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会论文,三中论文,中国论文,行政管理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12月10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京举行“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研讨会”。行政学界人士40余人与会。研讨会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武树帜主持。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郭济（发言全文另发）及有关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与会者回顾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高度评价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同时，展望了中国行政理论与实践的未来发展。现将发言摘登如下：
邓小平的行政改革与发展观
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内容博大精深，充满了智者的明见哲识，具有浓厚的历史寓意。尽管他未著作专门论著探讨行政发展问题，但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就不同内容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所作的精辟论述，已经构成了他对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完整的理论体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行政发展思想，是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其基本内容有以下十个重要方面：
1.关于中国行政发展的历史起点。中国行政变革的历史基础与独特性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国度和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二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模式和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平同志认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行政改革与发展是一次革命，是对传统体制的革命。
2.关于经济发展和行政发展的关系。在行政发展问题上，邓小平揭示了三个主要的规律：经济发展决定着行政发展；行政发展与经济发展和改革相适应；行政改革与发展要为经济发展服务。
3.关于行政发展与政权建设的关系。邓小平强调了行政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建设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行政改革与发展关系政权的兴亡；行政改革与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完善；行政改革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按照“四化”要求，培养、选拔好接班人。
4.关于行政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邓小平认为，在中国行政发展中，应当把提高效率，发展政府生产力作为主要价值；行政发展要以社会主义为终极价值；行政发展要促进和发展民主行政。
5.关于秩序与行政发展问题。邓小平认为政治与行政改革的目标之一在于取得一个稳定的秩序；强调维持稳定的秩序的重要性，认为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改革与发展将一事无成；强调法治秩序，要实现依法治国；强调改革政策的连续性，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现行的改革政策不能变；强调从组织上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实现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强调动态的秩序，不变的是好的制度和政策。
6.关于行政改革与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出于对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的认识。邓小平强调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行政发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是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别国的模式，从来不能获得成功。中国的行政发展绝不能等同于西方化。
7.关于分权化、社会自主与政府权威问题。针对管理体制，邓小平主张实行权力下放，实行政企分开，扩大社会和基层的自主权。同时，他也认为，扬弃旧的行为模式，扩展社会主体的自治权能，并不意味着国家与政府功能的弱化。在中国这要一个大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需要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大政府，实行正确有效的政府干预，强调中央要有权威，拥有强大国家能力和权威的政府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8.关于行政改革与发展的方式。邓小平强调行政改革与发展的渐进性，主张“在全国方案拿出来以前，要从局部作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作起，逐步推开。在实验中总结经验。”强调改革是新事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要摸索前进，选择方式和时机要恰当。强调将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风险上。强调要大胆创新，对改革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要采取有选择的激进主义，“应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
9.关于行政改革与发展的管理问题。改革与发展本身需要管理。在这方面，作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强调行政改革与发展的计划性；抓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发挥专家、学者的参谋与咨询作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群众参与；思想“解冻”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对改革与发展规划的反馈与评估。
10.关于行政文化的发展。邓小平倡导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行政文化，这种新型的行政文化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即：服务的、效率的、责任的、廉洁的、法治的行政文化。并认为，行政文化的发展重要的在于建设，一方面要教育和灌输，另一方面要制度化，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
总之，小平同志关于行政改革与发展的观念、思想和理论，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行政发展观；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行政发展观；是一种全局战略的行政发展观；是一种未来主义的行政发展观，抓住了中国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根本所在。可以肯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公共行政改革一定会成功，中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目标一定会实现。
遵循邓小平行政思想开创中国行政学科新局面
邓小平的行政思想十分丰富。政府职能、政府权威理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理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理论，政府机构改革理论，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关于生产力判断、事实判断标准、科学技术判断等一系列价值标准的理论，“抓住时机”等多方面政府政策选择的理论，寻求和使用、培养“人才”的理论，“走自己的路”的创新理论，行政效率的理论，专业化的理论，国家主权和安全的理论等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的公共行政思想体系。其中的精髓就在于“实事求是”，在于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理论要面向现代化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20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归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被确定为我们党的基本思想原则，从80年代初期开始，经过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在我国已经成为被社会承认和接受的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一门学科、一种专业。但从整体特征上看，我国的行政学科仍然属于一门较为年轻的、需要不断完善的学科。我国行政科学现在和未来，都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加速完成。按照邓小平的行政思想，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学科的发展方向，开阔学科的学术和政策视野拓展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学科的研究方法，培植学科的实力，激发学科的潜力。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形成行政理论与行政实践的良性互动，促使我国的行政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成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综合性学科。在发展的意义上，我国的行政理论和行政实践都在呼唤中国的“新公共行政学”。在此，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
一、重视行政学的基本价值观问题，突出政府管理和行政学科的“公共”属性。这将有助于我们界定政府的基本功能，明确行政目的，规范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活力问题，经过近20年的学习、借鉴、消化的过程，我国行政学科已经具备了“自立门户”的基本条件。我们有理由、有条件走上创新的发展道路。
首先，我们应当主张“入世”的研究态度，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主张我国的行政学研究面向广阔、丰富的政府公共行政的实践。
其次，面对广阔、丰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我们应该尽快形成行政实践与行政理论的良性互动关系。在此，我呼吁政府及其官员与行政学研究者共同努力，逐步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良性互动的关系模式，共同为提高我国各级政府公共行政管理的专业水平、为繁荣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学科而努力。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邓小平政治行政理论的出发点
