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杂字”研究(一)_西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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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静如序

——兼纪念聂历山教授诞生100周年

今年四月,苏联学者克恰诺夫教授来访,蒙他的厚谊,赠给我西夏文刊本《杂字》一书的全部照片,计17帧,每帧拍照《杂字》一页两面,首尾各缺一面;另一帧为该书登记号:210。 照片比原书略大(原件26.5×18.5厘米,照片31.5×21厘米),图片清晰,字体遒劲优美,为刊本中之珍品。我即致书李范文教授,是否同出版社联系,我们合作,尽快译释出版,供学术界研究参考。李接信后即与出版社联系,得到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即着手工作。由于时间仓促,不论译释或考证,只能是初步探索。对于这样一本书,距今近八百年了,要了解当时西夏人的语言、文学、风土、人情、社会、文化……准确无误地译出,那是不现实的。像这样的书,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把书中反映出的问题逐步搞清。那种求全责备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的初步研究,可谓抛砖引玉。

借此机会,我谨向克恰诺夫教授表示衰心感谢。据悉克氏正在同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有计划地出版黑城出土西夏文献,实现三十年代聂历山教授的计划:“出版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乃是具有头等国际意义的科学事业。”此乃我长期之期望。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我深信聂氏的遗愿会实现的,绝不会再次变为泡影。

克氏在赠《杂字》时, 约我为聂氏写一篇纪念文章, 他说:“1992年是聂历山教授诞生一百周年,你们是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又是至交,希望您写一篇文章,以资纪念这位伟大而不幸的学者。”顿时使我感慨万端,情不自禁地忆起当年聂氏与我通信的情景。我们常讨论西夏学上的重要问题,互相切磋,受益匪浅。他是一位治学严谨、学风高尚、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精通英文、汉文、吐蕃文、西夏文,是一位杰出的西夏学专家。正当他在学术上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之际,突然死于冤狱,终年仅46岁。

1960年,他的遗著得到整理和出版,名曰《西夏语言学》。为了表彰他在西夏学术研究上做出的突出贡献,1962年授予列宁文学奖金。

1937年,正当先生遇难之时,在欧洲,希特勒发动了法西斯侵略战争,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刚刚兴起的西夏学,就这样默默地停滞了。直到1960年随着聂氏被平反昭雪,西夏学在苏联和中国开始复苏。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现在,我已耄耋之年,距1992年还有两年,我迫不及待,谨以此《序》作为纪念聂历山教授诞生100周年, 以了我积压在心坎上半个多世纪的夙愿,缅怀这位伟大而不幸的西夏学家。安息吧!我的至友!

王静如 1990.7.15

于和平楼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以党项羌为主体,以宁夏为中心建立的西夏王朝,国号大夏、白高国、大白高国或白高大夏国;外国人称唐古特(Tangnt)。定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传十主(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祐——安全——遵须——德旺——)。历时190年(1038—1227)。 如按《宋史》所载:“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历时347年(881—1227),这要比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97)加起来还多27年。 它所统治的地区,除今宁夏外还有陕、甘、内蒙等部分省区。最强盛时,它的势力扩张到今青海的西宁、新疆的哈密一带。它先后与宋、辽、金鼎立,雄视一方。成吉思汗可以长驱直入花剌子模(今中区、伊朗、阿富汗一带),越过高加索山,进入顿河流域,攻占伏尔加河,威震欧亚。然而他征服西夏时并不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曾先后兴兵五次才消灭了这个国家。蒙古兵带着复仇情绪,对西夏文化进行了残酷地破坏,陵园付之一炬,文物毁坏殆尽,民族成员四处遁逃。元人修史仅修宋、辽、金三史,唯独不修西夏史,使西夏终于成为我国丝绸之路上的神秘王国。

二、西夏文《杂字》的来历与版本

西夏人创造的丰富多彩西夏文化,几乎随着西夏的灭亡而被湮没。“元昊自制著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1〕。”这种“著书”成为“天书”, 西夏人在甘肃武威建造的《重修凉州拥国寺感通塔碑》也被封了起来,直到1804年被我国著名学者张澍启封发现为西夏文碑〔2〕。但是, 他的重大发现并没有介绍出去。1870年欧洲人伟烈亚(A·Wylia)首先介绍居庸关六体碑文,但他并未认出其中一体为西夏文,误认为“女真小字”〔3〕。 1898年,德维利亚(Mr·Devieria)在研究“感通塔碑”时才得出与张澍相同的结论〔4〕。“天书”终于涣然冰释。 但对西夏文字的释读研究则借助于考古发掘。

1908年3月,俄国柯兹洛夫(Π·K.KoзлOB )来我国黑水故城(哈拉浩特)“探险”,1909年5月,他从西藏转回黑城,掘一古墓, 它“送给探险队大量宝物,是一座拥有各种书籍、文卷和抄本的完整书库”。〔5〕“书库”中除了大量西夏文、汉文佛经外, 有西夏人自己撰修的词书、字书,例如《文海》、《同音》、《看汉合时掌中珠》等,西夏文刊本《杂字》便是其中之一。

据戈尔芭切娃(э·и·гopbaHeBa )、 克恰诺夫(E·ИKbIHaHOB)合编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6〕一书介绍,黑城出土的西夏文《杂字》有两种:一为刊本,有四种版本,除克恰诺夫惠赠的西夏文《杂字》(编号210)比较完整,“保存良好”外, 其余仅一两页,最多不过“14面残页”,“保存极坏”;一为写本,有两种:一种为无名称,从内容判断属“杂字”, 读书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为刊本。 共20面;另一种写本为《三才杂字》,全书共62面,存26面。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克氏所赠《杂字》是黑城出土所有《杂字》中最完整、保存最好的一种。

