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小学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教科书论文,小学英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语教科书是英语教学的最重要媒介。在我国普通教育阶段，外国语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见于1902年8月《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在中等学堂开设“外国文”。[1]系统的大规模现代意义的外语教科书是在1903年之后伴随着癸卯学制而出现的。民国时期重视中小学英语教学，出版过多套小学英语教科书，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教科书——英语课本》（高级小学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高级小学英语教科书》，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外语教育教学理论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提出中小学英语教科书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编写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中小学英语教科书建设的顺利进行，小学英语教科书由此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21世纪走向了空前繁荣。 一、小学英语教科书的探索（1949～1965）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面学习苏联，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俄语”的热潮，英语教育受到冷落，英语教材也没出版和使用。1950年7月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颁发了《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2]，这张教科用书表中没有外语教科书的规定。《1951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中仍然没有外语教科书，说明当时的外语教科书还没有被中央政府认可。1952年至1956年中小学英语课经历了设置、取消、与恢复的过程，1956年和1957年分别颁布了《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这些大纲分别编制了高中英语教材3册和初中英语教材2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国初中和高中通用的英语教科书。而此时，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小学没有开设英语课，也没有统一的小学英语教科书。 1958年，教科书编写权限下放，9月教育部发出通知：今后，各地可自编教材，教育部不再颁发教学用书表。在此通知的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编写了九年一贯制的英语课本，其中小学5册。从内容的选择上来看，这套课本主要反映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以及歌颂领袖和党的政策，政治性极强。如第四册共16课，其中介绍党的政治路线的有2课；歌颂党和领袖的有3课；赞美社会生活状况的有8课。在体例方面，这套书只有标题和正文，没有练习和阶段性复习；呈现方式上注意到了文字和图片相结合，但是图片相对简单、单调。 1959年初，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决定英语为重点学科，从此确立了英语在中小学课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性质。1960年1月，中央教育部发出《关于适应教学改革，改变教材的报告》，要求编辑一套十年制教材。同年下半年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赶制十年制中小学教材，而这次英语教材只编写中学阶段五年的课本，并未编写小学的课本。自1959年至1962年的小学英语教科书主要有196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华东师范大学编写的五年制小学英语教材，196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省五年制小学英语教材。这些教材在内容的设置上注意到了期中和期末的阶段性复习，在内容选择上突出了当时的时代性和主题性，反映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突出政治性。 1962年7月30日，教育部就河北、内蒙古、辽宁、浙江、山东、湖南六省、区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供应小学外国语课本的来函、来电，发出《对小学开设外国语课的有关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的发布把小学开设外国语课程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各地开始进行不同的试验和尝试。《全日制中学教学计划（草案）》的附注中说明“今后师资条件具备的一部分全日制小学可在五六年级开设外国语课，每周3课时，适当减少语文、数学的上课时数。”[3]但是在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并没有编写小学英语课本，只是一些地方出版社出版了小学英语教材，如1964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五年制小学英语教材《英语》（试用本）。 1949年至1965年间，小学英语教学经历了从不受重视到逐步受到重视的转变，英语教科书种类较少，没有统编本，现能见到的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和江苏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这一时期的教材编排主要是基于翻译教学法的编辑策略，多为译文，不是英文原文文章，对学生英语能力的提升作用比较小。教科书封面已经是彩图，图文并茂。教学内容主要为单词、句型和课文，教材相隔几课穿插有单独的语法或语音，选材上政治色彩浓厚，多为政治方面的题材，主要是歌颂党和祖国。 二、小学英语教科书的繁乱与异化（1966～1976） 1966～1976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小学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小学教学片面突出政治，大幅度削减基础知识，教学质量严重降低。英语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也卷入极端的政治化漩涡。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中小学纷纷停课“闹革命”，中小学正常教学秩序失控，全国教育事业陷入大瘫痪状态。[4]直到1967年初，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号召，但是复课后，学校面临没有课本可用的尴尬局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的指示精神，从1967年开始，各省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过渡性的小学临时课本，供小学复课闹革命暂用。