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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的最后5 年和下世纪初对于中国经济腾飞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随着港澳的回归，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将真正步入国际经济大轨道。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与2010 年的远景目标建议》， 为我们描绘了胜利进军21世纪的宏伟蓝图，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一、面向新世纪的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增长率年平均9.4 %，居世界之首，1994年GDP达43800亿元人民币，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居世界第10位，原定到2000年GNP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于1995 年提前完成。但我国人口众多，基础薄弱，建设现代化强国需要全体人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艰苦劳动，需要通过规划，形成一个整体的行动。
1.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完成的第四号国情研究报告《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中国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将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或2030年，在经济总量上达到世界第一；第二阶段：2040年—205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重要指标达到20世纪末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阶段：21世纪末，在人均经济指标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达到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水平。为达上述目标，1990—2000年GDP应保持9.3%，2000—2010年8%，2010—2020年7%的增幅。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年平均增长率会逐步下降。
实施这一战略目标看起来时间长了一些，但比较切合中国人口众多的实际情况，以15亿人口为基数计算，当中国的人均GDP 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时，其总量必然会多倍于这些国家。况且这仅是一个全国总体规划，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可有不同步伐，沿海地区则可能提前几十年实现这一目标，起到先进示范作用。
2.“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为这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绘制了蓝图。“九五”期间主要奋斗目标：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GNP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的远景目标：实现GNP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 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本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几个重大事件及其深远影响
其一是1997年香港回归。这是影响中国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的重大事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商业、旅游中心，其经济容量和辐射能力很强，它的回归对于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将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国际管理发展学会以本地经济力量、国际化程度、政府政策以及金融发展等为条件对全球各地区竞争力的排名中香港排名第四。美国《幸福》杂志以生活水平、营业场所租金、航空运输和其他基础设施、文化发展程度等为标准评出世界十大最佳商业城市，香港名登榜首。目前香港人均当地生产总值达17860美元；金融资产总额达73329亿港元，相当于实际生产总值的7.2倍；外汇日交易额近1000 亿美元， 名列世界第五， 在1997年香港将跨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对于香港的回归我们不能仅从地域大小、人口多少来考虑问题，而应高度重视其经济能量以及对整个中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扩大对外贸易交流、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等方面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其二是1999年澳门的回归。澳门在各方面虽比不上香港，但也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它与世界上拉丁语系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和交流历史悠久，前程广阔，特别是欧共体已成为澳门第一大贸易伙伴，其回归有助于加强大陆与欧共体交流，此外对建设资金的筹措及旅游航运业的开拓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其三是2000年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一个国家货币的自由兑换是其经济金融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基本条件。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猛增，外汇收入激增，1995年9月末，外汇储备已达698亿美元，照此势头发展下去，到2000年外汇储备超1000亿美元是不成问题的。为此，国家外汇管理局比较明确地列出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将使中国经济金融在国际化道路上跨出实质性步伐。
4.不可忽视的“中华经济圈”
在东亚经济区中，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在内的“中华经济圈”是一支不可忽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势力，而且由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可以预料未来东亚经济集团将会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美国学者马里·威登堡指出：“虽然日本现在是东亚地区的经济霸主，但以中国为基地的经济将在亚洲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一经济战略地区有大量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台湾），出色的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香港），先进的通讯网络（新加坡），雄厚的资金（前三者）以及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中国大陆）……从广州到新加坡，从吉隆坡到马尼拉，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网络，被称为东亚经济的脊柱。”
1990年“中华经济圈”的GDP约为7458亿美元，为日本的25%， 是东盟国家（除文莱）的2.43倍。预测到2000年，这一地区的GDP 将增至16063亿美元，约为日本的39%，是东盟国家的2.67倍。 再从国际贸易看，1990年这一地区的贸易额为3792亿美元，为日本的76%，东盟国家的1.4倍；至2000年可增到19698亿美元，为日本的1.8倍，东盟的2.3倍。
在“中华经济圈”中最具活力的是“南中国经济圈”，包括广东、福建、香港、澳门、台湾，其经济增长率全球第一，目前当地生产总值已超过3000亿美元，人均超过1000美元，不亚于东盟国家水平。
5.调整、稳定与发展将是“九五”经济运行的主旋律
调整，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在运动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江泽民同志在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指出了带全局性的12个重大关系，这将是“九五”期间社会经济调整的主要依据和指导方针。稳定，则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大形势，通胀率不能太高，尽量控制在10%以内，为深化改革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大环境，经济运行相对平衡，避免大起大落。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才能进步，而且“九五”是在预计人口增长3 亿的基础上实现人均GNP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没有一定的速度和规模不行。 为此中央安排了年均8%的增长速度来支撑是从实际出发、适应形势的。当然光有名义速度还不行，要有效益来保证，使国民经济得到实际的增长。
二、金融改革与发展任重道远
