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世纪日本对东盟的外交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新世纪论文,外交政策论文,日本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31.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06）02—0100—05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新的形势下，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对东盟的外交。特别是新世纪之初（2001年4月）上台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5年内7次出访东盟，与东盟国家首脑举行了8次会晤， 这在日本与东盟关系史上前所未有。小泉外交在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也力求在走向政治大国的道路上，实现政治和军事安全方面的突破，将日本与东盟的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对东盟外交作为日本外交的重要一环，不仅关系着日本外交的战略走向，也事关21世纪双方关系的稳定，而且直接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一、日本对东盟外交政策的新变化
战后长期以来，战败国日本在依附美国的条件下，对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通过赔偿、经济援助和贸易投资，与东盟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关系，而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军事安全方面，避免直接发挥作用。冷战体制崩溃后，面向21世纪的经济大国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将东盟作为一个战略重点，在推进区域合作的同时，努力谋求发挥政治和军事安全作用。具体来说，新世纪日本对东盟外交政策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积极开展首脑外交，加强政治对话，促进政治互信，推动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合作
2001年小泉上台后，着力推进首脑外交。他在出席每年召开的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之外，还于2002年1月，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新加坡等东盟五国，在福田主义“平等伙伴”、“心心相印”的基础上，提出21世纪日本与东盟作为“坦诚的伙伴”，要“同行并进”的新概念。并且，还首次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同年4月，小泉正式访问越南，双方同意加强政治对话， 设立副部长级外交定期磋商机制。2004年11月，小泉又与中南半岛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举行初次首脑会议，共同发表了新闻公报。2005年12月13日，即东盟系列峰会和首届东亚峰会召开期间，小泉与东盟各国领导人举行了第九届首脑会议，发表了题为“深化与扩大日本—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表示“要以过去30年取得的成绩为基础，从对等的立场出发，抓住机遇，共同解决相关问题”，同时确认并强调了要进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1] 双方在年度会议上发表共同声明尚属首次。
此外，小泉积极呼吁双方强化在国际上的合作，包括阿富汗复兴、裁军、核扩散、联合国改革以及禽流感、反恐、环境、能源安全、跨国犯罪等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联合国改革。加大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力度，是小泉上台后的一个重要变化。2004年9月，小泉亲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希望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年11月30日，小泉出席在老挝召开的日本—东盟首脑会议，取得了部分东盟国家对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的支持。2005年小泉内阁将“入常”作为本年度对外工作的要务。3月，日本借举办世界博览会之机，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交流。4月22日，小泉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重申了安理会改革的必要性。不久前的第九届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小泉还期望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以及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予以合作。尽管目前日本争取“入常”的希望变得渺茫，但东盟仍将是日本力争的重要票田。
2.在军事安全方面，日本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加强了与东盟的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并且间接或直接将自卫队派驻到东盟地区
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日本与东盟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加入该条约，日本一直没有积极回应，即使是在2003年10月召开的“10＋3”首脑会议上，日本对东盟提出加入条约的要求，态度也是非常冷淡。可是就在两个月后的2003年12月，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日本宣布正式加入该条约。这一举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日本通过东盟地区论坛（ARF）、首脑会谈与东盟进行安全对话的同时， 积极发展与东盟各国军方的双边对话和军事交流。2000年5月，防卫厅长官瓦力访问新加坡和越南， 新加坡同意日本自卫队在东南亚地区救助日本人或执行维和任务时，可以使用其国内军事基地。在越南，双方商谈了在南海共同搜救、打捞民间船舶事宜，并就举行定期军官会议、共同防卫外来威胁进行了磋商。2001年9月，防卫厅长官中谷元访问印尼，与梅加瓦蒂总统就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交流交换意见，探讨了在东帝汶维和行动上的合作。 2005年1月9～11日，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访问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三国，主要是为了向各国说明时隔9年后首次修改的新防卫计划大纲， 也有强调自卫队的海外活动是其“本来任务”的意思。
