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中派”与共产国际的纯洁性建设
宫玉涛
(中央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 共产国际成立时，“中派”作为与“左派”、“右派”相对应的存在，在工人运动中有着较大影响。共产国际成立后，“中派”政党曾积极谋求加入共产国际，但共产国际却对“中派”保持着高度警惕，对其加入可能给共产国际纯洁性带来的影响产生了强烈担忧。如何对待积极谋求加入共产国际的“中派”政党，及有效清除已经进入共产国际的“中派”分子，从而维护纯洁性，这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围绕此问题在会上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这在审议《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结果是，共产国际制定了严格的规定来维护纯洁性，这对共产国际及其支部产生了重大且多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反对中派；共产国际；纯洁性建设；《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普遍做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领袖对政党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然要求。共产国际成立后，将自己视为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自我定性为是一个革命的国际，一个战斗的组织，当时的内外环境也使其具有形成并保持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的迫切要求，这就意味着共产国际必须重视并加强组织建设。没有组织上的集中统一，革命的国际、战斗的组织都只能是有名无实的“空中楼阁”，也很难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第二国际在此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列宁等共产国际领导者对此也有充分的认识。共产国际在成立伊始就强调纯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纯洁性建设，这突出地体现在“反对中派”方面。“反对中派”是共产国际早期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举措，是共产国际加强纯洁性建设的开端，对共产国际整体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要求下，作为支部的各国共产党也普遍高度重视纯洁性建设，并长期坚持下来。至今，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仍然将纯洁性建设看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乃至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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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派”的基本情况及其对共产国际的态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逐渐形成了“左派”“中派”和“右派”，且不同的派别最终分道扬镳，分别成为独立的政治组织。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开始，各国党内的“左派”以不同的方式相继组建了独立的共产党或类似性质的组织，1919年3月以它们为基础成立了共产国际。与此同时，“右派”力量主导重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停止活动的第二国际，并在1920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正式恢复了第二国际。“中派”政党则一度是摇摆在这两者之间的存在。但“中派”政党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它们在不少国家有着较大的政治影响力，一些“中派”政党甚至是本国的第一大党，拥有自己的议会党团。在工人运动中，“中派”政党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些“中派”政党对于这场“左派”领导的伟大革命一度表达了相对友好的立场和态度，如加入了席卷欧美的“不许干涉苏维埃俄国”运动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少数“中派”政党甚至公开地表示了对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支持。共产国际成立后，一些“中派”政党积极向共产国际靠拢，谋求加入共产国际。有些“中派”政党为此拒绝了第二国际的加入邀请，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意大利社会党等已经加入第二国际的“中派”政党则纷纷退出了第二国际。(1) 参见〔苏联〕约·皮亚特尼茨基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与清洗共产党的队伍》，金娟萍译，《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2期。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的“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时髦的东西”；[1](p645)不少工人群众强烈要求所支持的政党加入共产国际，为了继续争取工人群众的支持，这些政党也希望“换一副面孔”，“在革命高潮时期，就连中派分子，在群情的压力之下，也表示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并想尽办法要钻进共产国际”；[2](p559)一些“中派”政党认为，相对于复活的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将是一个更有作为的国际组织；等等。
寄生虫侵入宿主机体后首先表现IgM上升，IgM是一种大分子抗体，相对分子质量最大，故称之为巨球蛋白，IgM能清除血流中的原虫颗粒，为一种凝集性抗体，是直接、间接凝集实验的诊断要素。张永红等[12]在小鼠腹腔接种棘球蚴原头节后，在未发育形成囊泡前30 d能测到低效价的IgM血清抗体，90 d后随着囊泡不断长大，IgM开始降低。本研究中HAE患者血清IgM抗体较正常对照组降低，考虑包虫在宿主体内长期寄生，宿主的免疫抑制，导致IgM下降。
当然，虽然不少“中派”政党积极谋求加入共产国际，但它们对共产国际的认识并不充分。一些“中派”政党将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视为同一类型的国际组织。例如，罗伯特·格里姆(瑞士)认为，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都是“信箱”类型的国际组织，只不过，相对于第二国际，共产国际是一个大一点、组织得好一点、外表涂上红色和漆上油漆的“信箱”。[1](p271-272)有的“中派”政党对共产国际组织特性的认识有偏差，认为即使加入共产国际，也不需要承担任何重大的义务。正如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季诺维也夫(俄国)点名批评的维·莫迪利扬尼(意大利)所宣扬的：为什么不参加共产国际呢？要知道，它不要我们承担任何义务，只要每两个星期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邮寄一张明信片就行，别的什么事都没有。我们何乐而不为呢?[1](p272)部分“中派”政党则回避加入共产国际应承担的义务，它们想获得加入共产国际带来的身份和权利，但却不想因此承担加入共产国际附加的相应的义务，包括希望保留一定的“自主权”，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和政策自由。还有“中派”政党的领袖公开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加入的条件，如不限制他们的自由、行动不受约束、不应强求他们接受共产国际的政治口号等。[1](p272)
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云南省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3类喀斯特生态系统中露石、碎石因子和植物因子的变化规律，得出以下结论：