这部《杂字》编号210,仅缺1—3页,第4页缺第一面,第19页第二面。按苏联学者的编号第4页第二面为第一页,至第19页第一面共30 页。我们在译释时发现第一页的下半页正好是第30页的下半页,中线有一“九”字的右半边,查第九页全,知“九”字上讹夺一“十”字,应为第十九页,这一发现证明十七、十八页中线缺页码并非缺文字,这就是说从第4页第二面至19页第一面共30面无差错。 现存《杂字》内容共26部,依次是1、“天河”部,2、“地”部3、“山部”4、“河海”部,5、“室”部,6、“丝”部,7、“男服”部,8、女服部,9、 “木”部,10、“菜”部,11、“草”部,12、“谷部”,13、 “马”部, 14、“骆驼”部,15、“牛”部,16、“羊”部,17、 “飞禽”部, 18、“野兽”部,19、“昆虫爬虫”部,20、“番族姓”部,21、“人名”部,22、“汉族姓”部,23、“亲属称谓关系〔7〕,24、 “身体”部,25、“屋舍”部,26、“饮食器具”部。

与此同时出土的还有一种西夏汉文写本《杂字》, 编号为дX —2825,蝴蝶装,现存36面,20部,依次为汉姓第一(残)、番姓名第二、衣物部第三、斛部第四、果子部第五、农田部第六、诸匠部第七、身体部第八、音乐部第九、药物部第十、器用物部第十一、居舍部第十二、论语部第十三、禽兽部第十四、礼乐部第十五、颜色部第十六、官位部第十七、司分部第十八、地分部第十九、亲戚长幼第二十〔8〕

三、西夏文《杂字》与汉文本《杂字》的比较

西夏文《杂字》和汉文写本《杂字》虽然同时、同地出土,名称相同,形式一样,但其编辑体例、内容安排大相径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辑体例不一样

西夏文《杂字》是以三才为纲,一品天才,虽然只留下天河部,但从另一部西夏文《杂字》里得知一品天才,包括闪、霹、云、雪、雹、霜、露、风、天河;二品地才有地、山、河海、宝、丝、男服、女服、木、菜、草、谷(粮)、马、骆驼、牛、羊、飞禽、野兽、昆虫爬虫;三品人才有番族姓、人名、汉族姓、亲属称谓关系、身体、屋舍、饮食器具。编辑考究,次序井然。汉文本《杂字》1—2部为族姓,3—5为衣物,斛、果子,6—9为农田、诸匠、身体、音乐,10—12为药物、器物、居舍,13—16为论语、禽兽、礼乐、颜色,17—20为官位、司分、地分、亲戚长幼。把禽兽放在论语、礼乐之间,官位、司分之上。官位中有皇帝、皇后、皇子、皇母、太后、后妃……等等。司分则为朝廷、中书、密院、经略、中兴、御史等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因无前言和跋尾,不知编者的意图,给人一种杂乱无章之感。难以分类,只好“大体上归纳为民族姓氏、生活用品、身体卫生、生产活动、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几个方面”〔9〕

(二)编辑内容不一样

西夏文《杂字》与汉文本《宋字》,按理说不应该有多大区别。但二者的区别很大,除了编辑体例完全不同外,内容安排上也不相同。分别作如下比较:

1)“番姓”比较:两种《杂字》都收有“番姓”, 但是汉文本《杂字》仅收60姓, 而西夏文《杂字》则收250 姓, 比汉文《杂字》多190姓,再加上70个番人名,这比汉文本《杂字》多四、五倍。 况且汉文本《杂字》中还有“回纥”、“庄浪”姓,前者为回鹘之别称,后者为吐蕃一支,因居住地而得名,他们不是党项人,不应列入番姓名。

2)“称谓”比较:亲属称谓关系对研究一个民族的社会性质、 风俗习惯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两种《杂字》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汉文本《杂字》仅存19字,而西夏文《杂字》则有340字。 内容相当丰富,反映出不少问题。汉文本《杂字》开头是“爹爹、娘娘、父母、兄弟、……”,西夏文《杂字》则是“祖父、祖舅、伯父、伯母、父亲、母亲……”。两者差别十分明显。

3)“身体”比较:“身体”部,两种《杂字》都单独列为一部, 但是汉文本《杂字》仅收56字,而西夏文《杂字》共收154字, 对身体各部位的名称基本上都收了。有的词,用法巧妙,使人难以捉摸,例如“木梳”一词,本属妇女梳头之用,但在身体部出现,而且作为第二个词来安排,这绝不是作者张冠李戴,而是“木梳”一词是身体中一个重要名称,如果把这个词考证出来,无疑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是一贡献。再如“下巴”、“肩膀”、“头骨”、“骨髓”、“膏脂”、“脂肪”、“精液”等等,都无现成资料可供你参考,而是由作者根据前后文的关系及该字的构成要素分析译出,可能是错误的,但这部分确实有不少新词,值得深入研究。

4)“屋舍”比较:屋舍部,也是两种《杂字》单独列为一部。 汉文本《杂字》共收114字,如去掉“一片、一课、一粒、一、 一把、一个、一束、一轴、一副、一队、一群、一盏、一瓶、一盘等十四个一字,加上“房子”重复,实际上只有98个字。尽管汉文《杂字》字数比较少,但两种《杂字》前三行仍有相似之处,比较如下:

