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公式的误读及其后果——劳动人道主义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误读论文,人道主义论文,公式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6)03-0007-05
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段对共产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的经典表达，“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 (P120)
人们把它概括为人—非人—人的复归的人学公式。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它与后来马克思的思想是什么关系？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不同的解读者自有不同答案，其中有代表性且对人们的理解有权威性影响的是费尔巴哈化的解读。这种解读者认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引申出“真正人道主义”概念，用以表达他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想。这种人道主义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不仅就其表达，而且在观点上都投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观的浓厚阴影。所以，“不能把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成熟化，不能用人道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否则，必然陷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泥坑。”[2] (P )这种解读方式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不能出门看世界，因为门外有老虎。事情果真如此简单是好事，但实际情况正好与此相反。这样说的根据在于，把马克思的人学公式费尔巴哈化是误读，误读的结果是与马克思的本意南辕北辙。
把人学公式费尔巴哈化的结果缘于对此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思想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确实有马克思自己的表态为根据，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及正文中对费尔巴哈的赞扬；也有概念上的根据，如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但是，这只不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形式内部还有实质性内容，这是费尔巴哈化的解读者没有看到的东西。恰好是其中的实质性内容，标志着人类思想史上新型人道主义的诞生，这就是劳动人道主义，即是说，这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权势人道主义、资产阶级的资本人道主义有本质区别，因而是新型的人道主义。这样说的理由首先在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看法有本质区别。费尔巴哈认为，上帝只是人自己的本质，人对于上帝的观念就是个别的人对于人类的观念。由此观点看历史，结论不言自明：人类的各个时期的不同，仅仅是由于宗教上的变迁。爱是人的本质属性，所以没有爱也就没有真理。只有有所爱的人，才是存在的，什么都不是和什么都不爱，意思上是相同的。一个人爱得愈多，则愈是存在；愈是存在，则爱得愈多[3] (P126-169)。马克思对人的看法与此截然相反，“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 (P24)“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征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 (P96)马克思如此看问题的基础与费尔巴哈有根本区别，“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 (P127)，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 (P131)。除去阶级立场的根本区别不说，在看问题依据的基础和视野、结论的本质和根据、运用的方法和语言等方面，这二人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处。马克思的人学公式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不可混为一谈，因为马克思通过人学公式向人们展示出的是全新的人道主义类型——劳动人道主义。
上面的引证表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视劳动为人的本质。这里的劳动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为原型的劳动，二为社会历史上的劳动或叫劳动的社会历史性质。就原型的劳动而言，它首先是人把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施加于客体之上使其改变形态和性质，以便满足自己需要的活动，这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二者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既然人的本质是劳动，那么，人与劳动得以进行的各种因素之间便有必然联系，这意思是说，人与劳动对象、过程、产品，尤其是劳动资料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劳动具有人的性质，因为人是劳动的主体，人因劳动确立自己的本质，所以人与劳动不可分离。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讲的就是这个意思[4] (P105)。与此密不可分的是，劳动还具有社会历史性质，正是因为这一点，人类社会历史才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或时期。所谓劳动的社会历史性质，可有两个判定标准：一是物化的生产工具标准，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5] (P108)；二是人与劳动关系的性质标准，如“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6] (P24)。人怎样生产是个大问题，它涉及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涉及生产得以进行的经济组织形式，涉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涉及人与各种劳动因素的关系性质。
