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
——再拾萨米尔·阿明的思想武器
魏建翔
摘 要： 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是“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一。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从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变动的一般规律出发，创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发展中国家(边缘)之间直接的不平等交换理论，指出了边缘国家依附性畸形发展的后果。在此基础上，阿明较为客观地描绘了21世纪以来，在美、欧、日“三元格局”下世界中心与边缘两极分化和国际垄断力量加剧的新特征，批判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深入揭示了掩盖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上的“自由平等”外衣之下的不平等实质。为了探索发展中国家摆脱不平等陷阱的可行道路，阿明在深入研究借鉴中国模式的基础上，为广大边缘国家指出了一条以独立自主为核心、以社会主义为最终归属的“脱钩”道路。
关键词： 萨米尔·阿明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不平等
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1931—2018)是在西方乃至全世界享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曾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特别表达出对毛泽东思想的尊崇。阿明撰有《世界规模的积累》《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平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危机》等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依附”理论的先驱。与此同时，自1980年起担任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以来，阿明多次到访中国，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理论成果与现实成就，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结下了深厚情谊。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和斗争实践中，阿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南方国家的视角出发，审视掩盖在当代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外衣下的不平等逻辑，为亚非拉国家指出了一条非依赖、非市场化的自主发展思路。2018年8月，86岁高龄的阿明与世长辞。但他留下的“不平等交换”“脱钩理论”等精辟论述，将长久地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带来启思。
本文旨在分析和归纳阿明关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格局和不平等发展的思想，为探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平等格局的呈现形态、产生根源、发展规律和解决方案提供一种借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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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与边缘分化的世界新格局
早在20世纪70年代，阿明就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质上始终是中心对边缘的控制和盘剥，“中心”处于统治和支配的地位，“边缘”则处于依附和从属的地位。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上看，在纵贯16—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商业垄断与资本原始积累的逻辑相吻合。在产业革命开启的“资本主义古典时代”，整个东方和南方世界被迫卷入农业、原材料的国际劳动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下，社会主义阵营虽然在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制衡西方强权、倒逼资本主义改良以及带动东方各民族发展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僵化的模式和大国沙文主义使其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在此背景下，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开启了不平等、不均衡的工业化进程。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苏东剧变，世界体系的相对均衡被打破，形成了新的两极分化和无序状态。阿明据此对“中心-边缘”理论加以调整和修正，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阿明对“五种垄断力”的论断，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一些乱象和怪圈。近年来，美国针对中国而提出的贸易单边主义政策、接连退出《巴黎协定》与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伊核问题与朝核危机、朝鲜半岛萨德事件，乃至日本的军事化端倪等，都能从上述五类垄断中找到利益动因。而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美国利益至上”论调，无非是西奥多·罗斯福、罗纳德·里根等美国中心论者的历史回声。
(一)“三元体系”掩盖下的两极分化
21世纪以来，全球化、多极化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通行语境。其论据之一，就是以美国、欧盟、日本等为代表的“一超多强”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然而，随着美、欧、日“三元体系”渐行渐显，它们也同时通过联合制定国际战略，继承和行使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特权”。这种特权表现在：一方面，位居世界体系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吞噬边缘国家的自然资源，推行转包经济，掠夺他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价值，输出“不发达”和“蒙昧”。另一方面，中心国家联手建立一个听命于美国的全球军事集团，亦即 “世界警察”“国际宪兵”，压制南方国家摆脱边缘地位的斗争。因此，阿明认为，全球化、多极化的表象掩盖了外围国家受中心国家剥削和控制的事实，当代世界中心与边缘的分化不是逐渐消失，而是更加隐蔽了。而在边缘内部，实现工业化和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两极分化的新特点。相对于以中国、韩国等为代表的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崛起，南部非洲、中西亚等更广袤地区的众多国家依旧被排除在工业化之外，甚至由于有些国家陷入持久的政治经济动荡，大部分劳动力沦为产业工人的后备军，农民、城市贫民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边缘群体。在“三元体系”的统治下，这类国家长久地陷于“不发达”与“蒙昧”之间的恶性循环，不仅无法摆脱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边缘地位，甚至也被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浪潮所抛弃，最终沦落于世界体系的最底层。因此，这类国家构成了阿明所称的“第四世界”。
