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跨世纪发展中的经济增长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世纪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是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是中国实现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到2010年比2000年再“翻一番”的关键环节之一。理由有五。
第一，积累能力和要素结构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的发展中国家，要素结构中，资金短缺是一个长期性现象，即使不考虑未来15年内将出现的基础设施投资高峰期和“三峡工程”等大型、特大型基础性建设项目的资金需要，国民经济的积累水平也决不可能支持在现有资金产出投入比上“翻一番”；特别是考虑到在前一发展战略阶段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包含有对未来国民收入的“预支”，继续持续粗放方式下的强行增长，后果或者是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再度激化，或者是国民经济破产。
第二，资源供给的要求。工业化阶段初、中期是高资源指向的阶段，由此才在本世纪初诞生了以资源瓜分为基本依据，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列宁主义经济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资源结构决定，传统的石油能源不可能作为工业化的主力能源；中国的自然资源按人均占有量计算，在世界排位中属资源贫乏国家；当前，相当一部分能源、矿产业已经面临采、储比的严重失调。这一状况在本世纪最后5 年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日趋严重。在下一世纪初、中期，“无矿可采”、“无油可采”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工业产品能量单耗比国外平均水平还高40%，能源利用率只有30%左右。中国不可能重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资源掠夺之路；也不能指望50年代帮助日本等后发国家度过“高资源指向”阶段的新一轮“资源大发现”重现；而且通过贸易途径依靠外部资源输入的工业化之路在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制定、讨论过程中早已为中、外专家证明行不通。据推算，在跨世纪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系数”（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比）必须在0.5 以下（按照一般规律，在工业化这一发展阶段时， 这一系数一般仅仅为从1以上向低于1回归）； 中国产业结构的“资源节约化趋势”必须比一般规律提前10年出现。支持“赶超”战略，只有依靠集约化增长，才能不断使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资源需求增长速度，摆脱资源对增长的约束。
第三，改善增长质量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要求。在前一战略发展阶段内，中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从“八五”以来，国民经济正在跨入快速稳定增长的阶段。但增长不应当只是国民经济在量上的扩张；还必须注重内在质量，包括结构质量和产业质量。就工业化阶段起主导作用的几个主要产业看，在“八五”末期，中国的煤炭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24.5%；钢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2.9%；水泥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7%。从量上说，都已经居于世界最前列。但从产业质量上看，经济规模、技术手段、产业内部结构（如煤炭的预加工比重、钢铁的铁钢比、普通钢与高级合金钢结构）以及成本、质量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产业质量差距在目前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2.85%，还有仍处于幼小阶段的汽车工业；在前一战略发展过程中主要支撑出口增长的纺织、轻工和食品等传统产业中同样明显存在。增长质量的最基本标志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走向更加开放，在跨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产业将面临四个方面的基本挑战：一是如何对付以“复关”为标志，在与国际经济社会接轨过程中关税保护壁垒不断降低下的外来竞争威胁；二是如何继续保持出口的持续增长势头和实现对新的出口产业的培育；三是如何打破日益严重的国际贸易集团化趋势，实现对国际分工的稳定参与；四是如何从前一战略发展阶段的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或成套散件引进组装为主转换为国产化。如果在新的战略发展过程中继续保持低质量的增长，那么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庞大产业和生产能力将毁于一旦的危险的看法决不是危言耸听。而在工业化现阶段，改善增长质量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现实之路就是实现集约化增长。
第四，保护国民财富，实现资产存量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的要求。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一五”的重工业强行起步、“大跃进”、国民经济第一次大调整，特别是大搞“三线建设”、大力发展“五小”、70年代末的“洋跃进”以及后来的乡镇企业发展中，都有相当数量的投入沉淀下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由此形成的固定资产和生产能力是一笔巨大的国民财富，可以说，在人民40多年的血汗积累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80年代的“军转民”、“按经济联系组织协作区域”以及90年代初期开始的“国有资产重组”远没有将其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如果我们不能在技术结构尚能容纳的最近几年内通过集约化方式实现对这些资产的优化重组和改造利用，那么在下一世纪，由于技术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市场趋于饱和，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一大笔资产存量有可能永远失去重新发挥效率的机会。其结果，不仅大量国民财富、社会生产能力被牺牲，而且增长的代价将非常昂贵。因为获得增量产出的代价实际上不只是增量投入，还包括有大量存量资产的被遗弃。
