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变迁视角下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
——“新常态”下劳动力分布特征及其解释
杨 芸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劳动力存量的再配置成为突出特征。产业升级与承接转移是造成当前劳动力分布特征的重要原因。充分利用产业布局重构的契机,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以及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关键词] 产业转型与升级;产业转移;人力资源配置;劳动力
一、引 言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过去粗放式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在诸多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中,以劳动力要素的影响最为突出。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导致劳动力供给的放缓,并造成了潜在生产力的下降[1]。在这种人口现状下,我国劳动力的迁移和分布开始呈现新的特征化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产业发展正处于一种螺旋上升状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导下的产业转型与升级步伐不断加快。
当前研究更多关注劳动力供给减少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倒逼”作用,较少关注产业变迁反过来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事实上,包括转型、升级、转移在内的产业变迁将直接影响劳动力需求,进而影响劳动力在区域间的配置。随着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放缓,利用劳动力增量促进经济高速成长已经难以实现,但在全局性的产业变迁背景下,通过优化劳动力要素的配置并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资源和禀赋优势,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新的增长点。
二、我国人口分布的新特征
我国人口总量的低增长态势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是当前的常态化特征。图1显示了我国1991至2018年间总人口的增长数量和增长率,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我国人口增速在持续放缓。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增速放缓,但我国劳动力却不存在数量上的短缺。一方面,我国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存量依然巨大(2018年我国15-64岁人口数量为99357万),并且这一事实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不能将人口结构等同于劳动力供给。通过对比中国和几个典型国家15-64岁人口占比后发现,劳动力年龄段人口占比下降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诸如越南、泰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该指标均呈现下降趋势,但近年来部分中国制造业企业不断向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可见抚养比等指标的上升不能完全反映劳动力供给状态。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 我国总人口增长
事实上,在人口总量和结构的特点之外,伴随着经济转型,我国劳动力分布与迁移也呈现新的特征化事实,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劳动力存量的再配置现象。图2显示了我国流动人口的变化趋势。作为我国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力量,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由上升转为下降的拐点发生在2015年,当年其数量为2.47亿人,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又分别减少了171万人和82万人。与这一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流动人口主体构成的农民工群体,无论是农民工总数或者是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均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除农民工以外的不在户籍地的人口数量在显著降低。如果考虑到农民工与非农民工在年龄结构上不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可以推测,人口结构和数量变化造成的劳动力规模收缩仅仅是导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降低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不同地区人力资本的重新配置也使得一部分就业者返回户籍所在地就业,从而不再成为“流动人口”。
此处崖壁陡直，有的地方怪石嶙峋，犬牙交错，阻人前路，有的地方又光滑如镜，无处着力，只能依靠双臂的力量挂住身体，是以攀爬起来格外费力。崖壁上偶有松树生出，蜿蜒横斜，或如飞龙汲水，或如俊鸟抖翅，或如鳞蟒盘身，别有一番峻险趣味。
其次,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主导性产业的差异以及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地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会不同。在当前的产业布局下,各地基于发展历史或者禀赋优势已形成或正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比如江浙地区在服装皮革产业上历来具有优势,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基于其雄厚的工业基础拥有船舶制造产业集群,湖南湖北等中部地区在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重点产业的分化将导致专业性人才的分化。这既有利于通过人才集聚实现知识溢出,从而提高生产率;也有利于降低劳动力的工作搜寻成本,提高劳动力供需之间的匹配程度。