汉文《杂字》 正堂、、挟舍、散舍、房子、

房子、厨舍、横廊、基阶、门楼、

亭子、摄集、草舍、客厅、草庵。

西夏文《杂字》 房屋、墻璧、宫室、书屋、内城、宫殿、

棚堂、宫廷、神堂、京殿、回廊、毛棚、

门阈、楼阁、结枸、重栿、檐栿、

檩。

。此字词书未见。有趣的是汉文《杂字》完全照搬《掌中珠》的写法。只是少了一个“堂”字。实际上西夏文只有二字,并无“堂”字,汉文《杂字》省去“堂”字是正确的。“棚”是什么意思?一为堆放火灰用作肥料的房子。但它在汉文《杂字》里居正堂之下,挟舍之上。在西夏文《杂字》里,居宫殿之下宫廷、神堂之上;在《掌中珠》里居厨庖之上;很显然它不是作堆放火灰作肥料用的房子;而是一种占卜气候用的灰棚堂。灰,并不是一般草木灰,而是苇灰。在古代,由于气象学尚不发达,古人烧苇膜成灰,置于十二律管中,放入密室内,以占气候。某一节候至,某律管中的苇灰即飞出,示该气候已到。例如冬至节至,则相应之黄钟律管内的苇灰飞动。《后汉书·律历志》上:“气候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釁必固,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库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苇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动”。汉文、西夏文《杂字》以及《掌中珠》之“棚”即此。这两字的西夏文为郭〕〔11〕。

另一词为“摄集”,疑集为齐之讹。齐集古音相似:

齐:从齐平四开,蟹摄,音dziei〔12〕

集:从缉入三开,深摄,音dzǐp

入声字尾在宋代汉语西北方音里基本上已消失,齐、集二字区别甚微。汉文本《杂字》的作者可能把齐误为集。“摄齐”并不是屋舍的名称,也不是屋舍的组成部分。齐是衣服下面的摆。古时穿长袍,升堂时提起衣摆,防止跌倒,表示恭敬有礼。《论语·乡党》:“摄齐升堂,鞠躬如也”。汉文本《杂字》的作者可能把“摄齐”误为“摄集”,释为“庭堂”。“摄集”一词,在汉文《杂字》里,居亭子之下,草舍、客厅之上,它只能是房舍、厅堂之类。除此之外,作何解释?也许这同他照搬《掌中珠》的“”二字一样,自己并不理解。古今皆然,以讹传讹者有之。

5)“禽兽”比较:西夏文《杂字》把马、牛、羊、骆驼、飞禽、 走兽、昆虫爬虫分为七部,共175字。 汉文《杂字》合七部为一部“禽兽”共计113字。因此,西夏文《杂字》中的很多词, 汉文《杂字》则无。例如牛羊马部,西夏文《杂字》有老牛、壮牛、劲牛、象牛、犁牛、牛犊等14种。羊有黑羊、羖羊、大羖、小羖、一至六岁羊等共12种。而汉文《杂字》仅有“牛羊”二字。马,西夏文《杂字》有骏骥、驵骏、良骥、骏马、午马、种马、死马、乌斑马、驳红马、灰白马、白蹄马、马驹、马鞍等27种54字。而汉文本《杂字》仅有骥、驺、驴马3种6字。相反,有的词并不属于禽兽类,汉文《杂字》也列入其中。例如鲸鲵、鲿、蚊蚋、蜻蜓、蝇蚋、虮虱等之类。

6)

7)“果木”比较:西夏文《杂字》的木、草、菜三者共计263字,内容十分丰富。而汉文本《杂字》仅有“果子部”,只有78字,既有果——黎果、石榴、林檎、桔子、李子、榛子,也有瓜——越瓜〔17〕、春瓜、冬瓜、南瓜、回纥瓜〔18〕、大石瓜〔19〕;还有蔬菜——茄、笋蕨、蔓菁、萝卜、苦蕖、葱蒜等,甚至把中药也归为“果子部”,例如荆芥、茵、薄荷、兰香、蓼子等。

8)“衣物”比较:西夏文《杂字》的珠宝、丝绸、男服、 女服等四部共计178字,而汉文本《杂字》把四部归为一部:衣物部, 字数共计214字。内容十分丰富,例如丝绸部,西夏文《杂字》原13种26字,今存12种24字:细纬、薄绢、绫罗、绣锦、透贝、紧丝、布帛、绉纱、绢、绸、彩帛、丝条等。汉文本《杂字》则有绫罗、纱线、匹段、金线、紧丝、透贝、川纱、縠子、线轴、绵贝、剋丝、绢帛、线、絣金、蟠线、京纱、圈纱、隔织、缬罗、线罗、川锦等21种42字。值得注意的是川纱、川锦早在宋代已传入西夏。汉文《杂字》的衣物部还搜集了装饰品、化妆品、器皿之类,例如钗子、錍子、钏子、鋜子、锡子、合子、束子、箱子、笼子、箧子、柜子、匣子等等。这些名称,有的已收入西夏文《杂字》的“饮食器具”部,例如木匣。

9)两种《杂字》比较结果,汉文《杂字》的药物、农田、诸匠、 音乐、礼乐、颜色、论语、官位、司分、地方等部有着丰富的资料。例如药物部共有144种,有的药物并非西夏本土所产,如龙眼、 荔肢(栛枝)、豆蔻、天麻、桂心、乌头、郁金、桂皮、川芎、犀角、知母、梧桐、槟榔、丁香、枳彀、乳香、葫椒、厚朴、官桂、肉桂、杜仲、贝母、荭豆、沉香、陈桔皮、五味子、安息香等,产于我国南方、西南各省,有的则产于伊朗、泰国等国,例如安息香(Styrax benzoin),原产于波斯,汉代传入中国。