人学公式的起首是“人”，这里的“人”貌似抽象，实际上蕴涵了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指原始社会人的劳动的社会历史性质。在这里，人与劳动对象、过程、产品，尤其是劳动资料，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劳动生产率可能很低，物质生活水平可能很差，但人与自己的劳动合二为一，人的本质通过与自己的劳动的紧密结合得以确立。人学公式的中间段“非人”，实际说的是人的异化，按马克思的理解，所谓异化就是人与自己的本质相分离，他在劳动，但劳动的对象、过程、产品、依据的劳动资料等等，不但不为他有和他用，不但不能确证他的本质，反而与他对立，作为一种凌驾于他之上的强制性力量与他为敌。他的本质已与他分离，与原始社会的人相比，当然他就是非人。准确地说，这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社会历史性质。这里的“非人”似乎不好理解，但看看《资本论》第1卷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披露的大量原始资料，再看看我们的矿工死于本可避免的矿难又被矿主毁尸灭迹，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人学公式中的第三段“人的复归”，当然不是原始社会意义上的简单重复，而是人的劳动的全新社会历史形态——共产主义的劳动。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时“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 (P123)。人们钟情于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但这需要前提，前提一是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有详尽论述[6] (P36，76)；前提二是剥夺剥夺者[7] (P832)，实际就是“消灭私有制”[5] (P265)。为什么要消灭私有制？根本目的是改变人的劳动的社会历史性质，使人在劳动过程中重新与劳动对象、过程、产品，尤其是劳动资料紧密地结合起来。人与劳动诸要素的结合相对于原始社会人与劳动的关系性质而言，不就是人的复归吗？费尔巴哈大谈人利用爱的本能从宗教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则关注人如何从基于劳动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而来的现实苦难中解放自己。
引证和分析表明，马克思的人学公式确实以人为核心，但它更以客观的社会历史基础为依据。马克思不像其他人那样空喊人而是把以人为本的思想还原到人类社会历史中，马克思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看到的是宗教及其历史变迁，而是看到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地位及其不同的社会历史性质，尤其看到了人在不同社会历史性质的劳动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命运。人学公式确实确立和弘扬了一种人道主义，但这种人道主义与古希腊哲学家视奴隶制为天然合理的人道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因为那是以权势—贵族为现实基础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也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本质区别，因为那是以资本—资本家为现实基础的人道主义。① 与此相比，马克思确立和弘扬的人道主义的本质规定是什么呢？这就是劳动者及其劳动的主体和基础地位。坐在书房里沉思，或是在学术报告厅中批判人道主义很惬意，但很难体会出马克思人格和思想的伟大体现在何处，研究历史(社会史和思想史)、关注现实(令人瞠目和痛心的普通劳动者的非人境况)，我们必然会认定自己的判断不会错，马克思人学公式中的人道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全新类型——劳动人道主义。劳动人道主义本身不能解脱普通劳动者的现实苦难，但它毕竟是普通劳动者心声的表达，且是以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用既为劳动者说话、思想体系又如此的博大精深两个标准衡量，人类历史上无人能与马克思比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劳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看来，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人学公式的误读，因为误读过程导致了一系列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其中的劳动人道主义极为有害的后果。
1.误读阻断了马克思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源流关系。西方人的异类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如古希腊人视城邦以外的人为野蛮人，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近代，所谓的西方文明国家视黑人、美洲大陆的土著人为另类，其他有色人种为野蛮人；就是进入现代的20世纪，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美国人在越南战场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西方人也有浓烈的人道主义传统。古希腊哲学家们率先用分析和归纳的方法给人下定义，有的哲学家则以命题形式固定对于人的思考成果——人是万物的尺度。作为近代先声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最大的收获是“人的发现”，这在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有生动、集中的展现。距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不远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不仅有人道主义思想，难能可贵者还基于此进行试验。人道主义思想传统中有基本的东西，首先是区分人、神、兽，三者之中人为先、人为大。问题的关键是人这个类之中的关系，人道主义传统中最基本的东西是把人当人看。看似简单、抽象的命题中，包含人类的良知和人之为人的底线，如果一种理论、一种行为连这样的底线都不顾，不仅是与人道主义传统相背离，实质是反人类。就理论论理论，这里的良知和底线似乎无关紧要，结合历史和现实，从哲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加以研究，人道主义传统中的良知和底线，其重要程度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马克思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显然是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继续，更是发展，只要不带偏见，尤其像阿尔都塞的所谓“断裂”偏见，就会承认这一点。以褊狭化的阶级斗争眼光解读马克思的人学公式，以把它费尔巴哈化的形式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源流关系人为阻断，既不符合实际，也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尊重。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程度上在心态、理论、政策、法律和行为上把人当人看，他就在什么时候和什么程度上变为文明人。