第五，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避免“增长的代价”的要求。赶超型经济“后发优势”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能够实现“理性的增长”。在工业化阶段，由于机器取代手工劳动，国民经济出现跳跃式的快速增长局面并不是最难做到的，难的是避免非理性的“增长代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工业化阶段的增长代价中有相当部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例如滥采滥伐带来的资源破坏和生态环境恶化、大量工业废弃物造成的严重污染、基础设施不能和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带来的生产能力闲置浪费、经济与社会不能协调发展等。日本在经历了60年代的“高速增长”之后从70年代初、中期起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用了整整10年来调整战略目标，治理“增长的代价”，许多“后遗症”到现在仍未完全消除；且不说由此带来的社会性后果，就是从经济性上说，也非常不合算。集约化增长从本质上说就是与盲目性、短视性和无序状态相对的理性化增长。集约化增长并不是理性增长的全部，但它是实现理性增长最基本的第一步。
二、对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必要性的认识，是前一战略发展过程中理论上的最大收获之一
改革开放的十几年，中国理论界对增长方式转换的探索走过了一条从总量扩展到结构，从微观扩展到“中观”，从一般地强调效益扩展到强调国际竞争力，从简单对比国外经验到密切结合中国国情与工业化实际，特别是从单纯的经济性因素扩展到体制性因素的发展之路。可以说，对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必要性的认识是前一战略发展过程中理论上的最大收获之一。概括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增长方式问题认识的提高和跨世纪战略中的新突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增长的含义有了更为全面、系统化的认识。早在打破原有体制下形成的“重工业自我循环”的理论讨论和调整实践中，我们就跨出了突破的第一步，认识到增长不是单纯的经济总量扩张，而应当是有最终效益的“有效增长”；以后，我们又逐步认识到增长不仅是产出总量的一般增加，而且应当是在协调基础上增量产出与增量投入之比不断提高的增长，即“边际效益”不断提高的增长；认识到增长不仅体现为生产能力、产量的增加，而且要体现为产出质量的改善，强调要优化产品结构、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认识到增长应当是包含有国民经济整体质量改善的优化增长，强调与产业结构调整、地区经济重组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以及国有企业改造相结合；认识到增长不仅体现为当期速度，而且要体现为长期协调稳定，要体现为国际竞争力提高基础上的“后劲”。
第二，增长方式的转换要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依靠市场和产业政策的力量。在不短的一个时期内，我们曾多次试图利用原有体制的力量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主要依靠计划和行政手段人为地组织过大规模的“专业化改组”、“跨地区经济联合”、“大力发展联合化的企业集团”等，但收效甚微。其原因，一是在过去多年转换增长方式的努力中，人们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粗放”与自发性相联系；二是对集约化的长期性过程缺乏思想准备，总想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毕其功于一役”，收到“立杆见影”的效果。随着改革的发展，特别是90年代初期以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的方向确立，我们终于找到了主观愿望与客观趋势的结合点，找到了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这样两个促进增长方式转换的合理手段。
第三，增长方式转换需要依靠改革的深入发展。在前一战略发展过程中，“投资饥渴症”、“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引进”、“规模不经济的分散布点”、“假冒伪劣”等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是原有体制的痕迹仍然存在，二是新体制在建立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缺陷，其实质都是一定经济关系不协调的反映。实践已经证明，增长方式的转换极大地依赖于市场经济下强大的竞争动力及其推动下的要素优化配置，依赖于企业制度改革下的产权明晰，依赖于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进一步调整。离开改革，增长方式的转换就是一句空话。
第四，增长方式的转换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长期性的过程。在中国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增长方式转换的内容不仅是简单层次的包含技术投入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不仅是对老企业的更新改造，而且意味着存量资产的优化重组，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重心后移，意味着企业规模结构的合理化，意味着地区经济的再分工等。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这一过程必将是一个国民经济技术结构的多层次共容的过程，是一个长期性的发展过程。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一般理论含义与中国的难点
