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的经济增长目前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方法的指标体系现在很有争议，但无论怎么争议，用GDP这个指标从数量方面来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尽管有它的荒谬性和局限性，但也有其不可或缺性、不可替代性。今天我们主要从GDP水平上来看一下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现在达到的阶段。十三万六千多亿人民币按照我们现在大体上所说的1比8.3的官汇折算大约一万六千多亿美元，这样一个发展水平、总量规模在世界上大体处于什么位置呢？我国是排在世界第六位，第一位是美国，其完成GDP的数量在数值上和我国比较接近，是十二万多亿，不同的是计量单位不一样，它是美元，我国是人民币，我国大概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美国GDP占世界总量三分之一左右，最高年份达到世界总量的32%，去年大概占28%，第二位是日本，日本大概五万多亿，第三位是德国，第四位是英国，第五位是法国，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经过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后估计中国在总量上超过法国应该是问题不大。
从总量上看，中国的GDP已经名列世界前矛，GDP总量占世界的总量接近4%。但是中国的问题最复杂的就是有13亿人口，按照中国的人均水平我们和这些发达国家的距离就大了，到去年我们人均完成的GDP为1200多美元，这在世界上排的位置按人均水平算大概是一个什么发展阶段呢？世界银行关于发展阶段有一个粗线条的划分：一个国家人均GDP的水平如果是在280美元以下，称为低收入的穷国，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叫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指这个国家摆脱了贫困的陷阱，进入了经济起飞、工业化加速的时期，如果到1600美元，叫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到3000美元，叫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到了8000美元以上，叫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指该国家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完成了，即所谓的现代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再往上发展就叫后工业化时代，再做细分为中等发达国家和主要的最发达国家。1978年我国人均GDP是379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元为100美元多一点，在当时世界190多个国家排序中我国和当时著名的穷国扎依尔并列100多位，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穷国，经过二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努力，我们实现了经济发展上的一个历史阶段性的突破，我们从最穷的国家上升到了1200多美元，被称为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阶段转变的速度快不快？比照美、日、英、法、德五个国家的经济史，他们在历史上完成这个阶段转变用时最少的是日本，用了40多年，我国比发达国家用时最少的国家还少一半时间，应当说我国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也就是说从总量上看我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了，名列世界的前六位，但是从人均GDP水平上看，我国是一个标准的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即处在工业化加速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所谓其他条件不变包含着下面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不能有战争，如果有战争的话，我们一切正常经济发展的模式都将推倒重来；第二，不能有动乱，因为政治动荡可能导致现代化进程的夭折；第三，不能有大的自然灾害和瘟疫，因为瘟疫对人类近现代史上的文明影响非常大，历史上欧洲的黑死病的影响到现在还留有痕迹；第四人口比率不能失控，千分之十三的人口控制不能失控；第五假定至少到2030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不低于7.2%），中国经济在未来看得见的最近的将来我们能够达到什么状态？能够实现一个什么目标？在前面的假定情况下到2010年中国人均的GDP水平按不变价值计算将比公元2000年的时候增加一倍，公元2000年是人均800多美元，刚才我们已讲按照世行的划分阶段到1600美元以上就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从现在低收入的穷国到下中等收入的目前达到的水平我们用了20年，那么从现在的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到中等收入我们大概到2010年能够达到，那么再给中国20年时间，还是作了前面的这些假定，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的水平按不变价格计算将比公元2000年增加4倍，就是3200多美元，也即达到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阶段性的提升。
我们读过中共十六大的报告，在谈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时候具体数字只讲了一个，就是到202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将超过3000美元，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就是按以上我们作的假定。前不久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也讲，到2020年我们将实现人均3000美元以上的发展目标，并且我们把2020年的这个目标设定为全面建设和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重要体现就是在数量上人均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将超过3000美元。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的水平按不变价格计算将比公元2000年增加10倍，即超过8000美元，按世行标准即属于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其历史内容即完成了以工业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再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我国将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
