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发展自身规律及其人文价值的深层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规律论文,价值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必须对自然存在和人的实践经验进行逻辑分析，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特点，从而也无法向前发展；但从今天科学主义面临的质疑和挑战来说，如果不学探讨科学发展的外部条件，特别是不揭示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对人自身的意义，科学就将黯然失色，进退维谷。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历程和走向，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复杂关系，来探讨和思考一下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及其所蕴含的人文价值。
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越来越明显和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传统的研究模式受到了挑战。科学哲学不研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面临自身存在的危机。从科学研究的内在发展规律和目前科学哲学的研究转向及科学社会学的兴起无不说明了人文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强有力影响。
从科学研究内部的发展规律来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在它自身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和层次的时候，要实现功能的进化就产生了和外部系统进行交换的必然趋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等在作为大科学这个整体中彼此互补，相互促进；并进行内部的自组织协调，达到量变和质变、对立和统一、肯定与否定的协调统一。科学研究向社会和人文因素的转向正是这一过程的表征。现代科技观的发展和科学哲学研究的转向已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的“正统科学哲学”开始，经历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几个流派的发展，也表现了科学哲学转向的这种主导倾向。逻辑实证主义主张对科学知识的结构作静态的逻辑分析以建立精确的科学哲学，正是这种实证主义态度，这种对科学的实证分析的推崇导致了科学主义的兴起。科学主义思潮的特点是崇尚科学理性，主张按“精确的科学模式”建立哲学，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实证科学为基础，仅仅把理性限制在经验现象的范围内，用实证理性反对抽象理性，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把哲学归结为是对科学的认识和关于科学的方法理论，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对形而上学强有力的破除，科学主义的思想就难以产生和立足。但它却以一种经验理性的极端形式否定了传统哲学和其它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所以从它开始产生的那天起内含着不可克服的时代局限性，这就是它把哲学仅仅局限在经验理性的范围内。
科学主义思潮虽总是注重以自然科学和逻辑科学作为研究的主题，但也还是不能绝对地否认人的问题，也总是要将科学与人的问题结合起来，只不过这种结合采取了自发的和外在的形式，完全是用对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来解释和解决人及有关人的问题。近代以来，由于科学主义思潮对科学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关怀，就形成了西方社会人类万能主义的人文精神塑建，在反宗教和反上帝的形式下，使科学理性走向了和这种人文精神的外在结合，充当了一种工具理性的角色。拥有理性的人成了世界的主宰，对自然的掠夺造成了人自身生存的困难重重，回首往事，人不得不对自己的科学价值观重新思索，于是导致了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其中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或证伪主义）可以看成是由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它将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方法论，主张对科学理论的发现过程作动态的逻辑分析，这已具有了历史主义的萌芽，表现了科学研究向外部条件转移之趋势，在处理科学和社会的关系上显得比逻辑实证主义理智和温和。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认为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是揭示科学是怎样发展的、即科学发展的模式和范式如何，主张从动态的历史角度审视科学。认为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心理学与社会学应当结合起来，反对对科学知识作静态的逻辑分析。历史主义的出现对科学哲学的转向有重大影响，表明科学研究受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可避免性。新历史主义学派继承了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科学哲学研究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要求对科学史进行合理的重建，这更表明了科学哲学研究向外部其它社会条件转移的目标倾向。总之，历史主义学派对非理性思维在科学理论乃至思维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推崇，对科学与非科学固定界限的消解，主张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多元化等等，归结到一点，都是强调外部社会背景条件、人文因素和精神心理活动对科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在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关系上，费耶阿本德就坚决反对科学只是理性的这一传统观念，认为科学也不能排除非理性，在科学的历史进展中，非理性因素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成分。企图排除非理性，以为这样才能使科学更加理性化、更加准确化的想法，其结果会最终“消灭科学”本身。因为科学理论是人创造的，在人的思维中不可免地要掺入非理性因素。关于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上，历史主义强调在科学和非科学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成不变的界限。在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多元化上历史主义强调科学理论与已知经验事实之间、各种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性和不可通约性，理论是多元的，方法也是多元的，不能片面强调一种科学方面而贬低或否定另一种科学方法。即是说，不存在普通适用的方法论原则，应采取开放式和发散式多元方法。尽管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常带有极端化和绝对化倾向，但却包含有对科学研究从注重内部条件向注重外部条件转移的合理性启示。科学社会学的兴起，更加促进了科学研究向社会和人文因素转向的影响。人们一般地把默顿1938年《奥西里斯》（Osiris）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看作是科学社会学诞生的标志，在科学发展史上，通常也将这篇文章看作是对科学发展的社会因素研究的一篇杰作。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把科学社会学当成是对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的研究。目前关于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方面的研究已成为西方科学、文化与社会进步思想研究的主流。
