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应当注重多国档案文献互证*
梁 志
对历史学的大多数分支学科而言，夯实史料学基础都是必须苦练的“内功”，外交史研究尤为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迈入了以本国官方史料作为主要文献来源的时代。随后，部分研究者又逐步将史料搜集范围扩大到包括美国、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等中国外交的对象国，进而将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范畴推进到中外关系这一更高的层级。不过，目前在这一领域采用多边视角、利用多国文献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而若仅利用中国与外交对象国双方甚至其中一方的档案，采用双边或单边视角，在很多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过分强调文献来源方的主动性和影响力，而忽视“第三方”乃至更多方因素的存在。换言之，本来处于网状结构中的复杂的双边关系就有可能被人为地简化为二者之间的线性互动。
严格来讲，双边关系并非两国外交政策的简单叠加，在更多情况下应将其视为多边关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一国对外政策既不是单方面对他国的外交输出，也不是纯粹的双边互动，而是在更为广阔的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多边联动，或许可以将这一现象称为国际关系或国际事件的“多边互动属性”。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若要更为全面地揭示当代中国外交史本来的复杂面相，就必须拓展观察视野，将其置于多方交互影响的初始场景下重新加以建构。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所言：“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注]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便是如此，在研究者的视域不断向外围延伸的情况下，史料来源也必然随之扩大。从客观历史进程、当下国际学术思潮、各国官方史料公布情况以及既有研究尝试等多个层面考量，多国档案文献互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正当其时。
其一，当代中国外交本身经历了一个不断融入世界的过程。在此期间，堪为历史衡量尺度的标志性事件至少包括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返联合国、中美和解与改革开放等。换言之，中国外交本身从来就不是封闭自足或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而是全球国际关系网络中的一部分[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否认中国内部状况对外交政策形成的正向推动或反向制约。相反，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文化传统、军事实力乃至历史记忆等元素均无时无刻、不同程度地塑造着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基本形态与走向。 。或许正因如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原本从事国际关系史或冷战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开始“跨界”关注当代中国外交史。过去他们重点致力于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利用的史料也多为外国档案，因此这些研究者习惯性地将当代中国外交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下加以考察，注重挖掘对象国的档案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双边互动甚至多边联动的视角诠释中国对外政策制定、执行与调整的背景和动因，进而令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具有了某种“世界史”的意味。就此意义而言，长期以来将当代中国外交史划归中国史研究范畴的惯常作法有待商榷。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学科属性定位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领地”显得十分局促，史料应用范围狭窄，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外交的反作用力。如果一定要给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寻找一个“归属”，笔者宁愿将其视为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交叉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倡导更为均衡和全面地看待影响当代中国外交的内外部因素。
重金属矿业废弃地“原位基质改良+直接植被技术”，克服了传统治理方法的不足，并且无需覆土，不会因取土造成二次环境破坏，植被系统稳定不退化，能够显著控制矿山土壤酸化，降低重金属溶出迁移，是一种极具创新性的修复技术。适用于包括排土场、尾矿库、采坑边坡、污染退化土地等在内的矿业废弃地重金属污染修复，从源头控制重金属污染。该方法操作简单、经济有效，可一并解决地质灾害、重金属环境污染、生态恢复三大问题，成本约为传统修复技术的一半，综合成本每平方米单价约90～150元。
其二，“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学术思潮的兴起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源泉和转型动力。7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在这一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下，国际学术界出现了推动“国际史”研究的呼声，标志性事件为1988年日裔美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题为《史学的国际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呼吁历史研究特别是美国外交史研究应该走向“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继而逐步实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注] 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94, Issue1(February 1989), p.4.。两年后，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主席韩德(Michael Hunt)在题为《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一项实施议程》的年会主席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为实现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应通过“多国档案研究”(multiarchival research)，将美国外交史置于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多重关系中加以考察[注] Michael Hunt, “Internationalizing U.S.Diplomatic History: A Practical Agenda,”Diplomatic History , Vol.15，No.1(Winter 1991), p.1.。传统美国外交史与“国际史”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把美国外交视为单方面向外投射力量的过程，而后者则强调从多国视角(非美国和非西方的视角)、运用多国材料(而不仅仅是美国档案)来诠释美国对外关系史，强调外国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外交事件的影响[注] 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徐国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文史哲》2012年第5期。 。