中国经济发展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我们面临的前景如何？我们在这里作了个扼要的分析。衡量经济的发展还有很多指标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展质量、生态环境等，GDP本身有它的局限性，需要别的指标加以补充，如社会发展指数，其他方面政治、经济、文化、总量、结构等等都考虑进来，才更全面。我们简单地从GDP的水平上看，大致的中国是处于一个下中等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过渡的一个国家。在总量上名列世界前矛，人均基数仍然比较低，是一个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处在工业化加速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二、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具有什么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具有什么样的复杂性？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中国经济增长走到现在，就当前来说，宏观经济最突出的矛盾可以概括为三大矛盾。
第一大矛盾是现代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和经济运行当中，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快，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速度确实过快，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过大，这是经济学很难解释的一个现象。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一个同方向的，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总需求扩张的速度，而总需求不外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如果增长速度非常快，那就意味着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需求扩张的速度非常快，在正常情况下，拉动经济增长的速度就非常快，反过来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很慢，其他条件不变，就意味着总需求的扩张速度很慢，由此就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慢，经济增长进入衰退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速度和经济增长的增加速度在运用上应该同方向，甚至可以说同步。可是中国经济现在发生一个问题，这两个指标不同步，从经济增长来看，我国03年经济增长速度是9.3%，04年经济增长速度是9.5%，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是9.5%，估计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在9%左右，这个增长速度和世界同期比是很快的，世界同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是4%多一点，发展中国家为2%多一点，但是和我们自己的发展阶段比，和我们自己的经济增长历史比我们根本不快，为什么呢？1978年到2004年2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9.36%，现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9.3到9.5%，这个速度也就是正好等于这26年的平均速度。我们取一个标准差为正常波动范围，把26年经济数值放进去一计算，以目前的体制和技术条件，目前的经济增长根据实际情况，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标准差波动的范围是3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的经济学含义是现在平均速度是9.4，往上加三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不超过12.4%，不算过热，往下减三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不低于6.4%，不算过冷，6.4%-12.4%中国经济增长正常波动的范围可以承受或大体上可以承受，不算严重失衡，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属于标准的正常波动区间，也就是一个平均速度，而且还略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所以我们说不能讲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过热。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确增加速度过快，增幅过大，我国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是26.7%，04年是25.8%，改革开放26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幅是13.5%，这说明最近这两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已经超过平均速度一倍甚至一倍以上，我们也作了一个统计学的分析，观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现在波动的范围，国民经济能够承受的波动幅度有多大？测算的结果是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上限不超过23.5%，不算过热，下限不低于3.5%，不算过冷，属于正常波动的范围，按照这个分析的话，我国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已经显著超过了正常波动范围的上限，从统计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处于过热状态。
