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及其产业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机制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上半年，在国务院表示有信心抑制高房价之后，央企各地竞标地王，大肆拿地扩张，迫使国资委下令要求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业务。而到2010年下半年，众多家电巨头、制造业民营企业以及上市的制造业企业纷纷进军房地产现象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①
为什么在国家陆续推出鼓励发展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产业政策背景下，无论央企还是民企，不分制造业企业还是服务性企业不但不加以积极响应，反而却纷纷大举投资并不在调整振兴规划之列的房地产业？当事者可能会说房地产也在政府提出加快发展的服务业之列，但在那么多亟待发展的服务业项目当中为什么各类企业独独钟情房地产业？
国家下大决心制订出台的产业政策何以失效呢？表层上看，以“保增长、扩内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不配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人们的通胀预期，放大了房地产的需求，使得经营房地产的获利诱惑力过大，造成产业结构的新的严重失衡。深入地看，产业政策本身的不适应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因为，如果产业政策激励的对象、方向和方式不符合客观发展趋势或者存在偏差，就会给各类企业带来决策上的不确定性和实际的经营风险从而抑制符合产业政策的经营行为。
对此，本文从产业协调发展的具体机制分析入手，研究对经济增长过程起重要作用的产业更替和演化规律，借此观察当前产业调整和振兴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具体机制
按照三次产业分类理论，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以及由服务业构成的第三产业代表着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先后次序。在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阶段，主要从事的是农业和畜牧业；第二阶段开始于英国产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带动了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迅速过渡，纺织、钢铁及机器等制造业迅速崛起和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随之提高，第一产业所占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所占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上升；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在19世纪末内燃机、电力、化工等新技术的带动下，制造业实现了大规模集中生产和大范围流通格局，一批批城市群随之出现，大量资本和劳动力流入非物质生产部门或服务业。结果，在这一阶段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
三次产业发展的既有理论阐述了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对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机制描述得还不清楚。比如说，后一层次的产业是在前面层次产业之内衍生出来的还是在前面层次产业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
如果答案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则说明后一层次产业中的企业与前一层次产业的企业间没有产业链条上的直接联系。实际上，对上述理论的理解中的确隐含着一个假设，即后一层次产业都是由于某些科技发明的出现而后超越前面层次的产业成为资本和劳动的新的聚集区。例如，第二产业是在第一产业之外形成的，第三产业是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出现之后独立形成的。
这样的思维定势关系到产业政策的制定思路及其效果。依照这个逻辑，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往往就会促使某些政府部门为了在所在地区人为地实现一个比较高的发展阶段而孤立地刺激服务业特别是某些服务业的发展。
反之，如果说后一层次产业都是在前面层次产业的产业链条中衍生分离出来的也有违事实。
事实上，小农经济、手工业和简单服务业分别代表着三次产业的原始状态，其中有相当多属于外生形成的情况，例如理发、旅馆、放贷等服务业活动从来不属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工业化以前就已经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社会，其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都比工业高②。而第一次产业革命将经济增长的引擎从代表农业文明的第一产业转移到了代表工业文明的第二产业，劳动对象由土地、草原转变为矿藏、棉毛、钢铁等原材料；生产方法从种植养殖和手工制作变成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加工；所使用的动力和能源也发生了从生物能源到矿物能源的根本性转变；最根本的是发展出了功能和形式完全不同的物质产品。第二次产业革命更是如此。由此决定了，第二产业的企业除了少数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之外基本上没有与第一产业的企业存在产业链条的重叠。
所以，三次产业的演进路径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具体来说，在以往的产业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两种一般机制。所谓一般机制，是指贯穿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和横跨各个产业的范围都始终起作用的机制。
第一种一般机制是产业技术的跃迁机制。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技术的突破和普及都会对某个或某些产业的发展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和电气化的普及使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主要载体；铁路网、公路网和电信网的建成带动了运输、批发、零售等流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不仅催生了各种信息服务和服务外包业，也让金融、对外贸易等服务行业的发展速度到达空前的水平。
第二种一般机制是产业之间的拉动机制。