通过东盟地区，间接地将日本自卫队派驻世界各地是新世纪日本军事活动的一个突出表现。2001年11月，“10＋3”会议刚刚结束，日本便以“反恐”为名派出特混舰队通过东南亚海域驶向印度洋，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第一次在战争状态下派遣自卫队。2002年12月，日本派遣驱逐舰前往印度洋支援美军的“倒萨”行动。2003年4月， 日本又派遣三艘军舰支援美军的伊拉克战争。从2004年1月开始，上千名自卫队陆续被派往伊拉克。 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开赴战争地区，也是迄今为止派往海外规模最大的部队。
通过联合国维和、参加军事演习和打击海盗，日本自卫队直接进驻东盟地区。继1992年日本派遣工程兵赴柬埔寨维和后，2002年3月，配备重武器的自卫队前往东帝汶执行维和任务。近年，日本还每年派兵参加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演习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军事演习。2005年5月2日，日本派遣27名自卫队员参加了美、泰等国在东南亚举行的最大规模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正式参加这一演习。而且，为了将军事触角真正伸到东南亚，日本与东盟国家商定定期派遣大型巡视船（载有直升机和重型武器）打击海盗的计划。2000年11月，日本首次派遣巡视船前往印度和马来西亚，演练打击海盗。2002年2月，日本又派出大型巡视船，在马六甲海峡、菲律宾及印尼沿岸的航线上巡逻。此后，日本每年都向东盟地区派出舰船打击海盗。
3.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上迈出重要一步，与东盟经济合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01年11月，在文莱召开的第五届“10+3”首脑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就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在日本各界引起很大反响。两个月后的2002年1月，小泉再赴东盟，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签署了《日本—新加坡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SEPA）。日新EPA是日本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之后，日本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2002年11月，在第八届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双方发表了《全面经济合作构想宣言》，表示争取十年内实现包括自由贸易区在内的全面经济合作。2003年10月，小泉与东盟领导人在印尼签署了《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CEP）， 确定了经济合作的目的、原则、内容和时间表等。同年12月，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在东京召开，双方发表了《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明确提出的目标是“日本和东盟要共同发挥核心作用”，“推动和创建东亚共同体”；根据双方达成的意向，将从2005年起正式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谈判，争取在2012年之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成自由贸易区。[2]
2004年11月，小泉出席在老挝召开的日本—东盟首脑会议，双方就2005年4 月正式展开以自由贸易区为核心的一揽子经济合作协定达成协议。2005年3月，日本与泰国就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进入新一轮部长级谈判，8月初勉强达成一致意见。4月13日和8月27日，日本与东盟全体也就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两次谈判。12月13日第九届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日本与马来西亚两国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日本许诺出资75亿日元支援东盟一体化建设，而且双方表明努力争取在2 年内完成全面经济合作的谈判。
新世纪小泉内阁推行的东盟政策，尽管强调了政治和安全问题，但区域合作始终是中心议题和关注焦点。在以区域经济合作为重心的基础上，如何尽快推进、实现与东盟全面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对日本来说是一项战略性、综合性的课题。
二、日本对东盟外交的战略意图
新世纪，日本之所以积极调整对东盟的外交政策，不断加强双边政治、安全关系，力求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是有其外交战略意图的。
1.加强与东盟的外交关系，赢得对方的政治信任，寻求东盟在国际或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支持与合作，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而以一个政治大国的姿态为将来建立日、美、欧共同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创造条件
为了促使东盟支持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宫泽曾宣称日本政治影响的增强有利于其在国际活动中维护东盟的利益。[3] 日本一方面积极参与维和、 裁军等国际事务以及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区或国际热点问题，借机希望得到东盟的理解和支持，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以树立政治大国的地位和形象。另一方面，日本将“入常”当作是实现政治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入常”后，日本就可以谋求安理会否决权，利用联合国进一步追求经济、政治和环境等方面的利益，建立日本参与主导的地区和国际秩序；同时，欲以此为契机，从根本上“告别战后”，改变在国际上的政治弱势地位和“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形象，以一个政治大国的资格，面向21世纪，面对亚洲和全世界。
