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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6-0147-05
一、政党与生态环境系统的互动关系
政党自身是一个由不同部分(或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同时它又处于更大的生态环境系统之中。政党的生态环境系统为其生存、发展与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必要的生态资源条件；同时，生态环境系统还通过提出要求、提供支持①等方式对政党施加影响。对政党而言，由生态环境系统提供的资源为其所能整合的外部资源，主要有物质、财力、工具、技术、信息等方面。能否获取足够的外部资源是影响政党生存、发展与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譬如，在竞争性政党制度环境下，能否获取足够的资金、能否拥有足够的宣传媒介与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影响到其是否能够获取政权，进而影响其发展及作用发挥的状态与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政党所获取的外部资源的数量、质量反映了生态环境给政党提供的支持的程度。二者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所提供的资源数量越多、质量越高，表明所提供的支持程度越高。来自生态环境的支持标识生态环境与政党互动关系的性质及状态。如果是正向度支持，通常表明二者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为二者之间开展良性互动提供了前提；如果是零度支持，通常表明二者的关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各种因素的力量博弈处于均衡状态；而如果是负向支持，则表明政党与生态环境处于一种交恶状态，其结果是或者政党灭亡或者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变。提出要求是生态环境影响政党的又一主要方式，是生态环境与政党互动的重要一环，其与政党通过政策输出的形式对环境要求的反馈共同构架了生态环境与政党互动关系循环系统的两大桥梁。鉴于生态环境系统对身处其中的政党的深刻影响，可以说，不同政党的生态环境塑造了其特性，锻造了其生存、发展及价值功能发挥的不同轨迹与历程。
虽然存在相对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但政党的生态环境系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之中。生态环境系统的变化必然会“波及”政党，譬如，给政党提供的生态资源的构成、数量上的变化，可能会对政党形成新要求，等等。“当一个群体或某一文明衰落时，这不是出于某一团体生活神秘的局限性，而是出于其政治或学术界领导人未能满足变革的挑战。”②对于生态环境系统的变化，政党不能“无动于衷”，必须明确自身该如何应对。一般而言，政党的应对方式不外乎改变(变革、调整甚至重建)自身和改变(调节、修改甚或根本改变)生态环境两种。就改变自身来讲，“党内的关键行为者要使环境变化产生政党变革这种结果，必须洞察到环境的变化及其对政党的可能影响”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梅尔等认为，政党改变自身的根本原因“经常来自政党所处的环境……这种动态过程表明政党是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④。受生态环境和自身因素的影响，政党改变自身应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方式有不同的形式选择或者存在程度的差别。同样类型的政党甚至同一政党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对改变自身方式的选择是有差异的。在相对成熟、稳定或友好的生态环境下，政党更倾向于对自身的某些方面作出适当调整，“改良”的倾向相对占上风；而在变化幅度大、不成熟、不稳定或恶劣的生态环境下，政党则不得不作出全方位的、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对自身进行从头到尾的重新打造，“革命”的氛围更浓。比如，在当前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流而全球化、新科技革命推动社会变革的形势下，各民族国家共产党通常倾向于对自身的思想理论、政策主张等进行“改良”性的调整，以适应世情、国情的新变化；而面对苏东剧变的巨大打击，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未能采取科学、合理的态度应对，导致党“变修”甚至败亡。政党通过改变自身应对环境变化的方式还受其自身因素的影响。政党性质、指导思想、组织程度以及自身成长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影响到同样生态环境下政党变革自身方式的选择及所能忍受、达到的程度。譬如，在同样的生态环境下，相对而言，共产党更注重通过加强自身的思想理论、组织等方面的建设来应对环境变化；资产阶级政党则更倾向于调整自身的政策，而往往忽视对自身思想理论、组织等方面的调整。就改变环境而言，此种方式不同于在其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政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客观影响，而是政党在主观上出于应对生态环境变化的需要，有意识地将应对的着力点放在改变环境而非改变自身上。政党的活动是围绕获取或维持国家政权开展的。执政党往往利用自身所处的地位来改变外部环境，使之更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地位。譬如，一些执政党通过在宪法等相关法律中增设有关政党的条款甚至直接出台政党法的方式，来规范、约束或限制其他政党的活动。而致力于获取政权的政党，当不认同现有政治框架体系或在现有政治框架体系内无法获取政权时，往往倾向于从根本上打破该政治框架体系，通过革命再造生态环境的方式来推动自身的发展进而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在政党应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方式中，改变自身是政党应对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方式，不论是何种类型、何种政治地位的政党亦即所有政党均可采用；而改变生态环境的方式却并非所有政党都能“享有的权利”。总之，政党并不是消极被动地、单方面地受制于生态环境。政党可以通过改变自身或改变生态环境的方式来获取维系其生存、发展及价值实现的资源，来消解生态环境要求所造成的压力，获取生态环境的支持。在此过程中，政党的活动也对其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