农田部共收104字,除常见的犁耧、罢磨、铁铧、碡碌、 锹、铲刀、大斧外,还有一些农田灌溉、收割、打场、碾擣的名称,如耕种、鎚炼、耕耨、壤地、锄田、官渠、汉堰、渠河、沟洫、浇溉、垅培、提堑、收刈、扬、持碾、舂擣、踏碓、拨磑等。有的词我们尚不理解,也许是当时土语或错别字,例如室、茭萡、夫草、子税、梯、夹耳等。有的则是宋代的官名,例如专管统辖军队,训练教阅、捉捕盗贼的“提辖”;行邦头目的“团头”,为何放入农田部?是汉文《杂字》作者误解,还是他另有用意?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诸匠部有银匠、鞍匠、花匠、甲匠、桶匠、泥匠、索匠、金匠、铁匠、针匠、镞匠、笔匠、结丝匠,以及鞘鞧、鞧辔、伞盖、弓箭、销金、捻塑、砌垒、扎抓、铸筠、结瓦、生铁、刨工、彩画、雕刻、剜刀、镞剪、结绾等,这些工匠可与《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中的诸匠作一对比,可以看出他们的异同,对研究西夏的手工业有重要参考价值。

音乐部共收74字,除《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所载:琶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筚篥、七星、大鼓、拍板外,增加了声律、双韵、影戏、傀儡、舞绾、散唱、相扑、欣悦、和众、雅奏、合格等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西夏时流行皮影、木偶、散唱剧种和杂技相扑之类。

礼乐部有威仪、进退、礼乐、辞浪、谦下、差恧、约束、贡献、酬酢、防备、安危、邦国、治乱、边塞、乡党、城寨、论说、讲议、感谢、赏赐、聚会、游玩、唱喏等,名称与内容并不十分一致。安危、邦国、治乱、边塞、乡党、城寨,与论语部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坚固、协合并没有多大区别。

颜色部有柴皂、苏木、槐子、橡子、皂矾、荭花、青淀、绯红、碧绿、淡黄、鹅黄、雄黄、雌黄、烟脂、黑绿、铜绿、缕金、贴金、新样等37种颜色,有的不一定是颜色,可能是作者随意想出的,例如新样,只是一种新式花样,《唐诗纪事》卷44王建《宫词》:“遥索剑南新样锦,东宫先钓得鱼多”。《全唐诗》卷511,张祐《送走马使》:“新样花文配蜀罗,同心双带蹙金娥”。不论是王建的《宫词》或张祐的《送走马使》用的“新样”都不是颜色而是指川锦的样式。

论语部着重讲审判诉讼:申陈、告状、干连、勾追、因依、罪衍、取问、分析、公松、受贿、受罚、受承、决断、徒役、投状、裁详、入案、文状、关定、犯法等,还有疾病、痊瘥、闇痖、聋盲、医治、旌旗、甲胄、干戈、兵戟、叛乱等等。“公松”可能是公讼之误。既讲刑事诉讼,又讲边防蛮夷,既有疾病、残疾,又有甲胄、干戈,内容庞杂,次序混乱。

官位部内容丰富,条目清楚:皇帝、陛下、皇后、皇子、皇母、太后、后妃、正宫、监国、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直到僧官、僧正、僧副、僧判、僧录、僧人、学士、秀才、文人、举子等。从这里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很低下,他们居僧官、僧人之下,“官位”部被列为倒数第一。

司分部则讲政府机构,从朝廷、中书、密院、经略、中兴〔20〕、御史、殿前、提刑、提点、皇城、三司、宣徽、金刀到内宿、正厅、承旨、都案、案头、司吏、都监、狱家、大棒、小杖、家禁、打拷、勒抓、驱领、箸缚、局分、勾当、点察等66种132字。以“司分”命名, 但其内容则有大棒、小杖,这是打人的刑具,打拷、勒抓、箸缚,则为用刑。按理应与“论语部”的刑事诉讼内容放在一块,放入司分部则不伦不类。

地分部有常见的灵武、保静、临河、怀远、定远、定边、甘州、肃州、鸣沙、沙州、盐州、瓜州、五源(原)、贺兰军等外,还有卧啰娘、罗税火、罗庞领、吃移门、骨婢井、乃来平、麻傩、光宁滩等显然用番语命名的地名,有的史书未见,例如宁星、火子、大内、新内、三角、山人等,还出现著名的“峨嵋”,如果不是指四川的峨嵋山或峨嵋县,西夏境内的峨嵋又指何地?总之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两种《杂字》,一种是雕刻十分精细,字体非常优美的西夏文《杂字》版本。我们所见的版本,除《同音》的新版本能与此媲美外,其余《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圣立义海》、《类林》、《孙子》、《论语》、《天盛改旧定新律令》等没有一种比得上它。内容上也是十分考究,以三才为纲,每部内容前后衔接有条不紊。现存2322字(不包括标题)仅有2字笔误,相反汉文本《杂字》体例杂乱, 内容重复颠倒,错别字俯拾地芥,看来不像一部官修的启蒙读物,更不像是西夏番族学者的著作。据我们所知,西夏人撰修的综合性读物,例如《番汉合时掌中珠》、《圣立义海》、《杂字》无一不是以“三才”为纲,而汉文本《杂字》并非如此。西夏人撰的文书均把番姓放在汉姓之前,汉文本《杂字》却把汉姓放在番姓之前,我们怀疑作者并非番人,而是一位怀才不遇的汉族知识分子,他既不尊天,也不信神,更卑视官位、司分,竟把禽兽列在官位、司分之上。从第一至第二十部,均未见天部。相反药物部的字数为全书各部之冠,共144种330字,对中药如此熟悉,疑作者很可能是一位汉族中医。这部《杂字》并非官修而是流传民间的手抄本,因是抄本免不了抄错,错别字较多也是理所当然的。

