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旅游外交：层次、属性和功能
李 飞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100101）
［摘 要］ 旅游外交是低位政治与高位政治在国家层面的战略耦合，它所具有的和平话语和柔性方式丰富了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同时提升了旅游的价值并丰富其功能。旅游外交实践在国际社会中开展已久，但以独立官方概念出现是由我国政府最早提出的。文章从全球视角对旅游外交的层次、属性和功能3个基本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讨论。首先，旅游外交实现了在官方、半官方、民间3个层次上的能量传导和扩散，完成了从“传统”转向“多轨”的演进过程，进而分析了旅游外交的多层次传导路径和多层次动力机制。第二，旅游与和平的因果关系一直在国际上存有争议，通过对“和平之因”“和平之果”和折衷学派的论述，进一步体现了旅游外交所具有的天然“和平属性”。第三，随着旅游外交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其功能更加多样化，主要表现在弥合分歧与巩固同盟、提振经济与新殖民主义、文化交流与形象塑造、外交报复与谅解等方面。在旅游外交理论明显滞后于国际实践的当前形势下，希望该研究能够唤起专家学者对旅游外交更有见地、更加科学的思考与探讨。
［关键词］ 旅游外交；旅游政治；公共外交；旅游功能
引言
从全球范围看，旅游外交作为独立的官方概念是由中国最先提出的① 2015年，国家旅游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报告》中首次提出“旅游外交”。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实施旅游外交战略，开展“一带一路”国际旅游合作……。这标志着旅游外交由部门推动上升为国家战略。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政府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与先前国际上“大都从权力角度来阐述旅游政治”[1]有着本质区别，旅游的和平属性与和平话语成为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抓手。第二，中国旅游业发展迅速，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数据显示，全球出境游客总消费额逾1/5 源自中国游客；中国旅游研究院报告称，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1.3 亿人次② 2018年3月1日，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旅游集团联合发布《中国游客中国名片，消费升级品质旅游——2017年中国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 ，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出境群体和消费能力共同构筑了中国旅游外交强大的现实基础。
将待测样品按情况准确稀释一定倍数，使溶液浓度在标准曲线线性范围内，同标准曲线操作，测吸光值，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出红枸杞中多糖的含量。
伴随概念的提出，旅游外交的学术研究刚刚兴起，并且多从概念和国家旅游对外交往角度来研究，而对于旅游外交的层次、属性、功能等基本问题尚缺乏讨论。国内学者从旅游外交目的和行动方式角度对其概念进行界定。郑岩认为，旅游外交旨在促进跨国间游客往来、保护本国游客在境外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的外交行为，其最终目的是促进跨国人民相互了解、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2]。金涛指出，旅游外交是指一国在国际旅游活动中的行为，包括参与国际旅游会议、互设旅游办事处或进行旅游国际合作交流等事宜[3]。王鹏飞和魏翔认为，旅游外交是指一国为了加强相互交流合作、促进人类文明传播、保护本国游客在境外权益不受伤害而在国际旅游合作中的国家行为[4]。通过概念来看，旅游外交的直接动因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需要和平话语的传递和友好形象的展示，旅游作为“低位政治”中发展最快、最具活力和亲切感的要素，成为配合大国外交战略的优先路径。深层动因在于，传统中华文化“和谐”思想在国际关系重构和大国战略推进背景下，融入旅游这种柔性、尊重和双赢的方式，能够更好地达成我国和平外交目标，最终实现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直接目标[5]，是人们分析国家对外行为基本动因的参照系[6]。外交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有助于扩大国家生活边界[7]，改善国际社会生存环境，是“主权国家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8]。但也有观点认为，仅有国家利益的概念并不能完成外交政策理论的建构，还需说明国家利益如何塑造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9]。这是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旅游外交理论及其行为是有益的。当某国经济发展至一定水平，国民出国旅游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作为理性政府必然将旅游视为该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的权力资本。如果因此产生的旅游外交政策与国家利益相吻合或偏差较小，那么旅游外交是理性的，反之反是。而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对立和冲突不可避免，即使是天生拥有“和平面孔”的旅游，一旦融入国家政治经济诉求，便可能成为该国的新殖民主义工具[10]或外交报复工具[11]，因此而失去和平属性。在维护旅游和平属性方面，新现实主义给出了解决方案：靠权力均衡缓解对立与冲突。这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关于“和平结构”的外交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在新现实主义行动方面我国再一次引领世界，近年开展的中法、中俄、中韩、中美、中澳、中瑞（士）旅游年活动是我国奉行外交均势政策和旅游权益对等目标下的旅游外交。