易者，变也。变则通，通则活，活则进。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大学发展亦然。大学从知识传播、知识发现、知识服务到大学社会化的不同阶段，无不追随着变革的步伐，与时俱进，适应社会需求，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阿明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是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归纳了当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和隐蔽性的新表征。但阿明不赞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注]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0页。 观点，相反认为资本主义自诞生起就带有垄断和暴力的本性[注] 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 年第3期。 。他的相关论述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埃内斯特·曼德尔等欧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以及迈克尔·哈特等人的“帝国理论”交相辉映，有力抨击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自由平等”的鼓吹。总体来看，阿明的新集体帝国主义论断符合当今南北关系的实质，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以及近年来西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向等，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例如，2019年1月以来，委内瑞拉爆发了由美国支使的旨在颠覆当前政权的严重内乱。如果联系委内瑞拉自查韦斯时代以来，不断突破美国垄断强权的“忤逆”尝试，那么就很容易看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国家在“通向自由、可信选举的政治进程”[注] 2019年1月23日，美国白宫发表声明，呼吁“西半球其他政府”承认并支持发动政变的委内瑞拉反对党领导人胡安·瓜伊多。随即，欧洲联盟跟声呼吁委内瑞拉立即开始“通向自由、可信选举”的政治进程。 大旗之下，对拉丁美洲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打压，实际上是“门罗主义”的翻版。
(二)中心国家的五种垄断力量不断加强
阿明在多部著作中强调，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绝非许多经济学家宣扬的“市场客观理性”的自然结果，而是当代资本主义“五大垄断力”的恶果。第一，对技术的垄断。中心国家凭借政府干预措施，取得技术发展的垄断地位，而南方国家受制于现代高科技所必须迈过的资金门槛，被排除在技术进步之外。第二，对世界金融市场的控制。国际金融机构在“金融自由”的旗帜下，掌握了从全球汇聚的大额储蓄，迄今为止美元仍然是唯一的世界货币，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金融控制也加剧了。第三，对自然资源的垄断。中心国家利用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不但把边缘国家作为其攫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泄废弃物的“排污池”，从而对外转嫁生态危机，而且在环境保护政策上奉行双重标准，所谓“绿色标准”成为中心打压边缘工业化战略的新理由。第四，对媒体和通讯的垄断。随着私人资本不断侵占电信、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行业，处于中心的垄断集团掌控了话语权，现代传媒成为新的政治控制手段。文化的虚假繁荣与民主实践的倒退相伴，导致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单向度”。中心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但在全球范围内“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而且“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 ，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实行言论上的恐怖统治，瓦解边缘国家人民的反抗精神，企图创造一种逆来顺受的“新人类”[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袆、贾瑞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2-94页。 。第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中心国家坚持对核生化武器的唯一主导权，以维护对边缘国家的绝对控制。这五大垄断决定了全球价值运动的规律，是以压低外围国家生产劳动价值、高估中心国家经济的附加值为本质特征的，这就使全球收入分配更加不公。
2.3 声辐射力超声弹性成像 声辐射力超声弹性成像是采用超声聚焦的方式在组织内部产生一个小范围激励源，而组织内部应力的传播与组织的弹性呈正相关，因此，通过超声聚焦方式在组织内部形成振动源，通过力辐射的方式在组织内部形成轴向传播的剪切力。根据内部激励带来的剪切力引起的内部组织形变即可有效计算出内部组织的应变场结果[5]。
(三)晚期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
阿明指出，当代资本主义依然遵循着帝国主义的逻辑，而且随着整个世界被纳入同一个生产体系，晚期资本主义就构成了“一种完全封闭的制度”[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著，李淑清译：《重建工人和人民的国际组织是当务之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9期。 。这种制度与传统暴力驱动的国家帝国主义不同，它披着全球化的外衣，通常表现得相对温和，但实际上是以“三元体系”为特征的新集体帝国主义。在其中心，金融寡头收编了各个政治派别，所谓“两党制”“多党制”纷纷沦为资本统治下的“一党制”，构成“市场自由”口号下的极权主义。在其边缘，一方面，寡头各派别内部经常发生暴力冲突；另一方面，中心维系对边缘控制权的手段也可能趋于暴力。面对部分边缘地区的快速发展，一旦被压迫者反抗，随时诉诸武力。