产业之间由于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关系，一个产业的进步，一方面会要求其他产业提供相应的技术配套，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其它产业带来更多增长的市场空间。比如，电气化的普及和钢铁、化工等技术的广泛使用，显示出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因而促使大规模流通网络的形成。而不论是第二产业的崛起和第三产业的收入和就业份额扩大，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都会显著增加接受教育和丰富文化生活的消费需要。反过来，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各个产业的发展。
但是，制定产业政策仅仅依据上述众所周知的一般机制是远远不够甚至会引起误导的。事实上，产业发展还存在着某些特殊机制。所谓特殊机制则是在产业发展的某些阶段起作用或者特定条件下对某个产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形式有所不同的机制。
第一种特殊机制是产业链条的分化机制。
按照波特（1985）的定义，企业内部的各种活动可以划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它们共同构成一条价值链。当产业内各个企业普遍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企业内部价值链中所含的部分活动剥离出去，然后由独立的提供商来与留在企业内部的活动进行密切配合，一起为下游客户提供产品，这样就形成了产业链条的分化现象。
按照所剥离链条的性质不同，产业链条的分化可以分为下述三种情况。
一是将销售、售后服务或物流配送等环节分立出去。在一些产业，其生产制造需要实行大批量生产才能取得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但要面对的又是分散在不同地域的零散用户。这时，厂家限于资金和管理能力上的限制，就会采取分立方式以实现专业化分工。这种工厂制造与销售及售后分离的方式，在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制造业上升为主导产业时开始流行（布莱克福德，2001）。
二是不设生产车间或者将制造环节剥离出去，交由专事代工或贴牌生产（OEM）的制造企业负责加工后，向下游客户供应原厂品牌的产品。由于全球化竞争加剧、劳动成本上升和产品流行期缩短等压力，一些掌握产品核心技术和成熟营销网络的企业，采用这种委托制造的方式。它可随时根据市场变化灵活地按需下单，只需支付材料成本费和加工费而不必承担设备折旧、自建工厂和生产管理的风险（Herbig and O'Ham，1994）。
三是把产品设计、广告及品牌推广、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或采购等价值链中的辅助活动环节外包（Outsourcing）给独立经营的外部机构。
本来，这些价值链环节一向被认为是外人靠不住而必须由自己人掌控的活动，但现在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专业机构的研发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或资源整合能力都更胜一筹；另一方面，为了能够节约成本和专注核心能力，企业只得纷纷改选外包。于是，专为生产企业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的生产者服务业（又译为生产性服务业）大行其道（Tschetter,1987; Daniels，1991）。
在产业链条分化的背后，企业追求的首先是降低成本，而成本优势则主要来源于专业化分工所形成的知识和技能。通过产业链条的分化，不仅原来产业的盈利能力得到了提高，而且分离所形成的生产者服务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一些由于制造环节外移而带来就业岗位大幅减少的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起到了填补空缺的积极作用（Beyers and Lindahl，1996）。
第二种特殊机制是产业链条的衍生机制。
所谓衍生指产业在既有基础上出现新的垂直链条或者平行链条，而这些链条使得企业经营涉及范围从一个层次产业进入到另一层次产业中去。产业链条的衍生按方向分垂直和平行两类。垂直衍生常发生在农业领域。比如，某种农产品不再是从田间地头直接运到集市销售，而是开始采取收割采摘后加工成半成品甚至成品进入超市的专柜等方式，由此形成了现代食品工业。这种通过提高加工深度以扩大附加价值的方式不同于企业在产业链条上向上游或下游进行的垂直一体化扩张，因为后者是在既有的产业链条上进行的企业自身边界选择或者调整。工业化早期的产业链条衍生主要表现为此种垂直的形式。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制造业产能不断扩大，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开始持续下降，形成了制造环节处于附加价值最低端的“微笑曲线”现象（施振荣，2010）。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扭转不利处境，越来越多的制造型企业不仅加强向两端的研发和品牌环节投入，而且还进一步向全新的服务领域拓展。制造型企业不再只是向客户销售实物产品，而是销售包括实物产品和服务在内的使用价值包（Baines等，2009）。使用价值包中可以包含有形产品和无形的服务、支持、自助服务和知识等内容。这种从以产品为主导向以服务为主导的转变过程被称为制造业的服务化（Servitization）。
制造业的服务化不仅可以帮助制造型企业扩大附加价值和收入的来源从而提高盈利能力，而且也能够增强客户的粘性或忠诚度从而提高收入的稳定性（Jacob and Ulaga，2007）。当然，服务化也促使制造型企业的价值链的末端链条变得丰富从而形成既并行又延长的衍生现象。
在这些一般机制和特殊机制的共同或交替作用下，三次产业得以协调发展。
首先，跃迁机制和拉动机制的互补是产业发展内在协调的宏观层面保证。当某个产业由于重大技术应用成功而取得快速增长时，自然会对相关的产业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如果阻止了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提升，那么拉动机制会受到抑制，跃迁机制的效果也会有限。
其次，分化机制和衍生机制的存在是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微观基础。分化机制的动力来自对产业成本竞争力的追逐，而衍生机制则提供了收益来源扩充和收益稳定性提高的可能。在经济的动态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产业如果缺少了分化或衍生的条件，则会加剧产业结构的失衡，从而影响整体的增长。而且，缺少了分化和衍生的支持，跃迁和拉动机制的作用也会受限。因为企业若不能在组织的内外边界和价值链活动上进行灵活调整，势必会影响整个产业对技术进步的适应性。