旅游纳入外交范畴，是对国际关系学非传统外交理论的丰富。无论是我国春秋时期派遣使者进行信息传递的“外交”活动，还是古希腊时期证明使节身份的“副本”（diploma，即今天外交英文diplomacy 的由来），以及近代法国把外交与“谈判”等同看待，都是将外交视为“政府间的沟通系统”[12]。尤其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职业外交官出现，“国家中心、职业主义、高度集权”被传统外交学派视为现代外交的主要特征[13]。直到20 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革命的推进，国际外交学界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建构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外交形态上。“多轨外交”[14]、“大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等多种非传统外交理论出现，旅游外交被列入其中。作为公共外交领域的旅游外交，效能的发挥取决于一国旅游者“浸入”（而非“进入”）另一国当地社会的程度。“接触假设理论”[15-16]从“国际旅游活动影响外交政策”[17]和“旅游促进和平”[18]两种视角解释这一现象，解释源于功能主义理论。但冲突理论学派对此持不同见解，他们认为，旅游不能自动地带来和平[19-20]，和平是旅游的前提条件[21]，功能主义理论忽视了冲突和权力，而过于强调和谐与稳定。对前两者，新功能主义采取了折衷观点[22]：旅游是把双刃剑[23]。他们将旅游者个体或群体行为与国际关系变迁中的权力与对抗结合起来，探索国际旅游与国际和平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
“其实，恐惧就是我的组成部分。或许还是我身上最好的那一部分。正因为它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所以它兴许也就是仅有的你最喜爱的东西。否则，在我身上找得到什么值得你爱的东西呢？不过它的确值得爱的。”[17]355卡夫卡已不再恐惧“恐惧”了，反而由衷地表示了对于“恐惧”的好感：“完全承认恐惧的合理存在，所承认的要比恐惧本身所要求的还要多，我如此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我把自己全部身心都投向于他。”[17]355
旅游外交是低位政治与高位政治的战略耦合，也是国家行为与民间交往的多层次耦合。对于外交来说，旅游具有的和平话语和表现出的柔性方式丰富了官方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使国家对外交往更具灵活性和亲切感，有助于深层次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的实现。对于旅游来说，从一般性的经济产业和民间活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工具，提升了旅游的价值并丰富了其功能，使旅游在更高的国家和国际层面获得更多的关注。
在回归模型中，凡是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都称为线性回归模型，否则称为非线性回归模型.随机变量X和Y的样本点，在坐标系中是一个散点图，如果这些散点分布在一条直线周围，散点到该直线的距离之和最小，那么该直线就是这些点的线性回归方程.线性方程可以用最小二乘法求得.求出的线性方程必须检验，包括其一，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能否用线性模型来表示；其二，检验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求线性回归方程、检验过程都可以用SPSS软件完成.
1 旅游外交的层次
1.1 “传统”转向“多轨”
传统外交（也称政府外交或官方外交）的本质是一种政治活动，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目的是在不诉诸武力、宣传和法律前提下，确保国家目标得以实现[24]。国家领袖、政府官员和外交官是传统外交的执行者，当他们因旅游事务（或包含旅游意图）从事对外交往活动时，就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外交。“文革”时期，原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的旅游局划归至外交部领导，其主要任务是接待友好国家来宾参观访问。“旅游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25]，是对我国当时旅游外交的最好诠释，同时表明旅游在我国的“事业型”开端及其强大的政治和外交“基因”。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访问爱尔兰，这次充满私人情感的“回乡”之旅① 约翰·肯尼迪的曾祖父是爱尔兰人，他的家族是爱尔兰威克斯福德逃荒到美国的后裔。因此说1963年肯尼迪以个人名义访问爱尔兰可视为“回乡”之旅。 ，在美国民众间饱受争议[26]，但客观上成为爱尔兰和美国双边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极大加强了双方在贸易和文化上的联系。当前，旅游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频繁而丰富，如签署旅游战略协议、建立跨境旅游合作区、建立边界国际和平公园、召开国际旅游博览会、参与/承办世界旅游组织大会等，都属于传统的官方旅游外交。
前面第一个事例中自带一个疑问：旅游局接待外宾算是外交吗？人们会自然地认为这属于外交工作，而且涉及旅游外交的范畴。但换一个角度再提问：外宾来访对他的国家来说是外交吗？这可能会涉及对访客身份和来访意图的分析（如第二个事例），当然这种分析本身就带有传统的官方外交思维。如果将旅游者出国旅游看作是外交活动的话，就要引入公共外交的概念。下面讨论传统外交向公共外交的演化。
为区别于传统外交，国际关系学者提出非传统外交的4 个维度，即外交的公开化、民主化、社会化和虚拟化[8]，这是对秘密外交、精英外交、职业外交和实体外交等传统外交的挑战和突破。在外交的民主化进程中有一种观点：外交官作为文官应服从于外交大臣，外交大臣作为内阁成员应服从于国会多数，国会作为人民代表机关应服从握有主权的人民的意志[27]。依此观点逆推并演绎得出结论，人民的思想、意志和行为将对国家外交产生影响。然而外交政策兼顾公民立场只是传统外交向公共外交的“半转身”，公共外交的完全实现还有赖于公民的亲身参与。外交社会化理论中的“建构公民世界”[28]说明了这一观点，同时还引入了“多轨外交”的思想。“多轨外交”来源于1981年Joseph Montville最早提出的“第二轨道”外交思想[29]。“第二轨道”是有政策取向和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特殊的非官方人士进行的交往活动[30]，他们能够代表官方立场或是直接由官方组织和派出。2014年日本自民党领袖率3000人的“旅游文化交流团”来华访问，参加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此次属于“第二轨道”的由官方组织的民间旅游外交活动对两国消除隔阂意义重大。随着民间国际交往的日益加深，尤其是近年来国际旅游的兴起，旅游者跨国旅游活动频繁，这种现象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进而形成了“第三轨道”外交力量。“第三轨道”是纯民间的交流，没有官方背景和政府意图，其非正式性和民间色彩显得更为亲民和具有穿透力。在出国旅游成为国民休闲方式的全民外交时代，每个人都是公共外交使者，个人形象代表国家形象，个人行为出了问题，会迅速形成“晕轮效应”[31]，从而使国家形象受损。