作为以“毛泽东主义者”自称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阿明的“三元体系”和“第四世界”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传承和创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继承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阿明以现代的视野诠释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继承了《共产党宣言》业已阐明的资本主义“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的历史逻辑，指明了今天的广大边缘地区仍从属于美、欧、日“新三头同盟”这个中心的事实。二是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精辟论述。1974年，毛泽东在与非洲领导人谈话时，从战略意义上首创“三个世界”概念，并把团结第三世界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纲领。阿明的“第四世界”理论在继承毛泽东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划分基础上，结合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的新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给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为寄托于第三和第四世界人民觉醒的革命希冀作了理论铺垫。三是综合借鉴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大致同一个时期，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经提出了著名的“两极说”和“半边缘理论”。他认为，21世纪的世界将形成以“欧洲+俄罗斯”和“美国+东亚”的两极，在两极(中心)和边缘之间还存在一个不稳定的“半边缘”系统，不断向中心或边缘分化。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坚持“一个中心说”，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始终只有一个中心，过去是英国，现在是美国[注]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阿明的“三元体系”理论很可能从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世界体系理论中汲取了重要参考，但他的理论观照并不在于解答“世界有几个中心”和“谁将成为世界中心”的争议，而在于揭示中心对边缘的剥削和压迫，较为敏锐地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
二、南北不平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通过呈现中心与边缘分化的以上新格局，阿明并不止步于描绘出这样一幅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图景，他更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和方法出发，深入探讨了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物质利益动因。在阿明看来，上述中心-边缘分化的世界格局，虽然受到垄断强权和政治压迫的控制，但归根结底是由边缘与中心之间不平等的发展模式和交换方式决定的。
(一)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创新
小乌龟就上当了。按照大黑猫的要求，晚上他等周围小朋友都睡着以后，偷偷地溜到操场边。大黑猫已经在等他了。大黑猫吩咐他爬上一个临时搭的台子，固定好小乌龟的壳。他对小乌龟说，等一会你只要拼命地往外爬，你就会从壳里挣脱出来，从此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活着啦，再也不是缩头缩脑地胆小鬼了。
表1 阿明对工资差异导致不平等交换的分析
资料来源：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7页。
在两极分化的世界格局和不平等交换的逻辑下，边缘国家只有与中心国家“脱钩”，才能实现真正的、有益于本国人民的发展。这就是阿明提出的脱钩理论。
首先，阿明对A·伊曼纽尔关于中心-边缘之间不平等交换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创新。根据伊曼纽尔的理论，在国际贸易中，资本有机构成和工资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创造的价值会向发达国家流动。其中，包括两国工资相等而资本有机构成不等(广义的不平等交换)，以及工资和资本有机构成都不相等(狭义的不平等交换)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情况下的国际贸易，当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剩余价值都会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国家向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国家流动。阿明在对当代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进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指出只有资本有机构成相等而工资不等时的不平等交换，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交换(如表1)。
阿明的不平等交换假设是以当今国际劳动分工的重要事实为依据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阐释力。以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甘蔗、橡胶种植业为例，在跨国公司和分包经济的影响下，各国的生产技术和标准逐渐趋同。然而，由于受到生育率差异、农业农村破产以及劳动力跨国流动障碍的影响，边缘国家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威胁着现役劳动大军，使实际工资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反而降低，“至多能设法保持稳定”[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31页。 。低工资因而成为中心奴役边缘的主要考量，例如，随着包括我国在内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人工成本上升和转型升级，“衬衫换飞机”模式对双方都不可持续，部分外资有向工资更低的东南亚、非洲等更加边缘的“第四世界”转移的倾向。
根据矿石中主要载金矿物黄铁矿粒度、自形程度以及与其他矿物的关系，矿石结构划分为自形-半自形晶结构、他形晶粒状结构、交代残余结构、斑状结构、碎裂结构。
(二)对贸易和金融体系的不公平的揭示
第一，农业和采掘业无力与中心对抗。阿明纠正了一些经济学家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关于“中心国家垄断国际工业品市场，边缘国家垄断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片面认识。事实上，北美、澳洲等中心国家自身也是初级产品出口大国，其第一产业的优势地位往往使边缘国家农业破产、农村凋敝，从而为城市制造出产业后备军，间接压低了边缘国家的工人工资，加重了不平等交换。
(三)关于三次产业的依附性发展的分析
即便边缘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然而囿于中心-边缘的依附结构，这种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发展。
