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与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教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妇女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学者对历史的研究趋势有一个现象，即从政治史转向经济史，由男性为主的历史转向妇女史。但在近年来，有关妇女的论著中，对古代妇女观念的理解，以及妇女在历史进化中扮演的角色、社会地位等，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如“古代妇女早被宗法排挤到社会以外了……，三千年来，妇女简直没什么重要。”[1]“女性这个符号在中国文化中，也象在其他文化中一样，有着极其复杂的内涵，并且一向由男性定名、规范和解释”[2]等等。 类似的论述都认为古代的中国在儒学礼教的影响下，妇女无社会地位而言，这些说法值得商榷。
（一）“礼”之分析
礼教，指的是礼仪教化。古时宣扬礼教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稳固统治而创立的。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穿。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穿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3]。 ”可见“礼”产生之初于男女性别是无关的。春秋战国，原有的严整的宗法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以血源关系为纽带，在各个家族内部体现出尊卑，以巩固统治秩序的思想规范则贯穿于社会。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创造性承袭了周礼的内核，以“人”作为理论探讨核心，首次系统论述了关于人的价值、人的思想、人的完善、人的道德、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关于“人”的学说。孔子所说的人，并非是自然属性的个体的人，而是由人伦关系形成的家庭、社会、国家等各级关系中的人际关系，并将各式各样具体的人规定在这个网上的不同点，使之有“礼”的观念。
儒家的礼，是强调理性的。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仁”是人的全部核心，而且以“仁”作为人的规定性，这足以说明“礼”必须是有理性的。孔子又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说明孔子看重的是礼的内在含义。即人的内心是否真正存在礼的观念，而非表面的仪式。
礼的内涵是非常广泛的，它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礼仪、习俗诸方面。人们之间自然属性的血源关系和社会属性的等级关系的结合，按照宗法人伦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就把原属于等级的君臣关系与原属于血缘的人伦关系中的父子、夫妇统统变成宗法人伦中的人际关系了。这种人际关系可以“礼”的形式规定出来，谓之“三纲”，这已是社会发展到汉代所产生的了。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规定为一尊，成为古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但从此儒学也丧失了早期思想的某些特色，成为被官方利用的统治哲学。董仲舒利用了阴阳家的神学观，把“天人合一”论和荀子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来论证“三纲五常”出于天，以说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关系是天意，是不可改变的。
在君臣、父子、夫妇三对关系中，董仲舒断定君、父、夫为阳、为上；臣、子、妇为阴，为下。为阴者被为阳者所支配。至此，儒学就成为封建礼教的开端，礼教也就成为束缚妇女的绳索。
到了西汉后期，以刘向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家们，并以忠孝节义来阐发“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在《列女传》一书中，就有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篇，是“礼”在妇女理论道德方面的具体表现。
东汉时，豪族地主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思想家们在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纲六纪”。《三纲六纪》篇引《礼记·含文嘉》说：“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纲纪上下，整齐人道也”。即在社会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妇为总纲，而以诸父、兄弟、族人、诸男、师长、朋友关系为“六纪”。这正是加强豪强地主阶层内部的血缘关系，以达到维护、扩大政治势力的措施。它又是以“礼”为中心的。《白虎通·三纲六纪》里论及婚姻家庭中说：“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进一步规定了女子对男子的服从与依服关系。
