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如何发生？———种不同的文化研究方法的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生论文,建议论文,方法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4)06-0076-05 历史与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便是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比如说，我从中国文化圈加速接受外界思想的角度来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与知识产出中的变化[1]，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所谓的西方知识成为一种替代中式思想的流行选择。[2]我之所以说“所谓的”是因为这些术语对于各种不同呼声采取行动以求变革的时代来说只是一种简化。此外，中国历史上的晚清和民国时期尤为引人瞩目，因为这两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对今日中国仍有影响。那时与现在所关注的问题大同小异：人们意识到的全球化趋势是如何进入中国社会的？中国文化遗产中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恢复？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但是怎么走出去？这些问题很复杂，我们只有通过大量的细节和数据分析才能够解释清楚其间的缘由。[3]它们依赖于一个变化、适应、协商、摩擦甚至强迫的过程，政府计划也无法干预或控制。解决这些问题需采取一种复杂巧妙的分析方法以便能够反映复杂的情况。 关于晚清或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或社会生活变化的研究有很多，有的侧重个体的具体分析，如严复和梁启超；有的则侧重分析明显的“非西方”现象，例如缠足和教育体系；有的侧重于解释或评判中国人对西方的独特理解和阐释；有的则侧重归纳总结中国留学生在寻求假定的“先进文明”的经验。[4]然而，这些研究一直有一个共同特征——表现为一种隐含的假设：思想、文字和组织机构“旅行”时，它们并无变化，似乎仅仅只是迁移了。如果它们和以前不同，这当中必定有对原思想或原概念的误读或误解。因此我们可以说，严复也许并未恰当地理解自由主义或达尔文主义[5]，梁启超也许没有正确地理解西方小说[6]，五四运动期间的知识分子并未正确地吸收“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概念。[7]另一种用来描述迁移现象中区别的方式是称某些意识形态、机制和思想观念只是拥有“中国特色”，以区别于“原来的”概念。显而易见，这又是一种简化。诸如自由主义、小说、民主、科学或机构体系，如大学或中等教育，这类术语被称为“流动的能指符号”。也就是说，它们并非只有一个定义，也并非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人们对其独特的文化理解也各不相同。 然而，当谈及中国从西方借鉴的概念时，我们视它们为同义的。我们只需考虑我们谈论“西方民主”或“人权”时的方式，便可发现即便在我们所认为的这些概念的发源地，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也并不一致。比如说，丹麦人与美国人对于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解也常常不同。如在奥巴马政府推行医改法期间，人们开始怀疑是否所有的国家都有着一样的基本信仰。这一思考也适用于对组织机构的理解。20世纪初，由中国或外国官员和学者引入中国的西式大学与西方原有的大学并不完全相同，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它们有自己的身份特征。用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来说，它们有自己的“来世”，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它们以特殊的方式栖息(存活)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尽管其形式与来源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8]对这种转换，如“来世”受制于“来源”的理解是对其变迁过程的误读。 跨文化借鉴与这种借鉴在社会变化中具有复杂的本质，自19世纪以来中国与外界的交往还是被贴上了“冲击”、“冲突”、“会和”的标签，或被描述为“暴力行为”，“劣质文化对具有明显优势的优质文化的反应”或是中心与边缘的动态变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9]几乎所有上述分析都预设了一种特殊的权力结构，且它们在政治现代性讨论中已经根深蒂固。这不足为奇，不同时代的中国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便是对西方国家实力与权力的假设。 然而，关于西方国家的思考方式与社会—政治组织的假设却缺乏研究，西方是否也从东方借鉴过什么呢？是否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假设？当西方国家借鉴时，它们是否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改变或操纵外来概念或形式以适应其体制呢？比如，当西方借用中药、风水、气功、中式美食或许多传到西方的思想，当然也会从对传到西方的现象的仔细观察中获益。 我建议以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变迁和文化现象迁移这些问题，而不是单纯依靠传播正确或错误的解释、“我们”与“他们”的论述。我曾尝试创造一种反思这些问题的方式，在我看来，这些方式能够用来理解、阐释或描述全球性或本土性文化主体之间以及世界观不同的个人与机构之间的互动交流。