在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基础上，阿明分析了贸易和金融体系的不公平。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剧了利润向中心集中。在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作用下，中心的过剩资本必须向工资较低、剩余价值率较高的边缘寻找出口，转化为利润回流。同时，在“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影响下，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国际金融机构的发达，浮动汇率制度带来的汇率扭曲和投机，使得边缘地区自身的资本往中心流动。二是向边缘传导通货膨胀。由于大多数边缘国家存在贸易逆差，国际贸易高度依赖美元、英镑或其他原宗主国货币，本币的发行须以等值的外币为储备。这样一来，本国货币相当于消失了，“流通的只是特殊票面的英镑罢了”，边缘国家的中央银行成为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分理所”[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20页。 。在此基础上，源于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传导到边缘国家，物价升高，实际工资降低，从而加重了上述不平等交换，使本国生产部门的利润被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所侵食。三是制定不合理的货币政策。阿明指出，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以增强市场开放性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为名，实际上执行有利于富国的政策，以至于“好像它们有必要跟着白宫的每个时尚变化似的”[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它们奉行的“涓滴效应”实践，主张边缘国家能够从中心国家的发展中分一杯羹，实则加重了中心和边缘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
第二，制造业进口替代未能改变对中心的依附。边缘国家为消除贸易逆差，普遍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但在“轻—中—重”工业的逐级发展中，必须以从中心进口技术、设备为条件，导致逆差在很长时期不降反升。而中心国家则能生产包罗万象的一切工业品，使边缘国家对其依附更加紧密。随着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技术的引进，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降低，又进一步扩充了产业后备军，压低了工资。
第三，以膨胀和买办为特征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根据阿明的考察，依附型边缘国家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达到50%以上，如果单纯从三次产业分布来看，“甚至比美国更先进”[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2页。 。但究其原因，是来自中心的工业竞争将民族资本挤出第二产业所致，小商品、个体经济的繁荣恰恰是隐性失业的表现。商业资本无力与中心的大资本竞争，只能转向买办化。本国严密的商业网络被打破，商人沦为国际垄断的“初级收款员”。边缘地区贸易行业的主要职能是向中心出口初级产品和为上层阶级进口奢侈品。最后，买办经济和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造就了一个仆从于中心、以对外转移国内经济剩余为己任的庞大官僚体系。根据三次产业的划分，这种高昂的政府运营成本也成为边缘国家第三产业的重要构成，从而成为边缘国家第三产业产值虚高之谜的答案之一。
不平等交换理论和依附理论构成阿明全部理论的核心。在同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阿明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特别是将此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兰克、桑托斯等提出的“宗主-卫星”结构、“金融-工业”结构和“技术-工业”结构等依附型发展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注]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4-487页。 。他还在资本国际流动的假设下，对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作了符合时代特点的发展。这些都有助于揭示边缘国家更高的剩余价值率是不平等发展的根源[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48-149页。 。
尤为可贵的是，阿明着力批判抽象的西方经济学教条，抨击经济学过度数理化、学科化造成其在面对现实世界时的苍白无力。相反，阿明立足于亚非拉经济社会的实际，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深切的群众关怀追溯了阿拉伯、亚洲、黑非洲等不同形态依附结构的形成与变迁，使不平等交换理论实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从晚年直至逝世之后，阿明的相关论述得到世界多家研究机构的证实，全球范围内特别是边缘国家的发展差距引起广泛关注。2019年1月，国际慈善和人道主义组织——乐施会(OXFAM)发布报告，揭示了全球“马太效应”加剧：全球前26大富豪的财富相当于最贫穷38亿人口的总和，且二者的两极分化还在扩大。拥有1亿人口的埃塞俄比亚的全国卫生预算仅相当于全球首富个人财富的1%。由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也表明，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和自由主义浪潮正在侵蚀公共财富，形成“垄断资本掠夺式的全球化”，特别是南方国家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重灾区[注]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http://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full-report-english.pdf。 。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巴西和印度等边缘地区的收入差距最高，其10%最富有者的收入占到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4%～55%，而欧洲、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则相对平均。阿明指出，《报告》较为客观地呈现了全球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事实，但没有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多数人贫困化的“绝对不平等”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不平等”的根本区别。以上数据和事实表明，自由主义只能加剧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企图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从而“赶上”发达国家的道路更是行不通的。
三、独立自主：南方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表1所示，阿明设想两国资本有机构成(生产技术)处在相同水平上，只是一国的工资相当于另一国的1/5，那么为了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按照生产价格等价交换，低工资国就要承担更高的剩余价值率。换言之，两国等价交换的产品包含着低工资国更多的活劳动。此外，实证分析表明，即便中心与边缘地区的技术水平有所差距，也远没有剩余价值率的差距大。也就是说，低工资、高剩余价值率才是造成不平等交换的主要原因。