据《世界旅游经济趋势报告（2017）》③ 2017年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发布了《世界旅游经济趋势报告（2017）》。 显示，2016年全球旅游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全球经济，全球旅游总收入达5.17 万亿美元，占全球GDP 的7.0%，主要原因包括国际旅游需求快速增长、跨国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各国签证便利化程度提高等。这些原因均涉及双边或多边旅游合作，是各国旅游外交的成果。Bruce Prideaux认为，解释贸易流的传统理论可用来说明国际旅游流，强调旅游流也是贸易流[68]。国家间的旅游合作也是贸易合作，涉及进出口、外贸和直接投资，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陷入经济不景气的国家来说，借助旅游外交可以提升国家旅游吸引力和国际旅游竞争力，吸引国外游客到访，从而增加外汇收入，使国家尽快摆脱经济困境，希腊和日本等国[69-70]都曾采取过这样的外交努力。对于旅游贸易逆差国来说，强大的客源优势不仅是经济资源，更是外交资本。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我国采取的“客源外交”战略，使各国对我国旅游客源的争夺演变成全球旅游资源竞争[71]。
1.2 旅游外交多层次传导路径
国际旅游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提供了近距离接触异文化的机会，旅游者通过“身临其境”式的走访和体验，形成关于旅游地的真实感知；当地人通过与旅游者的接触获得了对客源国文化的“零星印象”。这种感知或印象可能会加深、改变甚至颠覆先前彼此头脑中关于对方的想象，建构起对异国文化和民众新的认知。通过“合作的、亲密的、无偏见的”[33]旅游接触加深双方的文化联系，促进宽容与理解，缓和负面情绪，消除不良印象[34]。这一理论经常被公共外交领域用来研究民间交往对两个国家或民族关系的影响，被称为接触假设理论（contact hypothesis）。虽然接触假设理论在旅游方面缺乏实证研究[35]，但该理论的支持者在概念和现象描述方面仍然有所贡献，他们认为，在个人层面旅游对和平是起作用的[36]。当人们周游世界时，学会相互认识、理解和欣赏其他民族的特点，可增进国际间的理解。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经历长时间的不断积累，最终可能影响两国的外交关系。美国和澳大利亚相互假设对方为客源国，并向对方投放针对普通民众的旅游广告，通过对受访者前后态度的对比发现，旅游广告作为公共外交手段，不一定能吸引外国人去本国旅游，但是可使一国民众对另一国政府及整个国家产生好感[37-38]。
但很多时候，接触假设理论在旅游公共外交实践层面上会陷入解释困境，其原因有三：第一，旅游有时会在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之间形成负面态度[39]，如我国个别公民出国旅游时的不文明行为留给旅游地居民不好的印象；第二，旅游者依个人行为偏好进行观光和游览活动，大多时候并未深入接触当地居民，如国际旅行团成员的全部旅游活动都经过了标准化的安排，“浸入”当地社会程度低；第三，旅游者或当地居民个体情感和态度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时间与路径过长（图1）。
旅游者或接待者个人通过彼此接触产生了对对方的情感与态度，无数个体正面和负面情感与态度的叠加构成了朋友圈、家族、社会群体和阶层的总体情感与态度，群体的情感与态度在长时间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将会影响到某些组织机构、政府部门或是利益集团，这些掌握着一定话语权或决策权的组织在特定场合和适当时机下，可能会影响到国家决策机构和领导人思想，进而对另一国做出友好或不友好的国家外交决策及行为。由此可见，旅游外交通过民间渠道传导的路径过长，而且存在着太多的偶然因素和不可控因素。通过对接触假设理论失灵的三方面原因分析可知，该理论将视角局限于“第三轨道”——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即纯民间的公共外交领域，这是失灵的根本症结所在。如果将视野扩展至“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充分考虑到旅游外交的多层次性，即官方、半官方、民间多层次接触，那么情况会发生变化（图2）。由于政府（领导人）和旅游部门的介入，国家旅游外交在官方层面得到强有力推进；政府引导下的旅游企业和相关团体的参与，使得旅游外交在半官方层面得以开展，通过对政府部门和决策者中等强度的影响进而影响国家旅游外交政策；旅游组织、团队和个人的影响力和作用机制与原始模型相似，影响力较弱。在旅游客源国和旅游目的地国官方、半官方、民间彼此联系的网络关系下，多轨道、多层面交互影响及强、中、弱三个影响路径共同作用，使国家间的旅游外交政策更加鲜明。与原始模型中的“友好”和“不友好”相比，最终呈现出“亲密”或“敌对”的状态。
多层次的旅游外交呈现出的国际关系状态会受到若干因素影响，某些因素有利于状态的保持和稳固，另一些因素会促使现状发生改变，这种作用发生的原因和路径就构成了旅游外交的动力机制。
1.3 多层次组合下的动力机制
有的学者对“和平之因”论产生质疑，他们认为，旅游本身既不能导致偏见的自动消除，也不会促进社会关系的改善，旅游仅仅为社会接触的发生提供机会[57]。Litvin研究了旅游与和平的因果关系，他认为和平带来了旅游，而怀疑旅游促进和平[44]。Pratt 和Liu 站在全球视角使用模型对111 个国家的旅游与和平关系进行定量研究，模型中两个指标分别是国际游客到访量和经济与安全学会的全球和平指数。研究结论为，旅游不是和平的原因，而是和平的成果和受益者。旅游对中等收入国家最重要，对高收入国家次之，对低收入国家来说旅游与和平无明显关联[45]。Richter 和Waugh 认为，当政治环境出现不稳定时，旅游会急速下滑。不幸的是，许多国家领导人和规划者既不明白也不愿接受不是自然风光和文化资源，而是政治平静构成旅游首要条件这一事实[58]。
从国家（A 官方）层面来看，动力影响因素主要有改善国际关系意愿度（a1）、对旅游产业依赖度（a2）、旅游合作对国家战略贡献度（a3）。1978年，邓小平向民航总局和旅游总局负责人做出指示：“民航和旅游这两个行业很值得搞。中美两国关系虽然没有正常化，但商务关系是可以发展的。这样做有利于民航和旅游业的发展，要研究一个综合方案，把美国这个门打开。”[40]在国际形势变化和中美两国都有强烈意愿改善双边关系的前提下，国家领导人利用旅游为外交工具进行顶层战略设计，使旅游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先导。近年来，以色列试图与突尼斯建立外交关系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接触阿拉伯国家，二是关心在突的犹太人命运。反观突尼斯对以色列的态度呈现两面性，一方面谴责以方占领阿拉伯领土及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犹太人定居点，另一方面“主要基于旅游业考虑”[41]，始终没有中断与以方联系。2017年，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大会在成都召开并发布《“一带一路”旅游合作成都倡议》，巩固了与沿线56 个现有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基础，通过官方旅游外交方式推动国家战略实施。