2.误读掩盖了马克思人学公式中劳动人道主义的独创之处。从分析框架的层面看，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确实有空洞、抽象的弊端，如就人论人，稍好者，用理性、社会、语言、符号等规定人的本质。反观马克思，与此截然不同。理性、政治、社会、符号等，都为结果。结果来自何处？更直接的发问是，结果背后的最终原因是什么？它来自活动，来自实践，来自标志人之所以为人的劳动。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相对西方人道主义传统而言，起码有如下创新之处：一是找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质基础，这恰好是思考有关人的各种问题的最基本的逻辑前提；二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基础是劳动，人与劳动的关系性质区分出不同社会历史时代的性质，在这里，劳动人道主义成为一种标准，它能权衡出不同社会历史时代，人基于与劳动关系性质而来的特定境况及其社会历史性质；三是相对于劳动制度而言，劳动人道主义是开放性体系，在制度安排中避免效率至上主义对劳动者的侵害，劳动人道主义无疑既是指导性因素，也是抑制和批判性因素。如果我们把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费尔巴哈化，并因费尔巴哈化而抛弃，必然的结果是掩盖马克思劳动人道主义的独创之处及其现代价值。
3.误读割裂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思想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一时误入费尔巴哈的“歧途”，更不是被马克思用过之后一丢了之，而是他一生思想的基本和核心的组成部分。散见各处的随机性说明可以忽略不计，马克思在以后的岁月中，集中系统地论述劳动人道主义还有两次，一次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8] (P104，P109-110)，另一次是在《资本论》第3卷中[9] (P926-927)。连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三次集中系统的论述围绕的是同一个主题，即人与劳动关系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性质。同时，在历时性结构上，都是三段论。实际上，这是一个哲学分析框架，其灵魂是人的社会历史境况及未来前景，核心内容是人的本质内容所具有的各种社会历史关系性质。不同的性质，区分和标志出人的不同社会历史类型。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做出结论时所依据的是历史和当下的客观经验事实。这表明，在马克思40年的学术生涯中，劳动人道主义始终是他关注和研究的主题之一，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这是客观存在的主导性思想发展脉络。把人学公式费尔巴哈化，言外之意是成熟的马克思把劳动人道主义抛掉了。如此理解和推断，显然无法说明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与后来劳动人道主义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实质上，是人为割裂二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
4.误读否认了1844年以后异化劳动理论存在的客观事实。异化劳动理论是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对卢卡奇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对海德格尔提出存在主义哲学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典型利用这一分析框架者是马尔库塞非同凡响的专著《单向度的人》。同时，这一理论在社会学、文学、教育学等领域也有自己的学术地位。实际情况是，作为一种哲学分析框架的异化劳动理论几乎伴随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研究，对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非人性质，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运用情况和占有的核心地位人人皆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14次提到，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据不完全统计是19次提到，在《资本论》第1卷中4次提到，在第3卷中8次提到，《剩余价值理论》中18次提到，总计是63次。实际情况是，还有大量的地方，虽然没有用异化概念，但含义是典型的异化劳动理论[10] (P124-180)。运用次数的统计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相对于马克思而言，异化劳动理论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深厚的哲学功力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成果，也不是用过即丢的赘物，而是一生都在适当的主题上运用的哲学分析框架。况且，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比，后来的异化劳动理论还有所发展，这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后来的著作中严格区分异化和物化；二是在劳动异化的外在表现上，马克思又有新的发现，如劳动者在物化的科学面前的异化[7] (P400)。异化劳动理论是人学公式中劳动人道主义的主干性组成部分，如果经过费尔巴哈化的误读以后，否认了马克思有相对完整的异化劳动理论框架及其历史，那么，表面看是个评价的态度，实质上是否认基本存在的事实，连同基本事实一起否认的，是融哲学与经济学于一身的异化劳动理论的独创性。
5.误读抹杀了历史和逻辑有机统一方法的独特地位和作用。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猜测性地认识和运用历史和逻辑有机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则是一生都在自觉且成功地运用这一方法。我们说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博大精深，方法论的创新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性原因；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方法论的创新不能不说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一方法，使马克思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思想优于任何其他的哲学理论，因为其中有深厚久远、广博丰饶的历史事实作为基础和根据。原型性劳动，显然是抽象性逻辑，这种逻辑的客观基础就是人类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的劳动及劳动过程中人与诸劳动因素的关系；异化劳动是人类劳动历史的一种特定性质，这种性质标示了劳动的特定社会历史类型，类型的前后相比，便是人类社会劳动的历史整体。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待人学公式中的异化劳动，其异化性质之所以能够被判定并揭示出来，得益于两点：一是由原型性劳动作为逻辑和客观基础；二是有真实的历史过程，正是过程中不同类型之间的比较，使劳动中的异化性质突显出来。实际上，马克思后来对劳动人道主义两次集中系统的论述，都是历史和逻辑有机统一方法运用的光辉范例。如果按误读的方式理解，人学公式中的方法与历史和逻辑有机统一的方法便是截然相反和尖锐对立的关系，因为“它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
