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社会行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源起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是指一切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具体表现在社会交往中的谦让（modestly declination）、合作（co-operation）、共享（sharing）、帮助（helping）等行为都属于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涉及个体内部的行为动机，既包括了自愿帮助他人，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的利他行为（altruism），也包括为了某种目的，有所企图的助人行为。
国外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始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直接唤起社会心理学家兴趣的引发事件是美国纽约市区发生的一起一名男子攻击一名女子的凶杀案。案发期间，有38人听到或看到，但无一人帮助，也无一人报警。此事报道后，轰动了全美国社会，社会心理学家也因此开始了以旁观者干预（bystander intervention）为核心的助人行为研究。
1.1J.Darley和B.Latane的实验室研究
Darley和Latane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室研究，发现在需要帮助的情境中有一个以上的旁观者，那么行动的责任就会在旁观者中间扩散。旁观者的数目越多，每个人感受到的责任就越少，每个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小，从而形成了所谓的责任扩散现象（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许多研究证实了责任扩散现象。使得Darley和Latane提出了一个紧急情境下的助人模式：（a）注意到需要帮助的人或事件→（b）对该事件是否需要帮助做出解释→（c）确定采取行动的责任→（d）决定助人的方式→（e）实施相应的帮助。
R.D.Clark和L.E.Word的研究没有支持责任扩散现象。其研究的特点是排除了模糊的情境因素。这样一来，旁观者是否在场与人数多少对助人就没有影响，如在“电工受到电击”的实验中，100%的人都会提供帮助，但如果去掉一些明确的视觉信息，帮助的频率就会下降到30%，可见情境因素是否情晰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还有许多研究探讨了旁观者的性别、种族、危险的增加、干预的难度等因素的影响。
1.2J.M.Piliavin的现场实验研究
为了研究更接近真实情况，使得出的结论更具普遍性，Piliavin（1969）和他的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现场实验。如考察被帮助者的个人特征（生病或喝醉）和种族特征（黑人或白人）对得到帮助的次数和迅捷程度的影响。在一项现场研究中，地铁驶出车站开始长达7分钟的行驶，一个人突然摔倒，分别在生病和醉酒两种情况下考察，前者在75次实验中得到了62次帮助，而后者只得到一半的帮助。Piliavin发现旁观者人数对助人没有影响，没有证实责任扩散现象，这里被帮助者的特点对是否得到帮助有显著影响。
1.3儿童的助人行为研究
从已有研究看，儿童很早就已表现出利他行为，但这种行为是随着儿童社会化和认知的发展而变化的。儿童的利他规范是渐渐确立的，这里父母—儿童关系起了重要作用。M.L.Hoffman（1975）指出有利他倾向的儿童，其父母至少有一方（通常是同性）对其进行了利他价值观的教育并充当榜样。另外，爱对儿童的情感安全是必要的，情感安全有助于儿童的利他倾向的发展。
E.Staub（1971）认为儿童的助人行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并且有其他儿童在场时会由于恐惧的减少而增加助人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年龄在5岁至12岁的儿童来讲，5岁至8岁期间的助人行为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的，而9岁至12岁期间的助人行为是呈下降趋势的。Staub认为助人行为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年龄较大的儿童更担心由于率先采取行动而受到指责。单独在场的儿童表现的助人次数为31.8%，而两人在场时，则上升为61.8%。另一名儿童在场，可以增加相互沟通，从而减少由给定情境引起的紧张与恐惧，解除抑制，表现出较多的助人行为。Staub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同成人良好的情感联系以及成人的榜样行为会增加儿童的助人行为。成人的榜样行为可以增加儿童对决定行为适合性的规范的注意。
总之，社会心理学家对亲社会行为的最初研究是以旁观者干预为核心而展开的，外部情境因素得到了详尽的研究。这个时期研究的缺点是忽视了对价值观、人格特征、态度等内部因素的研究，强调了情境的作用而忽视了个体差异的作用。
2关于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研究
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在于人是理性的。这表现在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在获得知识、技能的同时，能够逐渐形成自己的理想、信念、价值观等，并以此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定向和调节。这种理性的支配作用可集中体现在个体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上。
2.1关于价值观的研究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事件对个人或社会的重要意义的观念，它反映了人们头脑中对事物重要性的不同标准和相对稳定的看法。