此刻的母亲，就像他想着的一样，满脸带笑。只要母亲脸上有笑，阿里心里就很舒服。他也会呵呵地笑，仿佛梦里的享受一直在延续，一秒钟也未中断。有一回，母亲满脸忧伤，眼眶含泪。阿里醒时，吓一大跳。他立即就难过，甚至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伸出两只手，去拉扯母亲的嘴。母亲的嘴巴必须是张开着笑的。这样子阿里的心才会好受。
图1 旅游外交民间影响传导模型
Fig.1 Transmission model of the folk influence on tourism diplomacy
图2 旅游外交多层次传导模型
Fig.2 Multi-level transmission model on tourism diplomacy
从国家引导下的跨国公司、组织机构（B 半官方）行为看，动力因素主要包括实施主体的实力和知名度（b1）、利益关注度（b2）和官方支持度（b3）。北京中坤集团于2011年获得冰岛东北部一地块72.19%的所有权，并计划在此投资酒店及其他旅游服务设施。但计划书遭到了冰岛内政部的拒绝，理由是“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之外的主体进行房地产投资是被禁止的”[42]。然而，冰岛东北部地区行政长官对这项计划十分支持，并通过联合地方议会和游说活动，寻求促成中坤集团计划得以通过的路径。该事件表明，拥有相当实力和海外知名度的大型旅游集团在开展对外旅游商业活动时，其愿景和目标对于地方而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作为国家政府则对外国企业的计划保持着高度警惕。事件结果往往受关注度的影响，哪一方关注度更强烈、所采取的行动更有效，最终的结果就会越贴近该方意愿。
从公民个人（C民间）的国际旅游活动和文化交往行为来看，动力因素主要有旅游需求度（c1）、对外情感度（c2）及消费意愿度（c3）。如以色列开放边境旅游后，迅速成为中东地区的旅游热点。这些开放的边境景点向旅游者讲述着以色列和邻国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对旅游者有着特别的吸引力[43]，属于旅游者的情感家园。此外，旅游者消费意愿及能力也将促使旅游外交的开展。如果某国公民国际旅游消费水平高，必然成为他国争抢的客源，则该国在旅游外交中就占据优势地位，如前文提到以色列作为客源国对于阿拉伯国家突尼斯的重要性。同时，强势的客源国地位能够直接促使该国政府经常性地使用客源资本进行旅游外交谈判，从而实现本国在旅游、经贸及政治领域的其他诉求。
以上四点是我在教学观察作文的过程中总结的一些方法，我相信通过以上教学策略的实施，同学们的观察作文会有很大的进步。
图3 旅游外交多层次动力系统模型
Fig.3 Multi-level dynamic system model of tourism diplomacy
2 旅游外交的属性
甘地曾说：“我看到天南海北的文化飘绕我的庭院，清风吹来了和平的种子，因为旅行是和平的语言。”[44]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奥林匹克休战”（The Olympic Truce）就是君主们为运动员和观众安全的旅行（从遥远的家到赛场）而进行的“和平壮举”。很多希腊城邦在除奥运会之外的日子几乎一直处于战争之中，战争各方约定，奥运会开闭幕的前后7天为休战日，各国要为参会者提供保护。这使得外交、旅行、和平三者之间产生了关联。纵观我国外交史，带有不同目的的和平之旅是我国古代对外交往的一种特殊手段，鉴真东渡、玄奘西行、郑和七下西洋，在今天看虽属宗教之旅、政务之旅，但其旅游的形式和外交的效果流传百世。在2016年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发表题为《让旅游成为世界和平发展之舟》的讲话，再次将旅游的和平属性向全世界传递。研究旅游与和平的相互关系成为当代旅游外交的原初逻辑，但两者关系在学术界、旅游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中尚存争议[45-46]。
2.1 “和平之因”论
关于旅游促进和平的讨论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大多数学者基于非传统外交视角和“接触假设理论”进行解释。“和平之因”论的支持者认为，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资源，不同人群和社会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通常是依靠旅游完成的[18]。旅游企业可通过在当地人和旅游者之间建立信任而传递和平，不仅涉及环境、慈善和经济目标，而且还包括公民外交和透明度目标[47]。
1980年世界旅游组织（UNWTO）《马尼拉宣言》明确提到：期望旅游者的旅游活动能够为全球范围内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旅游是促进和平的重要力量，它能够弥合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分歧和心理隔阂[48]，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彼此接触，成为不同社会之间相互理解与和平共处的工具[49]，进而为世界带来和平[50-51]。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2013年在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亚洲峰会上说道：“旅行和旅游不仅是能促进商业繁荣，而且还能够带来和平、安全与理解。”旅游业加深了国际上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联系，为更加友好的全球关系和世界理解提供了机会[52]。在意识形态斗争最为激烈和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冷战时期，旅游外交仍然发挥着和平的功效，美苏两国曾签属协议增进旅游交往。叙利亚作为著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其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和罗马时期的文物遗产丰富，并试图以文物旅游外交缓和与美国的关系[53]。敌对双方积极的旅游交往，可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深化国际关系[54]，降低冲突风险[55]，使国际关系和国内社会变得更加稳定，最终实现全球和平。在实证研究方面，Becken和Carmignani做出了贡献，他们对126 个国家1995—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示，不断增加的游客量有利于促进稳定，增加和平机会[56]。
《政务公开法》旨在提升政务公开的立法层级，实现公权力行使全过程的公开。同时，为了回应社会各界关于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可以在现有的主动公开事项基础上，增加公务人员财产收入公开的规定，利用公开制度预防腐败，监督公权力机关，建设廉洁政府和清明政治。［4］
2.2 “和平之果”论
