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张大中家族致富史_大中电器论文

民商张大中家族致富史_大中电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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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刷煤气灶的小贩,到身价几十亿的资本家,平民商人张大中的发家史里写满了他的努力历程。

张大中是在58岁那年开始感到厌倦的。

倒腾电器这个游戏,他已经玩了20多年。最初的张记电器加工铺慢慢变成了90多家大中电器连锁店。他闭上眼睛也能想出游戏里面每个小陷阱、小手腕。

这一两年,他老是想起很多年前,那些曾干过挡车工的朋友。他们为什么早早都辞职了?是啊,一件事情总是重复做,哪个男人也忍受不了。

他也决定退出了,但必须风风光光。他在去年底挑了个最好的时机,把两亿元固定资产的大中电器卖到了36亿。与之相周旋的,是家电业的大佬们——黄光裕、张近东、陈晓,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但他们都没能从他身上获得多一分的好处。

他坐在北京西郊的青清商厦3层办公室里,开始了新的事业。这里曾是大中电器的总指挥部,现在变成了大中投资公司。

在他背后的书架里,摆放着一幅旧照片。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面带微笑,嘴角透着一丝倔强。一支盛开的康乃馨陪伴着她。

这是张大中母亲的遗像。1976年,她因“反革命罪”被“四人帮”枪决。得知消息后,他度过了一生中最绝望而漫长的一晚。在“整整三天,不吃不喝,停止思考”之后,他没有选择以颓废的方式来发泄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几天后,我就像一个正常人了。”张大中说出这句话时,仍带着多年前的隐忍,“还能怎么办?人必须要活下去。”

当年,他没有想到,这段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却促成了其事业的开端——五年后,张大中用平反分得的500块钱,开始了自己的从商生涯。“我怎能不对得起这500块钱?”

刷煤气灶的小贩

1980年8月里的一个周日,北京市甘家口国家经贸委的住宅楼下,有一个小贩背着个军绿色的破包,举着个牌子,顶着烈日窜来窜去,牌子上书几个大字——“刷煤气灶”,还有一个副标题,以稍小一号的字写着:“八毛钱一个!”破包里装着他生财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烧碱、清漆、银粉,以及一块大抹布。

1980年的中国还没开始执行双休日,每周只休息周日一天。街上的小贩还很少见,也没有任何塞在住宅区里的小广告。在一个国企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个刷煤气灶的小贩衣着挺干净,背着一个“装备”齐全的小包。楼上的一位大妈朝他招招手,“上来吧。”张大中以500块钱启动的第一单生意开工了。

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还没用上燃气具,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土夯的煤气灶台,日子一久,烟熏火燎就黑乎乎的,张老板打开背包,拿出抹布,先清理一遍灶台,然后给灶台抹上烧碱,用湿抹布哗哗地洗,再用清水把灶台表明清干净。清干净灶台只是第一步,重要的工序在后头,把清漆和银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好,再均匀地粉刷上去,才是这个活儿的核心所在。年轻小贩张大中在8月的酷暑中干得满头大汗,一天下来,刷完了10家。

迎着晚霞,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回家的路上,张老板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总共收入8块钱,但是使用的清漆、银粉跟烧碱就值六七块了,还落了一身的累。

于是,这成了张大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事家政服务业。从自信满满地进入,到疲累而狼狈地退出,张大中只赚得了一块多纯利,以及够给自己和大哥家再刷两次煤气灶的烧碱、清漆和银粉,当然,大抹布也算赚的。

张大中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游手好闲而被迫当小贩的。恰恰相反,他有一份在当时看来挺不错的工作——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那个供销社有三间北屋、二十多名员工,卖着国家管制的油盐酱醋,月薪30块。“那种生活是,你坐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自己50岁后的样子,掐指一算就能算出自己一辈子工资的工作,简直让人感到绝望。”张大中回忆。

张大中兄妹七个,排老三。父亲是旧时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生,母亲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很漂亮、非常有想法”。父亲早年参加过革命,但是身体不好,早在文革前张大中十几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妈妈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但是文革当中,妈妈上街贴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字报,最终被定为“反革命罪”。

至今,张大中仍然保存着自己从档案馆中复印出来的当年“四人帮”给母亲的判决词。跟他母亲一批被判处死刑的有29人,每个人都有当时的检察院的三四行评语。别人的判决词是“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或者“仍很嚣张”,而到了他母亲那,却是“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而且嚣张到了极点”。她是一个到死也绝不低头的人。

张大中无疑遗传了这一倔强的性格。在跟国美谈判时,张大中跟黄光裕说,“你必须比苏宁高8个亿,否则我宁愿30亿跟苏宁谈,也不跟你谈。”这种固执,对手不理解,身边的人也不理解,但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决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哪怕后果很糟糕”