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界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它以反现代性、反决定性、反理性，主张非线性、非决定性和非理性为主要特征。反映到科学上，就是反对60年代以前科学被看成是理性活动及其产品的累积进步过程，它倡导对科学的研究不仅引入心理的社会和非理性的方法，而且主张引入人种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把研究的重心从科学思想逻辑结构分析转向科学实践的实验、技术与应用开发、共同体和结构以及科学的政策等方面，把科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提高到了显著位置。后现代主义的科技观又进一步发挥了历史主义观点，将科学的发展看成是范式的转变，使人们愈加强调科学实践效应而非观念自身的延续，越来越强调社会因素等的作用，从而使人们对科学理性的传统理解有了改变，其核心是人们的科技观的转变。科学不再被单纯看成是理性的进步，而是由历史背景和社会实践所构成。
二
上述转向尽管是历史事实，但如果我们再进行深入的思考，就不难发现或不能否认科学还仍有它自身的内在的发展逻辑和规律。科学的研究对象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就是客观实在，而很少关注社会和人等其它因素。所以，对于科学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应是科学哲学的基础和起点。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并不是要抛弃对经验的逻辑分析前提。科学哲学在没有对科学事实进行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进而研究科学知识本身产生与发展的内部因素之时，就来研究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外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因素，会使科学哲学失去基础，即失去了“逻辑”和“理性”意蕴。因此，科学事件本身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开端。所以我们将科学哲学对经验事实的逻辑分析看成是对科学研究的第一基本前提条件。科学哲学的发展无疑是先从分析科学概念和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内部因素开始，逐渐地由内向外扩展，而后考虑到与其它学科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其中包括一切社会科学和哲学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所以对科学主义的拒斥不能否定经验的逻辑分析原则这个前提。
科学哲学这种逻辑分析方法不仅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而且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当今时代科学的发展仍然需要作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分析，只是不必对其它科学与人和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排斥和否决，而是相互协调和互补的，而且是以社会和人的发展为追求的目标和落脚点。人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科学技术使自然界满足人的需要，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我们要建立以社会和人的发展为本体的新形而上学关怀，走出工具理性主义的误区，找到科学恰当的存在地位和意义。科学哲学发展的事实证明，历史主义特别是新历史主义学派，尽管主要是以历史主义的方法，把哲学的任务看作是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来建立历史模型，因而使科学的研究已初步涉及到了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开始注重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中的评价作用，把科学看作是人的历史性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和历史性，越来越具有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作用的倾向等等；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否认理性逻辑分析的作用，力图把历史主义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相统一。从拉卡托斯、夏佩尔、劳丹和普特南第一些科学哲学家的阐述中都可以看出在这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从而寻找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当然，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极端地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否定科学和哲学作为文化意义存在的可能性，具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他们强调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式中的一种，它并不比其他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也不存在其它人们需要模仿的不同的绝对方法。科学与神学、历史学、文学没有什么不同的分界限。科学不应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他们在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同时，实际上也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的主张。他们反对一切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和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哲学只不过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很像是一种“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在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过程中，揭示出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领域存在之间的相似性，在“新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将各种文化统统关联融合起来，这从方法上来看实际上是一种多元方法论。其实质就是反对构成现代西方文明根基的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反对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控制论式的思维方式，力求打碎和挣脱哲学思维中知性思维方式的限制。这种哲学的批判倾向与辩证法具有一致性；它把科学的价值与社会发展效果联系起来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极端排斥科学和理性，也反对哲学辩证法对超验形而上学的追求，反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和哲学理想，表达了对人类理性信念的怀疑、厌倦和无奈的悲观主义态度。因而对知性思维方式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拆解导致了意义的崩溃和确定性的消失，人的经验、语言和社会生活被拆解成无意义的碎片或在结构中无限消失着的无法捕捉的东西。这似乎又是一种经验论或现象论的辩证法。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是真正想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其哲学的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否定了理性就否定了科学，在一定意义上就否定了哲学。理性是一切科学的基本表达手段，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根据和前提。我们必须坚持这个前提，以促进科学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进步，才能正确地把握住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意义问题。
三
