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与欧盟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欧盟论文,年代论文,关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盟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综合实力雄厚的区域性组织，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分别占全球25%和35%，人均收入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随着欧盟扩大至25国，一个囊括东西欧、面积400万平方公里、人口4.5亿、国内生产总值逾10万亿美元的新欧盟已经出现，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1]
中欧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呈持续稳定发展态势。2003年10月30日，中欧第6次首脑会晤在北京举行，会后签署了《伽利略卫星导航合作协定》并草签了《旅游目的地国地位谅解备忘录》，中欧关系进一步向前推进。中欧作为世界上无法忽视的两大力量，双方发展友好关系，不仅有利于拓展各自的生存发展空间，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将起到积极作用。因此，中欧关系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重点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中欧关系做一个粗浅的评述。
一、历史回顾
有文献记载的中欧交流始于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打通丝绸之路，此后经贸往来不断。近代中国国力衰退，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备受欺凌，双方关系极不对称。新中国成立之后，东西欧国家陆续与我国建交，但由于种种原因，交流十分有限。1975年，欧共体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关系开始起步，至今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交初期至1989年——起步期。在这一时期，双方创建了中欧部长级经贸混合委员会，实现了欧委会主席第一次访华，举行了首次中欧议会间会议并召开了首次部长级会议。中欧关系在政治、经济、农业科技、教育等方面均得到一定发展。第二阶段，1989年至1994年——停滞及恢复期。在1989年的“6.4”政治风波中，欧共体一些成员国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制裁”，使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受到严重影响。1990年10月，欧共体外长理事会通过决议，部分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制裁，中欧经贸关系开始得以恢复。第三阶段，1994年以来进入了全面调整、稳步推进的新时期。1994年中欧恢复了双边政治对话，1995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第一个全面对华政策文件《中国－欧洲关系长期政策》，自此双方关系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现状概述
自上世纪90年代中以来，中欧基于自身政治经济需要，均视对方为自己对外政策的重点，积极进行调整。在中欧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彼此之间的互信合作得以不断加强，政治经贸关系日趋密切，从全面伙伴关系到“成熟的伙伴关系”，层层推进，双方关系逐步走上了全面健康发展的道路，可以悦目前已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一）经贸方面
中欧经贸关系虽然也有一些矛盾与波折，但由于经济上客观存在的互补性，双方的交流、合作与发展始终是主流。可以说经贸关系始终是中欧关系发展的基石。
1.双边贸易：中欧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稳步快速增长。据统计，1995年，双方贸易额突破400亿美元，1999年攀升至556.6亿美元，2001年达766亿美元。2002年双方贸易继续快速发展，达86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2%。2003年1-9月中欧贸易额为891亿美元，同比又增长41.5%，已超过去年全年的贸易额。目前，中欧互为对方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我国与欧盟15个成员国的贸易中，占第一位的是德国，其次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
在贸易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中欧进出口商品结构也正逐步向合理化方向转变。过去，我国向欧盟成员国的出口主要以农副产品、轻纺产品和原料性产品为主。[2](P.443)近年来，我国的机电产品、音像设备、钢铁制品、有机化学品、塑料制品和电器等也逐渐进入了欧盟统一大市场。
2.在华投资：90年代以来，欧盟对我国投资持续增加，现为我国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据外经贸部统计，1990年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项目为82个，实际使用金额为1.47亿美元。2000年，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项目增至1130个，实际使用金额为44.79亿美元，[2](P.443)超过了美国的43.8亿美元和日本的29.2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实际吸引外资的11%，比10年前增长近40倍。截至2002年底，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项目14084个，实际投资339亿美元。
欧盟成员国对华投资有如下几个特点：(1)独资项目增长较快，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长迅猛；(2)经济效益、本地化程度较高，稳定性较好；(3)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从科技、海洋开发，能源等领域，扩展到目前的核能、空间技术、煤炭、电力、化工、纺织、有色金属、冶金遥感等领域；(4)投资形式多样化，有合资、合作、共同开发、技术转让与援助等，现已发展到与我国中小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进行合作。
3.经济技术合作：20世纪80年代中欧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经济科技领域的合作迅速发展。1995年4月，双方签署了《中欧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会谈纪要》，我国承诺要对欧盟实体和个人的知识产权给予充分的保护，欧盟则承诺要向我国提供援助，帮助我国有效地实施知识产权保护。1996年后，中欧经济技术合作逐步机制化。此后，欧盟成员国及官方金融组织向我国提供政府贷款金额逐年增加，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积圾有益的帮助。