如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辽宁人民出版社等都编写、出版了小学英语教材。以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上海市小学课本《英语》第一册为例，这本英语教科书政治性和宣传性极强，在封面最上方，印有红色宋体文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文字下方则是红太阳照耀下的天安门，天安门下是一面红旗，一群系红领巾、戴毛主席像章、高举毛主席语录的学生。教科书的内容主要为政治用语、军事用语、革命歌曲和课堂用语，全书内容围绕歌颂领袖、赞扬社会主义制度、宣扬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这三个方面。全书共17个课，仅“万岁”“万寿无疆”就占了7课，课文名称有“毛主席”的则占了10课。具体每一课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或重要讲话，然后是课文部分，最后是练习。课文内容的呈现方式很简单，课后练习的形式非常单调，均以当时的时政为主题，导致学生死记硬背地学习英语，割裂了英语教学的内在规律，极不利于学生的英语学习。 1971至1972年加强基础理论教育是整顿教育的一个突出方面，反映到英语教科书上，则适当地增加了基础知识、拓宽了选材范围、改变了教材的单一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没有了林彪语录，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政治色彩，增加了体育、健康等生活方面的内容。比如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市中小学课本《英语》第五册第二课“Sports”、第八课“Taking care of our eyes”。教材的封面也更加生活化，如1972年上海市小学英语课本第一册以在高楼大厦前手牵手游玩的三个小朋友为封面。但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中，这种追求迅速被压制，且教科书滞后的特点，也使得重视基础知识的“回潮”还来不及全面反映进教科书，“反回潮”的极左思想就再次统治了外语教材的改革。1973年河南“马振扶事件”[5]使得“不学ABC，照样当接班人”的谬论泛滥，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外语教育。1974年2月5日至8日，国务院科教组又召开了第二次“批林批孔”座谈会，进一步推动学校的“批林批孔”活动。自1973年7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教育战线又笼罩在政治批判的阴影中，与之前的“反击右倾回潮”合流后，大中小学开始普遍大搞“开门办学”、教育教学工作似乎又回到1968～1969年的状态。此后的三年里，小学英语教科书的出版较此前几年少了一些。 从1966年到1976年的小学英语教科书为各地自编，种类繁多，教学内容政治性、宣传性极强，标语化、口语化明显，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极大，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教材的体例包括标题、正文、单词、词组、语法（不是每篇课文之后都有）和课后练习，并且还附录了生词表，但课后练习的内容和形式都过于单调，缺乏趣味性。教材的呈现图文并茂，大部分课文都配有与内容相关的图画，有一定的教学助益。 三、小学英语教科书的恢复与改革（1977～2000）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工作开始拨乱反正和调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外语教育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1976～1978年的小学英语教科书主要为各地自编英语教材，其实质是文革后期英语教材的修订版。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小学英语课本，这是横板的英语教材，教学内容仍有强烈的政治性，教材中随处可见马克思语录、列宁语录、毛主席语录和对党对国家领导人的歌颂、对社会生活状况的赞美等。全书共八个单元，其中三个单元是对党、对领导人的歌颂，四个单元是对社会新面貌的赞美。 1978年2月，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提出从小学三年级起学习外语，在中学毕业时切实打好一种外国语的基础。同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编写了小学英语课本，共6册，后修订为4册。从形式上看，这套课本的封面以及扉页上的图片为彩色照片，且色彩艳丽，与课文内容相呼应。从内容上看，课本包括句型操练（drill）、课文（text）、练习（exercises）、总复习、单词和用语表、诗歌等。低年级的单词没有音标。诗歌和歌曲虽有很多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如小学《英语》第二册的第三首“Rain”和歌曲“Children's Day”。但是，本册第一首诗“We work hard together”是对华主席的歌颂，其他的歌曲主题都是强调“团结”的概念，还是体现了较强的政治取向。 1984年开始实行全日制六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为考虑城市和农村的实际情况，分别颁布了城市小学教学计划和农村小学教学计划。从1982年秋季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订出版了新编英语教材：《五年制小学课本英语》（1～4册）。这套教科书色彩设计鲜艳，版面设计美观大方，大小合适，图文清晰精美，文字优美生动，并且配有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精美插图。教材内容强调听、说能力，以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为重点。每个单元课文包括Drills（操练）和Dialogue（对话）两个部分。Drills主要由老师带领学生练习句型，Dialogue部分则是学生对所学句型的模仿。这样有益于学生良好语言学习习惯的形成，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参与性和主动性，符合小学生外语学习循序渐进的规律。 1978到1992年，全国各地小学使用一套通用教材，称为“统编教材”。当时的小学英语教材受20世纪中期的结构主义语言教学理论的影响较大，这一时期的教材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重视英语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学生运用英语基本技能的训练。（2）重视语音和口语训练。（3）采取句型操练和语法知识归纳相结合的方法。（4）强调模仿、记忆。（5）注意我国学生学习英语的特点，并注意英汉语之间的比较。（6）图文并重，利于进行直观教学。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统编教材从指导思想到编排体系并不属于传统的语法翻译法的范畴，而是接受了结构主义的许多观点，带有结构法的特点。但结构法本身的缺点在通用教材中也有明显的反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忽视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忽视语言的交际功能，学用脱节。