第二，要求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同“中派”分子彻底决裂。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一些“中派”分子是“有经验”的活动家，也有一定的能力、威望和群众基础，他们在一些党组织、议会党团等机构中担任着重要职务，甚至引导着这些机构的政策制定和组织发展。共产国际认为，这是不能被允许的，要把这些担任重要职务的“中派”分子从他们所占据的岗位上赶走，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他们的职务，宁愿用“没有经验的”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普通工人来接替他们。共产国际的这一规定，目的是压缩“中派”分子的生存和活动空间，减少其对这些机构的影响，从而让真正的共产党人成为这些机构的中流砥柱，引领这些机构的政策制定和组织发展。同时，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同“中派”分子彻底决裂，决不能容许像屠拉梯、考茨基等代表的“中派”分子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杜绝出现“中派”分子以共产国际成员身份进行活动从而败坏共产国际声誉的现象，即这些政党要坚决地将“中派”分子特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开除出党才能加入共产国际。同时，在共产党员可以合法进行工作的国家，共产党应该定期地进行“清党”工作，目的是不断清除那些已经混入党内的包括“中派”分子在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从而维护党组织的纯洁性。
二、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派”的争论
杨武亮等[11]对金缕梅科的半枫荷进行了原植物考证、植物形态、生药性状、显微特征及化学成分预试等方面的研究，同年彭余开等[12]也对半枫荷的根、茎、叶的性状特征及显微组织、粉末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这些研究为半枫荷的品种鉴别、资源开发利用和临床用药提供了科学依据。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反对中派”更多地是为了工人运动整体发展的考虑，而非对于共产国际自身纯洁性建设的深刻认识。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出现了新的状况，即不少“中派”政党在积极谋求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一方面对于这些政党的靠拢感到兴奋，认为这体现了共产国际这个新国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它们的加入可能给共产国际纯洁性带来的“威胁”。此外，各国共产党内部的“中派”分子日益活跃，其给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带来的“威胁”问题也越来越被认识到。
在大会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爆发了更为激烈的争论。季诺维也夫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报告中，首先代表“加入共产国际条件问题委员会”说明了对列宁拟定的草案内容的讨论意见。例如，在列宁最初的草案中，提出“在一定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思想体系的、不坚定和不彻底的集团溶蚀的危险”。[1](p37)但“加入共产国际条件问题委员会”经过讨论，认为应该采用更加坚决的措词来强调这种危险性，即去掉“在一定的情况下”的提法，直接强调共产国际有被溶蚀的危险。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派”的。报告对“中派”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认为不少“中派”政党不是出于真正的认同向共产国际靠拢的，而是其支持者的压力使然。季诺维也夫提醒代表们，要对“中派”的危险性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他认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前途被断送，一半原因可能是“中派”的背叛。因此，不能向“中派”分子妥协退让，否则“只要我们向改良主义分子伸出一个小指，他就会立即抓住你的整只手，然后抓住你的脑袋，最后把你整个吞掉”。[1](p274)季诺维也夫还指名批评了一些“中派”政党和“中派”代表人物。季诺维也夫的报告中的一些内容，引发了正在参加会议的“中派”政党或个人的不满和反驳，进一步加剧了大会争论的激烈性甚至尖锐性。
此外，从思想上来说，不少“中派”政党与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还有较大甚至本质上的差别。不管是拒绝加入第二国际的“中派”政党，还是退出第二国际的“中派”政党，它们在思想上都与第二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普遍深受考茨基主义、社会爱国主义、社会和平主义等被第二国际所推崇的思想的影响。例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深受考茨基主义的影响，党的一些领导人口头上声称与考茨基主义脱离了关系，但实际上仍然在执行考茨基主义的政策。法国社会党深受社会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党的领导人坚持用这一思想指导党的决策和行为。意大利、瑞典、丹麦等国家的“中派”政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除了“中派”政党，其他政党甚至部分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中派”分子，“中派”分子在某些党内甚至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发言权。
因此，如何对待积极谋求加入共产国际的“中派”政党，及有效清除已经进入共产国际的“中派”分子，从而维护国际的纯洁性，这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艰巨任务。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在审议《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草案是列宁为共产国际“量身制做”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成立了“加入共产国际条件问题委员会”，来负责根据列宁的草案制定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具体条件。在是否允许“中派”性质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加入该委员会的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季诺维也夫等人认为，因为这个问题涉及这两个政党，应该允许它们的代表加入这个委员会。怀恩科普(荷兰)、吉尔波(法国)等人则坚决反对这两个政党的代表加入该委员会。[1](p186-194)最终，多数人接受了季诺维也夫等人的观点，这两个政党的代表加入了该委员会。
