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期美国对华政策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述评论文,美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抗日战争前期（1937—1941年）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由以绥靖日本为主到以支持中国抗战为主的变化过程。本文将这一变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评述，并从美国外交战略全局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逐段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 抗日战争 美国对华政策
一国对另一国家或地区的外交政策，总是其外交总方针或总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制订和实施必然要受制和服务于其外交总战略的需要。因此，将抗日战争前期（1937—1941年）美国对华政策，置于同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总和中加以考察，是本文据以进行论述的一个基本角度。
组成一国外交总战略的各个单项对外政策又是或多或少相互关联的。因此本文在对1937—1941年美国对华政策进行评述时，将较多地用此一时期美国的对日政策加以印证，因为在中日两国作为敌对方进行战争的历史条件下，美国的对日政策实际上也就体现了它的对华政策。
1937—1941年的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对日绥靖，对中国抗战持消极、“中立”态度到积极、坚定的支持中国抗战的演变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分别加以评述。
一
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到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以绥靖日本为主的所谓“中立”政策。
这一政策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延续。1931年，日本出兵侵占我国东北。美国鉴于国内经济危机的严重和反苏、镇压中国革命运动的需要，伙同英、法，共同执行纵容、姑息日本侵略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前一天，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达成协议：美国应允不与闻“满洲事变”；作为交换条件，日本许诺美国在中国“什么事都可商量”。[1]事变发生后， 美国虽然也发表了一个“不承认”声明，但并未采取任何抵制日本侵略的行动。在此后的数年间，美国基本上采取了一种“不付诸任何行动，而且毫无刺激性的远东政策”。因为美国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不会使美国蒙受多大损失”。[2]而当日本逐步扩大侵略将其势力伸入华北时， 美国甚至“还有人认为由日本人统治中国对美国最有利——同时也对中国有利”。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霍恩贝克认为“中日争端的解决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有害，最好是让日本在一个美国没有重大利益的地区，陷入一场非决定性的斗争。”因而他“反对采取任何可能触犯日本的措施。”[3]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 笼统地宣称：“世界上任何严重敌对行动，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利益、权力或义务”，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争端。[4] 美国国务院在对中日战争发表意见时，也声称中日双方应对战争负“共同责任”。[5] 美国这些对战争双方不加侵略和被侵略的区分，虚伪地主张所谓和平解决争端的声明，实际上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偏袒和姑息，也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义性质的歪曲。它们体现了这一时期（1937年7月—1939年9月）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
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蒋介石政府要求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进行调停，遭到美国拒绝。理由是如果美国试图这样做，就会触怒日本人。 [6]9月，罗斯福总统表示美国不想针对当前中国局势采取任何国际行动。[7]11月，《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会上， 美国虽赞成公开谴责日本，但又认为应使日本具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安全感，因而拒绝对日本实行制裁。[8]在当时和以后的几年里， 美国保持向日本提供相当数量的原料和战略物资。据日本官方统计，美国对日军需品贸易占其全部对日贸易的比重，1937年为33.5%，1938年为34.3%，1939年为34.3%。其中1937—1939年（禁运之前），美国向日本出口的废钢铁平均每年达180万吨。1938年向日本出口石油2120万桶。 美国这一做法，大大助长了日本的侵华气焰，使之得以有恃无恐地扩大对华战争。正象1937年8月29日的《华盛顿邮报》所说：“美国的废铁在远东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日本人用过去的废铁播下死亡。枪炮、炸弹和军舰都是越过太平洋运来的数量日增的废钢铁制造的。”[9]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美国在华利益受到很大打击。为保护自身利益，美国除用口头、书面方式对日本提出抗议外，也作出了一些“强硬”姿态：1938年6月， 美国对日本实行“道义禁运”（即禁止向从空中轰炸和平居民的国家出售飞机、飞机部件、引擎、炸弹等）；1938年12月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1939年7月， 几乎与英日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以保留天津租界为条件，承认中国的现状和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同时，美国宣布废除《美日通商航运条约》，取得了对日贸易的主动权。美国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起了对日警告的作用，也多少鼓舞了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士气。