数据来源:《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图2 2010—2018年我国流动人口变化趋势
劳动力的再配置现象还能够通过地区间的流动人口数量推断得知。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流入数量最多的10个城市中,除了经济发达省份的广州、深圳、杭州、宁波外,其余均为中西部地区城市,包括了长沙、重庆、武汉、成都、贵阳、郑州。而北京、上海、天津等一线城市,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流出。夏怡然等[2]的研究也证实我国在人口集聚趋势不变的前提下,流动人口在主要流入地之间的分布更加平均。从省级层面的数据来看,2018年我国人口净流量最大的省份为广东省,人口净流入84.24万人,其次为浙江省(49万人)。紧随其后的则均为中西部省份,包括安徽、重庆、陕西、西川、湖南等省,其中安徽、重庆、陕西的人口净流入均超过10万人。可见,当前的劳动力再配置是全国范围内的,尤以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流动转移为著。
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潮”以及各地频发的“用工荒”和“招工难”等现象都是现有人力资源水平下劳动力再配置的表现。这一现象的形成固然受各地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但除此之外,产业转型升级与转移承接对劳动力拉动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发展的关键在于推动实体经济产业转型升级[3],深入研究产业发展与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其关联,有利于正确认识劳动力配置的客观规律,降低劳动力短缺的负面影响,平滑转型期成本,同时对于合理规划我国不同层次的城市集群与产业集群也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产业发展与劳动力再配置的关系
(一)产业发展与人口迁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中国劳动力迁移的背后始终存在着“行政之手”。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到上世纪90年代控制人口迁移的政策措施,再到当前全面放开落户限制,这既是行政管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实际上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产业特征对人口迁移的需求和制约。
第三,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同步推进。我国不同地区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的差异性,使我国内部满足雁阵式的产业承接和转移[6]。随着东部地区用工、用地成本的上升,产业承接与转移成为企业降低土地与劳动力成本、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有效方式。西部地区除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承接了一部分高端产业,如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而东部地区则以此为契机，通过优势产业的转型与升级释放增长红利。一方面推动产业或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实现跨产业、跨行业的融合,以此激发新的增长动能,实现产业在价值链上的攀升。
再次,产业与人口集聚的趋势会进一步影响城市的吸引力。人口的增加能够降低城市公共品的人均成本,增强政府部门对道路、交通、文化服务等公共品支出的意愿。人口增加同时也意味着消费市场的增加,会吸引更多厂商或者品牌的落户。公共品和消费市场的扩大又将吸引更大数量的人口集聚,由此引发的“马太效应”将改变当前人口迁移的城市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国内的贫富差距也不断拉大。缩小收入差距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提高要素在地区间的配置效率;另一种是各地区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进行产品的交易。无疑第一种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的实践路径。随着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以及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地区迁移,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得到优化的同时,也改善了迁移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但这同时却恶化了区域间的经济差距,既不利于各地区协同发展,也将导致欠发达地区没有条件吸引产业和人才,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二)产业发展新特征
2010年《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向中西部转移”。当前,以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经济协同发展为核心的产业转移与结构优化已成为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轮的产业发展过程之中,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构建互补性的产业格局。通过科学性、整体性布局构建高效、互补的产业体系,以产业转移推进城市群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5]。在国家发改委与工信部的指导下,各地区先后制定和发布优先承接产业和行动计划,依托自身禀赋优势,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这种布局实现了产业构成在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避免了地区间的同质性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产能过剩。