学生尽管掌握了一些语言知识，但是听说读写的能力较差。（2）过于强调语言知识的传授和句型的操练，对语言的内容、意义和实际运用不重视。缺乏对学生生理和心理发展特征的研究，课本重视语言的形式和机械性的句型练习，缺少生动活泼的、有交际意义的、有助于发展能力的语言材料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3）阅读量小，生词率高，复现率较低，而教学要求又较高，因此教学的难度较大。 1993年教育部出台了《小学英语教学与教材编写纲要》，对小学开设英语持肯定态度，提出五年制和六年制小学分别在最后两年教学英语。在该纲要的指导下，外语教科书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大致有国家教委委托部分单位组织编写面向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学校使用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其中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与英国朗文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编写的六·三制和五·四制教材各一套；北京师范大学的五·四制《英语》；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市小学英语课本《英语》（试用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课本《英语》（试用本）；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快乐英语》等。 从1993年到2000年，小学英语教科书色彩设计鲜艳，版面设计美观大方，大小合适，图文清晰精美，文字优美生动，并且配有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精美插图，有利于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虽然这些教材的难度、体系等有所不同，但都采取了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编写理念，课本内容结合实际，在教学内容中注重思想情感教育，有益于提高民族的道德和文化素质；按语言教学规律循序渐进地安排教学内容，并且加强听、说、读、写的全面训练，培养英语的交际能力，打破了过去哑巴英语的局面；内容的安排切合青少年的生活实际，适合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发展的特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重复率高。 四、小学英语教科书的繁荣（2001～2013） 为适应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国民素质提出的要求，迎接新时代的挑战，教育部自1999年1月启动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工作。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了要“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外语教科书随着课程改革的进行呈现多元共进繁荣发展的态势。 2000年，教育部颁发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在该大纲的指导下的小学英语教科书有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等联合出版的《牛津小学英语》、北京出版社的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教科书《英语》《新概念小学英语》等。该些英语教科书有如下的特点：（1）部分教科书以国外教科书为基础进行改编；（2）多样化的教育技术资源；（3）教科书内容突出英语国家特色。但是这些小学英语教科书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如很多英语教科书的内容过于集中在英语国家，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并不多。教科书中缺少中国学生所熟悉的画面，中、西文化的对比较少，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学习。 2001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同年7月教育部印发了《全日制义务教育 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到2008年，经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课标试验教科书中，小学英语有30套，其中约一半是在引进版教科书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加以改造的，有的是中外专家合作编写的，有的是由中国专家编写、外国专家审定的。[6] 与以往的外语教科书相比，这些新编的教科书在教学体系、编排方式、教学内容、活动设计、教学评价以及版面设计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较好地体现了新的课程理念，基本具有以下特点：（1）排版设计符合现代印刷发展潮流。（2）突出交际教学法。（3）教材的编排形式多样，包括纵向、横向、直线式、循环式、单元式、矩阵式、故事线索式等，以话题—功能—结构—任务相结合的方式编排，[7]符合小学生的学习规律。（4）充分注重学生的发展，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5）内容取材广，贴近学生生活和现代社会生活；使用的语言材料富有时代气息，话题范围广泛，信息量大；注重知识的融合，渗透其它学科知识。（6）教材辅助资源丰富，都配有教师用书、练习册、活动手册、配套读册、录音带、挂图、卡片、多媒体光盘等，甚至许多出版单位还设置了相关的网上资源。 当然，新教材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1）教材的编写上过于追求版面时髦花样，忽视教科书的规范。（2）教材的编写思路倾向于淡化语言基础知识，一些教材对语言知识和语法不够重视。（3）教材中语言不够真实。一是语言情景的真实性问题，二是语言本身的真实性问题。（4）对国外引进教材的改编存在一些问题，如语言输入量大、难度高、文化内容具有局限性、反映的往往是某个区域的文化等。 2011年教育部颁布《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几乎所有的相关出版社都依据该标准对原有的教材进行大幅编订，不仅在内容、模块、呈现方式等方面，甚至在名称方面也进行了修订，如译林出版社对2004版《牛津小学英语》进行了修编，修编后更名为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三年级起点。新版的《英语》较之前的课本在框架结构和内容方面都有所调整。框架结构上调整单元数量、新增综合语言实践项目、改变版块名称。内容上话题、功能、语法、语音、词汇、文化、歌曲都有相应的变化，如话题功能方面增加了爱国主义、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小学英语教科书在内容上从政治走向生活，编辑理念上从“翻译法”走向“话题—功能—结构—任务”相结合，结构上从单一走向丰富，板块上从死板走向开放灵活，各个方面都在不断的完善，正逐步走向成熟、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