上述美国对华政策的表现同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总谱”是相符的。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有这样一些基本要点：其一，20年代末、30年代初发生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美国受打击最重。为全力应付空前严重的国内矛盾，进入30年代，美国对外扩张的触角开始收缩；受自身狭隘利益局限的美国大资产阶级，利用广大劳动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心理，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孤立主义”潮流，尽量避免使美国卷入国际政治纷争的旋涡。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30年代初到欧战爆发前的美国对外政策具有一种消极、呆板（甚至是软弱无力）的基本色调。其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极大恐惧和仇视。反苏、反共成了30年代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特点，美国亦不例外。30年代前期，美国协同英、法，对德、日、意实行绥靖政策，力图将法西斯的祸水引向苏联，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美国对外政策的这一要点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意大利出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欧洲慕尼黑阴谋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事件中都有所表现，无庸赘述。其三，美国与英、法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又存在很深的矛盾，这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在对待同一国际问题时，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间或采取与英、法等有别的政策。
上述美国对外政策的这些基本要点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1937 年7月—1939年9 月）的主要内容：即一方面企图借用日本的力量在远东对抗苏联，镇压中国革命，因而纵容、姑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美国决不愿意放弃在中国的利益，让日本独占中国，因而又给予中国抗战以有限的援助，对日本侵略进行一定的节制，反对向日本做更多损害美国利益的妥协。但罗斯福等当政者这样做时，又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掣肘以及当时欧洲局势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二方面的内容不占主要地位。
二
从欧战爆发（1939年9月）到1941年初， 美国对华政策初步完成了由以绥靖日本为主到以支持中国抗战为主的转变。
1938年10月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陷入了欲战难胜，欲罢不能的困境；1939年7月美日商约的废除， 使日本“同以往供给自己军需品的主要国家美国之间的通商已变为不稳定”，[10]这对战略资源十分缺乏的日本无疑是一打击；而日军在张鼓峰和诺门坎的失败及《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又使日本北进苏联的计划一时难以实施。正是由于上述诸因素的影响，自1939年下半年起，日军战略进攻的重点开始转向西南太平洋，企图通过“南进”，一方面切断美、英援华的国际通道（滇缅路、滇越路），尽快结束“中国事变”；一方面占领美、英、荷在南洋的殖民地，以南洋地区丰富的战略资源来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最终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1940年上半年，受到德军在欧洲胜利的鼓舞，日本加快了“南进”步伐：4月，日本外相有田发表声明， 表示对荷属东印度“现状”的关心；6月《日泰交好条约》签订， 泰国开始成为日本南进的基地；同月，日本向贝当政府提出享有在法属印度支那登陆权利的要求；7月，近卫内阁确定南进为日本“基本国策”；9月23日，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北部；27日，日本同德、意签署了“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三国军事同盟条约……。