第二,整体性地优化产业链布局。过去的产业布局缺乏系统性规划,产业链上的各环节未能够有机整合在一起。随着新一轮的产业发展与规划,部分产业的转移为全产业链的整合创造了机会。各地区先后建立经济开发区或者产业园区,引入优势产业以及重点承接产业,甚至实现了整体性的产业链迁移。这种配套的产业布局充分利用集聚优势和规模经济,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中部地区的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将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发展重点,优先承接机械、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智能装备制造等产业,这种现代化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建立不仅完善了产业链条,还通过人才交流、技术溢出等方式实现了外部性效应。
建国初期,我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方面要保证农产品对城市部门的低价供应,利用工农业的剪刀差实现产业发展初期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这类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差,如果没有政府对人口迁移的干预,会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并影响社会稳定[4]。户籍制度保证了城市部门经济快速、有序的发展,但同时也将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排斥在城市以外的地区。
第四,地区间的产业分工趋于合理化。在部分传统制造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为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产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包括钢铁、石化、能源、装备制造在内的部分产业开始向东部地区转移。表1为2009—2017年我国分地区工业增加值占比的统计。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比在2009—2012年间呈快速下降趋势(下降近4个百分点),随后这一指标开始缓慢上升。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这一指标则先上升后下降,中部地区在2016年后还出现反弹。数据的趋势性表明,我国的产业承接转移不再是单方向的由东到西,而是在优化产业布局目标下的整体性调整。传统制造业向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而部分高端制造业以及重化工业为充分利用地理和人才优势则开始向东部地区转移。因此,东部地区在2012年后通过吸收部分产业以及自身的产业升级,出现工业增加值占比的回升。
表1 分地区工业增加值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新常态下的产业发展与人力资源配置
现阶段,我国产业逐渐改变过去在东部地区集聚的态势,通过产业承接转移实现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产业全局性的重构将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和结构产生直接影响,产业升级和承接转移无疑将打破一直以来劳动力在东部地区集聚的均衡,导致全国范围内迁移劳动力的再配置。同时利用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政策优势,增强对人口和劳动力的拉力[7]。进一步地,在产业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相互作用下,我国劳动力分布呈现了“新常态”特征。
吸收塔塔顶标高60m，塔体直径为6.3m，塔壁厚度沿高度分段变化，从下到上依次为18、14、12、8mm。塔内件主要有2层整流层、3层喷淋装置、3层除雾器。单层整流层重量为3t；单层喷淋层本体重量为4.2t，浆液重量为4.2t；单层除雾器重量12t。烟气入口尺寸为：宽4.6m，高2.56m，顶部烟囱直径为3m，吸收塔内部正压为5000Pa。吸收塔具体结构布置如图1所示。
首先,产业转移最直接的影响是在产业迁入地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其中既包括对不同行业、部门的专业性人才需求,也包括对各层次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的需求。自然地,需求侧的变动引发了劳动力供给侧的改变。过去一部分专业性人才在中西部地区难以找到对口工作,但随着产业的迁移,这部分劳动力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劳动力跨区域的流动和配置正是适应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
粉条本质上是由直链淀粉基微晶连接而形成的三维网络结构，经干燥过程淀粉凝胶网络发生皱缩，变成淀粉浓凝胶的干制物[17]。将粉条置于沸水中烹煮时，凝胶逐渐吸水，非结晶区发生水合作用导致凝胶网络膨胀，随着烹煮时间的延长，凝胶网络逐渐崩解，因此小的凝胶碎片和可溶性成分会随之渗入水中，汤液变浑，导致煮后粉条质量下降[18]。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承接转移引起了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再配置，不仅从数量上影响各区域人口的流入和流出,而且导致不同地区劳动力构成的差异,产生不同职业、行业、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的集聚。进一步地,这种集聚趋势通过改变现有区域间势力的均衡,从而将引起更大程度的劳动力再配置,直到形成新的均衡。这一过程有利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逐步形成产业与人才的竞争优势。
室温下，将有涂层和无涂层的Q235钢片样品分别浸泡模拟海水中，试验中发现，有涂层样品浸泡34天后，涂层表面没有出现任何裂纹，所泡盐水也没有出现黄色的腐蚀产物；无涂层样品浸泡6 h后溶液中出现大量的褐色腐蚀物.有涂层的原始样品在模拟海水中室温浸泡不同时间的照片如图7所示.图7显示，有涂层的样品在模拟海水中室温浸泡不同时间后，其颜色仍全是银白色的，没有受海水腐蚀的影响.
