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主宰当今世界？——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主宰论文,当今世界论文,文明论文,评亨廷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分三个部分，即现代国际冲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中国威胁”论的背后，冲突还是融合，论述了应该如何看待当代世界及其冲突，评论了美国学者塞谬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他的论点经不起理论、现实、历史的检验。本文认为，国家利益的对立是现代国际冲突的根源，把它归罪于文明的差异是不能成立的；炮制根本不存在的“中国威胁”论是为了给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辩护，把不同文明圈的国家作为敌手来对待是危险的；文明间的“差异——碰撞——冲突——重构——融合”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文明间的冲突将永世长存的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当今世界，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大量信息的广为传播、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使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彼此间的相互依存性和渗透性愈来愈大，从而使当今世界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要求各国加强经济合作和各个方面的交流，谋求共同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国际社会是由各个主权国家组成的，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必然会产生种种矛盾和对抗，在冷战结束后的当今世界更是如此。当前，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各种政治力量正在重新分化组合，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动荡不安，合作与对抗并存，协调与竞争同在，国家间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因此，世界的发展要求人们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差异，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加强合作，增进友好，竞争共处，这对各方都是公平合理的，也是符合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总趋势的要求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歧视乃至仇视属于不同文明——文化圈的国家和民族，把它们作为敌手来对待，企图加以遏制、围堵，这在理论上是谬误的，运用于现实国际政治中则更是危险的。遗憾的是，美国著名学者享廷顿倡导的“文明冲突”论恰恰属于后者。
哈佛大学教授、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谬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于1993年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其主旨是，冷战结束后正在形成世界的划分标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制度方面的歧异，而是文明／文化。他断言，“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今后的全球政治。各文明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的主战场。”他还认为，今后世界的走向将由七、八个主要的文明互动形成。未来国际政治的核心最可能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尤其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最具“威胁性”。亨廷顿还认为，文明间的冲突将永远不会泯灭，不同文明／文化是不会出现全球性的大融合的，但每一种文明必须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发表后风靡一时，《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予以摘要转载，世界新闻媒介将之广为传播，备受各方瞩目，但褒贬不一。面对伊斯兰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如潮批评，他于1993年冬又在《外交》上发表辩解文章《驳对＜文明的冲突＞的批评》，仍坚持己见，不改初衷。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当今世界，应该怎样评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的论点经得起理论、现实、历史的检验吗？本文拟略作分析。
一 现代国际冲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确实，当今世界上存在着缤纷而多元的文明／文化，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随着交通的发达、信息的传播、交往的增多、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加速了不同文明／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促进了人类生活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能否像亨廷顿那样，把文明／文化方面的差异说成是引发现代国际冲突的主导因素，把文明／文化间的歧异当作是世界许多地区热点出现和冲突爆发的根源呢？回答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文明，或者亨廷顿文章中从总体意义上所说的文化，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主要表现为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外交确实具有强大渗透力和影响力。但是，文明／文化对社会和人们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间接的、无形的、精神上的。由此可知，文明，即总体意义上的文化与通常人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即与政治、经济并列的文化不是一回事，它跨越国界、超越民族，凌驾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外交乃至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上，作用于社会和人们的精神世界。
那么，究竟如何认识和评价总体意义上的文化对现实国际政治的影响呢？这些年来，一批西方国家的学者特别重视和强调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提出了所谓的“文化中心论”。他们认为，19世纪国际关系的中心是领土资源争夺和权力角逐；20世纪国际关系的中心是市场争夺和意识形态斗争；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中心则转化为文化竞争，即争夺文化制高点。“文化中心论”者企图为民族和国家生存和发展提供某种功利性的理论论证。由此可知，从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文化中心论”的延伸和发展，而且把“文化中心论”推向了极端。然而，不管是“文化中心论”，还是“文明冲突论”，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中都是站不住脚的，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些理论无视或者至少是忽视了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国际关系最基本的、最主要的行为体是主权国家，而非某种跨越国界、超越民族的文明或文化；国家利益是直接制约、主导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根本动因，而非看不见、摸不着、在背后发挥间接、潜在作用的文明或文化；追求或维护不同的、对立的国家利益，是现代国际冲突产生的根源。诚然，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这种国家利益的冲突往往借助于文明、文化或宗教的形式和表象。亨廷顿文章中一再提到的，所谓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就是现实的国家利益的对立借助于文化和宗教外衣而出现的典型例证。