（二）政治方面
中欧之间虽然有着不同的文明源头、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在良好的经贸关系基础之上，其政治关系也呈现出加深理解与发展合作的态势。自1995年起，欧盟连续发布的多个对华政策报告和多层次政治对话机制的建立，为双方政治关系的建立、维护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保证。
1.欧盟连续发布的一系列对华政策报告
从1995年至今，欧盟连续发布多个对华政策文件，全面阐述了欧盟对华政策，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对华重视程度可见一斑。1995年7月5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第一个全面对华政策文件《中国－欧洲关系长期政策》。这是欧盟调整对华政策，将中国置于优先位置的重要标志。1996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又发表了《欧盟对华新战略》文件，进一步落实欧盟对华长期政策，重申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并提出了要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扶持工商业，帮助中国改善环境等。1998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再次发表《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政策文件，确立了欧盟全面对华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提出应将对华关系提高到与对美、俄、日同等重要的位置，[2](P.457)是中欧关系发展史中一个突破性的转折点。2000年5月15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对中国的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与今后使欧盟政策更有效的步骤》的文件。除了继续报告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外，还对可调整、理顺或可加以补充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建议。[2](P.457)2001年5月和9月，欧盟委员会又先后通过《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实施情况及进一步加强欧盟政策的措施》和《欧洲与亚洲：加强伙伴关系战略框架》，将对华关系摆在对外关系的突出位置。2002年欧委会发布了《国家战略报告：中国》，明确了未来的3个合作重点：支持中国改革，协助中国可持续发展以及鼓励中国法治。2003年9月10日，欧盟再次提交了最新的对华政策文件《日益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的共同利益与挑战》，为今后3年的欧中关系发展制定了战略，强调应在“成熟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益并迎接共同挑战，将双方的关系提升到战略性高度。作为回应，中国外交部10月13日发布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对外关系文件《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首次系统公开阐明了中国在中欧关系中的利益与目标。仅在几个小时之后，欧盟方面便迅速对此做出反应。欧盟理事会对此表示欢迎，并正式通过了欧委会提交的对华政策相关决议。
2.多层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机制的建立
自1994年中欧恢复政治对话以来，逐步建立起了不同级别的政治对话机制。这便于中欧就所关心的政治经济问题、双边合作及地区发展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商谈，为有关问题的谈判和解决提供了对话平台和机制保证。
首脑会晤机制：自1998年中欧首脑首次会晤以来，首脑会晤已进行了6次。这种最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建立，既为双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又产生了许多实际的效果。1998年1月，欧盟倡议在举行第二届亚欧会议期间举行中国－欧盟领导人首次会晤，并进而建立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4月2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在伦敦举行了双方的首次会晤。会晤后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表示，希望中国和欧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并决定以后每年举行一次领导人会晤。首脑会晤机制正式建立。1999年12月，朱镕基总理在北京和欧盟轮值主席国芬兰总理利波宁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举行了第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双方一致认为，应继续致力于发展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在北京与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举行了第三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欧科技、能源、信息、教育等领域合作，双方合作打击非法移民，人权对话与司法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01年9月，在布鲁塞尔埃格蒙宫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首相费尔霍夫施塔特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与朱镕基总理举行了第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会后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2002年9月，朱镕基总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举行了第五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双方就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第六次中国与欧盟领导人会晤于2003年10月30日在北京举行。在会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双方领导人对此次会晤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此次签署的《伽利略卫星导航合作协定》和草签的《旅游目的地国地位谅解备忘录》是双边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其它的政治对话机制：欧盟驻华大使与中国外交部长每年两次会谈；负责中国事务的欧洲议会小组每年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举行会谈；欧洲议会议员以个人或团体的方式对中国进行访问；三架马车驻北京政治代表与中国外交部长定期对话；半年一次政治司司长层次的政治对话；[2](P.459)亚欧会议上中欧高官会谈。
