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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B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1999)05－0066－(04)
取消形而上学一直是近代哲学思潮中引人注目的话题。与公开反对形而上学的哲学努力相对应，大部分哲学家把注意力转向了传统形而上学未曾关注的领域。
这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所意指的东西现在在以如此不同于传统的方式，流传于以“实证”和“语义分析”为名的种种讨论，取消形而上学最终不过是取消传统形而上学谈论问题的方式或提问的方式。
胡塞尔现象学显然在以不同于康德的方式面对近代以来凸现出来的认识论问题。而在英国经验论或笛卡尔和康德以前占居统治地位的所谓本体论问题，则是传统形而上学在近代转向以来早已不再视为中心话题的一个话题。传统形而上学在自身的传统之中，的确已一再面临问题转向的局面。
在取消形而上学正式成为一个思想口号以前，传统形而上学所在从事的工作一直就是，取消原来的问题谈论方式，让问题转到更深和更切近当下历史处境的层面。因此，取消形而上学这一较为晚近的近代口号所标出的思想转向，实际上一直就在没有口号的形而上学古、近代演进史上不间断地发生。
形而上学在自近代以来空前厚重的文字堆积史上，已沦为名声不好或声名不振的单词，尽管所有真正洞穿了某种真相的思想论著从未摆脱在暗中以形而上学问题为最终根据的处境。在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可能感受到他们谈论的问题与我们今天的切身关系，甚至在读过海德格尔之后，再读海德格尔，我们也会觉得海德格尔离我们真是遥远。我们和代代相续的我们的确很难以同样的方式感受到同一个问题不变的意义氛围。
在不断流变的问题史上，形而上学（第一哲学、哲学、神学）的问题所指域实际上从未改变。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象亚里士多德那样以雄性和雌性的不同生殖能力来谈论“形式”、“质料”或“其他的本原”，肯定不会有人认真对待这种形而上学谈论方式。教父神学时代所讨论的问题，唯名论和唯实论漫长的争论，甚至康德和黑格尔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读来，都已不再是贴身的问题。我们已经不愿意把哲学史上的所有这些哲学家当作自己论辩的对手，我们已经不再遵循上述种种论辩方式，不再能够加入柏拉图的“对话”或者黑格尔的“思辩科学”。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我们无法断言今天的我们比起柏拉图来是否前进过一步。这种未必前进过一步的状态的确就是“哲学的丑闻”。“哲学的丑闻”暴露了形而上学问题总是与某种历史处境有内在关联，并只是在与之相关的历史处境之中才能揭示其本来意义，这一形而上学问题的内在困境。形而上学没有为不同世代哲学家普遍持有的问题，也没有有关这些问题的现存答案。它总是由某种历史处境的主观根据出发寻获的问题，而且最终不能免于沦为这一主观根据自身逻辑结构的逻辑陈述形式这一宿命。
但一旦进到形而上学问题所指域的层面，“哲学的丑闻”却有可能不再是对哲学和哲学工作的羞辱。
西方哲学史对“本体论”、“存在论”和“一神”的论证，无论是“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取消形而上学的近现代转向，还是语言学转向，实际上从未脱离形而上学的问题所指域。哲学的时代特征，或者说哲学著述不断的世代累积，所揭示的变化，不外是所有这些互不相同的提问方式对形而上学所指问题领域层层推进的揭示。在这问题所指处，形而上学无疑可以确切地标志出自身的进步。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明确的“科学化”和明确的人学化（精神科学化）倾向实际上早已潜藏于西方哲学的发端之初。西方历史自身所借以展开的主观根据一直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心话题。
近代自然科学从亚里士多德式的“第一哲学”、“第二哲学”体系分离出来，使我们猛然面对科学和以科学作为时代特征的主观形式现象化的历史。与此相对，公民社会的权利秩序也空前完备地建立起来。以传统形而上学的方式追问形而上本体或“神”，以宗教战争来表达这一主观形式的历史，已不可能在普世化的公民权利这一普世宗教和本体论哲学共同坚持的历史根据已然深植于俗世生活的时代，再次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经验形式。
“存在背后的存在”，“理念世界”与作为摹本的现实世界的对立，“三位一体”的“神”和因为“原罪”而无力自赎的“人”的对立……所有这些古代形而上学为之论辩不休的话题，一直就是在论证和述说西方历史借以展开的历史根据的逻辑形式。
