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笔谈)——文化自觉与文明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觉论文,笔谈论文,文化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3-0015-09
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人类的未来。“文化霸权主义”和由“文化割据主义”发展而来的“原教旨主义”的尖锐对立已经使全球处于动荡不安的全面战争的前夜。
“文化霸权主义”者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优势，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具有全世界的普适性，应该统治全球。一旦这种意愿不能得逞，就不惜发动战争，给全世界带来不幸。另一方面，“文化割据主义”者也不甘示弱。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绝对优越，禁止讨论其可能存在的缺点；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唯恐受到污染，采取隔绝和孤立政策；畏惧新的发展，压制不同意见，特别是扼杀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以至顽固、僵化，趋向好战的极端，最极端者就是原教旨主义。“文化割据主义”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不同处仅在于他们无力对外实施霸权，只能对内镇压一切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并且无所不用其极，以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旧日的一统天下。
“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严重的灾难，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显然，这两者的冲突已不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所能概括的，这首先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如对石油的掠夺和反掠夺)，政治利益的冲突(权力的控制和反控制)，此外，也不排除个人野心和变态心理的冲突。为了挽救人类的未来，我们听到从世界各个角落传来的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的呼声!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在顽固坚持“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少数铁杆人物之间，恐怕是很难对话的，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但是，希望就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以及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如果已经觉醒的广大人民坚决反对战争，战争也许就发动不起来。
然而，要让地位一向优越的西方人真正从心里认同多元文化，平等对待异质的其他民族文化，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他种民族的文明，固执地、也许并不带恶意地认为自己的文化就是比其他文化优越，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应该改变和统帅其他民族文化，使之普及于全世界。要改变这种现象远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这首先是一个心态问题，首先要克服一种殖民心态，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都要有一种自觉。
其实，西方文化所以能不断更新，长期持续发展，正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这样的文化自觉。20世纪初叶，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rd Spengler)写出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就是这种文化自觉的表现。西方的有识之士总是不断审视自己的缺陷和危机，不断重新再出发，因而总能保持蓬勃的生机。近年来，西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仅重视从其他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而且进一步深入探索“他者”的意义，从“他者”的立场出发，反观自身，求得对自身更全面、更深入的体认。
法国学者于连·费朗索瓦(Jullien Francois)在他的一篇新作《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特别提出要创造一种远景思维的空间，他认为要更好地了解希腊，发现希腊，就必须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他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就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欧洲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今天，与于连·弗朗索瓦有类似观点的西方学者不在少数，许多相近的出版物几乎形成一个不小的高潮。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只重视普适性，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才适用于普天之下的思想正在逐渐为强调差别的思潮所代替。
另一方面，有些民族由于长期被压抑，他们的文化被歧视、被掠夺，甚至处于灭绝的边缘。他们出于对自身文化的保护，宁愿与外界隔绝，于是过分强调一成不变地保存自身的“固有文化”，形成“文化封闭主义”，或称“文化割据主义”。走极端者遂演变为危险的“原教旨主义”。他们认为自身的文化是唯一正确的，强调任何一种行为，都绝对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文化的价值体系来评价。为了维持这种唯一的标准，他们经常借清除所谓“精神污染”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文化割据主义否认任何最基本的人类共同准则，不承认任何可能存在的最低限度的普适性，如丰衣足食的普遍生理要求、寻求庇护所和安全感的共同精神需要，保护人类得以共存的地球生态等等，结果导致自身文化发展的停滞。从反面来说，如果不承认最低限度的普适性，就会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反人类性和反社会性也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它们也曾是在某一时代、某些地区被“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样，就会形成对人类文化发展有极大危害的负面现象。
以上所述或是对自身文化的封闭和固守，或是将自身的文化普及于全世界的强求，似乎都是出于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和维护，都是一种“文化自觉”，其实并非如此。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其次要对在过去条件下形成的旧文化，即传统文化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有益于今天；第三，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
从这样的要求来看，“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都不能清醒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更不能使自己的文化得到更新，并造福于人类的未来。其实，无论是“文化霸权主义”还是“文化割据主义”都是旧的思维方式的极端发展。这种发展给人类带来日益严重的灾难和威胁。沿着旧的思路，两者的平等对话几乎不可能，但为了挽救人类的未来，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关键在于各民族文化在其自觉的基础上，换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如上所述，西方正在不断寻求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来说，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充分发扬几千年来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优势，对其进行现代诠释，参与到世界多元文化的新的建构之中，更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