(一)从依附结构走向共同体结构
阿明强调，他所指的“脱钩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使外部联系从属于内部发展的逻辑而非相反”[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脱钩不是闭关自守，而是摆脱对中心的依附，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边缘国家自身的需要。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建立相互协调的、协商性的、多中心的区域集团，在缩小发展差距的目标下，共同履行计划、定价、投资、汇兑等职能，维护边缘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这种未来的共同体将多余资金流通到边缘的生产性投资，成立区域货币体系，以取代美元体系和浮动汇率制，从而代替现有的、充当“两极分化的传输纽带”的各种“新帝国主义”性质的经贸合作组织，以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价值规律的统治。那么，这种共同体何以实现？阿明指出，平等互利的“南南合作”将成为建构一个多中心的、民主与和平世界的基础，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能是克制霸权主义和垄断资本的一种伟大尝试。
(二)社会主义是南方国家发展的唯一归属
2018年，年事已高的阿明仍笔耕不辍。他在《马克思诞辰两百年周年纪念》的自序中说道：“晚年马克思得出了这样一种直觉性的理解，即，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一定会引起两极分化，而这种两极分化，将使被征服的东方，不可能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在资本主义的核心规律的基础上赶上西方。”[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马克思主义者”超越“马克思学”》，http://myy.cass.cn/gwmkszy/201809/t20180909_4556954.shtml。 边缘地区的发展不可能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业已走完且不可复制的历史道路“赶上”它，而只能“超越”资本主义。因此，“脱钩”的方式必然是社会主义道路。但边缘地区的这种社会主义道路又区别于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阿明认为，那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劳动力仍旧处于商品地位的境遇，最终使苏联生产出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它对亚非拉国家起着压迫作用，也注定了社会主义自身的失败。因此，南方国家社会主义的可行道路，不是苏联的道路，而应该是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摆脱商品异化，扩充劳动人民权力，解放生产力与解放人相统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在缓慢但坚定地走上通往社会主义, 从而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的漫长道路”[注] 单超、刘小兰：《自由主义只能加剧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 人类真正的、唯一的出路是社会主义——关于〈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及萨米尔·阿明的评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8年第5期。 。
1.1 仪器 Agilent 1290 InfinityⅡ液相色谱仪，Agilent 6470 三重四级杆质谱仪（美国 Agilent Technologies 公司）；低温高速离心机（德国Thermo 公司）；XW 80A型涡旋混合器（上海医大仪器有限公司）；Mettler AE240 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瑞士 Mettler Toledo 公司）；Millipore-Q超纯去离子水净化仪（美国 Millipore 公司）。
短距离攻击的典型代表是贿赂攻击。贿赂攻击的核心思想在于使用贿赂促使节点选择在对攻击者有利的链。典型攻击步骤如下：
阿明关于边缘与中心脱钩发展的思想，肯定了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环节”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但他又从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出发，强调这个过程是“长期过渡”的，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对实现脱钩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步骤方法描述得比较简略和模糊。
四、不平等格局的解决方案与中国道路的启示
正如许多西方左翼学者和有识之士始终坚信的那样，我们当前仍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那个时代。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阿明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第二个世纪之交，在《时代旋律的批判》等著作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这“三对矛盾”必将引发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特别是面对2008年以来席卷中心国家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2011年兴起的“阿拉伯之春”运动，阿明密切关注相关国家动向和国际时局变化，以“资本主义的秋天”和“人民的春天”的时代命题展开大胆论述，积极探索第三世界人民运动与资本主义系统崩溃结局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格局即将发展为对自身的否定
阿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从未能根除危机，而只是在“管理危机”和转嫁危机。它用“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幻想”来诱使边缘国家接受全球化和市场开放，以便进行经济控制，攫取国际垄断利润。因此，它所宣扬的“市场、平等、自由、竞争”在实践中就被代之以垄断、操纵和不公平，从而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然而，随着边缘的积贫积弱，中心的资本失去投资出路，也将使中心经济金融化、泡沫化，进而造成全球性的危机，使各中心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国家调控)+福特主义(福利国家)”模式难以为继。对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而祭起逆全球化的大旗，引发了英国脱欧、欧美贸易保护和边境隔离等争端。最后，由于全球经济危机超越了单一国家调控的边界，民族国家的合法性遭受质疑，而随着民族国家的瓦解，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思潮兴起，西方国家出现社会撕裂现象[注] 栾文莲：《对当前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的分析与评判》，《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即将达到与它自身不相容的地步。因此，阿明认为未来抑或是通往社会主义道路，抑或是文明的颓废[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20-21 页。 ，将资本主义世界格局下不平等的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导向“共产主义的幽灵”。以上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相统一，正面回应了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关于“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谬论。