早期希腊哲学对“始基”的关注，对“原因”的关注，按照今天的观点，至多可以归结为对科学问题的关注。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论述范围，为希腊哲学的“科学”形态提供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范本。然而，在对科学问题关注的背后凸现出来的恰恰是古希腊历史的主观形式。这些早期的科学叙述并不是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意义上，是后来技术形态的那种关于“物”的学问，而是在“人”、“物”对立的维度上，展露出来的古希腊历史的主观形式，或者说古希腊历史的形上根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以亚里士多德为标志性人物的古希腊科学所要陈述的中心问题，并非作为“物理”的自然世界的“原因”或发生根据，而首要地是古希腊“人”作为历史生者赖以确立的主观根据。
东方形而上学“天人合一”的基本见解一直不曾留意于为“自然”寻找“始基”和“本源”的工作。而这也就是东方历史“人”、“物”不分的主观形式说出其自身的方式。所谓“主观”与“客观”的分离，对于某种历史的主观形式而言，即是“人”与“物”的分离和“人”借此分离站立于某种绝对自足的主观形式。
“主观”与“客观”的分离并非通常所谓“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形而上学上的主、客分离在其本来意义上即是形而上的分离。这与自然观点下的分离，亦即人作为特殊物类与自然世界的分离大相径庭。后者实际上从未在“分离”的意义上有所作为。
西方哲学史上的主、客分离，一直在循着理性（理性对象）和感性（感性对象）、“本体”和“现象”、“神”和“人”分离的路线展开。这种形而上分离实则是历史生者的普遍主观形式经由客观化（或构造客观）的方式展开其自身的过程。巴门尼德提出来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柏拉图所谓对“理念”世界的“回忆”，亚里士多德所说“在没有质料的东西中被思想的存在和思想存在并不两样……，思想和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的”（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全集》Ⅶ卷285页，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已为西方形而上学开启了基本的逻辑路向，这一逻辑路向的基本问题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分离植根于主观与客观的同一。
“始基”、“逻各斯”、“理念”、“存在背后的存在”、“三位一体”之“神”……，这些超越的形上“本体”是普遍主观形式在其尚未现象化或经验化的历史处境之中，论及自身和借以坚持其自身的必不可少的基石。而一旦近代自然科学作为历史生者的对“物”观得以历史化，亦即作为近代世界观已牢固地矗立于历史生活，市民社会已在世俗社会引入普遍人格作为其应世根据，“本体论”的衰落便不可避免。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使知识或认识如何可能成为形而上学的中心问题。
英国经验论者以典型的科学方式处理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在这同时，笛卡尔以让人耳目一新的近代怀疑论为知识找到了一条来自内省的根据。但心、物二元对立这一主观与客观的形而下分离，或者说主观形式在此仅仅被当作科学可及的一“物”受到打量所带来的困扰表明，必须向前推进一步。
康德的革命以诉诸“先验”主观形式的方式解决了“科学”之知在“先验”与“经验”对立处的有效性问题。但形而上学知识却并不在“先天”的认识能力所可以达到的范围之内，“理性”试图在“现象世界”之外认识“自在之物”，必然陷于“二律背反”。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终于只是在实证经验可及的科学“现象世界”之内坚持了自己的立场。而在所谓“超验”的“理念”领域，康德放弃了先天主观形式的有效性。
在自然科学的兴起作为主导时代特征的时代，为“科学”这一主观形式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工作的确已变为紧迫的任务。十七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所要解决的问题，归根结蒂即是为“科学”这一主观形式的有效性寻求形而上学证明。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形而上学”自身却日益陷于“科学”化的境地。
黑格尔以“绝对理念”自身展开为线索的庞大体系是近代以来第一次全面揭示西方历史自身主观根据的逻辑形式。关于“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精神哲学”，空前深广地揭示了人类主观形式的丰富性。黑格尔在其哲学体系的推演中，自始至终坚持了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的内在统一。新兴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日益壮大的近代科学体系借以展开的主观形式，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达。黑格尔在此面临的根本问题，已截然不同于康德。最终可能使他的体系陷入某种困境的并非是他试图正面展开的种种问题，而恰恰是他展开这些问题的方式，这就是极端“科学化”的“辩证法”。
