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道德意志观念及其现代价值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志论文,观念论文,道德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志是指主体自觉地确定目标，并以此支配、调节自己的行为，克服困难，实现预期目的的心理过程。人的道德心理活动是丰富而又复杂的，不仅有一时的道德冲动，而且有基于道德信念的行为抉择；不仅有恶的蛊诱，而且有善的不等值冲突；不仅有恣情任性的道德“真空”，而且有基于道德责任的自由追求。这些都需要意志的参与。道德意志就是人们按照道德原则和要求进行道德抉择和行动时，调节行为克服困难的能力，是在履行道德义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毅力和决心。可以说，没有道德意志就没有道德行为，也就没有道德生活。顽强的道德意志以坚定、执着的道德信念为基石，通过恒久的道德实践磨炼而成，是通往道德自由境界的桥梁和保证。
研究西方伦理思想史上道德意志的心理发生因元、培养机制及目标归属，对于当今我们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如何以坚定的道德信念、恒久的道德实践、高度的道德责任，铸塑坚强的道德意志、通往崇高的道德意志自由境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信念——道德意志的心理发生因元
信念是主体坚信行为准则的正确性而产生自觉行动的意志倾向。它是道德意志发生的心理因元。正确而坚定的道德信念是道德意志培养的基石。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关于以何信念来培铸顽强的道德意志这个问题，存在诸多不同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至善信念论，即把至善作为最高的理念或追求。柏拉图认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达到至善。为了获得幸福，必须克己节欲，用智慧和德性去追求至善。在他看来，至善是人们行动的指南和动力，是培铸顽强的道德意志的要因。至善信念论对于鼓舞人们以顽强的道德意志追求善与至善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否认物质生活的道德基础意义，因而走向了禁欲主义。
第二，勇敢信念论。勇敢是古希腊四大美德之一，是西方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也是道德信念的要旨之一。
柏拉图认为，信念是在理性指导下的实现一定目的的力量。勇敢就是保卫奴隶制国家的信念。一个具有勇敢品德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对国家的坚定信念。作为一个勇敢的人，不论是痛苦还是快乐，不管是坦然还是恐惧，都要保持既定的信念而不动摇，这样才能承受痛苦和恐怖的打击，抵御感性快乐的诱惑。他同时认为，坚定地保持既定信念的人只有军人、武士，因为只有他们能为保卫奴隶制国家英勇作战、誓死不渝。柏拉图的勇敢信念论适应了当时古希腊奴隶制国家对外交战的需要，是其至善信念论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表明了他作为奴隶主阶级哲学家的鲜明的价值取向。
布鲁诺强调道德信念对英雄道德观的培养的重要性。他认为，英雄只有经过内心斗争与痛苦折磨，才能达到道德上境。“英雄的爱是一种苦难”[1]，“宁愿体面的和英雄的死亡，也不要不体面的和卑鄙的胜利”[2]，“因为英雄的精神满足于，宁愿在他的崇高精神从而表达的高尚事业中遭到体面的跌倒或光荣的失败，也不想在较少崇高和低贱的事业上获得成功和改善。”[3]苦难造英雄，英雄道德观的培养离不开勇敢。
第三，宗教信念论。马丁·路德强调信仰在道德意志培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信仰是一种对上帝的仁慈怀有坚定信心的品质，它能使人摆脱一切罪恶与魔鬼的诱惑、对死亡的恐惧；善功和德性都是以信仰为基础的。“一切善功都包括在信仰里，所以一切善功，不管形式和名称是怎样美好，若没有信仰，就都是死的。”[4]“希望做出善行的人所必须以为起始点的，并非是行为而是信心。因为使人善的，是信心。因为除信心之外，没有东西会使人成为善的。除不信之外，没有东西会使人成为恶的。”[5]可见，路德主张以对上帝的信仰即对仁慈的坚定信念来培养人们的道德意志与德行。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指出，对上帝的信仰能够医治疾病，并擦亮思想之窗。宗教信念论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在道德领域的反映，是封建专制统治者对人们思想的麻醉剂。但是关于仁爱的主张，及以仁慈之心培养道德意志的思想，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四，人道主义信念论。它以打破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束缚为前提，以个性解放、平等、自由为理念，肯定人拥有享受一切快乐的权利，并由此出发，主张以财产公有实现社会大同。