在事件分析前，先将物理学势能、动能和摩擦阻力引入本研究。笔者将旅游外交视作一个完整的动力系统（图3），国家、跨国企业与组织机构、旅游者是距地面高低不同的三个环形台面，台面四周较中间略高，呈“浅锅底形”；旅游外交诸多动力因素是摆放在各个环形台面上的球体，同层台面上的球体质量相当，但不同台面上球体质量由低到高依次增大；地面是国际关系中的外交平台，环形台面中空部分对应的地面区域是旅游外交接触面。由于存在坡度，每个球体都有向中空部分移动的趋势，且都有可能从各层的中空处滑落触及外交接触面，国家层面因素的重力势能转化成的动能最大，即对旅游外交接触面的冲击力也最大，跨国企业层面因素次之，旅游者层面因素最小。每个台面上都可能会有球体（因素）滑落，它们形成的动力叠加共同对旅游外交接触面起作用。某些时候，这些球体在向中空部分移动过程中，还会受到位于各层中空边缘的摩擦阻力带的影响，这些阻力可能来自国际形象不佳、文化冲突、国内政治动荡、自然灾害、治安不良、恐怖主义和疾病疫情等。当阻力足够大时，它们不会滑落台面，无法对地面产生冲击，即不会影响旅游外交。
2001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1］135，第一次明确使用政治文明这一概念。之后，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2］2416把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对政治文明的实现途径和根本要求做了深入的阐述，把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
“和平之果”论者将和平分为积极和平和消极和平，两者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积极和平是通过沟通、合作、教育、争端解决而实现的人们相互理解，可以促进旅游的发展，但通过旅游很难实现积极和平。消极和平建立在外交协议基础之上，只是没有战争和直接冲突，这种和平状态对旅游是有阻碍的，可被认为是旅游的必要非充分条件[59]，旅游此时只是和平幻象下的一种极其脆弱的双方交往方式。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多年来的政治努力都归于失败，在消极和平环境下，朝韩双方在旅游领域寻求合作，从“第二轨道”促进旅游交往，通过拉近关系为更加正式的政治谈判创造环境[60]。金刚山旅游区是朝鲜首个对韩国开放的旅游地，朝鲜和韩国现代集团联合开发。在朝韩政府的支持下，金刚山旅游项目于1998年11月启动，一度被视为朝韩和解、合作、统一进程的象征。但是，在2008年“7·11金刚山枪击事件”① 该事件是指2008年7月11日凌晨5 点，53 岁的韩国女游客朴旺子脱离金刚山旅游观光区域，进入朝鲜军事管制区域，被朝鲜哨兵远距离枪击身亡。 之后，金刚山旅游中断，朝韩旅游外交努力暂告失败。尽管未来金刚山旅游有重启希望② 2017年11月16日，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发布针对韩国统一、外交、安全领域的98名专家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内容关于是否有必要重启金刚山旅游项目，86.8%受访者回答有必要，其中63.3%回答很有必要；90.8%受访者认为重启金刚山旅游项目有助于改善韩朝关系。但截至2018年11月月底，朝韩双方尚未就金刚山旅游达成一致。 ，但该事件仍然印证了在消极和平环境下可能产生旅游，而旅游却无法真正推进和平进程并使之往积极和平方向转化。
2.3 折衷学派
针对旅游与和平的因果论，部分学者持相对中立的观点，即折衷学派。他们认为，负责任的旅游与和平是一对伙伴，它们相互促进，相互依存[61]。Scott在以塞浦路斯为案例进行研究时强调，旅游能够为环境和经济带来积极影响，也能够促进和平与谅解，但有时也会被当作冲突和排外的工具[19]。直到20 世纪90年代末，一系列停火协议的签署和相关外交举措使得游客到访量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和旅游吸引物的投资均有所增长[62]，和平红利为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机会。北爱尔兰政治不稳定成为旅游外交的动力，和解旅游和政治旅游能够为不同宗教派别的和解提供动力。北爱尔兰问题充分证明了旅游因和平而兴，并可能促进更大和平的可能性，这也是中立派的基本论调。和平是旅游的根基，旅游外交至少是在消极和平环境下产生的，它能够促进消极和平转向积极和平。
3 旅游外交的功能
3.1 弥合分歧与巩固同盟
当前的通信市场，从整个市场情况来看，表现为工业级与商用级通信不分，极易影响到工业通信的稳定、可靠和安全。这是由于专业与Knowhow的界限，导致很多企业用户对此概念的了解似是而非。同时工业通信也不是几个设备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很多的设备、软件集成在一起完成这个功能。而从市场应用来讲，各个行业发展不尽相同，例如交通、电力及冶金等行业对这个概念的认知度比较高。但对于智能制造的领域来讲，大多企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当今国际社会，旅游外交作为谋求国家利益的特殊手段，在双边和多边外交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它不仅有助于弥合政治与外交分歧，还能够巩固原本友好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或将众多国家聚拢在某个国际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中或目标倡议（如“一带一路”倡议）下，加深国际合作，为成员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俄罗斯和新西兰在建交65 周年之际，继续在旅游、商贸领域加强合作，以加深双边外交关系[67]。随着全球一体进程的不断发展，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世界旅游组织、20 国集团旅游部长会议、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等国际性旅游组织和旅游峰会为各国旅游外交建立了多边对话平台与协商机制，是新功能主义所倡导的依靠和平结构去防范旅游本身脆弱性风险的国际外交实践。
3.2 提振经济与新殖民主义
旅游外交实现了在官方、半官方、民间3个层次上的能量传导和扩散，完成了从“传统”转向“多轨”的演进过程。相较其他领域，旅游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声势更浩大、作用更显著。这也将旅游外交研究引向了公共外交的方向（“第二轨道”和“第三轨道”），甚至有些学者将旅游外交完全视为公共外交，而忽略了仍然起着重大（主导）作用的官方旅游外交（“第一轨道”）。旅游外交既包括官方机构交往，也包括游客、旅游企业、行业组织与智力机构的交往；既包括文化交流，也包括旅游经营、服务和投资等经济交流[32]。因此，旅游外交是“多轨”并存，多管齐下的外交方式和手段，它能够在“低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和高位政治（主权、安全、和平等）之间游刃有余地切换并服务于国家利益。