如果你说统计数据可能失真，但是生活的感受骗不了你，重要的投资品、重要的资料品需求量一涨再涨，价格一升再升，钢材、铝材、水泥包括土地供求矛盾越来越紧张，而且价格始终高居不下，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投资品需求一旦上涨，我们知道中国的需求量什么情况下这么高？是在供给量相当大的情况下，它不是由于供给不足形成的需求紧张价格上升。一系列的煤电运油需求量上升、价格上涨总的来说直接原因就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太大，这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一大突出矛盾，这一问题导致国民经济运行当中一系列矛盾的尖锐化。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当中第二大问题是物价总水平并不高，但是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压力非常大，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值非常高。为什么这是一大矛盾？因为一般来讲正常情况下通货膨胀就是物价上涨，从物价总水平上看，我国物价并不高，去年的物价上涨率不到5%，投资品和消费品平均4%多一点，前年物价总水平上涨3%，但是去年经济增长是9.5%，前年经济增长率是9.3%，9%以上的经济增长绝对是高增长，3%到5%这样的通胀率绝对是低通胀，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而且我们现在的物价水平还是我们从前几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先稳健后扩张的货币政策的一个政策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扩张政策的刺激我们到现在还未必是这种水平。我们知道九十年代初中国有一轮经济高涨期，在1992年上半年的时候，这轮经济高涨拉动了投资品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所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凶猛，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以后，消费品工业成本就迅速上升，全社会的工资水平就提高，这就导致全社会的成本上升，整个消费水平的价格就提高，所以我们在经济学上把它称为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7月我们已经感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了，为了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中央政府从1993年7月开始采取双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急刹车紧缩财政紧缩银根，减少财政支出，提高支出比率，提高存贷款利率甚至动用了保值储蓄的手段控制信贷规模，总之让流通中货币减少，让老百姓手中可支配收入比率降低，使总需求得以控制，使物价上升的水平得以控制，但是我们知道经济政策从决定到贯彻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性，经济学上称之为时延，美国的货币政策滞后性为6个月到18个月，中国货币政策时间的滞后性为7个月到24个月，这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流畅性有关系，所以我国1993年7月宏观经济紧缩之后到1994年很多政策的作用都还没有兑现，1994年的物价上涨就开创了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最高记录，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突破了24%，1995年效益就出来了物价回落到了15%，1996年继续紧缩，物价回落到了8%，1997年物价回落到了3%，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是8.8%，所以我国当时宣布中国已经成功的实现了以高增长、低通胀为特征的软着陆，实际上从1997年11月份开始，我们的物价就是负数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的经济不再是通货膨胀了而是通货紧缩。到1998年5月底，中国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存货达到了5万多亿，1998年5月的GDP总量为1万多亿，应收未收款达到了1万6千多亿，这样一来企业的支付就成问题了，企业破产、停产、半停产的数目就要增加，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经济进入衰退，失业率就增加，所以我们说通缩意味着失业队伍增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没有稳定的收入，这比通货膨胀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更严重。为了治理衰退克服通缩，1998年下半年的时候，中央又放弃了1993年7月份以来的紧缩式的财政政策，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先期的增大财政支出，1999年发行了1500多亿的政府国债，1998-2002连续5年时间每一年平均下来2、3千亿元的财政亦字，这么大规模的国债来刺激需求，增大政府支出，活跃市场，拉动内需，带动增长，增加就业，我们的货币政策即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2002年以前的货币政策是稳健的，1998、1999、2000、2001这几年银根还是比较紧的，但是2002年开始我国的货币政策开始积极的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2002年我们的信贷货币供给速度明显提速，2003年6月30日信贷总规模比2002年还多30%，2003年我们的物价拉到了3%，摆脱了通缩的困扰，2004年进一步上升到4%以上，今年估计在5%左右，所以我们现在的物价总水平并不高，3%-5%的物价上涨率你与其担心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还不如说你更需要担心它掉到通缩的陷阱里去，物价总水平虽然不高，但是物价结构性上涨的压力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我们从生产者来说，重要的投资品生产资料的价格都在涨，短期内看不到大幅度减速下降的空间，对于下游产品一般消费品来说，成本已经涨上去了，为什么消费品工业不敢加价，因为它成本已经上去了，零售为什么不敢大幅度的提高价格？因为目前的总需求仍然不够活跃，市场平面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它不敢加价，现在的价格就卖不掉，如果再加价的话就更卖不掉，一旦需求上涨，它马上就要涨价，对于消费者来说，重要的日常消费品包括粮食作物以及其他的农副产品，它的价格的上涨不是一般的上涨而是两位数的上涨，此外还有城市居民住房价格上涨。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存在的第三个矛盾是经济增长恢复速度非常显著，但是失业率不仅没有相应的下降反而继续的攀升，这一点也是有悖于经济学常识的。一般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经济增长速度高，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失业率就高，从1998年到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速度是7.3%，现在我国经济反弹到9.3%-9.5%，比前几年的平均速度提升了两个百分点，按说其他条件不变的话，经济增长速度恢复这么快，失业率应该有所缓解，但是现实情况是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比前几年高了。以城市登记失业率为例，1998年是3.4%，到去年是4.3%，今年政府控制目标是力争不超过4.7%，尽可能控制在4.5%，这和经济学的常识发生了冲突，中国的现实和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发生了矛盾。