文艺复兴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以人道主义信念，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新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设想，指出道德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于财产的所有制。他们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是利己主义思想，在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是大公无私的思想；要消除利己主义，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改变私有制。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描绘了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团结互助的理想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在当时只是一种空想，他们以其人道主义信念，幻想通过社会改良实现共产主义，这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他们的思想对于当时人们冲破封建教会桎梏，争取平等和自由，并逐步培养共产主义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具有积极的启蒙意义。
第五，共产主义信念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一词。并指出，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6]，因此他们幻想以改良实现社会平等，“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7]而共产党人的理论就是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8]这个目标“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9]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的道德培养树立了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这是对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的精辟概括，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马、恩指出：“共产党人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11]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蓝图，激励着全世界受压迫的人们为此前仆后继、顽强奋斗，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成为一切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道德目标。共产主义信念是培养人们坚强道德意志的最高信念。
自制——道德意志的培养机制
自制是指主体以自觉能动性对感性欲求进行理性控制的心理活动，是主体自觉地将困难转化为动力，并排除困难不断前进的能力。它是使人的能动性成为“自觉”的中介。顽强的道德意志须在恒久的道德实践中磨炼而成，自制是其主要实践内容。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自制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节欲。古希腊七贤之一克娄布鲁说：“节制是最好的。”[12]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节制的道德要求。古希腊道德哲学的创始人梭伦认为，“公正”就是对立双方都要抑制自己的欲望。毕达哥拉斯从中庸之道出发，反对过分的行为和欲望，特别反对过度的食欲和色欲，强调食色行为要适当并加以节制。他指出，人们应当“过一清洁简单式的生活，慎勿有可以引起忌恨的动作”。[13]他所说的“节制”以不带来痛苦为界限。
赫拉克里特强调高尚的灵魂，他认为，“干燥”的灵魂即符合逻各斯的灵魂是最智慧、最高尚的。为了防止灵魂变得“潮湿”，或使“潮湿”的灵魂变成“干燥”的灵魂，必须与“心”作斗争。他说：“扑灭放肆急于扑灭火灾。”[14]沉湎于物欲享乐，违背逻各斯的生动性，就会使灵魂变成僵死的，从而迷失行动的方向。因此，为了一种高尚的理想，要牺牲某些暂时的、肉体的快乐；为了实现伟大的抱负，不仅要同自身“潮湿的灵魂”作斗争，而且要同社会上那些“潮湿的灵魂”作斗争，使自己的生活象一团活火，生动向上。
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分别作为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均强调节欲。德谟克利特认为，当人的欲望过度时，最适意的东西也会变成最不适意的东西，而“节制使快乐增加并使享受更加强。”[15]因而他强调行为的“节制”和“适度”，主张摒绝一切无益的享乐，并从中庸之道出发，强调要知足。伊壁鸠鲁继承并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主义伦理思想，并从快乐主义出发，认为节制是以明智为基础的使人得到适度的快乐和幸福的能力。快乐并不是肉体的纵情享乐，而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因此，他在肯定有节制的感性快乐的基础上，力求把感性快乐与精神快乐统一起来，并加以理智的协调。柏拉图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从肉体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因为肉体的、感观的快乐只是暂时的，只有最高的理念——善——才是永恒的、值得追求的。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一个理性控制了情感和欲望的人。只有用坚强的道德意志控制自己的情欲，才能做自己的主人。