研究增长方式的转换，有必要从理论意义上讨论其一般含义及中国的难点。
什么是增长方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增长方式就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其理论认为社会扩大再生产有两种方式，一是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指通过追加资本投入使产出增加的扩大再生产方式；另一种是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指不通过追加资本投入而通过技术改进等方式使产出增加的扩大再生产方式；这两种方式兼有，即有较少投资实现产出较大增加时，称为包含有内涵扩大的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扩大再生产方式的这种区分源于其诞生时的社会生产力背景。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要素，社会经济活动直接表现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活动，资本的投入与产出成为研究一切经济现象的基本依据；“外延”与“内涵”实际上是以是否耗费资本以及对其收益影响来区分的。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年中，我国理论界基本上沿用了这种对社会经济增长及其方式的理论概括。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理论对增长方式的概括逐步走出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局限，逐步扩展为“粗放”与“集约”的区分，其深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在大机器生产基础上对利用规模经济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研究。在特定阶段内，对产量或批量在规模经济以下的产出增加称为“粗放型增长”，在经济规模以上的产出增加称为“集约型增长”。二是对摆脱资源约束和保护环境的研究。对依赖于资源投入的总量扩大称为“粗放型增长”，对总量扩大不断快于资源投入的称为“集约型增长”。三是对技术变革的研究。由于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已经从工业化初、中期的以采用更大、更新机器为主转变为以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新的控制方式甚至发明新的替代产品等革命性突变为主，对继续在传统技术基础上扩大生产的称为“粗放型增长”。对采用高新技术的生产扩大称为“集约型增长”。四是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对社会生产能力集中于资源采掘或初加工阶段的结构形态下的增长称为“粗放型增长”，对产业重心不断后移，加工层次不断延伸，产品附加价值不断提高的结构状态下的增长称为“集约型增长”。五是对国际竞争力和获取国际比较利益的研究。对在封闭条件下单纯依赖于自我投入实现的增长视为“粗放型增长”，对在产业培育、技术更新或结构调整基础上通过国际贸易和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更大国际比较利益的增长视为“集约型增长”。除了上述一般理论发展之外，我国理论界在改革开放以来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还概括出，主要依靠新建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牺牲原有资产存量的增长称为“粗放型增长”，依靠对老企业技术更新、挖潜改造、利用专业化与联合化走向生产集中以及与改革相结合、依靠存量资产优化再组合、生产要素优化再组合或资源空间配置优化再组合实现的增长称为“集约型增长”；对产品停留在低质量、低档次阶段，甚至出现大量“假冒伪劣”的增长称为“粗放型增长”，对产品逐步走出价格竞争阶段，依靠多样化及档次、技术、品牌、售后服务等非价格方式进行竞争的增长称为“集约型增长”；在对外开放中，同一水平的大规模重复引进，或引进后只能停留在既有技术水平的生产规模扩大称为“粗放型增长”，引进后能够不断消化、吸收、发展，迅速国产化甚至技术反出口的称为“集约型增长”。
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不但需要重视对一般性、规律性的研究，而且需要重视对特殊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在跨世纪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增长方式转换问题上理论异议最多的是对前一战略发展过程中集约化发展迟滞的原因探讨。尽管所见不同，但一般地大多归结为体制因素。实际上，要真正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除重视体制因素外，还应该注意到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初、中期，正在完成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增长方式转换方面存在的一些特殊性难点。
第一，资金利益没有成为社会利益结构中的主体利益，转换缺乏有力的利益驱动。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工业化阶段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过程总是同产业结构的资金密集化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过程中，最现实、最显著的集约化是机器取代手工劳动和规模经济。不妨说，集约化的增长过程就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增长过程。这里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悖论”式的规律：资金越雄厚，增长的集约程度就越大，资金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反之，资本越短缺，增长的粗放程度就越大，资金的浪费就越严重。就是说，资金是支持集约化的主要要素。