第一，要求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必须符合共产国际的纲领和各项决议。这就意味着，“中派”政党若要加入共产国际，就必须真正地转向共产主义的立场，并以此为原则指导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它们也要抛却模糊的态度，旗帜鲜明地进行符合共产主义纲领和决议精神的宣传、鼓动，并及时把共产国际的纲领和各项决议传达给广大党员与工人群众。为了做到这一点，各党还必须使党的各种报刊、出版机构掌握在可靠的共产党人手中，不应被“中派”分子控制。只有如此，才能确保这些报刊、出版机构的行动符合党的方针的政策，成为党的真正的“喉舌”，而归根到底是要使这些机构成为宣传共产主义、共产国际的纲领和决议及其相关精神的阵地。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主义性质的重要体现，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大力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事实上，共产国际自建立开始就强调并重视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用来抗御曾经导致战争并且正在准备新战争的资产阶级专政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在这方面唯一的防卫工具。”[3](p25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中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坚决最革命的形式。”[1](p616)共产国际要求各党不应只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积极宣传之，从而使每个工人、士兵、农民都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当时，不少“中派”政党和“中派”分子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样的规定也会将那些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中派”政党和“中派”分子阻拦在共产国际之外。
面对一些代表的“攻击”，法国社会党的加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迪特曼和克里斯平等人进行了解释和反驳，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但他们的解释和反驳反而遭到了更激烈的批驳。特别是克里斯平的发言内容，不仅遭到了多位代表的批评，也受到了列宁的批驳。同时，列宁也不赞同那些较为激进的声音，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驳。
在实际问题中，团体可以是学校、医院、工厂、农庄等企事业单位，也可以是国家、北约、APEC等政治、军事、经济等组织.资源可以是活动空间或场所、交通工具、办公用具、通讯工具、医疗卫生健身娱乐以及生活用具等物品或准入票据(包括俱乐部的会员卡、影戏歌舞盛会的入场券、其他招待券通行证或门票)，也可以是各部门评优奖励或参与团体的会议、考察、旅游、宴会以及其他社交活动的限定名额(相当于席位问题的代表数).
围绕着《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热烈讨论甚至激烈争论，使得各党及其代表们对《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内容的进一步完善。经过充分讨论之后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成为共产国际的纲领性文件，成为共产国际维护自身纯洁性的一道坚固的屏障，对共产国际及其支部产生了重大且多方面的影响。
此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关于议会制问题等涉及“中派”议题的讨论中，代表们同样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可以说，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中派”加入共产国际可能带来的危险性被反复提及，“反对中派”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大会制定的各项文件的内容。
三、共产国际的文件中针对“中派”的规定
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纯洁性，共产国际早期的文件中制定了严格的防范措施，这集中地体现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相关规定中。正如季诺维也夫所说的，正是从自我保护的朴素感情出发，产生了著名的“21条”。[4](p88)当时，共产国际一度认为世界革命不可抗拒地向前发展，万事俱备，就缺一个对“中派”采取不妥协态度的先锋队了，因而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来保证新加入的政党的纯洁性，这也是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重要目的。[5](p98)具体而言，《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21条”中，有些条件内容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针对“中派”。这主要体现在：
在此后的大会讨论环节，代表们围绕着“中派”问题特别是正在和共产国际谈判准备加入共产国际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拉狄克(俄国)认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不少领袖是“中派”分子，他们的存在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产生着一系列消极影响，并对该党加入共产国际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表达了担忧。迈耶尔(德国)举例说明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对于共产国际的矛盾态度，认为接纳该党加入共产国际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并提出了接纳其加入共产国际的先决条件：要有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的作为，坚决清除改良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吉尔波(法国)认为，与“中派”政党的代表一起讨论，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某些“中派”政党的代表是因为受到莫斯科特殊的革命气氛的感染才临时改变对共产主义的态度的，而非真正地转变了立场，一旦它们加入共产国际，会轻而易举地用类似第二国际的其他旗号取代共产国际的红旗。邦巴奇(意大利)断言，“中派”政党是不会接受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的。赫尔佐格(瑞士)表达了与吉尔波类似的担忧，认为“中派”政党的加入将使共产国际面临严重的危险，必须十分坚决地克服这种危险。即使不得不允许它们加入，也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查。戈尔登贝格(法国)认为，共产国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不能容忍它的队伍里有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和充当资产阶级走狗的非共产主义者。因此，即使“中派”政党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也不应允许它们加入共产国际，因为它们的加入将带来一系列“腐败的东西”。后来他又发表了一份个人声明，表达了反对“中派”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立场。[1](p400-401)怀恩科普(荷兰)和拉科西(匈牙利)等人认为“中派”善于耍两面手法，不能以草率的态度接纳“中派”政党加入共产国际。博尔迪加(意大利)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使自己的纲领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来确切地阐明共产主义的原则，即确立符合共产国际相关决议精神的纲领。凡是反对这样的纲领的人，必须将其清除出党，这应该是对于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的共同要求。安贝尔-德罗(瑞士)认为，“中派”政党纷纷谋求加入共产国际，是为了免遭孤立，且它们寄希望于在共产国际内部开展工作，从而达到“改造”共产国际的目的。他赞同博尔迪加提出的将反对党的新纲领的人清除出党，还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监督各党的活动，迫使那些仍然受机会主义者控制或继续吸收这类人入党的党，及时进行必要的清党工作。总体而言，不少发言的代表表达了应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来维护共产国际纯洁性的立场，对“中派”政党的言行进行了批评和揭露，一些代表更是明确提出不能允许“中派”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甚至激进地认为不应与它们进行任何谈判、任何接触。