我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市场化加速改革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竞争越来越激烈，意味着要减员增效，过去的隐蔽性失业现在就变成了公开失业，我们长期特别是国有企业是以增大企业成本，降低企业效益为代价在分解着社会就业的压力，随着市场化进程越来越深入，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不可能以牺牲微观单位的效益去置换社会成本，所以市场化的深入会使得我们失业的问题进一步严重，另一方面从发展来看，我们现在是工业化加速时期，它的重要特点是资本排斥劳动，过去一个亿的贷款项目下去可能雇几百个工人，现在可能就几十个工人，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新创造的就业岗位是240多万个，现在我们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因此虽然我们经济增长恢复得很显著，但是我们的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
现在中国经济的复杂体现在扩张不敢扩，紧缩不敢紧，以上三大矛盾如果说要紧缩，对控制固定资产增幅过快是有利的，对控制结构性物价上涨是有利的，但是一紧缩的话经济增长速度掉到平均数以下，失业矛盾将进一步恶化，而扩张对解决失业问题固然有帮助，对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有促进，但是在固定资产投资已经相当热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张经济的话，固定资产领域的需求进一步扩张的话，结构性矛盾会进一步恶化，供求紧张的局面会进一步强化，有可能演变为全面的恶性通货膨胀。所以由于现在的矛盾的复杂性不同，既不敢简单的紧缩，也不敢简单的扩张。
三、当前的中国宏观调控措施有些什么特殊性？
特殊性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目前宏观调控当中，总量调控的政策和结构调控的政策相结合运用，但是更强调了结构性调控。我们出台所有的政策都是结构的，针对产业、企业和地区，没有全国国民经济总量的判断。所以我们强调的这次宏观调控的不是通杀，不是总量上的一刀切，叫点杀，“点杀”是个形象的说法，我理解它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区别对待，产业和产业之间有区别，如铁路设施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能源电力等生产项目的建设和开发，再有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公共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污染等领域的发展，在去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不仅不紧缩，还要采取财政和货币方面的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要使它们能够提速；有些产业是明令要求限制其发展速度的，像水泥、钢铁、轿车、房地产开发等等包括电解铝，以及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所以在产业和产业之间我们是区别对待的，有保有压，不仅如此，我们在地区之间也区别对待，对东南沿海地区我们要求其放慢速度，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密集的地区，采取各种措施振兴东北老基地，对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鼓励其加快发展，在中部地区是提出崛起，这次结构性调整具体形象说就是贯彻点杀的原则，不仅是在调节对象上区别对待，在调节手段的方式上也有所不同，是逐步的、连续的予以贯彻。如何评价这个特点，我们说这种结构性的点杀措施积极性是避免了宏观调控的僵硬性，更有活力、更有弹性，区别对待更有适应性，消极方面是行政色彩相当浓。
第二个特点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结合，但是货币政策的紧缩性更显著，所以感觉这次紧缩性调控当中，货币政策起了很大作用，财政政策不仅没有起到紧缩的作用，实际上现在财政政策进一步起着扩张的作用。财政政策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支出，一个是财政收入，我们实际上没有放弃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里国债规模没有怎么降，财政赤字没有取消，从财政收入政策看，1994年我们从包税制转为分税制一系列的办法，2004年的税制调整和改革基本倾向是减税，减税意味着其他条件不变，老百姓和企业手中可支配的收入增大，购买力增强，需求就增大，这属于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所以我们说财政政策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起着继续扩张的作用，而货币政策起着紧缩性效应比较明显的作用，这两大政策体系方向上的不一致，我认为是一大进步，我们说财政和货币如果是双紧，或者说是双松，应当是在非常时期，在正常情况下，不到危机时候，这两大体系最好是松紧搭配，否则会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宏观经济政策最好是使经济震荡幅度小一点，使经济增长能够更稳定一些，所以我们说松紧搭配在正常情况下是应当的，这次比较好的符合我们市场化的进程。
这轮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在各种经济政策综合运用过程当中，清理土地的政策措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来清理土地是个微观手段，它不是宏观政策，这是一个具体的土地资源配置，但是它这次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过热的抑制作用比其他宏观手段更加明显。要不要清理土地？我们说应当，到2003年11月份有个数据，中国国家、省、市这三级政府批出去的各种开发区5000多家，这5000多家开发区占的土地3.6万平方公里，台湾省3.8万平方公里，我们差不多批出去个台湾岛了。此外还不包括县、乡、村都搞了开发区，那末开发了多少呢？43%。有57%的土地闲置，所以我们说清理土地是有必要的，因此2004年春天我们七部委联合派了工作组到全国各地清理未经审批或越权审批的土地开发项目，到去年年底又是七部委派联合调查组奔赴全国各地检查春天的清理结果，落实情况。这一下把土地审批权上收，把土地审批基本冻结，起到了对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明显的控制作用，延长了开发商投资者的建设周期，和开发商的资金周转周期。如何评价这一措施？我们说清理土地的积极意义是对固定资产投资过热起了显著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从消极面来说，这次清理土地是中央清理，表明我国土地要素的配置还不是市场化的，而是行政化的，因为只有行政化的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有权利否定下级政府已经作出的决定，如果土地的要素配置是市场化的，政府行政性的就清理不了。