再次，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取决于以上各种机制是否能按各个阶段的特点充分发挥作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既能够强有力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够保证三次产业的平衡发展。即使是第三产业暂时的落后制约了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也可以通过拉动机制、分化机制和衍生机制突破第三产业的瓶颈；或者第三产业呈现繁荣时第一和第二产业出现衰落，也可以通过分化机制和衍生机制恢复第一和第二产业的生机。反之，如果有一些机制的作用无法发挥，则三次产业的结构性失衡在所难免。假如缺乏分化机制和衍生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在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走向成熟后就会因为成本的高企或收益的走低而难以挽回衰落趋势。
二、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的现实挑战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三次产业的协同发展意味着三次产业都无法偏废，都应该得到财务上健康、环境上可持续的发展，都能够从增加值和就业上为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做出充分的贡献。因此，全面发挥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的作用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当前形势下，做到三次产业的协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
第一，全球产业链变局。
金融危机前，在分化机制作用下，美欧各发达国家低端的制造业和一部分服务业被外包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从而保证了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升级转型。所以从完整的产业结构组成上来看，我国的制造业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是美欧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配套。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为了尽快复苏和削减赤字，正在谋求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具体反映在制造业上，美国希望减少对进口工业制成品的依赖并积极扩大出口。为此，美国不断在逼迫人民币升值。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相应推出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制造业要想适应随之而来的全球产业链变局，就需要解决如何从一个全球产业链的代工链条变身为更加适应国内市场的完整产业链。其中填补原来缺漏的设计、营销和消费者服务等主导链条甚为重要，为此就要让企业努力扩大收益流的衍生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而其难度还在于，原来可以畅销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成本，相对于国内市场的购买力，价格偏高，无法适应国内市场的价格承受力。所以，要让中国的制造业实现向微笑曲线高端的涅槃，还必须围绕高效低成本的分化机制构建相适应的生产者服务体系。
第二，低碳经济大潮。
在全球气候变暖现象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还面临着必须同时实现增长方式从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转变的艰巨任务。如何让三大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通过抢占低碳经济先机和制高点而主导价值链的升级？这个一箭双雕的路线已经成为各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角力的焦点。中国自然也别无选择。因为如果靠扩大内需扶持或恢复出一个仍旧属于高碳经济的制造业，那么在下一轮围绕低碳经济的国际竞争角逐中，中国将毫无立足之地可言。
但要实现以低消耗、低污染和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不仅需要依靠上述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的作用，还需要探索新的条件下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的作用形式和特点。比如，如何实现新能源技术革命的产业跃迁，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服务推广之间如何配合才能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大范围应用，如何超越低碳经济的高成本门槛，让低碳经济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等等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三，体制改革阻力。
近年来，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经过合并重组已成功扭转以往严重亏损和资不抵债的不利局面。但是央企和一些地方国有控股企业在某些领域的高度集中又对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不可忽视的阻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企在金融保险、电信、邮政、供电、铁路、民航、港口、公用事业等行业占居垄断或近乎垄断的地位，对外的排斥将会挤压需要依托其高效运行才能开展的民营企业发展相关业务的空间，特别会妨碍分化机制和衍生机制的作用。
二是垄断的结果使得国企在产业价值链中占有的利润过大。据报道，2009年营业收入最高的前500家民营企业的净利润合起来也赶不上中移动和中石油两家央企的净利润之和③。长此以往，不利于其他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行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跃迁。
三是国企提供服务的成本过高。电力、供水、高速公路等基础性服务行业的国企依靠行政性垄断定价，但成本构成不明，员工工资普遍明显高于社会其他部门④。这使本来应对其他行业起到的拉动机制效应变成了使用其服务的部门的成本负担。
第四，产业政策偏误。
金融危机后陆续出台的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压缩产能、兼并重组、建设品牌和促进自主创新为基本措施。这些措施原则上看没有错。但如果从产业协同发展的需要来看，则失之粗略空泛甚至存在方向性偏误。
比如，自主创新、建设品牌、技术改造等提法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时，没有显示出与新时期特点相呼应的个性，没有扣准符合低碳趋势才能维持国际市场和有效降低成本才能扩大内需的基本出发点，也没有把调整的重点放到将升级的触角通过服务环节延伸到消费者需求感知点上。
