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化蛹为蝶：再谈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再谈论文,作家论文,余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余华”之于“先锋”，几为一对互为表里的称谓。自余华成名以来，“先锋”就为“余华”进行了及时的定义，“余华”也为“先锋”提供了完美的注解。今年三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为余华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其议题就直接将余华的三十年创作经历命名为“先锋的道路”。①一直以来，存在着对“先锋”的两种理解：一是，取其作为舶来语之本义，重视其“前卫”、“探索”、“一往无前”的艺术精神，强调其与一切传统、一切陈规决裂的革命性艺术形象，这个“先锋”，是一种气质象征：孤绝、峻洁、遗世独立；二是，取其狭义，特指一九八○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先锋文学运动。关于余华，当有人称其为“永远的先锋”时，或将其三十年的创作命名为“先锋的道路”时，即取义前者，强调余华的“先锋气质”，且这种“气质”有旗帜鲜明、坚定锐利、一以贯之、咄咄逼人的强势。当我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则取义后者，这时余华的名字常与马原、格非、苏童等并举——多数时候，人们都是在这个范畴里讨论余华或“先锋”。但是，有意味的是，在谈论“永远的先锋”时，能与余华名字并举的，却罕有他人。 流行的文学史著已纷纷给予“先锋文学”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这些评价通常都给这场文学运动以各种溢美之辞，以确立其在文学史版图上的里程碑意义。比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便认为，先锋小说甫一发端便“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随着先锋作家在这三个层面上的努力推进，不过区区数年，先锋小说“对以后文学创作的影响之大，是不应该低估的”，因为“先锋文学的出现……使得极端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可能……经由这个途径，文学(方才)进入九十年代的个人写作与个体叙事的无名状态”。②如果我没理解错，陈思和与他的团队认为，先锋文学在形式实验与思想建构两方面都建树颇丰(在“形式”与“思想”两个向度上同时发动革命、并颇多斩获的文学运动，堪称“完美风暴”。关于先锋文学的“思想建构”，可参考莫言在评论余华时的说法，他认为：“其实，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③)，因此它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毫无疑问，先锋文学运动中的先锋作家们自然也纷纷获得“里程碑”式的赞誉，其中杰出者如余华，甚至早在一九八八年便获得了“大师”的褒奖，并被与鲁迅相提并论：“在新潮小说创作，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学中，余华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鲁迅精神继承者和发扬者。”④不多久，顺理成章的评价是：“理解鲁迅为解读余华提供了钥匙，理解余华则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角度。”⑤——尽管余华自己坦承，“三十多岁以后我才与鲁迅的小说亲近”。⑥ 总体上看，上述种种有力地铸就了对于“先锋文学”的认知与评价的基本定势。由于这样一种基本定势的存在，这些年，评论界有关“纯文学”的讨论再次反复提及“先锋文学”——它被毫无疑问地视为“纯文学”的塔尖。而这次有关“纯文学”、“先锋文学”的讨论，则赋予了它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换句话说，“先锋文学”不只被视为形式变革，视为对僵化的反映论的突破，而且它同时是——而且可能首先是话语革命、文化弑父和意识形态对峙。“先锋文学”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学史内涵，对于它的历史评价也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高度。余华作为一名小说家的个人形象，被许多人定格在“先锋文学”时期，这些人认为“先锋时期”是余华个人文学成就的巅峰，因此，当这些人在对余华的所谓“转型”感到失望时，批评的口径都几乎是相同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余华后来的“失败”盖因其背叛了“先锋时期”的文学信念，从而丧失了“批判意识”和“批判立场”。在这种批评结论里，只有“先锋时期”的余华方才值得肯定和推崇。 当然，也有相左的意见。比如，有论者认为，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来第一次形成规模的‘去政治化’而‘工具化’的文学思潮”，他质疑先锋文学“究竟是模仿西方现代派形式主义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品位呢，还是对几十年极‘左’思潮畏惧妥协的结果呢?”⑦论者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出发，认为先锋文学不具备思想启蒙的意义，最多也只有文学启蒙的意义，并且正是由于它在形式和语言实验中的某种表演性冲淡了它的启蒙性。此外，也有对将“先锋时期”的余华与鲁迅并提感到不屑与愤怒的。⑧但是，这些质疑和批评，表面上是一种否定，却暗含了对先锋文学和先锋作家的某种期许。 然而，有趣的是，先锋作家却并不都这样“高看”自己。苏童就坚持认为，容易被归类、被贴上群属标签的作家一定不是最优秀的作家，因为最优秀的作家一定是独一无二的。苏童此言就是想否定“先锋文学”或“先锋作家”这样的称谓对于自己的圈定。而余华更直接，他认为“对先锋文学的所有批评，其实都是对先锋文学的一种高估”，他说：“别说是思想启蒙，称先锋文学是文学启蒙，我都认为是给先锋文学贴金了。先锋文学没那么了不起，它还是个学徒阶段。”