中国的市场化到底进程有多大？中国目前是商品市场化程度很高，但是要素市场化程度比较落后，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程度还比较快，资本市场化比较滞后。中国的直接融资市场规模小，秩序乱，间接融资市场很大，但是我国现在的利率基本上还是政府行政性管制，不是市场决定，中国的间接融资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当然我们在资本市场化方面也作了基础性的工作，但是总的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化的路途相当遥远。相比较而言我国土地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更是很低，土地要素市场化意味着产权清晰，所以中国土地市场化还得从基础产权做起。如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构建中国的土地市场化和资本市场化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这次宏观调控措施的第四个特点是在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起到了显著的反宏观调控淡化周期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地方政府通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地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地方和中央的目标差距越来越大，不一致是越来越突出，因此对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周期的要求和理解越来越不一样，首先一个地方和中央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中央的目标是宏观经济的均衡，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等等，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退出经济的壁垒和中央是不一样的，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行政的，而地方政府和当地经济生活的联系是市场的，我们作了一个研究，中国各地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和当地的人均GDP应有的水平高度不相关，因此当中央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地方从它的利益和它退出要素的代价来考虑形成很多要求和中央是不同步的，我说这不是一个坏事，而是一个进步。因为和谐社会就是要互相尊重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多方搏弈，反复谈判，协商出一个综合结果，这才可能是均衡的，否则就会造成一哄而上的局面，经济大起大落，长期以来决策过程一言堂，执行过程一风吹，纠偏过程一刀切，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所以现在基于各自利益、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不要互相否定，然后进行多次反复的搏弈可能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均衡推动增长是有帮助的。
四、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1978年到现在26年，中国保持9.4%的增长，创造了奇迹，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至少平均不能低于7.2%，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要有5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说从可能性上讲确实有，因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需求增长，需求有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块，从投资需求来说中国在2030年前还属于工业化加速的社会，一个工业化加速的社会它的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怎么可能疲软呢？据估算到2030年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加每年拉动经济增长大概2-3个百分点，从消费需求看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每年新增人口一千多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满足这些新增人口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增长就得4个百分点，据测算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每年大概5-6个百分点，从出口需求看，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每年大概1.8-2个百分点，假定未来我国出口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你算算中国潜在的自然增长率有多大？中国潜在的自然增长率是8-10%，而我们要求的增长率是不低于7.2%，我们现在确实有一个机会有可能去实现现代化，但问题在于实现这个机会我们要作出各个方面的努力和调整。首先一个方面的努力是增长方式必须转变，如果继续依靠过去的高耗能、高耗水、高投入的增长方式拉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恐怕再维持10年都够戗，因为资源约束越来越严厉。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转变本质上是体制的变化，体制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化，和谐社会的构建包括内外关系的处理，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改革要渐进，中国的矛盾解决要慢慢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央现在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了一些矛盾才好化解，矛盾化解了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才会给中国现代化赢得稳定发展的时间，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转变增长方式，依靠要素效率提高树立科学发展观，真正把我们面临的历史机遇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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