旅游外交的经济功能还与近年受到国际社会较多关注的新殖民主义相联系。新殖民主义是二战以后西方强国对非西方国家实施的一种侵略政策和手段，它不同于以往的殖民统治，采取的是更为隐蔽的、间接的经济手段。Mckercher 和Decosta研究了后殖民主义时代旅游活动的作用，包括原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上的殖民关系推动新殖民主义，加强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方面旅游的作用[72]。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国际合作和海外投资都呈现活跃态势，一些合作双赢的旅游外交项目被西方学者视为别有用心的“新殖民主义变体”[73]，认为“中国企业在冰岛的旅游开发采取了非对抗路线，保证了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利益”[74]，“通过旅游外交和与极地国家联合开发，来触及这一区域的资源”[75]。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非洲多个国家开展了更为紧密的旅游合作，这种做法也被西方国家指控为中国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与非洲的对话是坦诚友好的，中非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能够共同促进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也将给中非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实惠[76]。合作双方是否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是区别新殖民主义与合作共赢伙伴关系的根本区别，也是我国对某些污蔑言论的反击。
3.3 文化交流与形象塑造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说，“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是增强人们亲近感的最好方式”① 2013年3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上的致辞。 。旅游外交不只是外交手段和国家工具，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与价值观输出的重要渠道。文化与形象已成为国家重要的“软实力”，综合使用多种旅游外交手段（如组织与召开国际旅游会议、加入国际友好城市旅游联盟、推广国家旅游形象宣传片、推送国家旅游广告、建立跨境旅游合作机制、加强文化旅游团交流等）能够沟通不同文化并塑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吸引投资与客源，由此带动经济和商业发展。2004年在法国巴黎进行了一场充满中国元素的盛装行进表演，80万各国游客目睹了活动盛况，活动展现了当代中国风采，产生了积极的旅游、文化和外交影响；泰国通过旅游外交途径宣传优美自然风光和地方好客精神，来试图摆脱“性旅游地”的负面影响[77]；俄罗斯通过推动青年国际旅游的外交政策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78]。可见，旅游外交既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信，也有利于将国家形象传播于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旅游公共外交领域应重视对出国旅游国民的教育与监督，因为每个旅游者都可被视为“民间外交工作者”，他们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代表整个国家。
3.4 外交报复与谅解
旅游外交虽多以“和平面孔”出现，但仍然保持着普通外交手段的两面性：对抗与和解。当一国政府认定他国的某种行为和现象不利于双方关系发展或公民间互访，往往会采取旅游外交反制措施来表达不满[79]。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禁止本国公民前往古巴旅游以示对该国的外交制裁[2]。2004年，为了抗议加拿大总理抨击中国人权状况以及加政府接见达赖，中国政府断然拒绝商谈了4年之久的中加双边旅游协议，暂缓授予加拿大ADS② ADS（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是“被批准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加注ADS签证后仅限于在被批准的旅游目的地国家一地旅游，此签证在目的地国家境内不可签转，不可延期。持有这种签证的人必须团进团出，最低6人成团。 地位。
旅游警示是一国政府提醒本国公民赴国外旅游目的地或外国游客来本国进行旅游活动需要注意的事项，有时是单纯出于安全考虑（如旅游地发生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政治动荡），有时则会被政府当作旅游外交报复工具使用。自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恶化，2017年3月3日中国国家旅游局针对多起中国公民入境韩国济州岛受阻事件发布赴韩旅游警示，之后中国各大旅行商下架所有赴韩游产品，给韩国旅游业造成沉重打击。
随着旅游的国际政治色彩越发浓烈，很多国家试图利用旅游外交来影响国际关系。菲律宾曾试图通过发展入境旅游以求得国际社会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多年来，中国政府通过调整签证政策，来鼓励或打击与日本的旅游贸易；以色列开放边境旅游来缓和阿拉伯国家对其的敌对情绪。
文中在研究Minimax算法的基础上，通过将Minimax算法转化为可以求解的非线性规划问题对多口径多波束反射面天线进行赋形。为说明问题，设定参数建模设计了一个四口径多波束天线，将口径面的相位值作为优化对象，由口径场法根据口径面的电场值和设定的相位值，求得远区场的场值。将其中的边缘波束增益和副瓣电平值作为目标函数，通过优化得到赋形后的口径面相位值，然后离散化反射面得到赋形后反射面上任一点的位置信息，得到重构后的反射面，从而达到提高天线C/I值的目的。赋形后的反射面其C/I值相比于赋形前提高2 dB，达到了比较好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的价值。
4 总结与展望
随着旅游业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旅游外交的功能性和工具性将进一步凸显。虽然旅游外交作为官方概念刚刚提出，但旅游外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手段和工具在国际社会中运用已久。本文将旅游外交置于全球视角下，打破时空界限，对国际上旅游外交理论与实践进行分析解读，但由于国内外有关旅游外交的研究成果有限，因此本文将前人研究成果、学界主要观点、各国旅游外交实践融入旅游外交层次、属性和功能各部分中进行解读与阐述。