无论是通过改变自身还是改变生态环境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的存续与发展，都是政党适应性的体现。政党的适应性如何决定着政党的命运，而政党的适应性主要取决于政党的能力或才能。政党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主要体现为政党能有效整合资源的程度，或者说，政党能够满足生态环境要求的能力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资源及其对资源的有效整合程度。政党越能有效地整合资源，其能力越强，适应性也越强；反之，亦然。
综上，“首先存在着政党不仅被环境影响也影响周围环境这个事实”，政党不可否认地受到其外部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为了生存、发展与实现自身价值，政党也不得不积极地适应生态环境。政党适应生态环境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党反作用于环境的过程。为提高自身的适应性，政党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提高自身的能力，而有效整合生态资源的能力则是重中之重。
二、对政党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认识的两个维度
(一)政党生态环境系统⑤的构成
把握政党与生态环境系统互动关系的前提之一是要明确政党生态环境系统的构成。由于研究对象、思考问题的角度等方面的不同，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政治领域问题的学者对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系统的构成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差异。林勋健在《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一书中指出：“这些环境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类，即自然状况、社会结构、国家结构和政府体制、政治文化。”⑥在《西方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中，王邦佐等学者把社会生态系统理解为由政治、经济、文化诸子系统构成的整体，认为“政党作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组织，政党之间构成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政权的关系，均受到一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影响与制约。同时，政党及政党制度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也有强大的反作用”⑦。而在《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中，作者则从社会政治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社会阶级结构、社会文化认同等方面探讨了影响中国政党制度的生态环境。张伯玉在《日本政党制度政治生态分析》一书中详细探讨了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构成问题。她认为，社会生态环境是指影响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以及文化生态环境。其中，政治生态环境是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政体形式、国家结构形式、选举制度、各种不同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五个方面；经济生态环境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文化生态环境诸因素中强调的是政治文化。
上述关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系统构成的观点存在共同之处——基本上都认为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系统主要包括政治生态环境(政治子系统)、经济生态环境(经济子系统)以及文化生态环境(文化子系统)。这些观点抓住了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又都囿于传统思想的影响而显得不完整。笔者认为，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系统除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子系统外，至少还应包括社会子系统。
1.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是影响和制约某一民族国家政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可以从人口、种族、阶级、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等方面来把握影响政党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的这些构成因素从不同角度影响着政党的发展。就人口因素来讲，人口的数量规模、来源构成、性别构成、年龄构成、人员素质等都与政党发展密切相关，政治成员个体数量多是出现代议制民主(间接民主)的原因之一，而政党政治是当代代议制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政党是政治成员政治参与的中介、桥梁，当政治成员个体数量多寡等因素不再成为人们选择民主形式的考量时，民主形式会发生变化，政党的中介、桥梁作用会受到削弱，而政党的命运也会发生相应改变；人口的来源构成主要涉及的是移民问题，如何协调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的利益关系，或者移民的利益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以表达，给政党提出了要求，如果政党解决不好，这些要求就会转化成对政党的压力；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政治成员个体的政治态度不同，对于政党的倾向、情感也存在差异；人员素质不仅影响到政党成员的素质，还影响到人们对于政党的态度、情感等。就种族因素来说，种族构成、来源、混合(同化)程度等都是要考虑在内的，这些因素如上文的人口来源与构成一样，主要涉及的是一个利益表达的问题；还有种族主义的问题，种族主义有时会是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宗教型政党的思想渊源，而且往往通过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基础问题毫无疑问是政党的一个基本问题，政党本身就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社会结构广义上包括职业结构、社会流动(或社会变迁)、城乡社会关系等方面，狭义上特指城乡关系问题，无论是在广义上还是狭义上使用社会结构，其对政党的影响往往与阶级问题挂钩或者要通过阶级因素来实现——职业结构影响到阶级结构或不同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社会流动机会的多少、难易程度以及城乡社会结合的程度关系着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关系的状态或紧张程度。社会性质是政党设定其目标、任务、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一个政党只有在合理认识、判断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才能对自身形成合理的判断与定位。