四、西夏文《杂字》的特点

通过简单地比较,我们对汉文本《杂字》作了较详介绍。而西夏文《杂字》,作为刊本,已有好几种版本,说明这种《杂字》在当时同《掌中珠》一样,深受群众欢迎。既然是一本颇受群众欢迎的书,就应对它作较详细地介绍。它有什么特点?有哪些问题值得研究?我们认为西夏文《杂字》有如下特点:

(一)体例上受《孝经》“三才”的影响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西夏文《杂字》与汉文本《杂字》最明显的不同处,在于编辑体例的不同。以《孝经》“三才”为纲,是西夏文《杂字》一大特点。元昊立国前“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立国后,“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番语。”〔21〕《四言杂字》为何人所作,内容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孝经》、《尔雅》对西夏影响较大,特别是《孝经》,不仅西夏文《杂字》以《孝经·三才章第七》为纲,而且还有《三才杂字》。 西夏人骨勒茂才于公元1190 年撰修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公元1182年刊行的西夏类书《圣立义海》,也是以三才为纲撰修的。1909年出土的西夏文献中还有《孝经》(西夏文手抄本)。西夏把“孝”作为立国之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2〕《掌中珠》中还以“孝经”中说:父母发身,不敢毁伤也”。“学习圣典,立身行道,世间扬名”。〔23〕这些正出于《孝经》的《开宗明义章》。西夏文《杂字》为什么选用“三才”为纲?《孝经·三才章第七》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名,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24〕这就是天、地、人“三才”之本。西夏人的综合性著作,目前见到的西夏文本无一不是以“三才”为纲的。其实,“三才”并非出自《孝经》。“三才”原为“三村”,始于《易经》。《易·系辞下》云:“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又《易·说卦》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二)内容上受《尔雅》的影响

《尔雅》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词书,相传周公所撰,解释六艺之作,全书共20篇今存19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解释语词,后十六篇专门解释名物术语。《尔雅·序》云:“夫《尔雅》者,所以通古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揔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擒翰者之华苑也”〔25〕。所不同的是西夏学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改头换面,去繁就简,而编撰出《杂字》。《杂字》省去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及各篇释文部分。增加了“身体”、“族姓”、“亲属称谓关系”等。实际上《释训》篇也讲了亲属称谓关系。

为了说明西夏文《杂字》内容受《尔雅》一书的影响,我们将这两部书的篇名和部名作如下比较:

《尔雅》 1释诂、2释言、3释训、4亲、5宫、6器、7乐、8天、 9地、10丘、11山、12、水、13草、14木、15虫、16鱼、17鸟、18兽、19畜。

《杂字》 1天、2地、3山、4河海、5宝、6丝、7男服、8女服、 9木、10菜、11草、12谷、13马、14骆驼、15牛、16羊、17飞禽、18野兽、19昆虫、20番姓、21人名、22汉姓、23亲属称谓、24身体、25屋舍、26饮食器具。

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大同小异。《尔雅》的“乐”,在西夏汉文本《杂字》里有“音乐”部和“礼乐”部,西夏文《杂字》未单独列出,也许在最后,已佚。鱼,西夏党项人并不吃鱼,至今西夏原始居住区未北徙的木雅人(唐代的弥药)仍不食鱼。《杂字》的作者依此省去是应该的。畜:《杂字》分为马、牛、羊、骆驼。器:《杂字》分为宝、丝、男服、女服、器具等。不论怎么变化,万变不离其宗:深受《尔雅》一书的影响,这是西夏文《杂字》又一特点。

(三)突出西夏党项姓氏,为我识别番姓提供丰富资料

汉文本《杂字》仅收番姓60姓120字〔26〕。 汉族学者张澍集录的《西夏姓氏录》一书,共收录162姓〔27〕。由于当时条件限制, 张氏无法辨别番姓,本为一姓误为三姓者有之,例如“唐兀乌密氏”、“於弥氏”、“鬼名氏”三姓均为西夏文一词的译音,本为西夏皇姓〔28〕。而译名不同,张氏误为三姓。再如为西夏做事的汉人,也被误认为党项姓氏,例如张、王、李、赵、苏、曹、韩、严、吴、唐、史、崔等。除此而外,不过140姓而已。 而西夏文《杂字》则收250姓,500言,为我们研究西夏番姓提供极为丰富的资料。尤其是这种版本绝非民间一般文人学子所撰修,很可能是官修,具有权威性,其资料价值尤为可贵。

我们知道通行的汉族学者编的《百家姓》也只有472字。 生于西夏时期的陆游(1125—1210)《秋日郊居》诗“授罢村书闭门睡”句下自注:《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据宋代学者王明清对《百家姓》的考证:赵指宋朝皇姓,钱指吴越,孙为钱俶正妃,李为南唐李氏,周、吴以下四姓为钱镠以下的后妃。故“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见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杂字》、《百家姓》在宋代很流行,成为小儿启蒙读物——“村书”。西夏人则把《百家姓》与《杂字》合而为一,使西夏文《杂字》内容更加丰富。汉文《百家姓》不仅有汉姓,而且还有藩姓,如哈、爱等姓为唐朝对外藩的赐姓。单于、呼延则为匈奴姓氏,赫连、宇文、慕容、拓跋等,则为鲜卑姓,而西夏文《杂字》的番姓仅指党项一姓。这不仅对研究西夏党项姓氏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西夏社会制度、氏族、部落都有参考价值。