但对张大中的事业真正起到帮助的,还是这种不安分的基因。

1979年开始,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但是当时要求平反的人很多,政府的平反时间更多取决于受害人家属的上访激烈程度。张大中的大哥、二哥都是踏实安分的人,大哥当时已经分到外地工作,供养弟弟妹妹们生活。他瞒着大哥,拿着材料到处上访,市委、中央都跑遍了,“在大哥眼里我这是典型的给组织添麻烦,一直到平反的补偿彻底发下来,我才告诉大哥。“张大中回忆道。1980年,落实政策,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兄妹七个,每人1000元。

面对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1000块,张大中陷入了沉思——用这笔钱干什么?跟兄妹们一样拿去买电视机、买大衣柜?那是绝对不行的,不能糟践了!尽管他没有想得很具体到底用来干什么,但是一定要拿这笔钱“干点什么”的念头非常清晰。

这一年,张大中37岁,刚刚插队回城,并在同学的介绍下有了对象,1000块钱被他一分为二,一半用来结婚,剩下的作为“干点什么”的启动资金。

这一切促成了供销社电工张大中,“变身”为1980年8月的那个刷煤气灶的小贩。“我觉得,做人做生意一定得比别人都多看半步,别人没有想要去做生意时,我已经开始尝试,当看到刷煤气灶不行时,我又能立即画上句号。

“26年后,张大中再次给自己的一项生意画上了句号,不同的是,昔日的小贩已经成为身家亿万的老板,需要处理的后续资产也远远比当年那些清漆、银粉、大抹布值钱。

电器铺的小老板

看到刷煤气灶不赚钱,小贩张大中并没有停下他“干点事情”的脚步。1982年冬,在自家厨房做出的60台落地灯,成为张大中经商赢利的起点。

巴菲特曾经对他的股东们说,“如果你对什么感兴趣,那往往代表你比较擅长此道。”这句话就是指张大中这样的人。他从小对电子、无线电之类的东西感兴趣,在供销社又是做电工,做起灯来自然驾轻就熟。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张大中的几十台手工落地灯虽然是“三无”产品,还是被居民们抢购一空,甚至还有一个供销社来向他采购了几十台。在甘家口的一个商场里,张大中卖出的8个落地灯共纳了2.4元税,而20多年后,因为将大中电器以36亿元的价格卖给国美,他纳税5.6亿,成为国内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纳税人。

60台落地灯最后一共赚了160块钱。对于一个月工资30块,还要上交老婆26块的张大中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巨款。这笔钱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是多了几个月工资,而是从根本上坚定了他能够靠自己双手干一番事业的决心,从插队的农民,到供销社电工、到供销社售货员,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获得公众的认可,卖出去的落地灯给了张大中极大的信心。

1982年底,张大中向供销社领导递交了辞职信——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都是一封个性化十足的辞职信——由于这份工作不符合本人理想,我决定辞职,请供销社领导予以批准——供销社的领导和岳父岳母出于好心,都极力劝阻他别丢掉这个“铁饭碗”,但是张大中还是选择了辞职。

落地灯的生意做了没多久,张大中发现一个朋友单位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器件,可以用来做音响放大器,他如获至宝,低价买下,用自己的电子知识做成一批音响放大器卖,物资匮乏的市场再次给了“先走半步”的张大中丰厚的回报——放大器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2年4月,张大中成立了“张记电器加工铺”,专门生产音响放大器,后来拓展到音箱制造、安装等领域,后来改名为金钟音响厂,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每年能赚辆奥迪的钱”。

音响制造厂做了几年后,张大中发现,在北京,制造业不如商业,“北京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制造业的利润太低,资金周转周期太长,我发现做电器原配件赚钱更容易。他立即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子原配件的销售上。

1986年,张大中的第一家电器原配件门店在中组部路口的灵镜胡同8号开业了,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是生意非常红火,他手里攒下了四五万的积蓄。他承认,自己跟一般的小老板没什么两样,有钱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去存款,先存一半在银行,剩下的再想着去增值,“我就是按着最朴素的道理在做生意,从来不拿自己去冒险,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多少。”张大中说。

但是,在亲朋好友眼里,这个小老板跟其他的小老板还是有所不同的,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这个家伙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是酷爱看书,见到书就不放;第二,这个小老板虽然不胖,但是酷爱跑步锻炼身体,大热天跑得大汗淋漓也在所不惜。

“违纪”当上大老板

张大中从一个小老板向大老板飞跃的标志性事件,应该从他的一次“违纪”算起。

事实上,张大中的创业经历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紧密相关,他的遭遇集中代表着一代草根企业家的命运。1986年的一天,张大中被通知,去北京市工商局“坐一坐”,他心情忐忑地去了——“违纪”了,因为他的“张记电器加工铺”开了两家,那时,任何个体户不允许开分公司,“连锁店”还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特质明显的玩意儿。

如此挨过一年。“到1987年,我看到政策允许开分公司了,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有多复杂。”张大中深有感触地说。