下边我们就要专门阐述一下科学研究当中有关人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学前提问题。作为科学发展的外部条件，在前边所论述的关于科技观和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当中我们已揭示出了这一特点和趋势，即人文和社会因素对科学运动和发展的历史影响，或价值学上的目标追求问题。效用性是科学理论追求的目标，是否有效用也可以对科学的发展进行抉择。在美国现代科学哲学家拉雷·劳丹所提出的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模式中，提高理论解决问题的效力被作为科学追求的目标。劳丹明确指出，科学的进步就在于后继理论比前驱理论解决更多的问题。任何理论都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近似地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解决问题并不需要十分精确、解决的方式也会变化和发展。由此，劳丹在论及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标准问题时，主张把科学的目的和评价标准合而为一，即把目的和价值结合。他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追求最难解决问题的理论，而评价科学进步或理论选择的标准也是看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或能力。劳丹的见解有一定的道理。科学理论具有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作用，当然具有实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排除把效用作为科学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科学进步是追求真理（理论）和追求效用的统一。把真理当成是科学的唯一目的固然片面，但只强调理论的效用性同样片面。只有准确地把握两方面的统一，才能更好地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
这里需要着重强调和注意的是传统科学哲学都是分析和说明科学是如何运行和发展的。包括历史主义学派在内也都是站在以科学为本的立场上来说明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而我们应该突破一切传统科学哲学的界限，站在以人为本的形而上学立场上来揭示科学研究活动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价值意义。科学不关心社会和人就失去了最终目标，人不给科学以形而上学的关怀人将失去自身。哲学就是要给予科学对社会和人的发展以价值和意义上的考察，即所谓哲学的生存论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技观和社会发展观就是不仅坚持从科学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来认识科学，更重要的是从它们的互动关系中来认识社会，不仅要认识到一切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发展的价值，而且要认识到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和人的价值，即通常我们所谈的科学的价值，它是人类文明的杠杆，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进步同样也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前提。二者的相互作用是在人的实践当中来得到实现的。所以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实践。
如果从层次和结构上看科学技术的社会人文价值可以分为社会的物质文明价值、精神文明价值和社会制度的文明价值，这三项价值的集中体现就是人的价值。科技对社会的物质文明价值就是一种物化的知识力量，是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物质成果。科技对社会的精神文明价值就是指它不仅是整个社会意识形式当中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人类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有极其重要作用，对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发生强烈影响，也促使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科学技术的社会制度文明价值是指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从根本上推动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实现社会和自然的统一，从而实现制度的进步。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使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发生巨大变革，从而也改变了生产关系，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实现社会形态的变更。比如说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方式的更新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等等。法兰克福学派就曾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关系方面的相互影响做过大量的研究，它提出的科技进步导致两种社会制度趋同的理论虽不可取，但是研究科技进步与社会制度发展关系的着眼点却有借鉴意义。科学技术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制度文明各方面的价值都集中地表现在它的人自身的价值上。科学技术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使人不断完善，最终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完整的人。因此，人的完善既是科学技术价值的出发点，也是科学技术价值的归宿点，此前提性具有双重含义。科学技术对人自身的价值是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实现的。自然界既是人类需要的对象，又是表现和确证人类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反过来说，人类也是自然的对象。作为人的对象的自然界，自从出现了人类之后，它再也不是离开人的抽象存在物，而是不断地作用于人类，它不仅使人类生存、延续和不断进化，而且还造就了各种社会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的科学技术对人自身的价值还要影射到社会关系当中，就是要处理好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关系。
正因为人与自然是矛盾的对象性关系，所以科学技术在对人类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同时，也包含给人类带来某些消极后果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重视防止高科技的负效应，例如自然环境的破坏、战争与核威胁和人类病毒传染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社会价值又有正价值与负价值之分，这样我们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人文价值的性质与程度的分析研究在当前就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
按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不仅在于改变外部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改变人自身。人类改变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服世界以表达自己的万能，而是以此为手段改善和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人类只有达到整体性的自由自主，成为自身的主人，才能真正合理地支配外部世界。只有普遍消除了社会对抗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实现“类”的自由，也只有到那时，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相处，使科学技术全面造福人类。我们相信未来的科学技术和未来的社会，必将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整个人类也必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人类不仅成为真正的社会人，同时也成为自然的真正主人，以自由人的身份驾驭自然。这种美好的未来境界，既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体现着科学技术的伟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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