(四)突出西夏人名,为研究西夏史提供重要线索

西夏文《杂字》与汉文本《杂字》不同之处,还有一个重要内容“人名”部,共收三言25人,二言21人,共计46人。第一人:“弥药娱”,“弥药”,最早见于汉文典籍《旧唐书》,《新唐书·党项传》记载较详:后吐蕃浸盛,拓跋畏逼,请内徙,始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地石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弥药”。《文海研究》:“番者党项也,弥药也,番人之谓”〔29〕《同音》〔30〕、敦煌石窟题记〔31〕均有“弥药”姓。唯独汉文本《杂字》和西夏文《杂字》番姓部未收弥药。西夏文《杂字》番姓部未收,大概是把这一姓列入“人名”部,为了避免重复而已。如果是这样,西夏文《杂字》“番族姓”应再增加46姓,则为296姓617字。当然照此计算只能算三言人名,二言人名很难说是姓还是名,例如花女、狗儿、金万、米勒、么男、达家等。

“娱”又可译为“乐”。以“娱”为名者除“弥药娱”外,还有“陀华娱”、“宿桑娱”、“灵宿娱”等。姓本来为家族系统的称号,但从“人名”部里可以看出并非如此,有的则是以地名为姓的,例如“贺兰金”〔32〕、“灵州贤”〔33〕、“天都金”〔34〕等。

除了以“娱”、“金”为名者外,还有以“贤”为名的有“吃怛贤”、“哈施贤”、“灵州贤”;以“众”为名的有“释家众”、“回回众”;以“势”为名的有“杂桑势”、“斜罨势”;以“本”为名的有“杂罗本”、“亚巴本”等,这些“娱”、“金”、“贤”、“众”、“势”“本”等都具有快乐、富贵、贤良、势众、根本之义,一般情况下,西夏的番姓为音译,名为义译。《杂字》中的人名,究竟是西夏的什么人?尚无文献可稽,这又是一个“谜”,待我们去研究解决。

(五)突出西夏亲属称谓,为研究西夏社会提供丰富资料

西夏文《杂字》中的“亲属称谓关系”,直译为“辈份异杂义和合”,“辈份”二字实为“节节”、“关节”〔35〕、“亲戚之谓也”〔36〕。这一“部”与“番族姓”、“汉族姓”不同。它列入“汉族姓”之后,“身体”部之前。而“番姓”部、“汉姓”部、“身体”部均为墨底阴文,上有“华盖”,下有“莲花”之装饰图案,而“亲属关系”却为白底阳文,同“杂字二品”、“三品”一样,所不同的是“杂字二品”、“三品”顶格不留空,“亲属关系”则空两格。不知《杂字》作者是何用意?我们把它当作“番姓”、“汉姓”、“身体”同等看待,作为单独一部。

这一部共计340字,仅次于番姓部,(500字),内容十分丰富,《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亲属称谓关系仅有“爹爹、娘娘、阿耶阿娘、阿哥阿姐、兄弟女妹、妻眷男女、阿舅外甥、叔姨姑舅”;以及“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室女长大,嫁与他人,送与房,亲家翁、亲家母”〔37〕等。汉文本《杂字》只留下“爹爹、娘娘、父母、兄弟、长幼、夫妇、姊妹、妻男、士女、伯……”〔38〕等共19字。西夏文《杂字》远比《掌中珠》、汉文《杂字》丰富得多,其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祖父、祖舅、伯父、伯母、爹爹、娘娘、父子、〈哥哥〉,童子、男子、玄孙、子孙后代;侄子、兄弟、姐妹,大子、二子、三子、四子、五子、六子、七子、八子;大富、更富,长者富贵。”这一段从“祖父”到“子孙后代”为一小段;“侄子”至“八子”为第二小段;“大富更富,长者富贵”则为祝词。〈哥哥〉一词,词书未见,为音译。“童子、男子”后为“玄孙,为何没有孙子、曾孙,而直书“玄孙”?虽然“玄孙”后的“子孙后代”可以译为“孙子、孙孙”,但与“玄孙”意思不一致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段:“祖先(?)〈夏娃〉(?)求爱、结婚,娶亲、还价,嫁娶、接送,设宴、祭神,亲家翁,亲家母,亲戚、媒人,公公、婆婆、儿媳、女婿,驸马、妻子,姑表、媳妇,新娘主持,男女、姻缘,妻眷、夫妇,门户、眷属,姐夫、小姐、姑表亲(?)姨表亲(?)姑妹、少壮、兄弟、嫡亲”。共38字,反映出不少问题。

1)关于“祖先”问题:原文为, 前者《文海研究》译为“性交”〔39〕,后者为父亲,二字连用,译为“交接”“性交”〔40〕。我们认为字似不应译为“性交”,而应译为“嗣”、“血嗣”、“血亲”,即传宗接代之义,或者译为“性”。二字连用,在此可译为“祖先”,父者“开始也”〔41〕《文海》云:“父者父辈也,源本出生处根是也”〔42〕。《尔雅》云:“父为至宗族”〔43〕。“开始”、“源本”、“根”、“至宗”等都是祖先的同义词。故将二字译为祖先较妥。把字译为“性”、“嗣”在西夏文献里还是有根据的,西夏文《对偶谚语集锦》云:“族相爱,结成亲,性相爱,结成婚”;“地祖天婚嗣昌盛”〔44〕。

2)〈夏娃〉一词为音译。在《人名》部里有“夏娃吉”, 此处出现“祖先夏娃”,只能解姓党项人的祖先姓“夏娃”,绝非《圣经》中讲的人类始祖亚当的妻子。当然,这种译音以及“祖先”一词的译释,只能是我们的看法,如果有更多西夏文资料证实这种译法错了,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了。

3)“娶亲还价”,使人费解。“还价”又可译为“卖与”。 “娶亲还价”或“卖与”,即娶亲要送采礼,或者说娶亲要钱财物的,这反映了西夏社会存在着买卖婚制。当然这不是西夏社会的“专利”,这种制度即使今天的陕北、宁夏、甘肃一带,乃至河北、河南、山东偏僻山区,仍然存在着这种买卖婚姻的残余。要不然人贩子至今仍十分猖獗?

