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体诗的当代批评及其政治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批评论文,背景论文,政治论文,宫体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长期以来只是被简单地加以否定和指斥的宫体诗，近年开始受到比较认真的对待，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肯定，这反映出古典文学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所谓“宫体”，本来的涵义究竟是什么，似乎并没有完全被弄清楚，人们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譬如罗宗强先生在其新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分辩《梁书》与《隋书》有关记载的区别，提出：“所谓‘宫体’，它是一种讲求声律、对偶、与词采华美的轻艳丽靡的文风。”罗先生解释《梁书·简文帝纪》评萧纲诗“伤于轻艳”一语，也认为“‘轻艳’显系指文辞之特色而言”。大致按罗先生的看法，“宫体”虽然有多写女性体貌一类情况，但这个概念的出现，原来是指它在形式、技巧、文辞方面的特色；指宫体为一种以写闺阁生活为主要特征的诗，则是唐初史臣魏征等为了“弘扬儒家之德政”而作出的至少是偏面的解释，它不符合“宫体”概念的本义。罗先生是我们尊敬的前辈学者，但他在这里所作的辨析恐怕是有问题的。这其实不只是罗先生一个人的看法，由此我们感觉到“宫体”概念的本来涵义值得推究。而尽管史料缺乏，但经过仔细追索，还是可以看到，在宫体诗兴起之初，就存在着一种当代人的批评；批评的出现，具有很实际的政治因素。而从政治需要出发批评宫体诗在道德意义上的不当，这种态度又不断为后人所沿袭——只是各人的立足点发生了变化而已。
2
我们先看《梁书》有关“宫体”名称之出现的记载。《徐摛传》记萧纲由晋安王入为皇太子后，原为晋安王府主要臣僚的徐摛“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即成为太子东宫的主事宫员，然后说：
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
又《简文帝纪》说：
（帝）雅好题诗……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这两条记载都十分简略，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几个问题：第一，“宫体”的名称，是在那一种诗作开始兴起于太子宫中时就出现的（“春坊”为太子宫的别称）。在后代看来，具有某种特征的诗被称为“××体”好像很平常，但到梁代为止，这种现象还不是很常见。而用太子东宫的“宫”为某一种诗之“体”命名，这是十分敏感而引人注目的——东宫乃下一代皇权的养育之地。第二，“宫体”的名称，显然不是宫体诗人们提出的。上引《简文帝纪》说“当时号曰‘宫体’”，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而上引《徐摛传》的内容，《资治通鉴》卷155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条的记载略有不同，谓“摛文体轻丽，春坊尽学之，时人谓之‘宫体’。”这里更明白地指出，“宫体”之名，出于不确定的“时人”。第三，提出这个名称，用意是不善的。一般说来，古代文人的品题多包涵或隐或显的褒贬之意，有“宫体”之名，即自然引发“何为宫体”之问，引发对此疑问的解说。《简文帝纪》把萧纲之诗“伤于轻艳”，作为“宫体”之名出现的原因，可见此名中之义，绝非褒扬。——“轻艳”恐怕也不应仅仅作为“文辞之特色”来理解；“轻”常有轻浮、轻薄之意，“艳”常指有关男女的内容。而《徐摛传》说“宫体”的名称起来后，梁武帝闻之发怒，把徐摛召去面责，更说明所谓“时人”在传称“宫体”之名的同时，伴随着对其非善意的甚至是攻讦性的解说。
尽管上引两条材料没有很明确地指出“宫体”之名是针对什么来说的（“轻艳”一词到底有些含糊），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材料来佐证。《资治通鉴》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条， 载侯景上武帝启指斥其为政之失，言及“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这里将《诗经·卫风》中的《桑中》篇名作为淫放之诗的代称，指萧纲有关女性和男女之情的诗作，并进而证明萧纲的无德（其实以现存史籍记载来看，萧纲在“耽于酒色”方面并无突出表现，侯景启大抵是用诗来论断其为人吧）。依《梁书》、《南史》的有关记载，侯景的文书均出于其谋主王伟之手。