2.调整过时的东盟政策，适应亚洲外交的需要，扩大在东盟的影响，奠定地区政治大国的基础
首先，经济实力壮大、政治地位提高的东盟，是日本可以借助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东盟现拥有约5.37亿人口、名义GDP6863亿美元、面积448万平方公里，是日本的第四大贸易伙伴、重要的投资地和最大的政府开发援助地区。[4] 同时，东盟充分利用东盟地区论坛和外长扩大会议积极主导地区政治安全事务，在“10＋3”峰会、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舞台上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90年代以来，日本历届首相上台后都要访问东盟，发表政策演说，几乎成为惯例。
其次，调整对东盟的“援助外交”、“桥梁外交”，扩大日本在东盟特别是在印支地区的势力。东盟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传统重点地区，但随着东盟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上的崛起，日方认为“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关系模式已经不适应现状了，必须建立广泛交流的对等伙伴关系。同时，随着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以及东盟扩大，东盟强化组织建设与经济合作，积极与区内外国家开展对话，日本在欧美与亚洲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时代已成为历史。此外，在印支地区，日本积极开展以越南为重点的印支外交，以求在与其他大国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先行占领印支市场。
3.通过维和、军事演习和打击海盗等方式，逐步扩大在东盟地区的军事安全影响，为其海外派兵“正名”，为走向军事大国铺路
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本身值得肯定，问题在于日本实际上是“借维和之名，行派兵之实”，目的是突破海外派兵的限制。2005年日本防卫厅借“金色眼镜蛇”演习内容包括灾区救援，便认为自卫队正式参加在法律上已不存在问题，为突破宪法框架找寻了依据。就日本前往东盟地区打击海盗的问题，香港《信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日本热衷打击海盗，实质上是想借机扩充日本军事力量，使日本海军取得在东南亚海域活动的合法性。[5] 日本旨在以东盟地区为突破口，通过渐进式的派兵和扩军，实现“普通国家”的目标，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军事大国。
4.推动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抢占合作制高点，力图巩固经济大国的地位，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
在欧盟东扩、北美自由贸易区南进的形势下，立足亚洲，拓展经济空间，寻求自身战略依托，成为新世纪日本政府对外经济的第一要务。《日本—东盟全面经济联合构想宣言》的第一条便是“我们应尽快在本地区实现与其他地区经济集团相匹敌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当前，在东亚地区合作中，东盟实际上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又明显走在了日本前边。鉴于这种状况，日本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明确表明要与东盟共同发挥核心作用，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而实际上是欲借助东盟，抢占区域合作的先机，削弱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争夺地区主导权，确保东亚唯一经济大国的地位。
5.利用东盟对华发展壮大的疑虑及东盟有关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领土争端，企图联合东盟牵制中国
2002年11月，小泉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交了一份《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称“中国军力增强，从中长期看可能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应形成一个应对中国的“网络”，要使东盟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盟友和对中国的平衡者”。[6] 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召开前，日本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局局长籔中三十二就本次会议的目的表明，“要牢牢地把东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础，然后同中国进行较量。”[7] 2005年1月防卫厅长官大野访问东盟时，几乎都强调应关注中国的军事动向。日方意图是欲利用东盟对中国存在的部分疑虑和双方的领土争端来共同牵制中国。
6.积极开展对东盟外交，逐渐降低对美依赖程度，增强独立自主性，与美国争夺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
两极体制解体后，日本的目标是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领导者之一。而日本要想成为亚太地区重要一极，就必须改变“美主日从”的小兄弟形象，开展自主外交。鉴于东北亚中国、韩国对日本缺乏信任以及大国错综复杂的利益，日本仍是选择“日本的选区”东南亚作为开拓自主外交的重要政治舞台。如今，日本积极推进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旨在营造经济势力范围，以降低对美依赖程度。另外，日本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举动，从军事安全角度看，虽没有什么具体实质性的义务，但其更具有象征性意义。尽管日本声明加入这一条约不会对日美安全保障体制造成任何影响，可是相比以前这无疑是在“脱美”化上迈出的一大步。
三、日本对东盟外交政策的走向及问题