黑格尔的提问方式很快就被遗忘。逻辑实证主义者认定在“形而上学领域内（包括一切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的所有“命题”“完全没有意义”（卡尔纳普）。“有意义的命题”有两类，即“形式命题”和“事实命题”。前者是逻辑或纯数学命题，即同义反复的重言式命题，后者则是可以在经验处证实的命题。但所谓“经验证实”在“命题”这里，仍然不能不是“同义反复”。“经验”得以证实的“命题”，总是在“经验”处具有逻辑自治性，因而是“同义反复”的“命题”。
奎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指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无实质区别。他的理由是所有的命题都会随着经验领域的扩展发生变化。但感觉经验并没有提供“确定性”。我们所经验到的具有“确定性”的“经验”总是某种逻辑经验，亦即总是暗含某种逻辑命题或以某种逻辑命题为背景的“经验”。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者沿袭休谟并精致地加以区分的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说到底不外是以不同方式表达其“同义反复”的命题。所有“命题”都奠基于“A＝A”这一基本逻辑形式。古希腊哲学所标举的“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在当代知识体系谨守不渝的逻辑形式（A＝A）这里，找到了自己从未中断的传承世系。
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正如此前发生的种种转向，在根本上并未转到古希腊哲学所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本来意指的方向之外。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确只有在资本主义日益世界化和世俗化，对“物”的普遍人格形式（科学）和对世的普遍人格形式（公民身份）不再只是在教堂和哲学研讨中才得以坚持的时代才能作为世俗的主观形式进入形而上学反思所及的对象领域。个人每天据以应世和与“物”相对的主观形式已彻底普世化，世俗生活为形而上学标举的任务显然已不再是古代的任务。原来只能通过宗教生活、哲学讨论才能引入世俗经验的普遍主观形式，现已以日常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生活的方式全面世俗化和经验化。对这些无处不在的主观形式的反思和经由反思而在学理和反思可及处明证所有这些主观形式或者说为主观形式本身找到牢不可破的自明根据，一直就是现代形而上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现象学……）视为己任的工作方向。
卡尔纳普非常清楚地把自己的工作划定在研究自然科学而不是研究自然科学问题的范围内，日常语言分析的思想家也从未把日常语言的使用所及当作自己的工作对象。对主观形式的分析或以分析的方式反思主观形式的有效性，是现代哲学从未放弃的工作，甚至也是现代哲学诸流派所在从事的唯一工作。“科学化”或者科学家对哲学的介入，对于形而上学而言，几乎从未脱离“科学”作为一种普遍主观形式（对“物”普遍主观形式）如何可能的种种问题。而以生命、生存、精神等等为旗号的哲学思潮，则是旨在强调，技术、物、科学等等并非只是“认识”的手段或“对象”，它们原本地具有生存论的意义，并且只有在重返生存论意义的基础上，技术、物、科学才可能不再沦落为一种异化力量。
胡塞尔对先验意识结构的追踪，确如他自己反复申明那样，是要为整个科学奠定不可动摇的基础。而这种为科学奠基的工作，以及使“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理想，所要达到的并不是哲学的“科学化”，而是以“科学”作为“对象”的哲学。胡塞尔现象学所关注的“纯粹意识”以及把现象学的“反思性明察”视为“直观的明证”或“明证的直观”表明，他从未注目于“科学”对象，因此，从未在对“科学”对象的注目中，使现象学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这一由巴门尼德说出的西方形上学的主题，在胡塞尔现象学这里，得到了一个空前深入细致的表达形式。我们所可以通达的“存在”，的确就是“纯粹意识”所必然建构的那个“存在”。
“反思”这一形而上学之“思”的根本特性，实际上已在它对自身所思对象的规定之中得到规定。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惝恍其辞，在黑格尔“绝对理念”处“客观化”的“反思”，终于在胡塞尔对“先验意识”的“还原”处，在语言哲学显得不那么宏伟的章句分析处，以贴近当代历史处境的方式明晰地展露出来。