王伟、侯景均生长于北方，太清元年才由魏投梁。王伟想到拿萧纲的诗作为政治攻击的材料，必然是因为在梁朝社会中早已存在类似的批评；若向来人们并不关注萧纲诗多涉女性的问题，他也不用这么说了。所以，这正可以为《梁书·简文帝纪》谓萧纲诗因“伤于轻艳”而被称为“宫体”，作更落实的注脚。顺带说，侯景此启不载于《梁书》和《全梁文》，一般研究者似乎亦未加注意。但这实是宫体诗被视为淫邪之作的最早的直接材料；它出在侯景名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此外，《文苑英华》所存何之元《梁典总论》，也批评简文帝“文章妖艳，隳坠风典；诵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意思和王伟所说差不多。《梁典》虽作于陈代，何之元却是在梁天监末即“宫体”之称出现很久以前就已入仕的（《陈书·何之元传》），所以这也应该视为当代人的批评。参照前面各条材料来看，这恐怕也不仅仅是何氏个人的意见，它代表着梁代以来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对萧纲诗的批评态度。
3
回头再看梁武帝闻“宫体”之名（自然包含着对它的解说）而发怒的事件。如果这本来只是（或主要）指它“讲究声律、对偶与词采华美”的文风，那么武帝的发怒、史家郑重其事的记载，便大可奇怪了。进一步说，即使“宫体”之名是就其多写女性体貌的特点而言，如果这只是诗歌写作范围的事情，武帝的表现仍然是显得过分的。日本著名学者兴膳宏先生在其《玉台新咏成书考》（董如龙、骆玉明中译，复旦大学出版社《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说：“也许它那过度的淫丽刺激了老皇帝的神经了吧？”看来兴膳宏先生不觉得其中有何深意可究（文章的重点也不在这类地方）。但是，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武帝本人也写过涉于艳情的诗；说得更远，从魏晋以来，诗歌中关于女性和男女之情的内容就在不断增加，齐代沈约、谢脁诸人的所谓“艳诗”，在“亵慢”（刘克庄《后村诗话》所用评语）的程度上并不比宫体诗逊色；而且此风在梁代依然流行，如何逊的《咏舞妓》有“凝情眄堕珥，微睇托含辞。日暮留嘉客，相看爱此时”之句，也早有了宫体的气息（按何逊死于梁武帝天监十七年即公元518年， 而萧纲至武帝中大通三年即公元531年方立为太子）。如果“宫体”名称的出现， 只是说明徐摛、萧纲等人沿袭流行的风气写了一些艳情诗，武帝值得为此发怒吗？
这里其实有一个并非文学意义上的问题，即萧纲的身份和他当时的政治处境。武帝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萧纲之兄、昭明太子萧统突然去世，至五月丙申，武帝诏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见《梁书·昭明太子传》及《简文帝纪》）。在这中间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武帝在立嗣问题上曾反复犹豫。《南史·梁本纪下》记载，中大通三年，萧纲被征入朝，昭明太子谓左右曰：“我梦与晋安王对奕扰道，我以班剑授之，王还，当有此加乎？”这说明在萧统病重时，武帝征召萧纲入京，已有了让他继为皇太子的打算，而萧统也意识到这一点。然而萧统死后，武帝又召其子、时任南徐州刺史的萧欢入京，“欲立以为嗣”，至五月庚寅，复“遣还镇”（《资治通鉴》卷155），而确定以萧纲为嗣。其理由， 武帝在诏书中说是因天下未安，择嗣须重贤德，故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梁书·简文帝纪》，按伯邑考为周文王长子，文王以次子姬发贤而越次立嗣，是为武王（见《史记·管蔡世家》）。依封建礼法，萧统死后，以“世嫡孙”萧欢为嗣，于义为顺；立萧纲为嗣，也属于“越次”之举，故武帝援周文王之例，说明这是一个必要的非常决定。但实际原因，却是萧统生前被人密告有所谓“厌祷”之事，为武帝所衔恨。“厌祷”一类事件，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引起宫廷巨变的导火线，萧统因此“终身惭愤，不能自明”（《资治通鉴》卷155， 又《南史·梁武帝诸子传》）。他于31岁早夭，与此并非无关吧？立嗣乃封建王朝至大之事，牵涉高层政治人物的深远利益。武帝的越次立嗣之举，和在这过程中的反复犹豫，必定会引起朝野的巨大震动。
但萧纲虽被确立为太子，他作为储君的合法性问题，并未就此了之。因为萧统久有仁德之名，所谓“厌祷”事件，又有诬告、夸大因素，他因此含恨早夭，引起许多人内心的不平。《梁书·昭明太子传》载：“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师男女，奔赴宫门，号泣满路。”这气氛是有点不寻常的。其子受他的冤屈事件牵连而失去皇权继承人的资格，更容易使许多人的不平心情变得愈发强烈。所以，尽管武帝为立萧纲为皇太子之事找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仍然是“朝野多以为不顺”，曾为萧纲晋安王主薄的周弘正也特地奏记萧纲，劝他谦让（《资治通鉴》卷155）。《南史·梁武帝诸子传》更记载为：“帝既废嫡立庶， 海内噂