4)“设筵祭神”:结婚娶亲,设筵祭神,是西夏社会一种礼俗。 不仅祭神,还要祭祖,西夏的神名目繁多,在《文海》里常见的有天神、地神、富神、战神、守护神等等。祭祀在我国古代相当重视,据《尔雅》释祭:“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祭天曰燔柴,祭地曰县,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风曰磷”〔45〕如此繁多的祭祀,对西夏社会不能说没有影响。除了设筵祭神外,西夏人对酒也十分嗜好。筵席很普遍。《掌中珠》说:“取尔饮酒”、“设筵已毕”〔46〕。西夏谚语说:“君子寻君子,一日筵上遇”。〔47〕这反映了西夏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但对儿童来说,他们是禁止饮酒的。谚语说:“当教不教授赌博,当学不学学饮酒”〔48〕,看来他们对小孩教育很严,不允许教赌博,也不许饮酒。

5)“门户眷属”:反映出西夏社会仍然存在门当户对、 阀阅等级的婚姻关系。《敦煌变文集·不知名变文》:“彼此赤身相奉侍,门当户对恰相当,白日起□无饮吃,夜头拟卧没氊眠”。这对流浪伉俪当然高攀不上达官贵人的尤子淑女。这种婚姻关系不仅古代存在,今天亦然存在,除非社会已无贫富之分,这种门当户对的婚姻关系才能消失。

6)“姑表媳妇,新娘主持”:在西夏社会中, 妇女的地位应该说同汉族妇女的地位相同的,因为当时都是封建社会。但是这里有“新娘主持”一语,主持者主人也,西夏谚语云:“主人得福奴欢乐”〔49〕这里的“主人”即主持。可见新娘一过门就能在姑表媳妇中当上“主持”,其社会地位比汉族妇女高。西夏社会未北徙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迁徙陕北后,受汉族社会的影响,很快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但那种原始社会母权制的痕迹依然存在。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较高,新娘过门后即可享受“主持”的权利。这同元昊虽然当了皇帝,但他每欲举兵,“必率豪酋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所长”〔50〕的原始社会那种酋长的风范仍然保留下来,所以他“恩能死其人”〔51〕是同样道理。

第三段:“舅甥、外公,寻常近亲,来至家庭,婚配已完,步睡重足,胸胁宽襟,日月满月,降生婴儿,五官端正,匐匍行立,智慧父母,选择师傅,使学诸艺。因有智福,立便升官,欢喜踊跃,夜夜设宴,朝朝祭神,乐人歌舞,吹笛鸣鼓,欢天喜地。”这一大段,由于文字较长,我们择其主要摘录了以上这些内容。

“寻常近亲”,西夏文为“寻寻近亲”,寻寻者,寻常也。《文海杂类》释“亲”有此记载:“亲者近亲也,亲近也,寻常近亲之谓”〔52〕,又“亲者寻常近亲也,近亲也,亲近之谓”〔53〕“寻”为古代计算距离的量词,八尺为寻,“寻常近亲”即同堂至亲也。

这一长段着重叙述养儿育女、生长教育、长大成人的过程和升官后的情景:夜夜设宴,朝朝祭神,乐人歌舞,吹笛鸣鼓,欢天喜地,一派兴旺发达的盛况。

值得注意的是“舅甥外公,寻常近亲”,而不是爷爷奶奶寻常近亲。为什么把有甥舅关系的“外公”当作“寻常近亲”?这可能指的是西夏社会仍然存在“姑表亲”、“姨表亲”,即姑表、姨表兄妹可以通婚,婚后两家可以住在一处,或者男的可以入赘,女的可以出嫁,两家之长辈均为“寻常近亲”。

“婚配已完”,指结婚怀孕以后,行走不便,衣襟要宽敞,怀孕满月份后,分娩,降生婴儿后,一系列养育过程,描写的栩栩如生,十分生动。

第四段:“清差、策使,仆僮奴婢,孤儿寡母,鳏寡孤绝,寡妇再醮,来来往往,观者不绝,迎来送往,鞠躬敬礼,本家使者,阿谀奉承……。”

前三段主要讲的是社会上层人物的亲属称谓关系及生长过程,这一段主要讲社会下层人物及主仆关系,仆人对主人得“迎来送往,鞠躬敬礼”,甚至“阿谀奉承”,以便讨好喜欢,“泰然处之”。

亲属关系部,基本上是四言体。尽管在形式上是二言体,名为《杂字》。但在内容上人们会误为《四言杂字》。甘肃武威出土的两页《杂字》(即我们上面讲的这部《杂字》的23、24页),出土后被人们定为《四言杂字》〔54〕。这部《杂字》的公布澄清了以前的猜测。这些丰富的资料,对研究西夏社会的内部组织、亲属制度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西夏文《杂字》反映出的问题

西夏文《杂字》现存26部2322字,内容十分丰富,译释颇难。例如1932年著名西夏学先驱罗福成先生介绍西夏文《杂字》时,牛:22字,仅译出3字;羊:22字,译出7字;马:54字,译出13字;骆驼:18字,译出2字;丝:28字,译出7字〔55〕。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今天我们未译者寥寥,尽管有的字可能误译,有的字知其音不知其义,还有几字音义均不识,但毕竟很少,这是一大进步。