2.经济生态环境。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才出现的政治事物，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生态环境是影响政党的决定性因素。
3.政治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是影响政党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他领域的生态环境因素对政党的影响往往要集中到政治领域。影响政党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主要由哪些因素构成？张伯玉在《日本政党制度政治生态分析》一书中指出，国家政体形式、国家结构形式、选举制度、各种不同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及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五个方面是影响政党制度较大的政治生态环境因素。她指出，不同国家的政体规定着政党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不同的作用、作用方式和程序，会孕育出不同的政党结构模式；不同类型的国家结构形式对政党行为的影响也不同，在实行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国家政党呈现出地方分权的形态，其组织也较为松散，而在实行权力集中的单一制国家，政党则呈现出中央集权的形态，其组织也较为严密；无论其选举制度的具体内容如何，国家政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选举制度；特定政党的产生及其作为政治斗争的领导力量是特定政治势力成熟的标志；社会阶层结构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它通常决定一国政党结构模式和政党力量对比的状况，对于政党制度的生成、发展、变化具有重要作用。⑧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涵盖了政治生态环境中影响政党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把社会阶层结构这一社会生态环境因素列入政治生态环境似乎不是很妥当，并且对国家政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可以从政治体制、政治力量比较、国家政策等方面探讨政党的政治生态环境。
4.文化生态环境。近现代政党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有其社会条件、经济基础和政治依据，还有其思想理论渊源；换言之，政党的产生与发展不仅离不开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态环境，还需要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以一定的文化环境为前提，受特定的文化环境所制约。在影响制约政党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诸因素中，作为直接引导、规范政党行为深层次因素的政治文化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无论是研究哪国的何种类型的政党，其处身其中的政治文化都是必须要考察的。
关于政党生态环境系统的构成，需要强调的是：其一，影响政党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的各个部分相互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交叉、交相作用的，彼此之间很可能存在对方的因素或影子，而且某一部分对于政党的影响可能会通过另一部分体现出来。例如，社会生态环境往往很难与文化生态环境分开，文化生态环境中的政治文化亦可归入政治生态环境之中，等等。其二，不仅各子系统相互之间会存在相互冲突的要求与影响，各子系统内部也往往存在着对政党提出不同甚至对立要求的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影响因素，多样化的要求在不同方向上影响着政党的发展，而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其三，政党的生态环境系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是变动不居的各方面的结合体。
(二)互动中的政党因素
生态环境系统对政党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其理论、政策与组织制度等方面——政党理论的选择、政策的制定及组织制度的设计基于满足生态环境系统要求的需要，是对这些要求的一种反映；而政党的理论、政策、组织结构等要素加在一起则决定了生态环境对政党的影响效应。
1.思想理论因素。思想理论是一个政党对诸基本问题的系统认识与解答。从政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角度讲，政党的思想理论可以理解为政党对生态环境及自身在生态环境系统中位置的认识与估计，应对环境要求、缓解环境压力、获取环境支持方法的选择。如果把对生态环境的认识看作对“外因”的认识，那么对自身位置的判断，即对自身的定位，则是对“内因”的把握；对“内外因”的认识、说明与判断能力的大小，即政党思想理论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一个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对政党具有根本意义。
2.政策因素。政党要实现自身的发展，仅有对生态环境的理论认识和对自身的定位还不够，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对应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等问题进一步规定、细化与说明。也就是说，将对党的根本目标及实现目标的工具设计等基本问题的抽象理论认识转换到可操作的层面。因而，政党的政策是连接其理论与实践的关键环节，是政党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中的重要一环。
3.组织因素。与政党的“软要素”政党的思想理论相对应的“硬要素”是政党的组织；或者说，政党的组织是政党意识形态的物化，是政党存在的物质载体。没有相应的组织架构，政党的思想理论就无法得到体现，而其政策主张也无法得以贯彻执行。