日本对东盟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外交到经济、政治和安全并重的全面外交的形成、发展过程。进入新世纪，日本的东盟外交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性进展，双方关系日趋密切，逐渐步入一个相对成熟的新阶段。但是，在内外政治、经济、安全、历史认识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下，某种程度上又表现出一定的被动性和脆弱性。
1.展开“金元外交”，争取东盟对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的支持
当前，日本对东盟外交的重点之一是确保在“入常”问题上获得东盟的选票。目前，东盟十国中越南、老挝、柬埔寨已明确表示支持，而其他各国态度尚不明朗。为了在程序上保证联合国2/3以上的多数支持，日本将加强对东盟国家的外交活动，从经济援助、地区开发、区域合作等方面展开“诱导”。2005年12月的首脑峰会上，日本承诺再次援助东盟75亿日元就是一个例证。东盟方面很有可能会从政治上支持日本“入常”，以换取日本的援助或自由贸易谈判上的适当让步。
从中长期来看，双方政治关系虽逐步加强，可是日本的东盟外交不得不受到其整体对外战略的制约。从日本外交的发展轨迹来看，与美国结盟走向世界的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鉴于美国是其军事安全同盟、重要的贸易伙伴以及美国在东亚有着重要影响的现实，在可预见的较长时期内，日本外交不会脱离日美轴心的框架，对东盟的外交仍将是一种“被动外交”。
历史认识问题在东盟表面上虽不突出，但也是日本处理与东盟关系时无法回避的课题。近年，日本政府纵容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小泉更是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尽管没有公开抗议，但是对于小泉的这一行为，它们在内心一定是气愤的。”[8] 事实上，在刚刚结束的日本—东盟峰会上，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和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都先后公开发言指责小泉，认为因其参拜靖国神社而恶化了地区国家关系，影响了东亚合作。[9] 历史认识的和解，恰恰是“心心相印”、真诚合作的政治基础，否则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外交关系必将是脆弱的。所以，21世纪日本欲与东盟“同行并进”，还有很长的“心路”要走。
2.在军事安全方面，双方除了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讨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外，仍将停留于联合打击海盗和军事人员交流的层次上
2004年底，印尼国民军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军官在记者的电话采访中表示，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此前已达成共识，同意日本等国参与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但只是在提供通讯、交换情报和设备等方面的合作，不涉及驻扎军队，也不存在建立军事基地等问题。[10] 2005年初，防卫厅长官大野出访东盟时，人们所关注的不是对自卫队扩大作用的期待感，而是警戒感。印尼国防部长尤沃诺与大野会谈时，曾叮嘱说：“驻扎外国军队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自卫队应“遵守规则”，“当前的活动期限是三个月”，“如果延长时间，则必须得到印尼政府的同意。”[11] 马来西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纳吉布在会谈中则表示，希望日本在联合国框架内参与海外维和任务及人道主义援助。由此可见，由于日本政府坚持错误的历史观和海外派兵政策，使得东盟对其成为军事大国心存戒备，而日本着力追求发挥军事安全作用的外交必将大打折扣。
3.区域合作方面，日本将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实现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为了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日本在与东盟的谈判中，先针对各个东盟成员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即在已有日本—新加坡经济合作协定的基础上，由易到难，率先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达成协议，然后，再与印尼和印支国家推进有关谈判。然而，即使是已达成的协定也被认为是名不副实，并且围绕农业、关税和劳务输出等问题，各方意见相左。特别是农业问题涉及日本产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内部利益集团阻力很大，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同时，日本与东盟全体虽然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框架协议，并已经启动正式谈判，可是众口难调，欲取得一致意见并具体落实，尚需相当时日。
总之，新世纪日本对东盟的外交，将全方位加强经贸联系，推动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逐步促进政治、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协作，但是，在短期内日本军事安全作用的发挥将是有限的。东盟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谋求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运用大国平衡战略，反对任何一个大国图谋东南亚地区的主导权，这样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外交的开展。日本力求与东盟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这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战略需要，同时也是充满竞争的艰难之旅。
［收稿日期］2005—05—08
标签：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外交政策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外交争端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