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一方面，集约化客观上需要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资金利益又是社会利益结构中集约化的直接受益方。为什么？因为一方面大机器应用、专业化、集中化生产和经济规模的利用与劳动者或其他要素所有者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付出程度并不直接相关，因而由此带来的收益是“相对剩余价值”，是资金投入和组合的结果，是资金所有者的当然收益；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活动的投入结构中，资金所占比重越大，产出结构中资金所有者利益所占比重理所当然也就越大。由此可证明，集约化的主要驱动力是资金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增长方式滞留在粗放阶段迟迟不能向集约阶段转换，那么在深层次上，很可能是其社会利益结构中的资金利益没有获得应有的主体地位。中国的资金短缺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既存事实，资金积累能力不足和集中渠道不畅通也还只是现象。从本质上说，增长方式转换的最大难点在于缺乏强有力的资金利益驱动。难就难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从理论上、一般舆论上以至政策上，资金利益仍处于被排斥的地位；至今仍有许多讨论集中于力图找到“依靠人（实质是依靠劳动者利益）推动增长方式转换”的途径。可以毫不含糊地指出，工业化的客观规律决定，不论其出发点多么美好，这一种企图必然以空想告终。特别说明两点：一是资金利益并不等于资本家利益，中国最大的资金利益是国有资产利益；二是上述分析不是什么新论，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已精辟论述过的内容。
第二，“兴地富民”目标形成对集约化的强烈拖拽。工业化阶段，国民经济的根本发展任务是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按照规律，一方面在这一阶段中社会生活水平会明显提高；但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改善的速度一定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生产规模扩大的速度、生产率提高的速度。非此不能满足积累的需要、集约化的需要。但是从80年代初期起，在前一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起步阶段，出于对此前历史失误的纠正，客观上“兴地”与“富民”成为了迫切与强烈的社会经济要求。从对“重工业自我循环”型结构的调整和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实施开始，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始终与短期化的收入提高和地方利益密切联系，由此导致80年代中期“消费超前”趋势、80年代后期“投资与消费双膨胀”及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引进等等经济现象相继出现。事实上，以“特区”发展为代表向地区倾斜的区别化经济政策、分税制的改革以至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也使“兴地富民”的经济目标得到强化，再加上原有体制痕迹的遗留造成的分配结构过分向个人收入倾斜、一些舆论甚至把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单纯地解释为“富民”政策的片面性等多方因素，造成了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中增长最快的经济指标是个人收入、城乡居民储蓄，呈现为强烈反规律的经济增长态势。这里不论“兴地富民”目标是否合理，它客观上成为了前一战略发展过程中“粗放”向“集约”转换的重大阻滞之一。为什么？因为集约增长方式下的国民收入增量本质上来源于“相对剩余价值”，而粗放增长下的分配结构对劳动者收入要有利得多。研究资料显示，新建投资中大约有40%转化为消费基金，而技术改造投资中一般只有20%；从地方经济决策来说，哪怕是一个县、一个乡，也决不会为了“形成经济规模”而牺牲本地的产值、就业、税收以至官员政绩而把自己的资金投往他处。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集约化的发展是与“资本增值”这一经济目标的唯一性密不可分的。因此，中国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难点之一就在于，一方面要完成增长方式的转换，另一方面要协调好多方面增长目标的关系，力避“兴地富民”与“资本增值”之间利益矛盾的激化。
第三，管理与工厂制度的弱化使增长方式转换缺乏生产率基础。工业化过程中集约化增长的标志，说到底，一方面是资金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靠技术，二靠管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集约化的发展是与强调纪律与服从、讲求严密分工与协作的工厂制度，与流水线的诞生，与以定额为核心的“科学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现时的情况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留下来的强大的小生产社会习惯势力、过去多年“大锅饭”的痕迹，再加上改革过程中把“讨价还价”的市场过程引入到企业内部中的不正确尝试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使本来就很薄弱的工厂制度受到很大破坏。在增长方式转换的讨论中，相当多的声音把措施单纯归结为改革一项。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事实上，强化管理和重建与恢复工厂制度对增长方式的转换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同样，我们毫不含糊地指出两点：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改革的基本目标不可能没有工厂制度的基础；二是不论我们从感情上多么难于接受，工业化阶段增长方式向集约化的转换过程必定是一个“人服从机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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