三、中欧关系发展的推动力
不可否认，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利益依然是各国关注的核心问题。没有共同利益的双边关系是不可想象的。拥有越广泛、越深入的共同利益，彼此的关系越紧密、越牢固。那么，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哪里？中欧关系发展的推动力是什么？本文拟从以下两方面来考察。
（一）经济关系：互补是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良性发展的经贸关系必将推进政治关系的向前发展。经济上中欧各具优势，互补性强。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持续增长，有着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尤其是中国广大的市场对欧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2001年欧盟委员会通过的对华政策报告指出，经过2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规模相当，仅次于美国。在吸引外资方面，2000年中国已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二。“在诸如电讯、运输、能源及环境等方面中国正在或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市场”。而欧盟则具有经济发达，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优势。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欧盟对于中国的出口、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方面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
在经贸结构上，中欧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中国向欧盟出口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的轻纺和机电产品，如纺织服装、鞋、箱包、玩具、收音机、组合音响、医药、塑料制品、焦炭、钢材、照明装置等，而中国从欧盟进口的主要是高科技产品和一些工业原料，如运输设备、机电产品、钢材、初级塑料、食用植物油、低级纸板、医药、肥料、铜合金等。[2](P.422)这种互补性是中欧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的原因和基础。
（二）战略关系：基于现实需要的理性选择
冷战结束，世界进入了一超多强的过渡性格局。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企图一极独霸；欧、俄、中则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未来世界应是多极格局。单极与多极的矛盾成为冷战后世界主要矛盾之一。为了抗衡美国谋求发展，中国与欧盟在战略上相互需要。
近期中国外交喜忧相伴。一方面是外交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与印度、东盟缔结了友好条约；在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等。另一方面不确定因素并没有根除：印度和东盟在骨子里还是将中国视为威胁，矛盾摩擦不断；中美关系虽然由于在反恐和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而升温，但其仍将我国视为潜在敌手，对我国的战略包围从未停止（增加关岛的军事力量，与我邻国频频举行军事演习，矛头暗指我国）；日本借反恐和半岛问题之机，借船出海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军事实力和行动能力不断提升；台独势头愈行愈烈，不惜重金持续购进大量先进武器，为我国的统一大业设置障碍；以美国为主导，在我国周边从韩国、日本经台湾、东盟、印度到中亚的新月形包围圈日渐清晰，使我国陷于战略被动。
以中国现有实力应对此局面之上策应是：求发展，谋联横。先来看看俄罗斯。虽然目前我国与俄罗斯是战略协作伙伴，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但实际上这种同盟关系并不稳固，受美国因素影响大。同时俄罗斯本身还面临着经济、车臣、北约东扩等问题，自顾不暇。另外，目前两国的军事合作也是我国付出高昂代价下取得的，所售武器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所以可以说除了外交方面俄罗斯并不能给与我国太多的帮助。再看中亚5国，在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同时却又让大量的美国军队进驻，所以这种同盟关系在我战略安排上并无多大的实质性作用。缅甸虽与我国交好，但其国内的亲美势力风起云涌，亲中的军政府岌岌可危，自身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而我国的另一个盟友巴基斯坦，为了谋求自身发展，近年来和美国借着反恐问题越走越近，使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放眼世界，有实力有愿望与中国合作的最佳伙伴就是欧盟。
而从欧盟的角度看，科索沃战争令欧盟愈发感到要想成为世界一极，必须加强自身独立防务能力。但这毕竟和美国通过北约控制欧洲的愿望不符，美欧矛盾加剧。此次“打伊倒萨”美欧双方各唱各调，其对立态势已是不言自明。以法德为首的“老”欧洲在联合国公然和美国唱对台戏，美国则在战后进行报复。虽然有“新”欧洲紧随美国，但他们对美国依靠的本质已不同于冷战时期。当年欧洲是希望借美国之力来对抗苏联的威胁。而现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欲借美国之手削弱法德在欧盟中的分量，突显自己的地位。所以，这种分歧并不真正意味着欧洲统一大业的完结，欧盟必将走向进一步的联合与壮大。现在欧洲的问题不是该不该统一而是何时统一、如何统一、一统到何程度的问题。为了制衡美国、成为未来世界真正的一极，欧盟需要中国。另外，庞大的俄罗斯始终是欧洲国家的心头之患，要想对俄形成牵制，中国是最好的战略选择。
中欧同是处于上升阶段的重要的国际力量，没有历史包袱，不存在未解决的历史问题；从地缘上看又不相邻，互不构成直接的军事安全威胁；双方除了中东石油问题外并没有直接战略利益冲突，但却有着制衡美国和分别从东西两面共同遏制俄罗斯的巨大的共同利益。即便是中东问题，在目前看来，双方的合作还是远远大过争夺。因为目前美国在中东占有绝对强势，中欧如欲在中东取得和维护自身利益，也只有选择联合抗美。所以可以说，中欧是天然的战略盟友，中欧的强强联合是基于现实需要的理性选择。
四、存在的问题