我们还可以从国际关系理论来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出现亨廷顿所说的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呢？如前所论，总根源是国家利益的不同或对立。但国家利益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可以区分为主权利益和强权利益两大类。各个国家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这是主权范围内正当的国家利益。它必须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不允许借口本国的主权利益而去侵害他国的主权利益。强权利益，则以追求霸权为目标，以强行干涉或武力威胁为手段，侵害他国的主权利益，它早已超越了正当的国家主权利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大多属于主权利益对立的性质，而西方大国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的主要根源则在于强权利益在作崇。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西方大国仍然控制着世界，他们以强权政治为纽带，以追求霸权为目标，热衷于干涉别国内政，不仅维护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结构和不合理的经济关系，而且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和思想渗透，企图把西方所标榜的价值观念、人权标准、议会政治、经济市场化和政治自由化强加于人。
正是这种强权利益才是引发西方大国与非西方国家发生许多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西方与非西方的“文明冲突”仅仅是表象，坚持强权利益与反对强权利益的对抗才是实质。文明、宗教和其他亨廷顿认为的有“文化认同”的因素，往往被利用来掩饰西方大国追求和维护强权利益的真正意图。发展中国家群起反对表现为国家强权利益的霸权主义是被迫应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所必需的，而非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由上可知，亨廷顿把当代国际冲突祸根归罪于文化的歧异、“文明的冲突”，这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是不能成立的。
二 在“中国威胁”论的背后
“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相结合而形成的势力，对“西方文明”最具“威胁性”，它们向“西方文明”提出了“挑战”，是未来国际冲突的焦点。这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来的中心论点之一。他明确提出，西方的支配地位已受到“儒教和伊斯兰教结合势力的威胁，这股势力的显现，使西方的利益、价值和权力受到挑战”。他还危言耸听地警告说：“儒教和伊斯兰教已在军事上结合，企图让有关国家购置抗衡西方军力所需的武器与工艺。”
为了唤起西方国家人民对“儒教和伊斯兰教结合势力”的恐惧和敌视，亨廷顿公然鼓吹西方应保持庞大的军事预算、强大的军力以对付这股势力的“威胁”。随着中国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的迅猛崛起和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亨廷顿十分关注他所说的“儒教文化区”——“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和亚洲国家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前景，他认为，“如果文化上的共同性是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未来主要的东亚经济集团很可能将以中国为中心。事实上，这个集团正在形成。”亨廷顿警告说，迅速成长中的大中国将对西方构成“威胁”，西方要认真防范。言下之意是要西方想方设法阻挡中国的前进。与此同时，亨廷顿还再三谈到伊斯兰教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社会造成的威胁。在他看来，仿佛伊斯兰国家反对外来势力的干涉，争取自决、独立、领土和主权的斗争是世界动乱的根源，更是对西方的“威胁”。
正是根据以上偏颇和谬误的认识，亨廷顿向西方国家领导集团出谋献策，要他们对此作出积极反应：扩大西方文明体系，争取把东欧和拉丁美洲融入西方社会；强化西方文明体系内成员间的合作和团结；增强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其他文明严加防范，最终有效地把他们限制在一个无法对外扩张的环境里，以保持西方文明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支配地位。就这样，亨廷顿以他独特的“文明冲突论”的倡导者角色，主动请缨，加入了西方世界喧嚣一时的“中国威胁”论和“伊斯兰威胁”论的行列。
众所周知，正如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宣称和保证的那样，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立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中国反对军备竞赛，主张根据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行有效的裁军和军控。中国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所以，说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结合”起来或单独“威胁”西方国家纯属子虚乌有。近几年来，中国适度增加一些军事开支完全是正常范围内的需要，更何况与美国或某些西方大国庞大的军事预算相比仅是一个零头而已。至于中国出口一些军事装备也是极为有限的，与某些西方国家在大量倾销军火不能同日而语，有天壤之别。亨廷顿的这种认识不禁使人想起中国的一句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根据亨廷顿的逻辑，仿佛只有某几个西方大国“有权”为所欲为，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恣意侵犯别国的独立权，干涉别国的内政，恃强凌弱，以富压贫，这才是合理的，别人不能说半个不字，否则就是对西方的“威胁”。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说到伊斯兰国家对西方的“威胁”，也是不存在的。确实，冷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中涌现出了一股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浪潮，使国际关系中增添了新的活跃因素，对世界未来的走向也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伊斯兰国家目前所经历的动荡不安，实际上是进行内部的变革和重组，以便有可能增进团结和合作，摆脱过去那种对外部势力的依附，争取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在客观上势必形成对某些西方大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冲击，但这并不等同于对西方“造成了威胁”。这正如人们所说的，在当今世界，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是行不通的，“伊斯兰教威胁”论可以休矣！
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在根本不存在的“儒教威胁”论即“中国威胁”论以及“伊斯兰教威胁”论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意图？
首先，是为了西方大国、主要是为美国保持和巩固在亚洲和中东地区的“支配地位”服务的。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东南亚国家迅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伊斯兰国家十分活跃的复兴运动及其对世界事务的深刻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深感他们的这些地区传统的“支配地位”已岌岌可危、根基动摇，即亨廷顿所说的“使西方的利益、价值和权力受以挑战”。出于维护西方在亚洲和中东的利益、权力和价值观念的考虑，需要以所谓的“威胁”论作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干预、思想和文化渗透的借口。
