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力量和软力量：当代两制共存的态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力量论文,态势论文,当代论文,两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期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全球范围内两种制度共存的格局。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和壮大，两种制度以冷战的形式共存。在20世纪末期冷战结束之后，两种制度共存进入了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就是不对称：两种制度在力量对比上出现失衡，在攻守取向上出现颠倒。逆境中的社会主义承受着压力，寻觅着复兴之路。
一、两种制度力量对比的失衡
当今世界多种制度并存，既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有一些前资本主义或其他制度形态。但对未来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制度之争是20世纪社会发展的主线。即使在苏联东欧巨变之后，历史也不是福山式的终结，两种制度的竞争仍然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主线。当然，冷战结束使两种制度在力量对比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既表现在硬力量方面，也表现在软力量方面。依照约瑟夫·奈等人的区分，前者主要指经济军事实力，后者主要指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
1.硬力量的失衡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在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变化。这个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二战之前，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在弱势中独抗资本主义；第二个时期是二战之后到冷战结束之前，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与资本主义形成相对的均衡；第三个时期是冷战结束之后，苏东巨变使得资本主义在两制力量对比中拥有巨大的优势。
十月革命后两种制度力量对比非常悬殊。这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起点相对比较低。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属于落后国家。虽然在1861年颁布解放农奴法令之后，俄国经济有较快的发展，并融入了资本主义体系，但是俄国相对来说仍然比较落后。例如，就国民收入而言，一战前的俄国只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相近，只有德国的13％；就生产指标而言，俄国的电力只为德国的15％，生铁和铜为德国的18％，煤为德国的12％。正是因为落后，外国资本控制着俄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的一些关键部门，一战前的1914年外国投资者拥有40％的铁路线、40％的机械工厂、42％的银行、50％的化工、50％的煤和石油、60％的铜铁矿[1]。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的苏联一国社会主义，与老牌资本主义相比处于弱势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
社会主义的发展逐步缩小两种力量差距。一方面，社会主义力量迅速提升。苏联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曾使生产规模从世界第五上升到第二，工业生产份额从占世界4％提高到21％。苏联的国民收入曾上升到美国的67％，工业生产上升到美国的80％，一些传统的关键指标如钢铁、石油、化肥、水泥的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通过翔实丰富的资料证明，十月革命使得俄国成为第一个脱离第三世界的国家[2]。除此之外，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也壮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力量出现颓势。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危机，一些国家遭受了重创。二战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批出现，以及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全面地冲击了资本主义的既有体系。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使得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面临着四面楚歌之势。在全球人口的1/3、陆地面积的1/4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运动支持下，在苏联卫星率先上天的欢呼声中，人们甚至觉得世界上是“东风压倒西风”，即社会主义占有某种优势。
当然，即使在两种制度力量最接近的时候，资本主义在硬力量上还是占据着优势。冷战中美国采用军备竞赛的方法试图拖垮苏联，其基本点就是凭借美国的强大实力，对苏联实行实力消耗政策。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文件显示，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意推动耗资巨大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是试图让苏联的衰弱经济去支撑难以承受的军备负担。前苏联资深外交家阿尔巴托夫在回忆录《制度》中也说：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及其盟国的1/3至1/4的情况下，军备竞赛提供了一条绝对可靠的途径来损耗苏联的实力，最终有可能通过经济消耗战来完全击溃苏联。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也说：1985年我们面临削减军费的任务，因为军费竟然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8％。背负这个包袱，经济无法正常运转。这些都说明，苏联的实力逊于美国的实力。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上，也体现在技术水平上。西方在技术上的领先，尤其是率先进行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实力优势更为明显。
冷战结束之后，两种制度的力量对比显得极为悬殊。这表现在几个方面：在国家数量上，苏联东欧巨变，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中扩展到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国家则减少到屈指可数的几个。在发展水平上，发达国家是清一色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在两制的代表性国家上，过去是苏联和美国，现在是中国和美国。苏联与美国有差距，但两者的差距毕竟还是比较发达与最发达的差距。现今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则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经济实力上，资本主义占全球经济总量的90％以上，社会主义则不到5％。如果说过去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优势还是一个数量级内的差别，那么现今的这种差别远超出了同一个数量等级。这表明，冷战之后过去两种制度之间力量的相对均衡完全被打破。两种制度的力量对比似乎又回到了十月革命之后的那一段情景。
2.软力量的流变
过去社会主义能够在硬力量相对弱小的时候抗衡资本主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软力量上的优势。资本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种种矛盾和弊端。经济上不断出现的周期性危机，包括大萧条和大危机；政治上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实现，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平等导致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为资本主义旗帜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理想受到普遍的质疑。人们怀疑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探究如何替代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缺乏吸引力，缺乏软力量。列宁对这个制度以“腐朽”和“垂死”来形容。相反，新兴的社会主义旨在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代表着社会公正和人民利益，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后来居上，在软力量上一开始就具有优势。