汉代史学家班昭的《女诫》也为“夫为妻纲”，提出了系统的道德标准，即“四行”，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一本女子教科书。该书从根本上说，是符合封建社会对妇女的需要。如在《夫妇第二》中说：“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夫妇关系蒙上了一层神秘戒条。
礼教经过两汉发展、变化，成为束缚女性教条。这是主流。同时，对“男尊女卑之别也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别。人道之大者也。”[4]“男女之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5]亲、尊、长及男女之别，构成家庭血缘关系，由家族血源关系发展为社会组织关系，以此维系社会秩序。两汉时期关于“男女”与“夫妻”儒家学术的观点与先秦时期比较是大不相同的。《仪礼·丧服》说：“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所谓牉合，是男女合其半以成夫妇。可见春秋，战国前男女地位有平等的一个方面。其正如《礼记·郊特牲》所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这里齐，是平等之意。妻与夫是平等的。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关于“礼”的问题。孔子说：“王侯娶亲，必须隆重其礼”，要“冕而亲迎”[6]， 以表示对妻子的敬慕和爱。可见孔子是主张“敬妻”的，并认为妻子是奉事宗祧的主体，提倡夫妇关系是平等的。当时儒家还认为，婚礼的意义，不止要尊敬妻子。它是“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夫妇其牢而食，同尊卑也。……”[7]这说明在婚礼上男女也是平等的。
由此可见，孔子提及的“礼”是以“仁”为核心的，是有理性的。但从西汉武帝后，所谓“三纲五常”、“夫为妻纲”，是董仲舒、班固，班昭等人把伦理观念演绎得太远，造成了偏差。它是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实非“礼”之本意。
（二）“男尊女卑”的反思
一般在研究妇女地位问题时，比较重视性别角度的分析，然而对阶级分析重视不够，因而不能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事实上，妇女随着不同处境或身份的改变等情况下，地位也随之改变。如贫家之女被卖为大户人家为妾，在社会地位上有所提高，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而贫民的妻子在伦理上与丈夫同等，却同属被压迫的阶层。对此种流动不能一概而论。按照《礼记·王制》，未嫁女，姊的地位比弟妹高，已嫁，夫妻地位平等，可以预见妇女在宗族社会内的地位不低。在宗族社会内，尤其在家庭内，妇女的地位和作用是很大的。首先我们看看妇女在家庭内的作用。
相夫教子是古代妇女一大贡献，不过在不同的背景下，妇女教子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经济巨变，百家争鸣的时代，妇女教子方面突出表现了追求理想，富于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如孟母教子的故事。最有名的是“孟母三迁”和“断织劝学”，最终使孟子学有成就，成为大儒，这与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其母教育是分不开的。她对孟子讲：你学习半途而废，如同我把将织成的布割断一样。从此孟子刻苦读书，终于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
程夫人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喜读书，明事理。苏询27岁发愤读书，这与程夫人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当苏询有志于学而又感到家庭负担有矛盾时，夫人毅然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并卖掉了自己陪嫁的财产。苏洵为此在《祭亡妻程文氏》中追思：“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欢，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泥没。”司马光也认为“苏询卒成大儒，功在夫人。”[8]
类似例子举不胜举。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妇女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贡献，是令人讴歌的，她们大多数虽然不是直接参与文化的创造，但她们往往在侧面上，以从属身份与地位来参与的。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道德都是人们世世代代在生产与实践中，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逐步积累的结晶。所以我们在看到“三纲五常”对中国古代妇女的歧视压迫之时，同时更应当看到她们的伟大贡献。