这里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对世界感知的不同不仅仅局限于地理文化不同的人们或机构之间，这一差异也存在于同一个地理文化区域内。 我所介绍的方法建立在空间概念和改造空间的基础之上，这种方法将改造空间视为一种想象过程，引发对外来思想的思考，考虑差异的合理性。这种尝试是在摩擦空间内有创造力的文化互动，能够反映出对文化交流双方的理解，并发掘出文化交流的无尽潜力。我们不能从简化论的角度去理解改造空间，即将其看做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的地方或只是一个相遇的位置。它并不是地图上某个地方或人们为了到达某地而必须穿越的空间。[10]改造空间涵盖在历史上特定时期或整个历史进程中，是本地与外地、个体或组织机构以活动的形式来交流互动的空间(个人、实体、文本、智力、历史、制度等)。此空间不是封闭自守的，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持续受到这种交流互动的影响，也受事物本该为什么、能成为什么，以及在某些个体或团体看来应该是什么，这三个方面交互作用。在个别奉行霸权政策的国家中，新思想也许已被冰封，这些国家只会停滞不前，不断地接受外来的质问和挑战，但是空间依然存在。改造空间不仅指创造以演说、写作和行动等题材呈现的意见和活动的摩擦空间，也指交流互动的时间。改变发生之处亦是其发生之时。正是以这种方式，我们开始理解文学经典中或历史上的变化，新的机构组织的发展，以及组织或政治机构中的变化。 创造出的空间的可行性、创造性、潜力与存续取决于历史政治环境。当不同的概念相遇时，无论是管理、医学、艺术、写作、时尚、生活还是思想等方面的观念，空间都会随时产生。因此研究这一广泛概念的优势之一便是能够用之描述并分析不同时期的趋势，如全球化就是思想和商品逐步扩散，具有世界意义，或存在的合理性的一种现象，与之相随的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空间概念，或昙花一现的感觉(时尚、先锋文学或艺术、制度改革)。此外，空间概念可以规避传统或现代，原来概念的对或错阐释等诸如此类的二元对立，也可以排除主观欲望，分析个体是怎样为推进现代性进程做贡献，或起阻碍作用；它可关注不同空间的相互作用或平行发展，也可以关注在不同空间里机制、巧合和猜想怎样让某些思想观念长足发展或遭人拒斥的过程。因此改造了的空间涵盖日常习惯变化和世界观变化的长期效果，有助于理解个人生活及其发展轨迹。 “改造空间”这个概念受文化地理学家多琳·玛赛(Doreen Massey)对“空间”的定义的影响。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个术语，她将空间定义为历史会合点。空间作为相互关系的产物，对她而言是通过交流与同时代的多样性组合而成。[11]如果以这种方式看待空间，我们便可专注于交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叙述，将它们当做创造过程来分析。在此过程中，它们相互反应，形成一种叙述——一种包含我们似曾相识的全新叙述。这个过程与萧伯纳所做的描述十分相似：“如果你我各有一个苹果，我们相互交换，那我们仍旧是各只拥有一个苹果。但是如果我们各有一个想法，交换之后，我们每人就有两个想法。”在我看来，我们至少各有两个想法，也许更多，因为这些想法会起作用并与组成我们思想的其它概念相互反应。 对于作为解释性概念空间的研究并不是个新事物。其他学者已对人类学中的空间转向有所关注[12]，但改造空间与其它术语并不相同。比如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13]或爱德华·W.索杰的“第三空间”概念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14]，即第三空间产生一种元现象——超越文化交流的总和，其跨国现象的本质是好的。这种假设认为，流离失所者、移民、文化间的流浪者具有超越文化——他或她自身的以及他或她需要面对的文化——局限的可能性，因此变成对双边文化都日渐熟悉和理解的跨文化交流者。可以肯定，许多跨文化交流者都在体会或已经体会到这种跨文化交流带来的优越感。然而这种假设有其局限性，因为它们并未揭示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不同地理文化区域的人们、思想以及体系为何互动，如何互动以至引发变化、更新或改革呢？此外，此处的空间概念是静态的，并由第三空间组成一个某人可能进入的地方。同样，政治乌托邦就发生在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思想家梦想任何劝说都可实现，可以被看作是对封闭且定义好了的静态空间概念的再改造。这样的想法也与精英主义者对流动的颂扬不谋而合，他们认为流动是审美生产和创造性产生的绝佳场所，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者对此甚为赞同，而如卡伦卡·普兰对此则持严厉的批判态度。[15]这样的空间理论也存在问题，会倾向于将有一定义为某一特定位置，将文化实体视为有价值的创造力之一。 改造空间的概念强调创造力，并非指代非意识形态且非预设的空间，这个空间也许来源于个人、团体或知识社群，也有可能来源于机构以及很多各色各样组合的角色。换言之，这个空间起源于交流的开始与过程，交流之前不存在空间。这个空间并不是研究者的梦想或灵感之地，也不是政治议程规划出来的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个空间不是一个“他者”——即非西方人、非现代“他者”——可以进入或应该进入的空间。它不从“历史队列”的角度去看待变化与交流。[16]此外，它认为空间中的过程并不能总是产生积极结果。正如世界上很多事情一样，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往会导致冲突与暴力。 思想与概念交流传播的载体主要是人类及其语言，文本与人工制品，旅行与经历以及他们的组织与策略。人类以他们视域下的理解方式，通过自身创造的个人与人际网络，将新的思想介绍到自家社区或国外社区。和今天的中国大致相同，民国时期很多年轻人游学国外，希望能够找到促进国家强盛与自身发展的思想和技术。我最近的研究是关于一位民国的女性——陈衡哲的。接下来，我将阐述一下改造空间这个概念是如何帮助我阐释、叙述与分析她的生活与事业的。