。”甚至，直到侯景叛乱，在迫使简文帝退位时，还以他“次当支庶，宜归正嫡”为口实（《南史·梁本纪下》。也就是说，萧纲作为储君的合法性问题，始终是可能引起攻击的。
4
如此来看所谓“宫体”名称的出现，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那背后的政治阴影。
首先，萧纲和周围文人写作艳诗，并非始于太子宫中。尽管这一类诗的产生年代很难判别，但有些还是可以推断的。如萧纲《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这个“徐录事”就是徐摛，据《梁书》本传，在萧纲以晋安王、安北将军身份镇京口时，摛“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那首诗应为这一阶段所作。可见他们很早就在女性题材上进行唱和。但并没有因此出现诸如“晋安体”或“徐摛体”一类专门名称。而在萧纲为太子不久，带有政治攻讦意味的“宫体”一名马上就出现了。武帝诏立萧纲为太子，在中大通三年五月；正式策立，在同年七月。徐摛转为太子家令等职，当然是七月以后。接着有“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的事件。这到底在什么时候呢？据《梁书·徐摛传》，徐摛因“宫体事件”受到帝面责，因应对得当，使之意释，之后还经历了一段“宠遇日隆”的时期，才因武帝宠臣朱异的进言，出为新安太守，这也不过是中大通三年之事。我们假定徐摛出为新安太守是十一月底左右，此前他因在武帝面前应对得当而“宠遇日隆”的过程有一、二个月，那么，从萧纲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到“宫体事件”发生，不过是二、三个月间的事情，真是何其速也！
前面我们分析了“时人”立“宫体”之名是非善意的，其实际内涵，是指责这种诗多涉男女艳情，有违于君子之德，再来看这名称出现的时间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武帝的震怒，就容易理解了。——这绝不是一个纯粹文学范围里的事情。封建制度保证了帝王享有最充分的性供应，同时也要求他们保持不为酒色所溺的令名，能够成为国人的道德榜样。而萧纲作为一个刚刚册立的皇太子，又因为“越次”之故，引起“朝野多以为不顺”、“海内噂”的舆论，竟由于作诗淫艳，而获得“宫体”的专用称号，岂非证明他不具储君应有之德吗？岂非证明武帝择嗣有误、其诏书褒扬萧纲之言不可信吗？这确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政治事件。难怪武帝要把对皇太子负有辅导之责、又与“宫体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徐摛召入宫中严加申斥了。
徐摛与武帝对话的内容，以及他在这以后的遭遇，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其实那是很有意思的。《梁书·徐摛传》述武帝“召摛加让”，继言：
（摛）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
之后又记最受武帝宠任的朱异见徐摛出入两宫，心怀不忿，遂在武帝面前假言“摛年老，又爱泉石，意在一郡”，武帝信以为真，遂命徐摛出任新安太守。
徐摛“应对明敏”之言，自是对“宫体事件”的辩解。但接着武帝又查考他有关“《五经》大义”等诸方面的问题，难道是无意味的吗？梁武帝是南朝特别重视儒教之作用的皇帝，《梁书》本纪记其所著有关儒学之书凡十二种二百余卷，据说“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同时，他也崇信佛教，这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不必多说了。受武帝的影响，同时也是东晋以来南方社会的传统，在梁代，儒家经学、佛学，再加上史学，构成了上层人士最重要的具有严肃意义的学问，同时也被视为一个人立身的基盘。我们现在无法知道武帝是否当着朝臣之面查考徐摛（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查考的内容和结果一定是被传播出去并要求郑重地加以记录的（否定今天就读不到上述记载了）。由武帝亲自在这些庄重的学问上查考徐摛并表示满意，甚至对其更加恩宠，不仅说明徐摛是有资格辅导太子的，更证明在太子宫中庄重的学问才是主要的，而所谓“宫体”的攻讦实是小题大做。