兼并重组也是这样。对于兼并来说，在全球产业链重组和低碳经济时代，靠兼并而不让经营不善的企业倒闭，也就无法让优秀企业集中精力朝这个方向加快技术和市场创新。而重组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资产的剥离、出售、收购等，同样没有实质的升级改造内涵。而仅仅靠兼并重组被强大的企业又势必会凭借垄断力量抑制新技术的挑战，从而无法让大量新创企业脱颖而出。
总之，处于新能源革命的前夜，产业技术的跃迁尽管难度很大，但是其机制作用的发挥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因应未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需要启动强有力的产业间拉动机制来弥补我国产业链条上的空缺。亟待深入开拓的内需市场，则需要产业链条的分化机制和衍生机制来帮助实体产业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机制的作用都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从试探到爆发的过程。而当前缺乏恰当的政策引导，则让企业对主要由构成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主体的制造业感到方向不明、渠道不通，与其升级转型还赚辛苦钱，不如转身做房地产回报来得好、来得快，由此造成了一起涌入房地产业的现象。
三、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的政策设计
第一，采用灵活包容的行业分类管理法。
我国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是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基础上形成的⑤。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采取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作为一项标准，一旦制定即要在国民经济管理的各个领域参照执行，所以制订时必遵循严谨细致原则。但与联合国制定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用于统计比较的主因不同，我国政府部门的规划制订、工商登记、税务管理和财政扶持等都需要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三次产业划分规定》为依据。所以严谨细分且一定时期内不能随意变动，又会造成在标准的使用期间对大环境变动的不适应。
随着产业调整和振兴过程的不断深入，将有大量新兴行业涌现。企业不仅要调整自己的产品组合以适应市场的需要，而且还要重新配置自己在产业链条上的定位以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因此，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行业分类管理应更多采用灵活处理的方式。
具体可以在制订发展规划时，要特别表明允许符合产业调整和振兴方向的新增产业类别和跨越现行划分的产业类别涌现和存在。工商登记应在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的基础上，对于按照产业协同发展机制而提出的经营范围调整、产业链条的跨产业调整等给予便利。财政部门也应定期根据转型所产生的带动实效给予肯定和激励。统计和标准制定部门应及时根据变化调整分类和划分。
第二，实行负向表列供给侧管理和正向表列需求侧管理相结合的产业政策。
所谓负向表列是指在发展规划中将采用特定落后生产技术或带来严重污染的应用加以公布，以示不鼓励发展或要求强制淘汰。正向表列则是将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技术应用或消费行为类别公开予以鼓励。供给侧管理是指直接实施对象为供给方的政策过程；需求侧管理则是对包括最终用户在内的使用方进行的政策实施。
负向表列和正向表列在实践中是常用管理手段。这里不同的是供求两侧的采用和配合方式。如果采取正向表列的供给侧管理即对供给方提供各种产业激励政策，那么在产业大调整时期，新的市场前景不明或者替代产品用户买不买账也不清楚，势必会导致企业踌躇不前或政策失效的结果。比如，要实现低碳经济，采取类似财政补贴的政策鼓励企业进入新能源行业或者采取节能技术。但实践证明效果不会理想，因为补贴会有一部分转变成企业的利润而不是全部变成对市场的激励。反之，对已经过时需要加速淘汰的技术采取负向表列并配合一定的经济处罚手段，则给企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退出信号。这时再辅以对需求侧的正向表列管理，就可以引导消费者做出向有利于政策指向的行为调整。这时，消费者提出的购买需求就可以形成实实在在的市场。
第三，探索四种机制协同作用的产业升级路径。
运用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的调整和振兴，需要紧密地围绕全球产业链调整和低碳经济的大趋势，综合发挥产业协调发展的四种机制。在节能降耗减排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是产业技术跃迁机制作用的根本方向，因此，不是机械地压缩过剩产能或者兼并重组，而重点是看谁能培育出符合低碳标准的新产能。这就需要通过产业链条的分化机制来剥离出高消耗低效率的环节并加以整合和改造，同时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进入生产者服务性企业以创造出新颖高效的解决方案。还需要弥补中国产业链的短板，通过产业链条的衍生机制增强产品研发创新能力和扩大内需市场，让品牌化、服务化、低碳化、平民化、有竞争活力的制造型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力量，从而拉动产业全面升级和经济增长。
注释：
① 《众多家电巨头和制造业民企进军房地产引发热议》，央视《新闻1＋1》，2010年9月11日；《上市企业投资楼市调查：房地产利润来得太容易》，人民日报，2010年9月17日；《民企500强去年净利总和不敌央企两巨头》，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8月30日。
② 冯陶陶：《论美国服务业政策》，对外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③ 许可新：《民企500强去年净利总和不敌央企两巨头》，《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8月30日。
④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9年，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以不到8％的职工人数，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0倍左右。见周政华：《民众的钱袋何时鼓起来》，《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29期。
⑤ 三次产业划分的具体范围是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A门类）；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B、C、D、E门类）；第三产业包括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及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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