面对日本咄咄相逼的“南进”势头，美国远东政策开始变化：1939年12月，美国扩大对日本的“道义禁运”（禁止将制造飞机用的主要金属铝、镁、钼和生产航空汽油的一切方法、设备和技术资料运往或转让日本）；1940年7月，宣布对日实行重要原料、 军需物资的出口许可证制；9月26日，宣布禁止对日本输出废钢铁；12月， 美国再次扩大对日本出口禁运的范围（包括铁矿石、钢、钢制主要商品和许多种工具）。由于这些措施，1940年美国对日本的战略资源的供应不断减少。以石油为例，美国输往日本的石油1938年为2120万桶，1940年为1150万桶。美国对日本采取逐渐强硬态度的同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援助明显增加了。1940年3月，美国发表声明， 谴责日本炮制的南京汪伪政权是“一个国家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邻国的又一个步骤”，[11]表示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并宣布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9月，美国决定追加给中国贷款2500万美元；10 月，被封锁的滇缅路在美国的要求下于期满后开放；11月30日，即日本承认汪伪政权的当天，罗斯福宣布美国再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继续承认“合法的重庆政府”。不久，美国政府又答应向中国提供50架新式截击机并“采取步骤给那些希望去中国任驾驶员或飞行教练的美国公民发护照”。[12]
美国远东政策的这些变化，与同期美国外交总政策的变化和新战略的形成是一致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希特勒德国就控制了整个西欧大陆，侵占挪威、丹麦，威逼巴尔干，把战火烧到了英伦三岛。与之同时，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北非展开了攻势，日本继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后，挥戈向南，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在一片“胜利”的鼓噪声中，德、意、日于1940年9月缔结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 整个世界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在法西斯势力的全球攻势下，资本主义世界的旧有秩序濒临全面崩溃，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面对此种现实，以欧战爆发为起点，美国外交总政策逐渐开始了转变。这一转变的表现可概括为这样几点：其一是对法西斯的侵略行动采取日益强硬的对抗态度；其二是加强了对反法西斯国家的物资援助和政治合作关系；其三是在国内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进行积极的参战准备等。诚然，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转变有一过程，其间也不免有一些不坚定、不明确的痕迹，但到1940年底，这一转变毕竟是基本完成了。其标志就是1940年12月“租借法案”的提出。“租借法案主要意味着虚伪时期的结束”，[13]即意味着战前的“绥靖”及战争初期不明确的对外政策的结束。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形成新的反法西斯外交战略，即所谓“全球战略”。
1941年1月，罗斯福给驻日大使格鲁的信中说：“欧洲、 非洲和亚洲的战争都是世界冲突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在欧洲和远东我们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我们的自卫战略必定是一种全球战略，各条战线都要考虑到……”。[14]罗斯福在此所说的“全球战略”，也就是美国外交的“新战略”。它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第一，确保西半球（美洲）的安全，是“全球战略”的基点。因为美洲的安全与否是和美国自身的安全密切相关的，而一个巩固、安全的美洲又是美国对世界其它地区采取行动的基地和后方。1939年9月和1940年7月，美国两次召集美洲各国外长会议，将距美洲海岸300海里以内地区划为“安全区”， 确认了美国在拉美沿海的巡逻权，并宣布美洲国家有权占领欧洲国家在美洲的领地等。1940年1月，美国与加拿大达成协议， 宣布“美加联防”。美国通过这些外交活动，整齐了美洲各国的步调，加强了西半球的防务力量。第二，“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的方针是“全球战略”的核心。这一方针在美英参谋会议（1940年下半年—1941年3月）制订的《ABC—I》计划中有较明确的表述：“一旦英美跟德日两国交战，应该集中力量首先对付德国，同时在德国失败之前，对日本采取牵制性的消耗战”。[15]美国之所以把欧洲作为战略重点，把德国作为首要打击目标，而对日本暂取守势，是对美国自身利益、力量及法西斯各国进行了权衡的结果。
根据“全球战略”的规定，美国远东政策的中心就是遏制日本的“南进”，避免美国与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直接冲突，以便能全力应付欧洲的局势。因此，美国远东政策也就有两个基本要点：第一，为拖住日本“南进”的步伐，中国战场的作用日显重要。因为“中日间的战争……已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不能作为一单独的，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战争没有联系的事件来对待”，“从世界形势，从世界战争及引起的许多问题来看，日本当前在中国的卷入是有利于美国和英国的”，[16]所以，使日本在中国战争中陷得更深，“帮助中国使之成为不断缠住日本和消耗日本力量的地方”，[17]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1940年日军在华人数为112万）。第二，为了避免与日本的公开冲突， 又必须把对日强硬的政策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美国认为对日本采取“放任政策”，固然将“导致更大规模的危险”，但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又“将会促使日本为了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铤而走险”。[18]所以，对日本就不应当进行“公开威胁”，“而是要让它猜不透”，“当日本继续猜测时，我国就继续对它可能采取的行动作好准备”。[19]同时要继续向日本提供部分战略资源（如1940年下半年，美国向日本出口的各种汽油和发动机燃料，按桶计算为220万桶，而1939年同期为70万桶）。
以上述二要点为依据，到1940年底，美国对华新政策已大致清楚：即一方面较坚定地支援中国抗战，一方面仍保持对日本一定程度的妥协，二者相较，以前者为主。
三
从1941年初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这一时期以坚定支持中国抗战为基本内容的美国对华政策最终确立下来。