其次，为美国等西方大国保持庞大的军事开支和强大的军力制造根据，为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和西方大国向亚洲和中东地区大量倾销军火寻找理由。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军备竞赛的降温，西方大国的军事预算削减了，军火生产和销售萎缩了，从而加重了西方大国的经济不景气，更使军火商叫苦不迭。与此同时，冷战的终结还降低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有鉴于此，经济发展速度飞快、财力雄厚的东南亚和动荡不安的伊斯兰国家就成了备受军火商青睐、最具武器销售潜力的“市场”。正是在此背景下，亨廷顿诡称中国和一些伊斯兰国家正在大量扩充军备、“迅速增加军事开支”，而且“儒教和伊斯兰教已在军事上结合”。因此，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理应保持庞大的军事开支、维持强大的军力、大量出口军火，以对付来自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威胁”。由此可知，亨廷顿为了替西方大国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和大量倾销军火进行辩护，不惜歪曲事实、嫁祸于人，真可谓用心良苦。
第三、企图借此挑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近年来，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唯恐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改变亚太地区的力量均衡，“威胁”到他们的全球利益。因此，某些西方大国处心积虑想限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其手法之一就是利用领士争端等问题，千方百计挑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喧嚣一时的“中国威胁”论就是为此服务的。亨廷顿从文化这个角度提出的“儒教威胁”论无非为“中国威胁”论加上一层更加精巧的“学术”伪装而已，其实质如出一辙。
由上可知，亨廷顿的“儒教威胁”论和“伊斯兰教威胁”论，就是为遏制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寻找根据，从“学术”角度为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辩护的。
有人可能会问，亨廷顿的前后两文都一再声称：“每种文明必须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这足以证明，亨廷顿的最后结论仍是要求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共处的！应该说这也是假惺惺的伪善之词。这是因为，在当前世界现实中，各个文明之间本来就是求同存异、相互共处的，而亨廷顿却硬要把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置于西方文明的敌对位置加以歧视和遏制，这怎么能证明亨廷顿先生的诚意呢？只能是一种巧言令色！
三 冲突还是融合——文明史揭示了什么
让我们从现实国际政治再回到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历史发展上来，看看它向我们揭示了什么，亨廷顿所说的文明之间只有冲突的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
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在各自迥然相异的时空条件下，曾创造出各具特色的璀璨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姿的世界文明，为我们今天多样性的世界奠定了基础。在世界各大文明／文化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确实相互间发生无数次的碰撞和冲突，这是一方面的情况。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同时看到，文明间的冲突过程实际上也是异质文明相互吸纳、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各自有所取舍的过程，也是相互融合、重构和发展的过程。亨廷顿文章中所提到的所有大的文明体系都曾与其他文明有所融汇贯通。这是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不容置疑的事实。亨廷顿文章中以较多篇幅谈到的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长达一千多年的交往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亨廷顿只看到两者之间的交恶和冲突，却没有看到还有交流和融合。
事实上，阿拉伯文化，即亨廷顿所说的伊斯兰文明，曾为人类的文明史作出了无数不可替代的宝贵贡献。伊斯兰文明，不仅本身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文学、地理学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例如，风行世界的阿拉伯数字和十进位法就是印度文明所创造并经伊斯兰文化为中介传入西方的，后来又普及到世界的。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长期交流，为中世纪欧洲数学、科学、医药和工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两者的关系决非象亨廷顿所断言的那样在1300年间只有冲突和仇恨。再如，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不仅本身实际上是多民族文化的综合体，而且对欧洲文化的丰富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无比巨大的作用。例如，中国的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伟大发明约在公元8世纪传入了阿拉伯，然后再经阿拉伯传入欧洲，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成为欧洲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催化剂。正如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一文中精辟地总结的：“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上述例证，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不同文明和文化间有着创造性和建设性的互补关系。而亨廷顿却过分强调了不同文明间的撞击和冲突的一面，忽视或漠视了它们之间交流和互补的一面，其偏颇和失实是显而易见的。
还应指出，各种文明和文化尽管具有民族性的特点，同时也具有超越民族性的共同性。例如，不论是西方文明体系中的基督教、犹太教，还是非西方文明体系中的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抑或是中国文化构成部分中的儒教、道教等各种文化，都包涵有许多相同或近似的生命观、价值观、伦理观、社会观，都对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环境、个人与社会、精神导向的作用和意义、生命和生活的目标和价值等，具有某些共同观念和观点，可以共享和融通。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共同性，人类彼此之间将如何沟通和理解？
再者，各种文明和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都还不可避免地从异质文化中不断汲取新的、有用的成份，为我所用，吐故纳新，重新整合，逐步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现代化的新文化。
总之，在当今人类生活和国际关系正加速步入全球化的新阶段，各种文明和文化也将在不断的相互碰撞、交流、冲突中缓慢地然而不可阻挡地走向全球化的大融合。同时，不同文明和文化的融合也将反过来促进不同民族的融合，最终将是融合取代冲突，尽管这将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这将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国也将以着眼未来的开阔和开放的胸怀，超越民族和文明的界限，为全球文明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总括说来，差异——碰撞——冲突——重构——融合，这是世界文明和文化发展的辩证规律和总的趋势。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已证明了这一点，未来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发展趋势将最终证明这一点。亨廷顿所认为的文明冲突将永远不会泯灭、世界将不会出现普遍的文明的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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