然而徐摛又很快被遣出京城了，《徐摛传》说是因为武帝上了朱异的当。梁武帝即使有时荒唐，但绝不愚蠢，他若在重臣的任用上如此容易上当，早就完蛋了。实际上，通过查考徐摛的学问并加以宠遇，是对“宫体事件”的反驳；要平息它却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知道揭出“宫体”称号的“时人”是些什么人，但其中无疑有高层政治人物。所以如果要维护太子，转移受攻击的对象，让徐摛为此付出代价是必要的；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各方面力量的平衡。至于朱异究竟是在整个“宫体事件”中起了作用还是只在逐出徐摛的过程中给了梁武帝一个现成的借口，也无法弄清楚了，但萧纲对他一直是怀恨的。侯景叛乱时，萧纲作《围城赋》，痛斥朱异擅威权而祸国家，甚而以“豺狼”、“虺蜴”为喻，令朱异惭愤发病而死，谅非一日之怨。
《梁书·徐摛传》把徐摛从任太子宫僚到出京的过程，作为其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来记载，其实可以看出所谓“宫体事件”实非小事。又，兴膳宏先生在《玉台新咏成书考》中注意到：徐摛生前享有大名，然而《梁书》、《南史》直至《隋书·经籍志》均未著录他有文集，其作品早就亡佚殆尽，说这“真是个饶有兴味的千古之谜”。这话也说得很有意思。
5
这样来看唐刘肃《大唐新语》中的一段资料，会感到有趣：梁简文为太子时，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命徐陵为《玉台集》，以大其体。《大唐新语》年代已迟，所言不能尽信。譬如《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兴膳宏先生相当确凿地考定为中大通六年。那么，说萧纲晚年对其早期所作“艳诗”有追悔之意，才命徐陵编此书，就靠不住了。但通过编一本收集自古以来有关女性的诗歌的总集，将宫体置于这样一条文学长河里，“以大其体”，证明它是合理的存在，却有可能是萧纲真实的考虑。中大通六年，也就是徐摛、萧纲他们的诗被非善意地冠以“宫体”之称而加以攻讦的三年后，萧纲的政治地位应该是已经牢固了。编这样一部书，似乎很有一点坚持己见，并向反对派示威的意味。而徐陵正是因“宫体事件”遭到打击的徐摛的儿子，想来非出于偶然。
当然，萧纲他们的诗，还别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梁书·庚肩吾传》所说，从萧纲“在藩”到他为太子，他和周围一批文人（有庚肩吾、庚信父子，徐摛、徐陵父子等）所作之诗，沿着永明文士讲求四声的方向，“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即把永明声律又推进了一步——中国五言律诗的基本模式，就是在他们手中形成的。但是《梁书》作者在这里并没有说上述现象与“宫体”名称的出现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注意到长期以来被习称为“宫体”的那些诗作有重声律的特点，却不应该含混地认为“宫体”一名的本来涵义与声律有关。梁以后人在评说宫体诗时，目光也很少放在其重声律的特点上，而是沿着梁代就有的政治性、道德性批评，并加以进一步的强调。如《隋书·文学传论》说：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庚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经籍志》又谓：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
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唐初史臣的这一类评论，立足点在于“弘扬儒家之德政”。为了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更密切地纠合起来，《隋书·文学传》批评的对象虽是宫体诗，但论梁代诗风之败坏，却不从“宫体”一名出现的中大通三年说起，而是说“大同之后”。因为史家一般认为梁代政治是始坏于大同年间的，盖被誉为贤相的徐勉死于大同六年，之后政归于有佞臣之目的朱异。至于萧纲他们的诗是否从“大同之后”写得更“淫放”了呢？论者原无意深究，只要那些诗恰好地担当了“亡国之音”的责任就行。这可以称为文学与政治的捆绑式嫁接。所以这样的材料不合适用来讨论宫体诗形成的年代问题。
大体到了唐初，“宫体诗”代表一种道德上邪恶、政治上有害的诗体，已经完全被确认下来。《新唐书·虞世南传》载：
帝（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
这大概有鉴于前车之覆吧。“宫体”始终是个恶名，只是它起先是与具体的政治问题相关联的，后来则被用来作为儒家之德政的反衬。说到个人生活作风，萧纲虽提倡“文章放荡”，却也主张“立身谨重”，至少没有留下特别出格的记录；唐太宗的英雄好色，却是相当惊人的。但朝臣对太宗这方面的爱好似乎没怎么计较，显然那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