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如何对待“中派”的问题就成为讨论的内容，“反对中派”成为不少代表的共同声音。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些文件和决议中也体现着“反对中派”的基本立场。例如，《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就提出了与“中派”决裂的问题，认为在组织上同“中派”决裂，这是历史的必然。各国共产党人应根据本国运动的发展阶段来确定决裂的时机。[3](p261-262)《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中则强调，同“中派”作斗争，是打垮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3](p282)
“中派”的这些状况及其加入共产国际的可能性和消极影响，引发了关心共产国际纯洁性的共产党人的强烈担忧。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特别是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这种担忧被充分地释放出来。
第三，要求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同“中派”的纲领和政策彻底决裂。不少积极谋求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在口头上、行动上向共产国际靠拢了，但党的纲领却没有及时跟上，不少政党的纲领还是“第二国际”的，与共产国际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有的政党是没有意识到要修改党的纲领的问题，有的政党是当时意识到了但还没来得及修改党的纲领，还有政党则是既想获得共产国际成员的身份又想保留旧式的纲领，以方便其左右逢源。共产国际要求，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审查、修改那些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纲领，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符合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同时，还要求各党制定的新的纲领必须上报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执行委员会批准方可。如果有的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该党也可以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共产国际的这一规定，既确保了共产国际各支部纲领的一致性，又有效地杜绝了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纲领的政党混进共产国际的可能性，打破了那些准备左右逢源的“中派”政党的幻想。此外，社会爱国主义思想、社会和平主义思想等长期在一些“中派”政党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具有较大影响，不少“中派”政党也执行着体现这些思想的政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中派”政党还顽固迷信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一味地回避宣传或使用革命的斗争方式。共产国际要求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积极揭露这些虚伪实质，加强革命必要性的认识和宣传工作，停止执行迷信合作式的、一味妥协式的“中派”政策，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就当时来说，革命被认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手段甚至必要手段，革命的政策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的必然的政策选择。这一规定意味着，对于那些长期执行“中派”政策的政党来说，若不停止执行这些政策，加入共产国际不可能的。
第四，要求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将党的名称改为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强调，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这一原则也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称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1](p680)此后，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党的名称均按照此原则执行。早在共产国际筹备时，就特别提到了党的名称的问题，由此可见，“共产党”的名称问题是列宁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并确立的。例如，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中就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认为，“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必须同“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划清界限，且构成伟大运动的基本核心的党大都采用了“共产党”这一名称。[3](p8-9)关于党的名称的规定，体现了共产国际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和第二国际进行斗争的决心，及树立一个全新形象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意志。共产国际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后来发展证明，名称问题的确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在共产国际成立时，以“共产党”命名的政党只有13个，到共产国际解散时，已经增加到了68个。[6]日益增多的共产党不断壮大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共产党也成为全世界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的符号，成为引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旗帜。
除了上述主要条件内容，《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其它一些普适性的条件内容也或多或少地具有“反对中派”的内涵，或体现着“反对中派”的原则和规定。
此外，在共产国际早期的其他一些文件中，同样体现着“反对中派”的原则和规定。例如，《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中提出：要加强反对“中派”倾向的斗争，而且要改变这种斗争的性质。这种斗争不能只限于弄清楚说明这些倾向的错误，而且应当不断地和无情地揭露在工人运动内部表现出这种倾向的活动家；要在一切无产阶级的组织中(不仅在政治组织中，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等组织中)用共产党人去代替“中派”的代表人物；等等。[1](p615-621)《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强调：共产国际要把那些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麻痹、涣散和削弱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集团清除出去；不能容许那些虽然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无产阶级专政，但仍然继续执行显然是指望和平解决历史危机的政策的组织加入自己的队伍；要求把一切直接或间接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领袖，从工人运动队伍中驱逐出去；等等。[1](p709)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反对中派”是全方位的，这也是共产国际能够建立起高度纯洁性的组织并长期保持纯洁性的重要原因。