最后,各地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同样影响人口流向。随着中西部地区工资水平的上升,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小。如果再考虑东部地区的生活成本,诸如交通、住房、消费等因素,那么从相对工资水平的意义上来讲东部地区毫无优势。加上许多地区为满足自身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台了包括降低落户门槛、提供住房补贴等的人才政策,对劳动力产生了新的拉力。在此背景下,就业者会重新考虑就业地的选择，以最大化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效用),这也引起了全国性的劳动力迁移。
本文旨在分析某煤矿的考勤数据，数据存放在关系数据库SQL Server中。为了避免统计偏斜、信息丢失等问题，需要在传统算法的基础之上，利用关系数据库的特点，对算法进行优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由重工业优先发展变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利用其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吸引了大量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但在产业发展初期,在产业规模和就业规模有限的情况下,本地劳动力对外来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引起的竞争加剧产生担忧。为保证社会稳定和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政府对迁移人口及其就业进行了有条件的管制。随着我国经济和产业更快速的发展,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进一步增加,相应的行政管制也就进一步放开，以满足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从过去有条件的限制人口流入,到当前各大中城市纷纷出台政策吸引人才落户,其背后反映出的是地方产业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这同时也表明,未来的人口流动将受到包括中西部城市在内的产业与政策的拉力,从而一改过去单一地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
当前,我国的产业升级与承接转移是对第二种路径的探寻。利用不同地区的禀赋优势,通过产业的重新配置提高集聚水平、促进产业发展,并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实际比较优势，通过地区间的产品交换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实现内生的良性增长路径。这表明我国产业转移与发展并未受到“劳动力转移刚性”[8]的过大影响,而这一点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布局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的人力资本配置均衡,对劳动力形成了新的推力和拉力,并逐步走向新的动态均衡水平。
传统的材料实验教学模式是，老师在讲台上做实验，并逐步讲解实验的过程，得出实验结果或材料性能特征。但是这种教学模式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班级人数较多，坐在教室后排的同学就无法看清楚实验的全过程。这会导致学生在自己动手做实验时，由于没有完全搞清楚实验过程，实验的失败几率增加，并且在学生动手实验过程中，学生操作不当便会导致大型精密仪器受损等问题。微课的出现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微课时间较短，可重复观看，这样学生就能完全弄懂实验具体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既能提高实验的成功率，又可以通过在视频中重点强调仪器安全使用说明，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学界始终存在争论。从我国人口总量与结构的变化来看,我国劳动力确实呈现增速放缓的趋势。但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关键，在于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是否实现了趋同。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因此,部分地区的“民工荒”现象反映的并不是我国劳动力绝对数量的短缺,而是以农民工返乡、劳动力本地就业为典型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所造成的局部劳动力短缺。本文的研究指出,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与布局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劳动力的迁移,并将导致在更大范围内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基于本文的分析,对我国产业发展和劳动力配置提出如下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要将产业规划与城市发展规划相结合。不仅要为承接产业提供便利的配套基础设施,更要为流入人口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就业保障,以增强城市的吸引力与竞争力。
第二,政府应当加大力度宣传地方的优势产业与重点产业。产业的发展潜力是就业者的重要考量之一,通过媒体的信息传播以及就业部门“一对一”的信息输出,有助于吸引专业性人才的流入。
第三,各地要构建产业发展人才库,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控制和预测。同时地区间还可以共享人才库信息,以提高就业者和工业岗位的匹配效率。
单例模式属于创建型模式，它确保一个类只有一个实例，并提供一个全局访问点来访问这个唯一实例[6]。借助此模式，不但可以方便对实例个数进行控制，而且可避免系统同一时刻存在多个状态。单例模式按其实现形式可以分为“饿汉式”单例模式和“懒汉式”单例模式两类，其中，“饿汉式”单例模式在类加载时就实例化单例类，而“懒汉式”单例模式则在第一次调用时才实例化单例类[7]。因此，对系统初始化时就需要的资源而言一般采用“饿汉式”单例模式[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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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9634/j.cnki.11-1403/c.2019.06.018
[中图分类号] F24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154(2019)06-0083-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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