（三）古代刑法与妇女的关系
礼是从道德观念上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礼的践履主要靠社会舆论力量和人们的自觉性，与之相配套，用以惩治罪犯的又有刑法。古代的妇女犯罪，其在刑法上的处罚是否更重呢？妇女由于体力和生理等关系，坐监或流放等惩罚与妇女不便，因此，对妇女的处罚较轻。
如《明律》规定：“其妇人犯罪，应杖决者，女子罪去衣受刑，余罚单衣决罚，皆免刺字。若犯徒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在明律中，一般罪行者都可以“收赎”即以赎金代罪。
明代对犯罪妇女的从轻处罚，源于先秦时代。早在春秋时期。鲁襄公十九年已有“妇人无刑”的礼法。所谓“妇人无刑”，并非指不以刑处罚犯罪的女子，而是妇人虽犯罪若非必要，不宜妄施公开的刑罚。它说明了中国古代妇女在刑法上有特殊地位。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主犯从犯之别。法律追究的是主犯，从犯则减刑，自古亦然。依礼，男为“主”，女为“从”。共犯若是一男一女，则主犯即使是女性，也由男性负责。女子从人者也。礼分主从，刑法亦然。《唐律·名例》第四十三条说：“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若家人共犯，正坐尊长。”“疏义曰：‘尊长谓男夫者，假有妇人尊长，共男夫卑幼同犯，虽妇人造意，仍以男夫独坐。”
“共犯”，虽然是妇人出谋，仍然由男子担罪。这点更能说明“妇人无罪”影响深远。
第二，女子不缘坐。妇女连坐，魏晋之际妇女常被家族牵连处刑，甚至“诛及已出嫁之女”。晋代改定律令，凡是出嫁女遇到父亲犯罪，可以不连坐。到了唐代，在《唐律》中有“女子不缘坐”的明文规定。
第三，对待犯罪的孕妇。犯罪的妇女若是孕妇，则刑罚更为宽松。这在两汉就已常见。《汉书·刑法志》记载景帝时：“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把孕妇与老、幼、病残等同对待。拘留孕妇不加桎梏刑具，或待孕妇产后才判刑。
一般官员在审判妇女时，特别慎重妇女是否有孕。宋代收禁女犯时，“妇人女子，必察其有无娠孕，脱有堕坠，无以自明，此所以禁系之，不可不审也。”[9]此外，节妇不上公堂，若必须上堂。 官府对她又有特殊对待。
第四，在刑具使用上，对待妇女也比较宽。古代监禁时用的刑具一般是枷，南北朝时，枷长。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丈，通颊木各方五寸[10]，而且重，“遭此枷者，宛转于地，斯须闷绝。”[11]如此重枷，即使堂堂男子也抵挡不住，何况纤弱女子。所以《礼记·曲礼》说：“男女不杂坐，不同枷。”明、清时对妇女也不用枷。若用，则用拶指之刑，套在手上，拉紧用以逼供。上述可见古代对妇女用刑是比较轻和宽松的。
（四）身份的变动与地位的变动
古代妇女身份变动有三种情况，未出嫁时与父母住在一起，为“在室女”；已嫁为人妻，属于“已嫁妇”；生儿育女之后，成了“为人母”的身份。这三种不同的身份，按礼的规定，有不同的地位。
在女子未出嫁时，男女身份地位是平等的。男修文功武德，女学琴棋书画。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以长幼尊卑来对待。年长的姐，对年幼的妹享有待遇；并且对待同辈年幼弟也有教育指导权。弟妹若殴打兄姊，会受刑罚。
在“长幼各分”的原则下，姊、母的尊，即便弟或子已是高官仍是“卑”。礼教是重视年辈的。但是，年辈只能在家族内部适用，一旦离开了家族，便不能与人以年辈相叙了。
男女双方若正式定婚，则各以夫妻名义平等相待。若不幸男女一方未成婚而先死，男或女方均有为对方服丧的义务。按封建法律，收了聘礼后，女子再嫁他人要负法律责任，受到处罚的。《唐律·户婚律》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婚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杖一百。”这是对女子悔婚的处罚。到了明代，增加了对男家悔婚的处罚。
马之骕在《我国婚俗研究》中论“合卺之礼”说：“共牢合卺，不外表示夫妇合成一体之义，无所谓尊卑。”可见圣人制礼，早已揭示夫妻原是平等的个体。
看来儒家礼教与古代妇女是难以摆脱关系，姑且不论礼教对于妇女究竟是不是弊多利少。总之，我们必须清楚礼教与历史现实始终是有分别的。如对妇女守节，确有“妇人不二斩”[12]从一而终。历代封建政府皆旌表寡妇守节。到明代，朱元璋将贞节现行之于法律。但事实上，宋太祖亲自再嫁胞妹，范仲淹之母改嫁朱氏，贾似道之母可以三嫁。可见封建教条要求妇女从一而终，而历史实际却不一定如此。因此，看待礼教与古代妇女地位的关系时，应从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注释：
[1]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
[2] 杨廷福《唐代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 《法律史论丛》第三辑。
[3] 《荀子·礼论》。
[4] 《礼记·丧服小记》。
[5][7] 《礼记·婚义》。
[6] 《礼记·哀公问》。
[8] 司马光《苏主簿妇人墓志铭》。
[9] 胡太初《书廉绪论·治狱篇》。
[10] 《魏书·刑罚志》。
[11] 《中华古今注》。
[12] 《仪礼·丧服》子夏传中提出“妇人不二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