一段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显示了这种新制度在软力量上的优势。苏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在社会生活方面，这个制度展示了相当的优越性，劳动人民普遍获得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社会保障，他们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的威胁，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社会治安比较良好。所有这一切都倍受世界的瞩目，也成为西方国家开始建立福利国家和社会改良的外在压力。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卓越功勋，也显示了新社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成就，吸引了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们。许多国家以俄为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国家吸纳社会主义的因素，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打出了各式社会主义的旗号。即使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被迫参照进行社会改良。在这种软力量的鼓舞之下，在20世纪中期一段时间，客观力量还较弱的社会主义曾掌握着世界导向的主动权，对资本主义保持着压力和攻势。
然而，社会主义的软力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社会主义硬力量的欠缺制约了软力量的发挥。硬力量与软力量是相互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现实的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的薄弱环节诞生，原先都属于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在两种制度的竞赛中，出现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通劳动者向往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尤其是几个分裂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都出现了资本主义一方胜于社会主义一方的情况。比如德国二战后分裂为社会主义的东德和资本主义的西德，两者的人均收入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步扩大。东德人均收入与西德相比，1960年是78％，1970年是58％，1980年只有43％[3]（P85）。于是出现了东德人出逃西德的情况。严峻的现实使得一些高调的宣传显得苍白无力。
其二，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错误和曲折损伤了自身的软力量。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人们对社会主义期待很高。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不是完美的，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体制暴露了诸多矛盾。在政治方面，民主集中制常常转变为个人集权，甚至是领袖的专制；共产党的执政和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被绝对化为党与国家、党与政府的合而为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大量地表现为对不同政见者、甚至无辜公民的粗暴镇压。在经济上，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变成了简单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人、农民从生产的主人翁变为消极的雇工；计划经济变成了命令经济，计划者即政府官员的命令决定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变成了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在许多情况下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成为按特权分配，要么根据绝对平均主义标准分配。俄共中央总书记久加诺夫曾指出了苏联解体的制度性原因：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体系，垄断权力的经济法律体系，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体系。这样的社会主义实践，损害了社会主义应有的形象，使一些追求进步的人们感到幻灭。
与此相对的是，资本主义却试图通过调整以恢复自身的形象。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之下，广泛地进行了社会调整和改良。这包括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推行了许多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改革，实行劳动法、最低工资法、公共福利、公共卫生体制、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等措施，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成熟的体制。特别是西欧广泛实行社会福利国家政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一般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有所缓和。这些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但却使西方资本主义改变了一些早期的野蛮形象。
在苏东巨变之后，社会主义损失的不仅是硬力量，也严重损伤了软力量。在冷战中取得胜利之后，资本主义仿佛垄断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大大下降，许多政党和国家纷纷抛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旗号，特别强调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如同弗朗西斯·福山鼓吹的历史的终结一样，以美国为典范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仿佛成了世界发展的唯一选择。
二、两种制度攻守取向的逆转
两种制度的攻守态势与两者的力量对比有紧密的联系。如前所言，这个力量是指综合的力量，既包括硬力量，也包括软力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成果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中都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当家做主，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中，资产阶级政权在社会主义和左翼的压力之下做出重大让步，推行福利国家等社会政策，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存在，帝国主义的气焰也有所收敛，给这些国家带来较大的发展空间。
然而，冷战之后在两种制度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攻守取向也发生了逆转。过去是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迫使资本主义在各条战线让步和退却，如在国内推行改良、在国际上结束殖民主义。现在则是资本主义势力在全球范围内从各个方面向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发起进攻。
1.向社会主义的进攻
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中。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作为昔日与美国争霸的苏联主体继承部分的俄罗斯，经济经历了连续多年的严重衰退。如同人们形容的一样，那里从自称的“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倒退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现在俄罗斯基本上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这种资本主义还有极大的特殊性。一是投机性。新出现的俄罗斯资本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产业利润，而是来源于商业和财政上的投机活动。二是寡头性。国家财富的大部分以及与之相应的国家收入的大部分都落入一批金融巨头手里。三是买办性。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外国资本的直接或间接控制。四是犯罪性。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民财富都处于犯罪和半犯罪组织的控制之下。这些组织越来越同国家机关紧密相联，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4]。
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5个骤降到5个；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大多改换门庭，有的甚至偃旗息鼓，宣布解散。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进攻留存和成长的社会主义力量，防止它们东山再起。在原苏东地区，西方采取欧盟和北约东扩的战略措施，试图巩固在原苏东地区的冷战成果。当乌克兰议会选举中共产党得票较多、摩尔多瓦共产党经过选举重新执政之时，西方都进行过警告和煽动。在亚洲地区，美国对一些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进行封锁、冷战和演变政策。当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尼泊尔发展壮大时，美国即强化对尼泊尔政府的援助。在拉美地区，美国强化封锁古巴的政策。美国还试图对委内瑞拉、巴西等左派领导人进行公然指责，甚至鼓动和策动政变。
2.向左翼力量的进攻