可见，入江昭和韩德等学者对美国外交史研究范式的反思，为中国学术界重新审视过去偏重于民族国家视角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板。具体来说，未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可能表现为如下形态，即借助多国档案文献互证研究方法，采用国际视角，促使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摆脱“国史”的天然身份，从而逐步实现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化”转向，在“中国之外”发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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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不断解密的世界各国档案，使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扩大史料源具备了可能性。大约从70年代末起，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相继公开大批涉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档案文献。不久以后，诸如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以及档案管理部门陆续编辑、出版了数量十分可观的中国领导人的年谱、文选、选集、文集、文稿、传记以及档案集。自2004年开始，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接连公布三批档案，档案自身形成年限分别为1945年至1955年、1956年至1960年以及1961年至1965年，总量超过8万卷。同样，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先后大批开放官方档案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当代中国。更值得注意的是，蒙古、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等周边国家关于当代中国的档案文献也处于不断解密和开放当中，有的下限已延伸至80年代。总之，利用多国档案资料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文献条件已经日趋成熟。[注] 毋庸讳言，语言能力是利用各国档案文献的另外一个前提条件。正因如此，针对本领域小语种人才匮乏的现状，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自2017年底起陆续开设非通用语言培训班，第一期涉及缅语、越南语、泰语和俄语四个语种。
其四，部分前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多国档案互证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适用性。由于各国对华关系档案文献的陆续公开，少数学者已尝试采用多国档案互证的研究方法讨论当代中国外交史的有关议题。如沈志华利用中国、俄罗斯、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蒙古、德国、美国和韩国等十个国家的原始档案，在揭示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起关于1945年至1976年中朝“血盟”关系的认知体系[注] 沈志华：《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年至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 。同样，年轻学者也作出了初步探索，如吴尔蓓密利用中国、马来西亚和英国档案，对1959年中国银行马来亚经理处被迫停业事件进行了研究，不仅更为全面地还原了相关历史过程，纠正了既有成果中存在的讹误，而且观察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中国与马来亚联合邦双边关系，而是更进一步将事件背后的英美因素纳入分析范围[注] 吴尔蓓密：《冷战时期中国银行马来亚经理处被迫停业事件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7期。 。笔者亦曾综合使用中国、缅甸、美国和印度等多个国家的原始资料，重新阐释1949年至1955年中缅关系的嬗变过程，展现出了既有研究忽视的诸多历史事实，如美缅关系与中缅关系的互动、印度对中缅关系改善的幕后推动作用等[注] 梁志：《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的中缅关系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也有国外学者作出类似努力，如哈佛大学助理教授弗里德曼利用中国、苏联等十个国家的政府档案，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中国与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亚非拉地区竞争的整体图景。该研究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摆脱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传统视角，另辟蹊径，从争取第三世界的层面勾勒出了中苏关系的又一重面相——独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人心之争”以外的“另一种冷战”(Second Cold War)或者说革命意识形态之争[注] 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 -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除此项成果外，其他外国学者也在不断尝试通过挖掘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国家的档案文献来扩展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史料来源。2017年6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小组”(The PRC History Group)主办的学术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评论》(The PRC History Review)集中刊发了八篇利用珍稀史料研究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短文，涉及的档案来源地包括坦桑尼亚、赞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墨西哥等国家。。毫无疑问，这些学术实践充分地显示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利用多国档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综上所论，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而言，利用多国档案恰逢其时，但又绝非易事。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相信多国档案的开掘终究会给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带来一场革命性变动[注] 当然，应该利用多国档案和如何利用多国档案完全是两个问题。档案本身绝不等同于历史事实，恰如英国史学家卡尔所言：“事实上，不论出自档案与否，在历史学家能够以任何方式使用它之前，则必须由历史学家来加工处理这些事实；假如我的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历史学家使用这些事实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加工利用的过程。”参见〔英〕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8—99页。关于如何利用多国档案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笔者将另文论述。 。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15@zh009)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教授 上海 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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