小结
上述可知，共产国际在成立伊始就认识到了组织纯洁的重要性，并快速筑起了坚固的屏障，这对于共产国际真正地成为一个革命的国际、战斗的组织，并作为“一个真正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1](p680)发挥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是这道屏障的关键环节。客观地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文件，要把共产国际建设成为一个坚如磐石的组织是不可能的。[7](p78)对于谋求加入共产国际的“中派”政党来说，《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的一些规定是它们无法接受的，归根到底是它们与共产主义政党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没有做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准备。会后，“中派”政党纷纷表达了拒绝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立场，并在1921年2月组建了自己的国际，即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又称第二半国际)。(2) 1923年5月，第二半国际与第二国际合并，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因为拒绝加入共产国际，一些“中派”政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即那些已经认同共产国际的纲领和决议、倾向加入共产国际的力量脱离了“中派”政党而组建了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国际。对于第二半国际，共产国际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的斗争。并且强调，只有通过坚决的斗争，才能消除“中派”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且“只有彻底消除自己队伍中的一切中派主义倾向，这一斗争才能胜利进行到底”。[8](p402)
1.新旧联系，强化概念的过渡。在传授新知时，必须注意抓住新、旧知识的联系，引导学生进行类比、对照，并区别新旧异同，从而理解新知。如用有理数乘法法则时，让学生与小学数学的乘法法则对比。学生发现它们的不同仅在于确定积的符号，这时讲解的重点就放在符号法则上。又如讲解分式的基本性质时，又通过分数的基本性质进行引入讲解等等，让学生在学习时有一种熟悉感。
后来的实践表明，共产国际不仅实现了将“中派”政党隔离在组织之外的目的，而且随着《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贯彻落实，共产国际各支部也逐步将一些被确定甚至疑似的“中派”分子清除出党，这对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团结统一产生了重大且积极的影响。不能否认，共产国际对“中派”的认识存在一些不当之处，如把“中派”看作是比“右派”更危险敌人，将“中派”政党内不同立场的人混为一谈等，对“中派”的排斥和打击也在客观上带来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工人内部的团结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利弊相权，“反对中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确实是一个合乎共产国际及其支持者的认识逻辑和现实需求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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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Opposed to the Centrists ”and the Purity Construction of the Comintern
GONG Yutao
(School of Marxism，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When the Comintern was founded，the “centrists”，as a corresponding existence to the “left” and “right”，had huge influences on the workers’ movement.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intern，the “centrist” political parties actively sought to join the Comintern.But the Comintern was maintaining a high degree of vigilance against the “centrists”，and worried intensely that the “centrists” joining might have an impact on the purity of the Comintern.How to deal with the “centrist” political parties actively seeking to join the Comintern，and effectively remove the “centrist” members who had entered the Comintern，so as to maintain the purity，which was a major problem faced by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intern.At the meeting，there was a wide and heated debate about the issue，which was particularly obvious when deliberating Conditions for Joining the Comintern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Comintern formulated the strict stipulation to maintain the purity，which had a significant and multifaceted impact on the Comintern and its branches.
Key words ：being opposed to centrists；the Comintern；construction of purity；Conditions for Joining the Comintern
中图分类号： D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9)04-0021-06
收稿日期： 2019-03-02
基金项目：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十九大精神”课题“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编号：18A04S12)；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北京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和创新研究”(编号：18KDBL068)；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计划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现实问题研究”(编号：2018CXTD09)
作者简介： 宫玉涛(1979-)男，山东莱阳人，博士，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首批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师”。研究方向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郭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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