让张大中的事业进一步飞跃的,是1993年开张的玉泉路音响城。电子原配件、音响等电器生意,伴随在当时风靡全国的卡拉OK热财源滚滚而来。但是,张大中再次敏锐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卖音响的店没有一家大到能够把所有的品牌、零配件集中起来销售的,都是十几平米、几十平米的小店。

他决定搞一把大的,看中了玉泉路一家几万平米的商场,租了下来,成立了一家大中音响城。

但是,这个想法却没有像以前几次那样见效。“玉泉路店起初的想法很好,但是初期的现实很残酷。”后来加入大中电器、跟随张大中多年的大中电器总经理宋红说。刚开始搬过去,由于知名度不高,经营非常惨淡:一天的流水,连给店员开工资、付电费都不够。

整整有半个月的时间,张大中根本睡不着觉,天天都想该怎么办。这是他经商以来经历的最大一次挫折。“当时也想过,赔到一定程度,实在赔不起的时候,就回我城里的小零售店。但是觉得真是丢不起人,没脸看当时跟我一样在城里开小店的小老板们。”张大中现在想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

他还是决定坚持。咬牙挺了半年之后,这个大音响城在京城老百姓中间逐渐有了名气,大家都知道玉泉路有个最大的音响城,里面所有音响一应俱全,选择余地大。

这个音响城后来不仅经营音响,也开始代卖家电,直至后来以家电为主,张大中真正走进了家电生意的圈子,并且在北京城里各处复制玉泉路店的模式,成为北京市场最大的家电连锁企业。

从小老板到大老板飞跃的关键点,体现在2002年中央电视塔店的选址上。张大中直言,整个大中电器的价值,这个中塔店能够占40%。坐落于玉渊潭公园西门对面的中塔店,是三环上唯一一个有大面积停车场的家电卖场,自2004年以后,每年的销售额都在10亿以上,2007年甚至达到了20亿。这是大中电器所有门店中盈利能力最强的一家。

这个店的开张,又完全是张大中个人决策的结果。“中塔地下商场在建的时候我就进去看过,觉得是个很宏伟的工程,建成后,那里被用作批发市场租出去,生意一直冷清。”张大中如此描述这个店最初的情形,谁都不信这里能开火一个电器连锁店,但是张大中不信邪,以很低的租金拿下了中塔店,整改后进行大规模宣传,作为大中的标志性门店推广。经过一年的强力推广后,中塔店开始盈利,不仅迅速成为大中所有门店中最赚钱的店,而且也是全国家电连锁门店中单店销售最高、最赚钱的店。

做一个资本家

张大中认为,卖掉大中从外部条件看,是家电连锁进入了整合期,区域性家电连锁的发展前景堪忧,“不能等到企业经营得狼狈了才卖。”另外,从他认为从个人性格的因素,卖掉大中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本质上讲,我是一个好动的人,做了20多年家电连锁后,这一行所有的奥妙、诀窍我都体验够了,我甚至已经感到厌倦了。”

“20岁时靠体力,30岁时靠专业,40岁时靠人脉,50岁时靠资本。”经营大中电器的这些年,他走过了靠体力、专业和人脉这三个阶段,现在他决定做一个真正的资本家了。

我创业时候32岁,比别人晚10年。“但由于他长期坚持锻炼和保养,使他看起来只有四五十岁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一个年届60的老人。“现在我也要靠资本赚钱,卖掉大中拿到资本去投资,正是一个机会。”

今年1月5日,拿到30亿现金的张大中正式注册了大中投资有限公司(36亿收入纳税后变为30亿),带走了原有大中电器20多人的核心团队,进军风险投资业。

“我能够把最初下海时的500块钱变成30个亿,就要利用我和我们这个团队20多年的经商经验,把这30个亿变成更多的钱,卖掉大中电器是大中事业的新起点,而不是终点,30亿是大中投资的起始资金,而不会成为我个人的退休养老金。”

对于外界盛传的他要进军房地产的说法,他明确予以否认,“生物、高科技、金融等都有所考虑,从来没想要全部扎进房地产去,现在先静思三个月,暂时都没有眉目。”

现在,张大中不再像以往那样,对股票和资本市场怀有偏见。在去年股票市场最火热时,他也利用手中的资本大捞了一笔——用暂时还压在手里的永乐当年付给他的1.5亿定金,靠“打新股”赚进七八百万。跟永乐的仲裁案也圆满收尾:在大中出售给国美时,双方达成了协议,永乐承认大中解约合法,并大中象征性罚没部分定金。

“最近我球技大涨!”张大中得意地说。他酷爱网球,每周二、周六都要“雷打不动”地跟一帮球友打网球。以前每次打球,他脑子里都想着公司杂七杂八的事情;但跟黄光裕签了约之后,打球的注意力集中度明显提高。“以前我那帮球友老是压着我打,现在都是我压着他们打!”

“哥们儿最近有钱了!”张大中举起双臂,紧握双手,做出一副劲霸男装商标的样子——这是他现在经常做的一个动作。

他开心地哈哈笑着,像个考试得了100分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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