[17] 陈衡哲是一位作家、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有人说她也算是民国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她在美国研究历史，她的作品包括诗歌、短篇小说、散文，以及关于西方历史的专著和一本传记。她在美国学习历史，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做了一段短时间的西方历史学教授——她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授西方历史的教授。如杰罗姆·格里德(Jerome Grieder)所说的那样，当她于1914年离开美国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正统之间(between orthodoxies)”。[18]传统世界观几乎被摧毁。显而易见，政治也无法创立一个稳定的基础。此外，当时的中国也未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合理的地位与应有的尊重。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期望改变这种状况。他们的目标是要将中国、中国生活和知识体系“全球化”。[19]陈衡哲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如任鸿隽、胡适、赵元任、徐志摩以及蔡元培都可以称为城市知识分子全球化项目的一部分，致力于促进中国与他们所认为的有实力的国家接轨。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人们也推行另一种全球化事业，这项事业关注中国与西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理想的结合。最终，毛泽东简洁地总结了中国知识界的状况。他写道，中国应加入到世界革命的洪流中去，并改变他们之前的文化习惯：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20] 对于那时影响力更广泛的陈衡哲和推行全球化的精英团体来说，世界革命是建立在“科学”概念以及生活与学术中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上的。对于他们来说，科学这个概念是新正统观念的根基，它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摆脱过去文化与社会的理解范式，能改变旧的态度、方法、生活与思想中的词汇，因此推动中国与世界体制与法律相融合。 为了进一步理解陈衡哲为何选择倡导某些问题而忽略其它问题——个体通过他们的相似性产生的影响——我们应该将指引并定义她不同生活阶段的叙述联系起来。这也会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她关于自己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叙述方式。与对她的历史分析相比，这种分析无疑更加复杂。[21]换言之，从改造空间的角度去看待她的生平，能够形成一种比历史分析更加细微的形象基础。下面列举的内容阐释了她很多不同叙述的复杂性，她需要将这些叙述融入她的生活，这些叙述也构成了她的世界观： 1.关于一个相对充裕、能够宽容对待有才华的女性的传统家庭的叙述。 2.基于“文”的概念和经典文本的传统中国知识理解方式的叙述。 3.她从舅舅(一位政府官员)那里听来的关于智慧、勇敢的异域女性以及优越的西方科技的故事。 4.源于新兴的新闻媒体的叙述。如女性解放和平等，改革与革命的思想观点，关于中国落后的叙述，关于文学革命和语言变化的讨论。 5.美国政府具有殖民性质的叙述，美国政府称赞其交还义和团赔款，但与此同时却为了其未来政治目标，公然将中国思想殖民化。 6.美国大学同学关于文化、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叙述，他们叙述的方式或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此矛盾之处。 7.她在美国读书期间所接受的知识体系：科学、新历史和文学方法以及许多新的文本来源。 8.美国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叙述。 9.美国现代与传统教学法的叙述。 10.关于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倡导变革的叙述，尤其是倡导将“科学”视为改革与现代化的核心。 11.她亲密的朋友(中国与美国的)在美国语境下的叙述。 12.中国留学回国的学生优越性的叙述，关于需要教育并引导落后分子的叙述。 13.她回国后，听说的关于北大教授地位与重要性的叙述。 14.传统与现代、中国与美国、妻子与母亲的叙述。 在此众多的叙述空间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陈衡哲的实际生存环境，这对她都有着复杂的影响。她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渴望能够“拯救中国”，但是她的生活并未因为她自己想象的成功而达到顶峰。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特定历史时期在特定地点发生的影响。纵览她的一生，她的足迹遍布中国，又跨越太平洋去了美国，后又去过日本与加拿大。她也曾帮助创建和参与到表述和学习新空间：报刊、大学与研究机构、历史社团、女性组织以及教育项目。 所有这些叙述、历史、人物和地点汇集在她头脑中，在写作、出版以及与敌友的讨论中得以发展。陈衡哲与像她一样的知识分子将他们在特定地点与特定时间接触到的特定思想、话语、观念与其个人生活与民族未来融为一体。关注他们的融合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精细地理解民国时期中国的改变创造机制。这种相互交错的叙述与状况组成了个人、网络或团体生活的动态转换空间。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会明白随时随地发生的改变机制远比我们所相信的一般历史要复杂要多，这种复杂性对于我们重新书写和重新思考过去与现在许许多多的变革故事可谓是一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