⑨“先锋作家”如此这般地自我否定，让批评界不免心生尴尬：他们不仅嘲笑了批评界一直以来的自以为是，让我们发现一直以来(可能)对他们臧否失宜，更甚者，是我们不难发现，当下的文学批评或已在他们心中失去了重量。 余华曾用“永远的先锋”、“真正的先锋”来表达过某种自我期许，每当这时候，都能看出他对“先锋”这一字眼的器重、珍爱。正因如此，他更愿意用“实验小说”来替代批评界对“先锋小说”的命名：“我认为，‘实验小说’的提法比‘先锋小说’更为准确。”无疑，“实验”的语义接近于余华所认为的“见习”、“学徒”的含义。这种“差评”，是余华对自己文学起步阶段的写作成就的自我评定，有一种自我约束式的谦逊；这同时也是余华对“先锋”旗下作家群体的一个概括式评价，有一种不加粉饰的直率。他说：“一些先锋作家，如马原、残雪、莫言、苏童等，他们的作品，或者在思想的启蒙性上，或者在艺术的启蒙性上，都是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和作品的。不过，这个‘高于’究竟有多高，我看也并没有多高……所以，从‘伤痕’到‘先锋’，这十年间，我们只是完成了一个学徒阶段。”⑩ 我曾认真思忖过余华对先锋文学的否定式评价。我认为，这不是余华的谦虚，相反，他说出了一种文学史事实。一直以来，我们在谈论余华时所谓的“先锋性”、“批判性”都是批评界的一种认定，对于作家来说，它们都是从外部套加的命名。有资料表明，一九八○年代的先锋文学在关键处得力于人为，得力于文学杂志的精心策划，得力于文学批评这一背后推手。(11)正值青年的余华，正为厌医羡文、弃医从文、从文后努力从一个小地方去到大地方等一连串的世俗理想而奋斗，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时的余华并不对“先锋性”、“批判性”持有自觉意识，毋宁说“先锋性”、“批判性”之于余华更多的是一种下意识，是直觉式的。在余华那时的文学思维中，“思想性”多半是伴生的，是无目的而合目的的。我们过高地评价了那个时期余华的思想气质，而相对地忽略了他的美学气质。比如，当他写“暴力”时，我们提升了“暴力”的意义层次，并在这个被抬升的层次上频繁讨论，而忽略了余华浪漫、忧郁的美学面向——那个时期的余华，更多地让我联想到一个男孩，一个在十八岁出门远行时因为一场人性的狙击而不得不止步于青春期、永远停留在黄昏里的男孩：他敏感而无助，细腻而脆弱，他是世界的旁观者而非见证人、局外人而非参与者，他无法用明晰的思想去洞悉、解释和统驭他所目击的纷繁世相，世相的碎片只能以纤毫毕现的细节保存在他的记忆里，直到他日后掌握了一种精确的叙述能力，逐一将它们统统付之文字。余华在这个时期的写作，仿佛一个举着火把的孩子不意间步入了人性的黑洞，他对于暴力、死亡等黑暗质素的认知，更多地是通过颤栗、惊悚、恐惧等诉诸感官的途径加以表现，而非抽象的思辨。那种“感官的”或“感性的”的方式，是典型的青春期写作： 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 我就这样从早晨里穿过，现在走进了下午的尾声，而且还看到了黄昏的头发。 ——《十八岁出门远行》 这样的行文，与其说在写小说，毋宁说是在写诗歌。如果我们还记得，在高中阶段，不通音律的余华凭着对音乐简谱的直观认识，进行过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音乐写作——“我记得我曾经将鲁迅的《狂人日记》谱写成音乐……我差不多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长的一首歌，而且是一首无人能够演奏，也无人有幸聆听的歌……接下来我又将语文课本里其他的一些内容也打发进了音乐的简谱，我在那个时期的巅峰之作是将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也都谱写成了歌曲。”(12)——我们应该明白，这无疑是一种多半在青春期才会发生的浪漫举动，一种对浪漫体验的内在追逐，并且，我更愿意指出，当他说出这是“一首无人能够演奏，也无人有幸聆听的歌”时汩汩而出、一览无余的零余气质：孤独、伤感的黄昏形象，嘤咛其声却无心求和的寡欢境况。我想强调的是，就审美而言，浪漫、忧郁是余华文学的基本面。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一直在那个被抬升了的意义层次上讨论余华和“先锋文学”，“批判性”、“思想性”在这样的讨论中逐渐凝固为关键词，以致余华文学的基本面被忽略了，而且是完全被忽略。因此，当这种有着残酷青春之气质的浪漫、忧郁，终于在《在细雨中呼喊》里有了集束式的爆发，我们的批评界却说余华开始“转型”了。 我想简略地谈论一下余华发表于一九八八年的《死亡叙述》。所以选择这个文本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有着直接聚焦于“死亡”和“暴力”的典型的余华式叙述。这个小说的主题很容易提炼，它呈现了诚实、良知(文明)如何在野蛮面前瞬间失效的题旨，如果用余华在此间写作的著名的《虚伪的形式》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13)这样的主题算不得高超，因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被多数人认为是贯穿整个一九八○年代的写作主题，是宏大叙事，也是主流叙事，因此，若以“思想性”苛责之，这个小说大约可算是乏善可陈的。这个小说唯一让人震眩的，是它对一个血腥骇人的暴力杀戮过程或场面的细致入微的叙写。余华的语言能力在这次叙写中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发挥，他用文字调动了读者的感官经验，使一场纸上的杀戮产生了触目惊心的视听效果： ……当我转身准备走的时候，有一个人朝我的脸上打了一拳，这一拳让我感到好像是打在一只沙袋上，发出的声音很沉闷。于是我又重新转回身去，重新看着那幢房屋。那个十来岁的男孩从里面蹿出来。他手里举着一把亮闪闪的镰刀。他扑过来时镰刀也挥了下来，镰刀砍进了我的腹部。那过程十分简单，镰刀像是砍穿了一张纸一样砍穿了我的皮肤，然后就砍断了我的盲肠。接着镰刀拔了出去，镰刀拔出去时不仅又划断了我的直肠，而且还在我腹部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于是里面的肠子一涌而出。当我还来不及用手去捂住肠子时，那个女人挥着一把锄头朝我的脑袋劈下来，我赶紧歪了一下脑袋，锄头劈在了肩胛上，像是砍柴一样地将我的肩胛骨砍成了两半。我听到肩胛断裂时发出的“吱呀”一声，像是打开一扇门的声音。大汉是第三个窜过来的，他手里挥着的是一把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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