F.Kluckhohn认为价值观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它可以从行为的目的、方式及欲望来加以了解。T.Parsons（1966）认为，无认价值观是代表某一特定目的还是行动的方向，它总是人类文化体系及人格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E.Spranger曾将价值观分为理论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审美的和宗教的六大类。G.W.Allport认为上述所谓的六种价值观是存在的，并编制了“价值观研究量表”用于六种价值观类型的测查。C.M.Morris（1948）提出了13种生活方式，每种生活方式代表一种价值观类型。M.Rokeach（1971）将人的价值观分为“终极性的”（terminal）和“工具性的”（instrumental）两种。前者指人达到的最终状态和目标，后者则指为达到最终状态和目标所采取的行为模式或手段。台湾学者文崇一（1989）将中国人的价值观分为对自然和人生，对社会和人群，对伦理和宗教三种类型。
2.2关于价值取向的研究
当人们将社会规范和准则内化为指导自己行为的方向时，价值取向（valueorientation）就形成了（章志光，1990）[1]。价值取向的一项经典研究是H.K.luckhohn（1961）关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取向的探索。70、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将视线集中在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两种价值取向的研究上（E.Hofstede，1980）。C.H.Hui和H.C.Triands（1988）编制了“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用于对两种价值取向的测查。[2]
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家以E.Staub为代表，在研究亲社会行为时纷纷从亲社会价值取向（prosocial value orientation）入手，认为亲社会价值取向包括三个方面：（a）对人类的积极观和积极评价；（b）对他人福利的关心和重视；（c）对他人福利的个人责任感。Staub认为，个人特征和情境因素共同影响着人的行为表现。就个人特征而言，他用亲社会目标（prosocial goal）来表示个体的助人动机或目标，目标通常包括认知和情感两种成份，前者对助人情境和结果的解释有关，后者与达到和避免某种结果的愿望有关。当亲社会目标被环境条件激活时，人们就可能做出亲社会行为。每个人亲社会目标的强度不同，涉及的范围不同，因此产生了亲社会行为的个体差异。加强个体差异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对个体进行有针对性的道德教育。[3]
总之，从亲社会价值取向入手，将人个特征和情境因素结合起来，有可能对亲社会行为做出较全面的理解和解释，这是亲社会行为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3关于社会赞许性的研究
要求得到他人或社会的赞许，使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符合他人或社会的认可是人们普遍都有的动机心理状态。社会心理学家通常使用社会赞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一词来描述人们的这种心理特征。这一特征在成人和儿童的许多行为中都有体现。例如，在涉及态度、价值观和某些人格测量中，人们发现，许多被试在回答问卷时，倾向于使他们的反应服从社会的要求，而不是按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反应。例如，显相焦虑量表（MAS的测验结果就与这种社会赞许性（S-ocial desirsbility）有很高相关，这样就很难分清MAS到底是一种焦虑的测量还是仅仅反映了社会赞许性的个体差异。
D.P.Crowne（1964）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这种社会赞许性，一是把它看成测验误差的来源，寻找消除这种误差的来源；二是把它看成一种动机的、目的的行为，认为被试有得到社会赞许的需要。这里、被试按照社会的要求做出反应是由于其本人所具有的特点，这种要求的强弱是有个体差异的。对于社会赞许性，人们通常的作法是将其作为测验误差来剔出的，如心理测验中的测谎题。但近年来，将其作为人格特征来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H.London（1978）认为，可以把社会赞许性视为一种连续体，一端是最大程度地要求得到赞许，另一端是最少程度地要求得到赞许。T.Blass（1980）认为，从近代的许多研究看，这一现象确实可视为一种人格变量。
D.P.Crowne（1960）等编制了一个马科社会赞许性量表（Marlowe-Cro-wne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该量表的设计原则是：从两种维度来考察测验项目的属性，一种维度是测验项目在社会性愿望上是属于“好的”还是“坏的”，一种维度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测验项目所涉及的内容是“真的”还是“假的”，测验由下图中符合带X的条件的项目组成。该量表经检验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目前，各国心理学家对社会赞许性的研究都已采用上述量表。这些研究探讨了具备不同社会赞许性的被试在行为表现上的一些特征差异。