(二)边缘地区人民是重建更加平等的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力量
一方面，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就是赤贫化的过程[注] 李北方：《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对话萨米尔·阿明》，《文化纵横》2013年第2期。 。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将把边缘地区的多数人抛向无产阶级队伍，在“加速剥夺数以亿计农民之时却没有工业化，将他们逼入城市的贫民窟”，甚至使亚非拉成为“贫民窟星球”[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我们还能再造一个有万隆存在的世界吗？》.https://www.guancha.cn/SaMiEr-AMing/2015_04_21_316691.shtml。 。这种21世纪的再殖民化已经丧失了合法性，逼迫边缘地区人民寻求变革。另一方面，中心国家的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得到本国资产阶级“恩惠”的、从边缘地区劳动人民手中转移来的剩余价值，在意识形态上则被资产阶级同化、物化或沉醉于社会民主主义，不再是改造世界的基本动力。因此，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落在了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民族解放运动上，因为那里的人民不接受帝国主义体制，使“南方”成为一个长期存在起义和叛乱的“暴风区域”。阿明认为，从“十月革命”在俄国浮现出第一缕社会主义的曙光开始，历史的发展就主要由边缘地区的反抗和独立运动所推动。这些运动尽管具有局限性，却形成了当代世界最关键性的变革，远胜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中心国家的民主改良[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历史资本主义的轨迹和马克思主义在三个大陆的使命》，《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1期。 。阿明受到毛泽东用“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启发，大胆预言和科学评价了边缘国家“反体系运动”的“胎动”，为亚非拉个别地区已经出现潜在的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性爆发“鼓与呼”，从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合理解读了“阿拉伯之春”，科学分析了“民族国家瓦解”“种族运动”“欧洲瓦解”等时代症结，指出边缘地区人民群众不仅要反抗具体的不平等现象，而且要在斗争中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和人民需求的深刻矛盾，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的当前任务就是“加快资本主义之秋”，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农、学等各阶层团体的利益主张进一步融合，使资本主义系统内爆，敲响自己的丧钟，让“人民之春”真正降临。
当然，阿明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基本矛盾和革命主体的认识是否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世界的全部现实，还值得进一步商榷。例如，他认为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发达的中心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 而是垄断资本与外国地区(即第三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这是否有混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嫌，值得探讨。同时，阿明并不认同发达国家产业工人队伍的先进性和历史主体地位，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与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根本一致性着墨不多。事实上，正如阿明所言，各民族的“脱钩”和“解放”与全世界人民的斗争是互补的，而不是冲突的。我们应当从只有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才能实现各自的、也是共同的解放这一意义上，找到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与第三世界人民之间根本利益的协调纽带。
(三)中国社会主义模式 70年来的生动实践为广大边缘国家“超越”资本主义提供了精神鼓舞和现实借鉴
自从青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阿明就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振奋和深刻影响，从此始终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阿明对中国坚持奉行的和平崛起和自主赶超道路给予了高度肯定和经验归纳。
首先，阿明认为，新中国自成立以来走的就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种独裁和“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最终必然异化为“有资本的资本主义”。而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反对教条化和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注重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国别情况，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反击了社会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将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模式定义为“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即通过发挥国家、社会、市场等3种力量，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地打破了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五种垄断”[注] 吴苑华：《具有中国元素和比较优势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萨米尔·阿明解读中国经济》，《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 期。 