进入1941年，美国对华政策沿着“以支持中国抗日为主”的方向继续前行：1941年1月， 罗斯福派白宫高级助理劳克林·柯里赴华“帮助蒋介石解决他的经济困难，并表示美国决心提供额外援助”；[20]4 月25日，美国向国民党政府交付5000万美元的贷款；同月，罗斯福批准了美国空军人员为参加筹建陈纳德上校的“飞虎队”（美国航空志愿队）而提出的辞呈；5月6日，美国宣布“租借法”适用于中国，“接着制定了一项用于中国的紧急租借计划，这项计划的要旨在于增加滇缅公路上的运输，美国派了一个技术组去帮助中国改进这项计划的实施，结果每月通过这条路线到达中国的物资增加为原来的4倍光景，即从1941年5月的4000吨增加到同年11月的15000吨”；[21]5月27日，罗斯福在演说中声称：“中国抗战是反对希特勒征服世界计划的两种因素之一”；[22]大约在6、7月间，“飞虎队”组成并参加对日作战，9月底， 在华的美国志愿飞行员有100名，地勤人员181名，负责驾驶和维修100 架根据租借法案提供中国的P40型飞机；[23]7月底，美国向中国派遣以马格鲁德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开始“形成与日本相抗衡的AECD（美英中荷）阵线”；[24]10月10日，美国又向国民党政府交付五千万美元的贷款……。
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又存在着企图以局部牺牲中国利益来延迟日美公开武装冲突的倾向。这一倾向主要体现在1941年4月—1941 年11月的日美秘密谈判中。因此，重点叙述一下日美谈判，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这一时期的美国的对华政策。
1941年初，美日双方都表现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的意向。美国方面是企图通过和日本谈判“继续谋求太平洋的和平”，以便能集中力量保证欧洲这个战略重点。而日想借助美国的干预，尽快摆脱侵华战争的困境并希望继续从美国及附属国获得战略资源。正是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美日之间关于调整相互关系的秘密接触在1941年初，便通过所谓“私人交涉”开始进行。2月，新任日驻美大使野村到达华盛顿， “私人交涉”逐渐纳入官方渠道。4月9日，有野村参与以私人商订方式拟出的《日美谅解方案》，作为谈判的条件提交美国官方。4月16日， 美国国务卿赫尔向野村表示，同意以略加改动了的《日美谅解方案》作为谈判的基础（当野村问及美国是否赞成这一方案时，赫尔避而不答），同时提出了所谓“四原则”（即尊重一切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维护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维护平等原则，包括贸易机会平等原则，不得用武力改变太平洋的现状）。美国同意作为谈判基础的这个“谅解方案”是包含有一系列对日妥协内容的：首先关于三国同盟问题，“事实上并没有超出日本领导人在许多公开场合坚定声明过的立场”；[25]其次，关于中日两国“和平条款”，“事实上并没从‘日汪条约’有任何倒退”，[26]并明确规定要承认“满洲国”。另外，方案还规定美国“要给予日本以大量的信用贷款”，“保证日本获得石油、橡胶、锡、镍等重要军需物资”，[27]而日本仅保证不以武力“南进”。
但东京方面对“谅解方案”并不满意。5月12日， 野村转交了日本外相松冈的三条修正案：一、日方强调要信守三国同盟条约规定的义务；二、关于日中战争部分列举的和的条件统统取消，而由日本保留决定和的条件的权利；三、关于南进问题，日本保留必要时诉诸武力的权力。面对日本如此强硬的态度，美国的反应是软弱的。尽管赫尔知道“从这个提案中几乎看不到一线曙光”，[28]但为了“避免失掉从根本上讨论日美双方提案的唯一机会”，[29]赫尔仍同意以这个修正案为基础进行谈判。
美国在这一阶段（4月—6月中旬）谈判中的软弱态度，与下列因素有关：第一，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4月13日）；第二， 欧洲战局的恶化和美德关系紧张——4月初，德意军队在北非击败英军； 接着德国又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援希的英军遭打击，被迫从希腊撤退，南、希军队先后投降。美国为保证对英国的援助，开始在大西洋上对运送租借物资的船只担负实际是“护航”的“巡逻”任务，“美国海军在大西洋方面事实上已进入了战争状态”；[30]5月27日， 罗斯福宣布全国进入无限期紧急状态，并扩大“巡逻”范围；6月14日， 美国冻结德意在美国的资产；6月16日，美国封闭国内各地的德国领事馆……。 上述两因素对美国的影响是很大的：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表明日本至少在近期内不会“北进”，那么针对美英的“南进”无疑就被提上了日程；德意在北非，欧洲的胜利，既使得美国的注意力更集中于欧洲，又对日本的“南进”起了鼓舞和吸引作用，而美德关系的紧张，更促使美国力图避免同日本作战。正是这些影响，造成了美国对与日本谈判取积极姿态和在谈判中对日本的迁就、妥协。然而美国的妥协又是有限度的。6月21 日，赫尔提出修正案，表明了美国的基本主张——反对日本在中国和西太平洋谋取经济特权；日军撤出中国，但撤军的期限和办法留待以后讨论解决；共同防共和中日经济合作问题以及承认“满洲国”问题，留等将来讨论；如德美发生冲突，日本不加干预等等。
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引起整个世界战局的重大变化。 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第一，为打败希特勒，与苏联结盟。23日，副国务卿韦尔斯代表美国政府声明：“任何反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任何反希特勒力量的联合，不论其来历如何，都会加速当今德国统治者必然败亡的进程，从而促进我国的国防和安全。”[31]24日，美国宣布租借法适用苏联，解除冻结苏联在美国的资金。到11月底，苏联从美国共获得价值4100万美元的装备。第二，反对日本“北进”。因苏德开战，日本北进的可能又陡然增大，这原是不久前美国所希望的（至少是不反对的）。但此时不同了，美国认识到：“日本的北进从它会拖延南进这一短眼光来看，那是有利的，但从打倒轴心国这一长远的观点来看，则应予制止。”[32]7月4日，罗斯福致函近卫首相，表示“为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愿意重开谈判，并要求日本不要进攻苏联”，[33]这样美国对日谈判的目的又包含了阻日“北进”的内容。由于苏德战争，日本也重新对其侵略政策进行审定。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制订了新的国策一即暂不北进，全力南进（“为达目的，不辞对英美作战”）并作出了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决议。7月24日—29日， 日军侵占了印度支那南部。对此美国反应强烈：7月26日， 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的一切资产；8月1日，宣布禁止除棉、粮以外包括石油在内的一切物资对日本出口。在此前后，美国还宣布把菲律宾军队置于美军指挥之下，并向中国派遣了军事顾问团。