国际旅游可以作为政治外交的开路先锋和催化剂[63]，二战后旅游活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间原有的交往方式和国际政治生活的内部结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Kendrick等人研究了美国公民对“古巴旅游运动”的反应[64]。通过解除禁运前后美国人对前往古巴旅游的兴趣对比显示，当古巴旅游广告在美播放后，美国人赴古巴旅游兴趣大增，同时对古巴政府和人民的态度有所改观。近年，美国与伊朗关系有所缓解，2013年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进行电话会谈，伊方承诺放松签证管制向美国游客敞开大门，同时美方减少对伊经济制裁[65]。伊朗正在试图通过旅游外交，以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吸引外国游客，缓和与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旅游公共外交促进了游客与当地人自愿而亲密地互动，这使得双方对彼此的态度有了积极的改观。旅游以民间交往的形式可以帮助两个怀有敌对情绪的民族弥合分歧。此外，作为民间外交的关键角色，导游员的话语力量不容忽视。Friedl强调，在战后地区积极而正面的讲解有助于人们消除误解和敌对情绪[66]。
旅游外交作为国际社会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手段已被广泛运用，但作为独立的官方概念刚刚于2015年由我国政府提出。旅游外交受到不断演化中的国际政治格局、瞬息万变的当前国际局势和全球旅游业发展规律的多重影响，总体呈现出多层次、和平性、功能丰富的特点，这些特点处于多种国际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和控制下。通过本文对当前旅游外交理论、观点、实践的归纳与分析，总结如下：
首先，关于层次。旅游外交分为官方（“第一轨道”）、半官方（“第二轨道”）和民间（“第三轨道”）3个彼此关联而级别不同的层次。旅游外交最早在官方层面得到实践应用，而后扩展到半官方和民间。后两者作为非传统外交（公共外交）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在很多研究中只关注公共外交而忽视了官方旅游外交。本文构建起旅游外交多层次动力系统模型，并以现实案例分析了系统模型的动力机制。
第二，关于属性。旅游天生具有的和平属性使其成为很多国家和政府所乐于采取的外交途径，但在旅游与和平因果关系方面，学术界、实业界和政策制定者们仍存在争议，折衷学派关于“旅游与和平互存互促”的观点为旅游外交在不同环境中（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的运用提供了理论解释。
第三，关于功能。基于旅游外交的多层次性与和平属性，提出旅游外交具有弥合分歧与巩固同盟、提振经济与新殖民主义、文化交流与形象塑造、外交报复与谅解等多种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组合功能，而且这些旅游外交功能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运用。
在后续的旅游外交研究中将进一步梳理旅游外交的层次、属性和功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不同的层次将受到怎样的属性约束，究竟产生怎样的功能，多大程度地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利益等。随着旅游外交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必然在表现形式和功能上更加多样化，同时将进一步深化国际关系理论，丰富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本文只是对旅游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初步探讨，期望引起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对旅游外交进行更加深入与科学的研究。
在施肥管理中，拔节肥料和攻穗肥很重要。穗期是玉米生长过程中需要养料和吸收养料最多的时期，追肥量应该占到施肥总量的75%-100%，追肥量主要依据玉米的产量指标、基肥和种肥的施用情况和植株长势确定。在施肥管理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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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Diplomacy:Levels,Attributes and Functions
LI Fei
(College of Tourism,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
Abstract: Tourism diplomacy is a strategic coupling between low and high politic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ts peaceful discourse and flexible approach enrich the theory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y also enhance the value of tourism and enrich its functions. The practice of tourism diplomacy has been conduc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a long time； however,it emerged as an independent official concept following a proposal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2015. At present,most research in China and overseas focuses on tourism diplomacy as a means of public diplomacy to promot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mage； research has ignored the multilevel nature of tourism diplomacy.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discussion of three basic problems(levels,attributes,and functions)of tourism diplomac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First,tourism diplomacy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the official level (“first track”)； semiofficial level(“second track”)；and civil level(“third track”).Though the three levels differ in terms of official status,they are related to one another.Tourism diplomacy was first put into practice at the official level and then expanded to semiofficial and civil areas. As forms of nontraditional diplomacy (public diplomacy),semiofficial and civil levels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oday’s international arena；accordingly,many studies have focused only on public diplomacy,ignoring official tourism diplomac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ourism Diplomacy Multilevel Dynamic System Model and analyze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model based on real cases.