斯多葛学派认为，行为要符合道德理性，就必须征服自己的感情。为了成为贤人，就须以坚强的道德意志克制过度的欲望。
基督教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非常强调节制。他认为，强烈的感性享乐，特别是饮食、性行为等感性活动会使意志消沉。
18世纪法国启蒙伦理思想家卢梭要求人们以顽强的道德意志节制欲望。他认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欲望是无止境的，人类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自己的欲望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卢梭忠诫人们：“人啊！把你的生活限制于你的能力，你就不会再痛苦了。紧紧地占据着大自然在万物的秩序中给你安排的位置，……你天生的体力有多大，你才能享受多大的自由和权力，不要超过这个限度，其它一切全部是奴役、幻想、虚名。”[16]
人道主义自然主义者主张理性自制。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及社会合作，都要求人们严格控制甚至放弃某些欲望。
第二，排难。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借伊多墨纽斯之口说：“要表现出一个人的价值，要判明谁是懦夫谁是勇士，最好的办法就是叫他们去打埋伏。”懦夫心惊肉跳，而勇士面不改色，就是因为勇士能以理智正视敌我，并以顽强的意志排除困难、克敌制胜。修昔底德赞美那些在战争的危险面前不怕死、英勇作战的将士。亚里士多德在其名作《伦理学》中指出：“临危赴难最能表现一个人的勇敢。”最大最高尚的危险是死于疆场，献身疆场的皆是最光荣的勇士。可见，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临危赴难、勇敢善战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美德。它需要坚强的道德意志。
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以霍茨波之口说道：“我们要从危险的荆棘里采安全的花朵。”这不仅要靠智慧，同时要有勇视危险、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他在另外一部戏剧《裘力斯·恺撒》中指出：“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好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因为懦夫怕难怕死，而勇士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洛克指出，坚忍是德行的保障与支持，一个人没有勇气是很难尽责的，也很难培养真正有价值的品性。他所说的“坚忍”与“勇气”包含着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
托马斯·布朗认为，困境能坚定人的信念、磨炼人的意志。他渴望在困境中培养其道德信念、磨炼其道德意志。
道德是自律的。道德的自律性决定了主体在道德培养的实践活动中具有鲜明的我向性。节欲即是道德意志对主体行为的我向规定，是“为我”的道德设定。排难则是道德意志对主体行为的外向要求，是“向他”的实践理路。主体正是在节欲与排难的双向道德实践中，磨炼道德意志、培养道德品行，最终达到道德意志自由之境。
自由——道德意志的归宿
道德意志自由是指主体在道德活动及其结果中，能够根据自身的意志或愿望任意作出某种选择。这是道德意志的终极目标。然而，道德意志自由并非绝对的，任何行为的自由均有限度。道德意志自由度就是行为主体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是其在道德活动中作出选择时所受的某种限制。自由与责任密不可分。道德的力量就在于主体将责任内化为自身所需，不仅对己负责，而且对他人负责。主体正是在承担道德责任、履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实现道德意志自由的。放弃责任就等于放弃了自由，离开责任的所谓自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是放肆或随意。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意志表现为一种经过慎思自动选择善恶的能力。美德靠自己，恶行也依于自己。任何人有权力去做的事，也有权力不去做。很多人之所以有德，并非完全是知识的结果，而是因为意志发生了作用。在他看来，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但是只有在道德责任的约束下，主体才能作出正确的行为抉择。
伊壁鸠鲁认为，人的行动是自由的、有主动性的，所以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有道德的人，既不应该做必然性的奴隶，也不应该做偶然性的玩物，而应该积极地用理性权衡和选择道德行为。这就是在道德责任规约下的意志自由。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意志倘不为邪恶所俘虏，就是完全自由的。”他认为，行为是为善还是为恶，关键在于意志是否以道德责任为依。当然，他所说的责任是指对上帝的责任。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论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其关于自由意志可使行为为善也能使行为为恶的观点，却具有警示意义。
