府的土政策很容易被推行。第三，这样的农民很难融入城市现代文明之中，他们进城只能在城市非正规部门谋生，二元经济的次级分化使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的改革进程变得艰难而且缓慢。
贝—墨—塔模型指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并不是牢不可破的。由马尔萨斯均衡转向增长均衡需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未来消费的贴现率等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人力资本存量必须达到经济稳定增长状态的临界水平。前者是人力资本投资发生的逻辑前提，后者为一个经济彻底摆脱马尔萨斯低水平陷阱的依赖条件，而生育率下降与这些条件的形成是不可分割的。由此可以认为，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的趋同是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必要条件。
假使农民具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生育率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及积累率，不难推断，将会出现如下一系列积极变化：其一，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明显增加。这种增加来自就业空间的扩大，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由劳动者技能提高而带来的非劳动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其二，生育率下降将减少农民子女抚养负担，使城乡人口的抚养比持平。其三，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化推进以城市部门存在就业机会为前提。在城乡人均人力资本水平无差异时，非农就业机会就会平等地呈现在城乡居民面前，农民的市民化就会成为一种自然进程。其四，生育率下降和城市化的加速，在减少农民数量和加速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又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数量越多其政治影响力越小的“舒尔茨悖论”现象（注：舒尔茨发现，农民数量与其政治影响力负相关。这种情况一般被称为农民数量悖论。参见西奥多·W·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笫141页。）将得以扭转，农民最终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其五，在城乡居民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趋同的条件下，农民非农转移的能力增强，剥夺农业和农民所引发的社会成本就会较为平均地为全社会分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农民身上。这时，农业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部门才可能真正为全社会所重视。
尽管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关变量是多方面的，但本文把人力资本和生育率看作是在诸多影响力量中更为根本和在长期持续起作用的因素。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消除，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城乡之间生育率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及其积累率的趋同。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被消除时，人力资本和生育率的趋同，将导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绝对收敛”；如果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等被继续维持，农村部门生育率下降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能够导致一种“条件收敛”结果的出现。可以预见，在城乡人力资本和生育率相同的条件下，传统发展战略与二元体制的维持，政府和社会将须付出比以前更大的代价，这也可能促成城市偏重的发展战略和城乡分治的不合理体制最终被摈弃。
六、城乡收入调节政策的选择
若仅着眼于农民眼前收入的增加，提高粮食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减免农业税赋等就是可行的政策选择；如果政策目标是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那么，前述政策的效力是极其微小的。因此，在讨论城乡收入差距调节问题时，本文没有将这类政策考虑在内。
内生增长理论及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策设计的主要着眼点，应放在促进农村部门人力资本积累率提高和生育率下降方面。其政策目标是，实现城乡之间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水平的趋同，在农村培育起与城市部门同质的、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同等竞争力的收入创造主体。这一政策的基本内涵包括：第一，促进农村部门人力资本积累率的快速提高，利用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第二，借助人力资本增长对生育率的抑制效应，实现农村部门由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水平的马尔萨斯稳态向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稳态转变；第三，充分利用农村部门生育率下降所创造出来的发展机会，将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人均储蓄的增加及时地转化为人均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是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首选政策。因为，教育投入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内容，同时，大量经验研究显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生育率负相关。（注：参见李菁、林毅夫、姚洋《信贷约束、土地和不发达地区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6期。）为此，需要对城乡分割和偏重城市的现行教育体制做出调整。
在教育供给方面：(1)增加政府对农村地区中、小学教育的投入，改变对农民的教育歧视。2002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5800多亿元，不到总人口40%的城市居民占用了其中的77%，而超过总量60%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经费。（注：《中国财经报》2004年8月24日。）在每10万人口中，城镇拥有中学数8.03所（其中高中2.61所），农村拥有中学数5.08所（其中高中0.30所）；每万人中，城镇拥有中学教师数为68.33，而农村仅为24.33，（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有关数据计算得出。）这里还未涉及教师素质和教育质量方面的差别。这不仅影响了城乡之间人力资本的分布，也显失应有的社会公平。一些学者如Tan与Mingat以及Penrose等认为（注：Jee-Peng Tan and A.Mingat,Education in Asia;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st and Financing,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2;P.Penrose,Affording the Unaffordable:Planning andFinancing Education Systems in Sub-Sabaran Africa,Occasional Papers on Education 7,London:Overseas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1993.），以基础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教育资源从富裕流向贫困的原则，是衡量教育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的最终标准。因此，在今后政府教育增量投资中，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比重。(2)增加教育公共支出是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的，这一假定显然不现实。因此，还应通过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市场，动员和引导社会资源向农村基础教育投资。李建民的一项研究指出（注：李建民：《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内生性要素的形成》，《人口研究》1999年第2期。），我国的教育投资并非资源性短缺，而是一种制度性短缺。如果民间教育能够获得平等的成长环境，教育供给不足的局面就可以改观。(3)在初等教育资源城乡分配倾斜的条件下，可以考虑适当降低农村子女接受高层次教育的门槛，相对增加其就学比重。(4)大力开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没有或很少接受正规教育的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
农民对各种层次特别是高层次教育的需求远远大于现行供给能力。这种旺盛的需求主要不是由于在农业内部存在着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收益率，而是受到城市部门高工资水平诱使的影响。托达罗(M.P.Todaro)指出（注：参见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个人对教育的需求同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正相关。但对许多农民家庭而言，对教育的实际支付能力还极其有限。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子女上大学的费用会成为农村家庭支出的很大部分。（注：在甘肃，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占家庭支出的32%，在陕西这个比例达到34%。詹姆斯·赫克曼：《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编《站在巨人的肩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大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为此，可以考虑如下对农民教育需求的援助方案：(1)对农村中低于某一人均收入水平的贫困户子女，以及不违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子女，给予一定的教育补贴。资助对象范围的大小和强度的高低，由财政支付能力决定，并可因时因地做出调整。(2)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信贷制度。江韦斯特(Ljungqvist)认为（注：参见普兰纳布·巴德汉、克利斯托弗·尤迪《发展微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收入和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李菁、林毅夫和姚洋的有关研究发现（注：参见李菁、林毅夫、姚洋《信贷约束、土地和不发达地区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6期。），信贷约束对教育年数存在着显著影响：与存在信贷约束的农户相比，不存在信贷约束的农户子女，平均受教育年数增加0.67年；存在信贷约束的农户，其子女完成高中教育的概率会降低17%。
加速城市化进程是与城乡教育结构调整具有类似功能的一项政策。首先，城市化将农村劳动力由低学习率的传统产业转向高学习率的现代产业，因而能够通过“干中学”实现转移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次，城市化提高了转移人口养育子女的成本，可以降低其生育率。据测算，在既定的农村和城市生育率、死亡率假设条件下，到21世纪中期，有人口城镇化方案可比无人口城镇化方案减少人口1.3亿以上。（注：参见曾毅《中国人口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还应注意到，农村地区教育投入的改善而带来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需要城市部门的扩张为其提供高收益率的就业机会。因此，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需要这两类政策的组合使用。教育与城市化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来说，存在着一个时滞问题，急功近利的政府行为会成为这类政策实施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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