本文在写法上跟《童年的味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小朋友们可以自行比较、学习。小朋友们还可以想一想：小作者的童年跟她爸爸的童年有什么不一样？
Second,the inherently peaceful nature of tourism makes it a diplomatic route that many countries and governments are keen to adopt. However,controversy remains among academics,business circles,and policy makers regard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peace. The eclectic school’s view of tourism and peace existing and promoting each oth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use of tourism diplomacy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negative and positive peace).Through discussions of the cause of peace,the fruits of peace,and eclectic views,this approach underlines the natural peaceful attributes of tourism diplomacy.
Third,with expansion of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ourism diplomacy,its functions have become more diverse. That diversity is evident mainly in terms of bridging differences and consolidating alliances,boosting the economy and neocolonialism,cultural exchanges and image building,and diplomatic retal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Giv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th tourism diplomacy,in which theory lags behi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this paper i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subject. We hope that with respect to tourism diplomacy,this study can stimulate scholars and other experts to develop more scientific ways of thinking and promote discussion. It is necessary for future studies to examine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 among the levels,attributes,and functions of tourism diplomacy.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need to be addressed: What are the constraints on the different levels? What other functions does tourism diplomacy have?To what extent does it follow and serve the national interest?
Keywords: tourism diplomacy；tourism politics；public diplomacy；tourism functions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19)03-0113-12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3.014
引用格式： 李 飞. 论旅游外交：层次、属性和功能[J]. 旅游学刊，2019，34（3）：113-124. [LI Fei. Tourism diplomacy: Levels,attributes and functions[J].Tourism Tribune ，2019，34（3）：113-124.]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地区跨境廊道遗产价值与功能研究”（13 YJCZH175）和北京联合大学人才强校优选计划（BPHR2019 CSPHR2019）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ject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to LI Fei) (No.17YJCZH080) and Talent Selection Program ot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to LI Fei)(No.BPHR2019CS06).]
［收稿日期］ 2018-01-09；
［修订日期］ 2018-08-08
［作者简介］ 李飞（1979－），男，天津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外交，E-mail：lifei@buu.edu.cn。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刘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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