邓小平在80年代前半期，多次讲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三个目标的核心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政府工作效率不高是各种问题的集中表现。我们研究邓小平政治行政理论应当毫不动摇地抓住这一出发点。
从实践的情况看，影响和制约政府工作效率的基本因素主要有三项：一是政府行政机构设置不当、职能分解不科学、不合理，形成的体制上的障碍。二是政府行政工作制度不科学、不先进形成的制度障碍。三是政府工作人员素质不高、行为不规范形成的能力障碍。三种障碍共同作用造成官僚主义、人浮于事、扯皮、责任心不强、工作效率低下。
几次行政机构改革的决心和实践表明，我们对行政体制障碍有了基本认识和克服的行动，然而对制度障碍和能力障碍还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也没有拿出革命性的解决措施。
我本人认为，光有行政机构改革的成功，只能解决因体制不当对政府工作效率造成的障碍，而解决不了后两种障碍带来的效率不高问题。必须下决心，在解决体制问题的同时，接着解决政府工作制度和公务员的素质和行政职业能力问题。后两个问题的解决，困难更大，但意义更加深远。
解决制度问题，主要是建立一整套全新的政府工作制度并使之达到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主要包括：政府工作的职能程序制度、职位责、权、利划分制度、工作标准规范制度、工作过程时效制度、工作实施成本核算制度、业务分层分级制度、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等。解决制度问题，要在制度创新和规范化上下工夫。要突破传统的行政理论，并大胆引进发达国家成功的做法；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行政运行制度的影响。学习别人的与研究自己的必须紧密结合。不顾文化背景照抄别国做法，只能跟着别人爬行。只强调本国特色，不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也只能是小步慢走，永远摆脱不了低效率。我们国家的发展，需要行政工作的高质量高效率。高举邓小平理论进行制度创新才是唯一出路。
解决能力问题，实质上是解决人在政府工作中的主体地位问题。核心是解决好各级各类公务员的服务意识、观念和思维模式的更新改造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强化素质建设，解决行政职业能力现代化问题。包括：掌握现代行政管理的知识和技能；会运用现代行政管理的方法和手段；能自觉遵守现代职业行为规范等。
最后，解决政府工作效率，必须在建立综合治理、科学治理、法制治理、根本治理四种观念。
在改革中锻塑一个公正而有效的政府权力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8年的今天，由邓小平首倡的中国改革已经整整走过20个年头。20年来，在新时期党所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引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呈现出建国以来所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和勃勃生机。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我国的改革再次突破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障碍，坚定地由计划模式的传统体制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经济体制，这一重大转折，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和空间，同时也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广度尤其是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政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及不断深化即是这种要求的一个结果。
从1982到1988到1993再到1998，20年里中国的行政改革经历了由浅入深的四次尝试。改革之初，主要是解决干部人事制度方面遗留的问题，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继而是理顺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努力实现职能转变；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这两次改革则是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而展开，目标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
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从九届人大开始的新一届政府，在过去的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再度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并已着手一些深度“手术”，这对于塑造政府的形象，转变政府的职能，增强政府权力的有效性，正在产生越来越明显的效果。对于政府来讲，改革是外部改革与自身改革的统一。如果不在改革社会的同时也改革自己，如果不通过改革来克服自身的弱点，使自己成为一个公正、有效的政府，那我们就难以兑现初衷，将这场政府自身发动与领导的巨大变革沿着正确的路线进行到底直到成功。
为此，一、政府必须角色定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主要有三项任务：培育完善市场、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社会公平。培育完善市场即是通过政府的改革来建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手段的经济形式，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弥补市场失灵指政府要负责弥补市场的缺陷和提供无法由市场主体提供的那些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促进社会公平，即通过建立二次分配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制订反贫穷计划，以补贴方式为社会上的赤贫者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提供社会保险和福利，帮助家庭收入和消费在经济不可避免的波动中保持较平稳状态，消除疾病等等。
二、增强政府实力。政府无论自身改革也好，还是推行外部改革也好，一定要手中有资金。吸收国外一些有益经验，通过多种渠道吸纳资金，创造实现政府职能的基础条件，推进政府社会保险工程，以便有能力“以薪养廉”。
三、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外部监督。政府权力必得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建于民主意志之上，才有可能使这保持公正和有效。需要着力强调的措施：一是完善监督体系，盯牢要害部门。二是发挥新闻功能，加强舆论监督。三是改革司法体制，促进依法行政。四是加强公务员管理。五是完善民主机制，加速宪政建设。
邓小平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此后，我国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做了多方改革，取得显著成果。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邓小平揭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现象。并从封建主义影响和制度缺陷两方面探寻了产生弊端的根源。提出制度问题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兴利除弊。
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提出了六项改革建议，即修改宪法，使之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有准备有步骤地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变为企业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制或经理负责制；推广和完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据此，我国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针对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的官僚主义，从1978年至1993年，我国改革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中央政府向地方、企业和直接劳动者放权让利。针对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工作中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各地试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一是分开选拔领导人员；二是推行领导人员试用制；三是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四是实行领导人员职务任期制；五是建立领导人员定期考核制度；六是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人员的职务。1995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这一条例对于正确选拔任用领导人员，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避免用人失误，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封建家长制或个人专断现象，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改革开放后，我国各级政府内普遍建立了集体领导与人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工作制度。针对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中共中央于1982年2月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决定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吸纳一大批退居二线的老同志担任顾问工作，1989年，又撤销了中顾委，建立了正常的离退休制度，基本上解决了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针对特权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中组部制定一系列条款，以制约、打击特权现象，例如《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等。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都建立了专事纪检、监察工作的机构，建立和完善了干部监督和纪律检查制度。
在邓小平理论的引导下，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取得不小进展。尽管，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弊端并未完全消除，有些弊端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甚至更为错综复杂，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会逐步走上一条健康、规范、法治、活力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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