哈贝马斯所列举的二十世纪“哲学运动”——现象学运动、分析哲学运动、结构主义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从未越出反思西方历史自身主观形式的边界。传统形而上学种种问题所指的根本问题，亦即经验化和历史化的普遍主观形式在反思之中的明证问题，从未被种种以取消形而上学为号召的哲学思潮撂置一旁。
形而上学在西方的历史演变，或者说这种演变的意义，如果仅仅循着思想史的流变脉络去加以追溯，我们将不得不一再面临“过时的问题”。而一旦把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种种问题放到问题所指处，亦即放到整个西方历史逻辑展开其自身的背景世界之中，每个曾经执著讨论的问题和这些在表面上看来如此不同甚至毫无瓜葛的问题，便会在自身的问题背后，展现出坚固的逻辑联系。西方历史上代代嬗变的形而上学问题，向我们渐次揭开的，正好是西方历史的普遍主观形式日益扩展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境域和日益深厚的明证性。
与东方哲学“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传统不同，西方哲学在最初就以“始基”、“逻各斯”、“理念”、“理性”、“存在背后的存在”标出了历史生存的普遍主观形式。与私人当下受限于具体时空的感性活动所及的直接经验世界相对，被康德视为“超验”对象的本体论问题所及，实际上已以“恒常不变”（与变动不居的感性世界相对）的“理性”形式进入了历史经验，成为西方历史普遍主观形式的纯粹逻辑形式。因此，古代哲学所开出的“超验”与“经验”、“理性”与“感性”、“神”与“人”的对立，最终不外是对历史生存的主观形式与直向经验所及的“物”的对立的一种形而上学陈述。普遍主观形式在此是以“超验”对象标出了自身的逻辑形式。“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同一律”，所要追寻的最终目标，即是普遍主观形式的绝对自明性。而这是与历史生活的普遍法权体系和科学知识体系的幼稚和普遍化所遭遇的无力自洽的种种障碍紧密相关的历史事件。在普遍法权尚未人格化为现世生者人人持有的普遍对世根据，科学的对“物”观尚未成为普世化对“物”观的历史处境之中，以“超验”对象为对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是唯一持有绝对逻辑自明性的或者说在逻辑上自明的主观形式，因而也是此刻的西方文明史上唯一进入历史经验的普遍主观形式。
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在西方世界的世界观化，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普遍法权由阶级所有制向公民所有制的转变，普遍主观形式以空前世俗化的方式进入了历史经验，西方哲学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表明对“世”和对“物”的普遍主观形式的明证性，在对“世”、对“物”的普遍主观形式业已历史化的生活世界进入了形而上学提问的问题领域。
上述哈贝马斯所列出的二十世纪“哲学运动”一直就是在这种科学世界观普世化和个人法权普世化的历史处境之中展开自己的问题，和为自己所注目的主观形式的普遍性寻求反思性明证。
回顾形而上学问题层层推开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西方形而上学自古希腊的“哲学突破”以来，始终就是某种历史处境背后的主观形式的反思性主观形式。形而上学提问所获得的反思性明证，同时就是问题所及的主观形式赖以确立的逻辑基础，亦即形而上学提问所得已获明证的问题表述形式自身即是某种历史主观形式的绝对形式。对以不同的问题形式获得明证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普遍有效性提问，也同样不外是对作为一种主观形式的对象以主观形式本身为据的反思性提问。只有在视本来的形而上学为以某种主观形式或主观形式本身为对象的反思性主观形式这里，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提问（反思性提问），才可能彰显不同问题的普遍意义和以明证的方式对这些不同问题证明或证伪。把形而上学对象误解为科学对象，即是仅仅把这一“对象”当作一“物”，当作与其有效性已不是问题的“主观形式”相对的一“物”，当作物化对象提问。以“经验”（直向思维所及的对象化的实证经验）证实或证伪是科学提问方式的内在要求。但这从来就只是“科学”的要求。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已不难区分“科学”的“形而上学化”和“形而上学”的“科学化”，不难区分以“科学”为对象的形而上学和以“科学问题”为对象的伪形而上学，也不难区分形而上学问题和科学问题（关于东方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分析，容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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