。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脱钩”道路和开展“南南合作”提供了典范。阿明盛赞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区域繁荣和稳定等方面作出的伟大创举。针对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因中国崛起而滋生的恐慌和鼓噪，阿明针锋相对地指出，要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出发，分析中国发起“不结盟运动”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和意义，反对近年来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走出去”战略所作的“新殖民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黄祸论”等种种错误解读和恶意揣测。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下，以“一带一路”倡议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积极搭建东盟、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亚投行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地区伙伴关系，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行之有效的既有区域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赢得140多个国家、80多个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注] 刘书林：《从反封锁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历史演进》，《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4期。 。这种新型国际关系和大国外交，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超级大国奉行沙文主义造成的国际间不平等，又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待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虚伪性形成鲜明对比[注] [菲律宾]波比·托阿桑：《新型国际体系的前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因此，中国的发展与开放合作成为新型国际经济架构的基石，对重建“南南合作”将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最后，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范资本主义复辟。面对西方左翼关于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的担忧，阿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 《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贾瑞坤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5页、211页。 。他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中，所有制和意识形态斗争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国家对土地、金融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决不能突破土地公有制和对金融的国家监管这两条底线。另一方面，要重视开展文化革命，培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囿于对中国具体实际的了解，阿明对“文化大革命”可能取得的作用和意义有所高估[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6-267页。 。阿明总体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旁观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坚持“四个自信”、克服“四种风险”和长期治国理政给予了必要的提醒。
15例研究组患者治愈10例（66.66%），有效4例（26.67%），无效1例（6.67%）；15例对照组患者治愈6例（40.00%），有效6例（40.00%），无效3例（20.00%）；研究组临床有效率为93.33%，对照组临床有效率为80.00%，研究组的临床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在保留灌肠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中应用舒适护理，有利于患者的痊愈。
作为旅居欧洲的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社会现实，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和人民际遇出发，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体系不平等发展的规律，“并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唯一可行的、解决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的方法”[注] [埃及]萨米尔·阿明: 《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贾瑞坤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9-110 页。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以及在国际上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阐释而奔忙发声的“亮剑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正是在共产主义信念的基础上，阿明极力倡导建立多极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旨在削弱全球两极分化，为构建人类持久的、众望所归的、民主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体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国际主义视野、人道主义关怀的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深化和发展创新。我们应当积极汲取阿明学术思想的合理成分，同时正确辨析其中的部分偏颇之处，以期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771/j .cnki .35-1334/D .2019.02.009
作者魏建翔，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州 350117)。
〔责任编辑 朱新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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