B.Strickland（1962）进行了一项敲击实验。该实验用录音机给被试呈现一连串的敲击声，让其判断敲击声的数目。在每串敲击声之后，首先呈现的是三个假被试的判断，这些判断都是不符合实际的答案。紧接着，让真正的被试报告他或她自己的判断。结果表明，赞许特征高的被试更易受大众的影响，他们的判断服从多数人的判断。得到类似结果的还有知觉分辨实验，对人格测验项目承认情况的实验，以及某些应用“说服”的从众实验（P.Sholnik,R.Heslin,1971）。Strickland还研究了评价反馈对运动操作任务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影响。该实验的任务是要求被试将一根针没着槽的窄边向下慢慢移动，分别对两组被试提供积极和消极评价。结果发现，高赞许特征的被试在积极评价下任务操作有进步，而在消极评价下任务操作受到破坏性影响；低赞许特征的被试在两种情况下均不受影响。这些研究表明，高赞许特征者的行为更多的依从于外界的评价而不是肯定的自我；低赞许特征者则对直接和明显的来自外部社会的控制企图不敏感。[4]
还有一些研究者是通过将赞许性变量同其它变量结合起来的形式来探讨赞许性变量作用的。T.E.Lobel（1988）[5]在一项涉及儿童欺骗行为的研究中考察了自尊和赞许需要的作用。其中，赞许需要作为一种人格变量引入，将高自尊的被试分为高自尊低赞许需要者和高自尊高赞许需要者，前者的欺骗行为明显少于后者。研究者因此认为由于赞许需要的引入而将高自尊被试区分为“真正”自尊类型和“防御”自尊类型，从而加深了人们对高自尊被试的认识。D.C.Gan-ster（1993）[6]从研究结果中总结出社会赞许性效应的三种模式（1）作为没有测查的变量，在所研究的其它变量间引起伪相关；（2）作为隐匿变量存在；（3）作为调节变量对其它变量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由于亲社会行为研究本身的特殊性，使它更容易受社会赞许性变量的影响，因此在实际的亲社会行为研究中要特别注意社会赞许性变量所产生的作用，以便对研究结论有正确的估计。
4关于交互作用的分析方法
西文亲社会行为的早期研究是以旁观者干预为核心进行的，主要考察单一因素（如情境因素）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忽视了个人特征的差异。许多研究表明，单一因素即使非常重要也难以全面、准确地解释和预测亲社会行为。
例如，H.K.Feinberg（1977）研究发现，高亲社会取向并不一定导致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仅仅在面对高需要时，亲社会取向高的被试更加愿意助人，而面对低需要情境时，结果恰恰相反。K.Grodman（1977）的实验证明，亲社会取向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受情境特征的影响。其中，情境的势能（activ-ation potential）和显著性能够引起人们的移情唤起，并为人们对个人责任的意识提供线索；而个人内部特征则影响了个体在移情唤起强度上的差异。这两个因素共同影响了个体亲社会行为表现的差异。P.L.Benson（1978）的研究发现，当考察自尊状态，社会赞许性和冒险因素对助人行为的影响时，低自尊状态、高社会赞许和低冒险情境下导致的助人行为最多。C.D.Baston（1981）的一项研究表明，移情唤起和情境引发因素的交互作用决定了亲社会行为。[6]
为了避免考察单一影响因素所产生的片面性，国内外从事亲社会行为研究的研究者们试图从多种因素的综合及其交互作用的角度来探讨。一般来讲，亲社会行为受个体差异、助人动机、对情境的认识、移情、内部奖赏、心境）、外部情境（他人在场、榜样、逃避情境的难度、危险的增加、社会期望以及时间紧迫性等等）和被帮助者特征三个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的影响。E.Staub（1984）曾提出一个社会行为理论（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来解释亲社会行为是怎样产生的。该理论用亲社会价值取向来表示人们帮助他人的动机和目标，认为亲社会价值取向体现为三种动机源：一是作为利他的无私行为的动机源，其目的在于帮助他人，是以他人为中心的；二是以规则为中心的道德取向为特征的动机源，目的在于坚持行为规则；第三种动机源是移情。该理论认为，上述动机转换为行为还要考虑到能力因素的影响，如知觉到他人的需要，迅速决策，制定行动计划的能力等都会对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有影响。S.H.Schwartz（1977）则把内化的社会规范（Internalized Social Norm）作为利他行为的动机因素，认为内化的社会规范的激活导致对人的道德义务感（Feeling of Normal Obligation），道德义务的强度又影响到利他行为的发生。影响道德义务感产生的各种条件既包括情境特征也包括诸如个人规范、对他人行为后果的意识（Awareness of Consequence）和责任归因等人格因素。Schwartz认为个人规范和对他人行为后果的意识决定了情境能否产生道德义务感，而责任归因则有利于道德义务感的激活。R.J.Pomazal（1976）则强调人们做决策时可获得信息的重要性，认为人们根据当时有关情境和人格信息，形成行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s）。行为意向决定了人们是否助人。M.Fishbein（1972）认为个人的行为意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个体对于做出某一行为的后果的信念，这是根据它对个体的价值来评价，二是个体对于其他重要人物认为应当做什么的信念。前一个因素表明个人动机，后一个因素则代表特定的社会考虑。Pomazal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有意向献血的被试和实际献血行为之间的相关为0.46（P＜0.01）。
综上所述，价值取向，特别是亲社会价值取向作为价值观的一部分，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外界影响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动机因素。但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必须借助于情境的激活作用以及其他各种人格和情境因素。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才能准确预测和解释亲社会行为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