6.误读造成了马克思思想资源的浪费。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因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非人性质而得出，但是，它在两方面表现出丰厚且是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性质。一是历史及当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套完整系统的论证性、辩护性意识形态体系为其保驾护航，它的真实历史及现实如何？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 (P829)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无论就其历史还是就其现实，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都是批判的有力武器。从这一角度看问题，劳动人道主义是我们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思想资源。二是我们也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二者之间虽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但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其趋利本性是共同的。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罪恶，如《资本论》第1卷所揭露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大量存在，更屡屡见诸报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罪恶就不能批判、不应当批判吗？起码是没有人敢于公开承认这一点。就是干了坏事的私营企业主，只不过是背后买通关节，表面上，也得把劳动者不仅作为赚钱工具，还得作为人来看。要批判这样的罪恶，劳动人道主义同样是不可多得和替代的思想资源。如果把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更具体说是将异化劳动思想贴上费尔巴哈“哲学基础”的标签，作为过时的古董封存不用，视矿工如草芥的私营企业主当然高兴，这实在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综上所述，这么好的思想资源为什么要白白浪费掉呢？
7.误读撕裂了马克思思想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按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由三部分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科学社会主义以此为基础设定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道路、组织手段和未来发展前景。这两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联系是什么呢？按传统理解，它们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必然联系，但与人学公式中劳动人道主义的关系就不是如此，而是似乎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没有劳动人道主义的价值关怀，剩余价值的秘密就揭示不出来，资产阶级经济学二百多年的理论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科学社会主义也失去了自己的价值灵魂，成为无人学目的的为运动而运动。这从反面说明了事实：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如果把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费尔巴哈化，那么，它就是马克思思想整体中的费尔巴哈杂质，应该去掉，去掉的结果已如上述，人为撕裂马克思主义整体中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结果谁也不愿意看到，但把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思想费尔巴哈化者，自己虽未意识到，实际上是在促成这种结果的出现。
8.误读阻塞了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与以人为本根本性方针的源流关系。劳动人道主义当然以人为本，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但是，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的直接功用是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非人性质。批判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它旨在批判的同时有所校正，通过校正，使劳动回复到以人为本的正途上。理论说明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不具备把理论变为现实的前提，所以才有造反与革命。正是通过革命，劳动的以人为本性质有了制度前提，这时，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由过去的批判变为价值导向，劳动的真正属人性质得到了体现，有了制度保证。由此看来，劳动人道主义变为肯定性的实践行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我们用以人为本的根本性方针继承和发扬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这正好说明，以人为本的根本性方针与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有一种源流关系，正是这里的源流关系，说明了以人为本根本性方针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性质。与此相对照，如果把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思想当做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加以抛弃，最直接的理论后果便是阻塞人学公式中的劳动人道主义思想与以人为本根本性方针的源流关系，这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人为本的根本性方针没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它只不过是依时势而来的随机应变性的口号。
注释：
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对这种人道主义有多层面多角度、深刻细致的揭露和批判，见17、260、217-218、782-783、192、98、199-200页，尤见其中的第8章和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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