冷战结束后西方传统左翼受到巨大的冲击。在失去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抗衡之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出现了普遍的右倾之势。右翼势力向左翼进步力量发起了进攻，蚕食社会主义的成果。西方的左翼劳工运动，通过群众动员和斗争曾迫使资产阶级作出重大让步，这包括政治上的普选权，劳动上的缩短工时，还有各种社会福利保障。资本主义的这些改良，是在内部工人斗争和外部社会主义竞争的情势下进行的。随着资本主义在冷战中的胜利，统治阶级也开始在国内向左翼和工人阶级发起进攻。在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大幅度削减，失业率居高不下，下层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威胁。
西方的右翼势力明显增长。如同人们所言，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极左派可言，但是却存在着极右派。例如，美国的派特·布坎南、法国的让·勒庞、澳大利亚的波利娜·汉森等。法国具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右翼在最近一次总统选举中甚至进入了最后一轮决战，引起了法国和欧洲政坛的震动。不仅右翼猖獗，甚至法西斯主义也在死灰复燃。一家西班牙报纸列举出这种现象的诸多事实，如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跨国公司手中、福利国家的危机、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建立在战争基础上的经济、排斥外国人、社会运动高涨、实行警治社会。文章甚至认为当今的历史时刻与希特勒上台建立法西斯政权时期有着相似之处。法国《玛丽安娜》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当前一些法西斯主义，打着各种旗号，穿着各种服装，但如同老法西斯主义一样，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共产党。在东欧，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各种民族组织影响很大，它们因为反对共产党而普遍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在拉美，美国支持一些极右组织并向他们提供资金，目的在于消除共产主义的影响。
3.向第三世界的进攻
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除了针对社会主义的，还有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5]（P344）。在社会主义的退潮中，国际垄断资本发起了对第三世界的进攻，这些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成果正在被渐次吞噬。
冷战结束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境况艰难。非洲再度陷于战乱、贫困、饥荒，重新成为西方大国争抢钻石和石油的战场。曼纽尔·卡斯特等学者将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形容为第四世界。拉美各种危机一波接着一波，阿根廷和巴西遭受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劫难，社会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倒退。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也遭遇了金融风暴冲击，一些国家至今还未消除影响走出阴影。的确，利用经济全球化之机，西方国家借助自身的优势力量和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机制，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挤压。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独立之后的最严重的局势。
冷战结束之后，西方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也在出笼。失去了强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制约，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已经不满足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对不发达国家主权的表面承认，不满足于二战以来世界秩序中对武力使用的限制、对干涉主义的束缚，转而采取某种新殖民主义政策巩固西方的优势地位，甚至用新帝国主义政策控制世界。美国在全球化中不仅具有超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具有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强大综合国力。冷战结束之后的10多年中，美国在全世界到处大打出手，并且愈来愈无所顾忌，扮演着世界霸主和宪兵的角色。
三、中国的战略环境和选择
冷战结束后，中国在两种制度竞争中处于突出的位置。在全球两种制度力量对比失衡和资本主义发起全球攻势的情况下，中国无疑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压的重点对象。过去的十几年之中，中国面临着复杂和多变的国际环境。这包括：一个时期西方的政治封锁和经济制裁，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之间人权和贸易的摩擦，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南海撞机事件，反华势力支持和扩大中国的宗教纠纷和台独活动等。冷战后的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中美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以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军事的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美国试图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包围、政治施压、经济控制、文化渗透相配合的态势。毫无疑问，美国希望中国成为第二个苏联，既消除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也消除威胁美国霸权的潜在对手。
面对当今两种制度竞争的新环境，中国需要认真把握，正确处理两种制度并存和竞争的关系。的确，如何处理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问题。虽然道路曲折，但总的趋势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日益走向对话与合作。当今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际分工方式，使两种不同制度（确切说是多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必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相互依赖、进行合作。无论如何，21世纪的中国只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继续向前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处理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
自社会主义产生以来，资本主义就千方百计地扼杀社会主义。历史上，资本主义统治者十分害怕恐惧社会主义制度，联合起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并进行过最大限度的攻击，在武力不能摧垮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转而进行和平演变。同样，社会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志在取代资本主义。然而当今的两种制度还要长期共存。一方面，在当今两种制度力量失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想在短期内取代资本主义不现实，不能不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竞争。社会主义只有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中充分表现出无可置疑的优越性，才能赢得历史对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即使资本主义力量占据优势，资本主义想消灭社会主义也是不可能的。当今不仅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抗衡力量，而且是社会主义渗透到全球的方方面面，包括资本主义自身。所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共存的历史空间还十分广阔。
在当今的形势之下，中国迫切需要加强自身的力量。这一方面是硬力量，即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乃至一定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是软力量，即切切实实抓好制度建设，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扬广大，具有世界的吸引力。的确，在全球化所引起的世界各国巨大的震动之中，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保持了稳定和高速的增长，吸引了世界众多的目光，有关“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成为近来的一个热点。这既是中国硬力量提升的结果，也是中国软力量显示的初步体现。中国经过长期的积蓄力量，必将开辟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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