洛克指出，意志是人心的一种选择和决定的能力，是由人的欲望决定的，它使人趋乐避苦。意志自由的作用表现在“抑制盲目的草率行为”[17]，自由的行为必须虑及事情的全过程及其结果。
卢梭明确提出，遵从由良心与理性将其写在心灵深处的自然与秩序的永恒之法，就能得到自由。只有实现了道德自由，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道德意志自由离不开法约，离不开良心与理性的审视。
康德指出，道德所指的自由存在于“理性法所决定的意志的内在与外在活动中。”[18]“理性法”即指道德责任。因此，道德意志自由维系于道德责任。康德进一步揭示了道德责任的内外双重规定性。他认为，道德责任就其外部形式而言，具有普遍有效性，即适用于一切作为理性存在意义上的人。同时，道德责任还具有内在规定性——意志自律，即道德律令不是外在于道德主体“我”的绝对命令，而是发自“我”的心中，主体不仅是被动地必须这样做，更重要的是主动地、自觉地立意这样做。[19]这时，外在的道德责任已经内化为主体自身的道德责任感，成为主体的自觉需要。因此，具有自律性道德责任感的人能够完全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行为，实现作为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
黑格尔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第一次辩证地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他指出：“不包含必然性的自由，或者一种没有自由的单纯必然性，只是一些抽象而不真实的观点。自由本质上是具体的，它永远自己决定自己，因此同时又是必然的。……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20]他的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但是，在他那里，自由与必然统一的基础既不是客观物质世界，也不是人的实践，而是“绝对观念。”因此，他关于自由与必然的互依、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的互维也就成为空中楼阁。
马克思科学地解决了意志自由和历史必然性的关系问题。他既肯定了人的意志自由，又指出这种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而要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人只有充分发挥符合客观规律的能动性，才能获得自由，也才能达到崇高的道德意志自由境界。
责任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作为道德意志自由度的道德责任，既是对自由意志的限定，又是实现道德意志自由的根本条件。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就是在道德责任和意志自由的双重机制作用下，体现行为的道德价值的。
失范与越轨的道德防治
道德意志薄弱或道德意志缺失是主体行为失范与越轨的深层心理因素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应如何培铸顽强的道德意志，以成为道德自由人？西方道德意志论对我们不无启迪。
第一，树立崇高的道德理想、坚定的道德信念。顽强的道德意志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它与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密切相关。主体要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就要强化自身的道德意识，树立崇高的道德理想、坚定的道德信念。理想是一个人的目标追求，信念是实现理想的精神支柱。顽强的道德意志源自崇高的道德理想与坚定的道德信念。而崇高的道德理想的实现又以坚强的道德意志、坚定的道德信念作保证。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生活就如行尸走肉；没有坚定的道德信念，就会知难而退，迷失航行的方向。相反，崇高的道德理想、坚定的道德信念可以使人在顺境中不靡，在困境中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与道德信念仍然是铸塑人们坚强的道德意志的灯塔与精神支柱。
第二，筑建犯罪的道德心理防线。道德堕落是犯罪的诱因与初始条件。任何犯罪都有一个道德上堕落的过程，它表现为道德缺失→道德扭曲→道德践踏→违法犯罪。如：由于性道德观念的缺乏或扭曲而导致性犯罪；由于对义利关系的道德观念缺失或错位而导致贿赂、贪污、盗窃等罪行[21]；由于爱国主义道德观念的缺失、扭曲乃至沦丧而引发的损害国家主权、破坏民族团结、泄露国家机密等罪行[22]。而道德意志薄弱往往是酿成道德堕落从而导致犯罪的初始心理诱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道德是社会控制的软件工程，它通过拯治人的灵魂而使社会处于良性运行的轨道。因此，强化主体的道德观念，培养主体坚强的道德意志，从而筑建一道坚固的道德心理防线，是提高主体道德素质、防治犯罪的一条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