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下金融除广泛地筹集融通资金外，还因其辐射调控作用而对社会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现代市场经济就是现代金融经济。
1.改革16年来金融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资金主要靠财政供给、金融筹措，但在改革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财政资金很困难，几乎连年赤字，金融则成为融通资金的主渠道。到1994年末，主要体现为间接金融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达40958亿元，比1952年增加40850亿元，增长379倍； 贷款余额达40983亿元，比1952年增加40840亿元，增长286倍； 累计发行国债2920亿元（1995年又发行国债1135.37亿元），特种债券、 金融债券、企业债券4000多亿元，A、B种股票及各种投资基金300多亿元； 对外举债900多亿美元；年平均投资率35%以上， 所有这些不仅缓解了国家财政收支困难，而且有力支持了国家重点建设。人民币汇率的顺利并轨，外贸出口大量增加，到1995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已达698亿美元，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机构通过控制货币信贷总量、调整贷款结构、变化利率、汇率等，充分发挥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
2.支持社会经济发展，金融任重道远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都有一个资金积累的过程，中国建设任务重，家底薄，使这一任务显得更加艰巨。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亚太地区基础建设发展》报告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未来10年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金额将高达1.2万亿到1.5万亿美元，而中国大陆占51%，需要6000—7500万美元，以8.40汇率折算为50400—63000亿元人民币，这仅对中央政府在电讯、能源、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投入的预测，如果加上地方和其他建设项目，资金需求量将会更大。如果以贷款年均20%增长率计算，到2000年余额将达92793亿元人民币。
资金无非从两个渠道筹措，一是国内，二是国际。从内源资金看，主要来自城乡居民、企事业单位存款以及货币的发行。到1994年末，国家银行的资金来源45822亿元中，前者已占65%， 而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又占55%。后者，即流通中货币占16%。此外，从国家来看可以举内债，从企业来看可以自身积累，不过从全社会看资金总量就那么多，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制约关系，内源资金是紧张的。况且储蓄存款成本高，流动性大，过分依靠这一来源是不明智的。从整体分析，“九五”期间在继续鼓励居民储蓄的同时，应引导居民适度消费和直接投资，同时扩大其他资金来源。
从外源资金看，90年代后半期世界经济将随着调整而复苏，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撑，预计到2000年，美国将输入资本约620 亿美元，西欧约340亿美元，俄罗斯、东欧约240亿美元。而资本输出则是经常项目收支黑字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中东、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约能提供600亿美元资本输出，所以，在今后的岁月里， 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本输出将是不宽裕的。中国的对外筹资要依托国际金融市场，采取多元化筹资策略。诸如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银团贷款、对外发行股票、债券及其他直接投资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国际投资机构拥有巨大的资金潜力，目前全球投资基金约4万亿美元，养老基金约7万亿美元，这些基金大约10%投向海外市场，而东亚地区是其首选地之一。
无论是利用国内资金还是输入国外资本，都要十分注意其使用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理论、政策与实践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人们总觉得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市场经济与计划金融的矛盾日益突出，“九五”期间应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一，完善利率、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主要由市场形成要素价格。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放开商品市场价格，达到90%以上的零售商品由市场定价，但考虑到要素价格影响面比较大，利率、汇率仍由国家集中管制，这就形成利率与价格的差距和矛盾。在高通胀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更加尖锐突出，比如1985、1988、1989、1993、1994、1995年实际利率均为负值，资金价格的严重扭曲在客观上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和腐败现象的滋生。汇率虽然顺利并轨，但它是在国内与国外金融市场隔离状况下实现的，如果两个市场接轨，汇率也会陷入类似困境。因此利率市场化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绕不开的关键问题。当然利率的开放要有时间，可以先确定浮动标准，条件成熟后放开贷款利率，最后放开存款利率，中央银行只控制再贴现率。在经济实力雄厚、外汇收支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第二，加快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步伐，对银行、信托、保险和证券业实行分业经营、依法管理。我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四大专业银行是历史的产物，又是我国金融业的四大支柱，目前其存、贷款总额占全国银行和金融业存、贷款总额的70%左右，但它们在运行机制和经营管理等方面还没有真正按客观规律办，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银行，因此这四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成为我国金融企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而要实现它们的转变在外部环境方面主要是解决好企业的呆帐、坏帐和企业微观基础的再造；在内部条件方面要彻底转变专业银行自身的经营机制，面向市场，按企业原则运行管理。
金融企业经营准则是我国现阶段金融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样既可以避免不平等竞争，又可以减少风险，维护金融秩序。
第三，积极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坚持间接融资为主，适当扩大直接融资，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融资。金融市场最基本的功能是有效融通资金、充分反映价格和广泛传递信息。金融资产打破时空界限大规模快速度在金融市场上流动，金融价格瞬息万变，极易产生投机行为，在一般发展中国家，由于法制建设跟不上，自律机制不完善，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和衍生市场中投机活动较为频繁，导致市场紊乱和投资者失去信心，中国前期股市暴涨暴跌，近来在“327 ”国债期货交易和国债回购业务中出的问题多而大就是一个现实的例证。因此金融市场既要发展又要规范才能走上健康轨道，也只有这样直接融资的规模才能扩大和发展，而直接融资的规模和市场份额又是金融市场完整和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四，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说明，在整个改革进程中宏观环境的相对稳定和宽松是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大起大落势必给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造成损失，中国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进入三年治理整顿期，许多建设项目被耽搁下来；1993年第二季度开始到1994年的高通货膨胀，迫使国家制定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放慢经济发展速度。
本来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来执行，但目前我国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财力薄弱、调控能力有限，货币政策不得不挑起从总量调控到结构调控的重担，这就更加显示出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改革的需要，在整个“九五”期间中国将执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货币供应量M[,1]的增长幅度安排上要低于经济增长与预定控制的物价增长率之和，即在20%左右；投资率安排在30%；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在10%以内。
改善和加强宏观金融调控还要在调控手段上下功夫，实现从计划到市场，从直接到间接，从行政到经济和法律手段的转变，以及严格稽核、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