中欧关系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持续向好，但其间仍不乏矛盾与摩擦，不和谐之音时时响起。经贸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反倾销、数量限制、普惠制、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问题上，表现为欧盟限制与中国反限制的矛盾与斗争。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结合体，存在问题并不奇怪，关键在于分清主次，把握主流。目前中欧经济的互补与合作是主流，一些纠纷无碍大局，故本文不做详细讨论，而将重点放在政治问题上，主要集中在台湾、人权和西藏问题上，下面将分别论述。
（一）台湾问题
欧盟在台湾没有重大直接的战略利益，所以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与美国有所不同。但由于西方集团的整体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使得欧盟在对台关系方面时有违规行为。1991年8月法国政府允许汤姆士公司向台湾出售6艘不装备武器的“拉斐特”护卫舰，价值20亿美元。1992年再次允许达索公司与台湾签订出售价值38亿美元的66架幻影2000-5型战斗机以及1000枚导弹的合同。为捍卫主权，我国政府向法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采取断然措施，关闭了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中法关系降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2](P.487)
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我国的内政，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国政府可不惜一切代价。所以只要欧盟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动作，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欧关系产生不良影响，为双方关系的发展设置障碍。
（二）人权问题
冷战结束后，在欧共体对外关系和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条件政治”，即致力于把西方式的民主、人权标准正式纳入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框架内。欧盟之外的合作伙伴要取得欧盟的贸易优惠、合作及联系协定、发展援助、外交承认以至最终的欧盟成员国身份，都要以是否遵循欧盟认定的人权和民主原则为条件。欧盟还特别强调对人权和民主的考虑将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关系中的重要方面。赫尔穆特·菲舍尔曾说：“我重申，基本的人权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我们将同我们的欧洲伙伴一起，致力于使中国政府遵循普遍的法律准则”。[2](P.485)而我国政府则认为，西方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绝不是重视人权，而是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手段与借口。这种思想理念、政策取向上的不同使双方在此问题上时有摩擦。
（三）西藏问题
西藏问题是与上述人权问题一脉相承的。1989年以后，中欧关系恶化，西藏问题就成为欧盟向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在1990年和1992年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欧共体国家就曾拟订“西藏／中国局势”的反华议案。1995年6月，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和人权援助小组委员会举行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听政会，达赖喇嘛在该会上作证。整个听证会几乎是一面倒地支持西藏独立，谴责西藏的人权状况。1996年6月26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所谓的《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的决议，谴责中国对西藏的政策，要求中国政府停止破坏西藏文化，取消在经济、社会、文化上对藏民的歧视，释放政治犯。1995年德国外长金克尔还特意在外交部会见了达赖喇嘛。对这种颠倒是非和粗暴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我国政府给予了严正的批驳。[2](P.486)至今，西藏问题仍是中欧关系中一个常常响起的不和谐音。
除了上述三个问题外，法轮功、武器禁运等问题也常常使中欧关系的发展蒙上阴影。
五、结语
如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欧关系呈现既合作又摩擦的状态，但合作始终是主线。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现实主义仍然占据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国家和集团的政策选择依然是以维护和扩大切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欧盟的任何对外政策也都是以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根本利益为基轴来决定的。欧盟在新世纪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扩大在亚洲和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存在，要在与美日的竞争中提高自身竞争力，[3](P.319)这就需要借重中国这支正在崛起的力量。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也面临着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重任，为了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也需要欧盟的合作。双方这种经济上的相互需要和战略上的相互借重，是中欧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中欧关系已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今后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个良好的机遇，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出发，从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舍弃枝节，抓住主流，实现共同发展。只要做到这些，中欧关系必将继续稳步前行，中欧关系的进一步提升是可以预期的。
标签：欧盟委员会论文; 中欧关系论文; 英国欧盟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西藏建设论文; 人权理事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