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南部，表明其“南进”已势在必行。美国虽也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仍想尽量拖延与日本开战的时间。这样，以日军侵入印支南部为一标志，美日谈判进入新的阶段。即对于美国来说，谈判只是为了争取时间。用赫尔的话说就是：“对日本的侵略只有用武力才能制止，问题在于将日美关系维持到欧洲的军事问题解决以前还要多久”。[34]8月18日，罗斯福与哈利法克斯会谈时， 表示了他对日美谈判的看法。他认为，谈判的现实目标不是根本改变日美关系（因为这几乎肯定是办不到的），而是争取时间——当英美俄在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的时候，保持太平洋的和平。[35]正是出于争取时间的考虑，在8— 10月的谈判中，美国主要就日方提出的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的建议同日本进行周旋。由于美国“实际上拒绝首脑会谈”，毫无“诚意”，首脑会谈终于未能举行。为此日本近卫内阁倒台，10月17日，东条受命组成新内阁。东条上台后，加紧南进准备，日美谈判毫无进展。11月7 日和20日，日本先后向美国提出了甲、乙两个方案，表明了日本的最后立场。美国方面虽无意接受这两个方案但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仍想做最后的努力。20日左右，美国曾考虑提出一个以解除对日资金冻结为主要条件，来换取与日本休战90天的建议，后由于中国的强烈反对，这一建议终未向日本提出。11月26日，赫尔向野村等递交了被日方称为“最后通牒”的《赫尔备忘录》，历时数月的日美谈判基本结束。
从美日谈判看美国对华政策，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认识：第一，美国外交“全球战略”（欧洲第一，亚洲第二）是贯穿始终指导美国对日谈判的基本原则。美国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对日政策是受制和服务于这个原则的，因此，我们对日美谈判所涉及的美国对华政策亦应作如是观；第二，美国在对日谈判中，确曾有过以牺牲中国利益来避免与日本战争的企图（如承认“满洲国”等），但就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立场和美国自身利益而言，美国又不会对日作出牺牲中国抗战的重大妥协。如前所述，在日美谈判的同时，美国援华较前几年更为积极，且对日态度表现在行动上也是日益“强硬”。因此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支持中国抗战仍占主导地位，并有所加强，而对日妥协则仍属次要，并不断有所减弱。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此， 战胜日本法西斯成为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这样，坚决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就最终确立下来了。
注释：
[1][5][24]朱贵生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页，62页，296页。
[2][4][7][11][20][35]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9页，210页，214 页，345页，399页，435页。
[3][美]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0—121页。
[6][8][9][12][17][19][23] [美]赫伯特·菲斯著：《通向珍珠港之路》，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页，13页，63页，140页，144页，149页，260页。
[14][18][美]约瑟夫·C·格鲁著：《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62页，360—361页。
[10][27][28][29][30][33]日本历史学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25页，134页，137页，139页。
[13][15][美]舍伍德著：《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白宫实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18页，376页。
[16][25][2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S.Dep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e of the U.S.,Diplomation Papers）1941年第4卷，第124页，135页。
[21][英]F·C·琼斯等著：《1942—1946年的远东》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228页。
[22]1941年5月31日《解放日报》。
[31][苏]戈尼昂斯基等著：《外交史》第四卷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第222页。
[32][34][日]实松让著：《偷袭珍珠港前365天》，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12页，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