这并不能说对它的内容全部理解了,很多字我们虽然译出,但它们所反映出的问题,我们不一定理解,即使我们对有的问题作了自己的理解,并不一定准确,何况有的问题至今还是个“谜”,例如:

(一)关于1—8的问题

在“番族姓”部有“讹大、讹二、讹三、讹四”直至“讹八”;在“亲属关系”部里有“大子、二子、三子、四子”直至“八子”。以“讹×”为姓的还有“讹利、讹、讹没、讹、讹名”等,为何没有讹九、讹十、讹十一……九子、十子、十一子……?如果出现一种一至八的名称,读者不一定发现问题,现在却出现两种不同的名称而数字却相同,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认为这可能受《周易》中八卦的影响。八卦在《掌中珠》里也有记载:“坎艮震巽离坤兑”。〔56〕即乾,乾为天,坎为水,艮为山,震为雷,巽为风,离为水,坤为地,兑为泽。所谓八卦,由阴(——)阳(—)两种线条组成图案,阴阳是八卦的基础,又以两卦相叠而为乘数,即八八六十四卦。八为无限数,因此西夏人可能用八来代替八以下的所有数字,所以不论为氏族取姓或为子孙取名,从一至八为止,不再用九、十、十一……。

为什么不用九而用八为止数?九为吉祥数字,比用八好。不仅汉文中有记载,其它文字中也有记载:成吉思汗灭辽后,辽王野律留哥死,其妻姚里氏权领其众见成吉思汗,姚归时成吉思汗,“赐以河西(西夏)俘人九口,马九匹,白金九锭,币器皆以九计,盖蒙古人视九数为吉也”。〔57〕不仅如此,九是个位数中最高的限数,又称天数,象征极高、极多、极长、极大之意。《素问·三部九侯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58〕西夏人不可能用这个“极数”来限制自己,而采用“无限数”不是成了百家、千家,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西夏人受汉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这又是一例。

(二)关于人体部“木梳”问题

“木梳”一词,《番汉合时掌中珠》、《同音》、《杂字》“女服”中都有这一名称,西夏文全一样,为什么在同书“身体”部再次出现?这绝不是《杂字》的作者粗心误写,而另有意思。“木梳”第一个西夏字,《文海研究》里凡十七见,除一字音译,六字存疑外,均有“前”、“未”之意,在《金光明经》、《同音》、《华严经》里,也有“前”之意。第二字,除《同音》、《掌中珠》外,未见。此字左部具有“头”字的部首,因此我们认为“木梳”二字,一为梳头用的“木梳”。一为身体部的“前头”。在身体部里,上文为“头顶”,下文为“背后、脑袋、前额、眼眶……。”不论从已有文献对它的解释,还是它在《杂字》中的前后文意,译为“前头”是无可非议的。

(三)关于“置耳”、“置腰”问题

“置”的西夏文为“安置”、“不移动”之谓〔59〕,作动词用,一般都在名词之后,与名词结合构成新的词意。例如“手置”(置手),汉意为“开始”〔60〕,“头置”(置头),汉意为“扣头”〔61〕。而“耳置”(置耳)、“腰置”(置腰)又是什么意思?这两个词出现在《杂字》“屋舍”部,它们应该是实词,而非虚词。如果把“置腰”译为“靠椅”,那末“置耳”又译为什么?即使译为“靠椅”,在《杂字》里与前后文衔接不上。究竟如何译释?这要靠更多的资料来证明,不是靠苦思冥想出来的。这类词《杂字》里还有不少,我们用问号(?)表示。

(四)关于译音问题

西夏文《杂字》有不少字我们知其音而不知其意,只好用汉字来注音。这种注音(译音)是否正确?由于两种语言差别较大,注音不可能完全相同。以《掌中珠》的汉字注音为例,根字,注└尺、赤、齿、治持、滞、痴┐等,└尺赤齿┐为昌母,└治持滞┐为澄母,└痴┐为彻母。《掌中珠》的作者为什么把西夏文“根”字,本为昌母,为何注之澄母、彻母?如果你没有研究宋代汉语西北方音,你一定认为骨勒茂才不懂汉语音韵,他在乱注音。如果你研究了宋代汉语西北方音,你会发现骨勒茂才的注音十分严谨准确,不是把昌母的西夏字注上澄母、彻母,而是澄母、彻母在宋代已与昌母合流,变成了昌母。我们举《掌中珠》的例子说明注音(译音)是十分复杂的,翻译时尽量能与己见的相同名称加以比较,采用前人的正确译音,如果没有现成的译音,我们力求将译音与西夏字声韵一致,至少在声母上应该如此。但是有的字很难用汉字表示,所以《掌中珠》里才出现了“尼足”、“ 隔”、“鱼骨”、“夷皆”、“宜会”、“直姑”、“泥得合”等复字注音。由于骨氏未作说明,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当“谜”一样去猜。我们接受前人译音的教训,一字一音,采用中古汉语的读音来译西夏字音,去掉了《掌中珠》的复字注音。有的作者为了图方便,本来可用一字来注西夏字,而用《掌中珠》的复字注音(译音),实际上他并未理解西夏字的真正读音,也未理解《掌中珠》的注音。虽然方便了自己,却使一般读者依然不知其音。尽管我们的译音不能遭到非难,但它是有依据的。如果善意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竭诚欢迎。

注:文中字库未存字注释在此标题的(之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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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杂字”研究(一)_西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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