三、政党生态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生态环境系统和政党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不同类型政党生存、发展和作用发挥的历程及其中表现出来的特点，有利于加深对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政党发展多样性的认识，有利于解答政党的兴衰更替，从而把脉政党，为政党更好地发展与发挥作用提供借鉴，避免认识上的简单、误解、偏差以及由此导致的行动上的教条、盲目与偏执。以对一些学界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认识为例：其一，“政党衰败论”或政党的前途命运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在本国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纷纷下台，引发了人们对政党前途与发展方向的讨论、反思、猜测甚或疑虑，“政党衰败论”有所抬头。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作为近现代民主政治核心要素之一的政党已经完成其历史任务，马上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显然还为时过早。大致来讲，20世纪后半期以来，各国政党的生态环境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而生态环境的深刻变化给政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譬如，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一方面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使传统的产业工人规模大幅缩减，中间阶层的力量增长迅速，诸如社会民主党等一些政党的传统阶级基础与选民基础因而发生较大变化；另一方面，新的科学技术大大改进了通讯、交流方式，方便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原来一些因技术问题导致的不可想象的事情成为可能，少了制约，普通民众表达意愿或利益诉求的途径、媒介增多，大大削弱了政党作为沟通社会与国家公权桥梁的功能，也分化了政党的利益综合功能。其他如经济全球化、社团组织的发展、民族宗教冲突等问题也都给政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虽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对政党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使其处于又一个发展端口，但由于政党在当代民主政治中的功能作用仍然非常必要且无可替代，政党在可见的未来仍将继续存续、发展且发挥自身的价值作用。其二，政党现代化问题。面对生态环境前所未有的变化，一些政党提出了政党现代化的命题。政党现代化，实质上就是政党根据外部生态环境的要求，对自身思想理论、政策主张、组织架构等因素的调整，也就是政党通过改变自身的方式来应对生态环境的变化。其三，党建科学化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自身建设，以此来不断提高自身应对环境要求的能力。面对新时期世情、国情及党情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了党建科学化及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大命题，体现了其力图增强自身综合能力以应对生态环境要求的一贯决心与态度。其四，中国的八大民主党派是否是政党的问题。近现代意义上政党的出现，有其必要的生态环境条件，如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议会，等等。迪维尔热将在这种生态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标准”政党称为“内生的党”。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政党的形态、类型、功能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单以形态而论，就有精英型政党(也称干部党)、群众型政党、全民型政党、新型政党等多种。另外，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系统中，政党的特征、功能也是有差异的。“先党后国”或“以党建国”条件下的政党，就和正统的“内生的党”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八大民主党派都是在中国独特的政治话语系统中产生、发展并发挥作用的政党，其在产生方式、运行方式、特征、功能等各方面都不同于西方政党。不能简单地以西方政党的标准来评判衡量中国的政党，要在中国的生态环境系统下认识、评价中国的政党，找出其与西方政党的共性及不同之处。其五，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认识与评价问题，或者在中国要不要实行多党制或多党制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在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确立以前，民国初年曾经尝试过多党制，后来又试行过国民党领导的一党独裁制。但历史证明，这些政党制度都不能满足近代中国特殊生态环境的要求。以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家国天下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观念为标志的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由于外国列强入侵导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超大型的国家与社会等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价值理念、功能导向、制度结构等方面对政党及政党制度都提出了特殊要求。只有满足了这些要求，一个政党、政党制度才能得以存续、发展及发挥作用。多党制、一党独裁制都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应中国特殊的生态环境要求而生，在价值理念、功能导向、制度结构等方面显示了其他政党制度所没有的优越性，适应了中国的国情。时至今日，作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依然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顾其生存的生态环境，简单地认为多党制好的“拿来主义”是不明智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任何一种研究工具都有其缺陷与不足，生态学的理论、观点与方法也不例外。例如，运用生态学的工具时，一不留神就容易陷入“环境决定论”的泥沼。在用生态学的理论、观点与方法研究政党问题时，要注意避免机械的倾向，避免过分强调生态环境的作用而忽视政党自身因素的倾向，要注意生态环境与政党的互动关系，在动态中把握政党问题。
注释：
①此处不是用“支持”的一般含义，其有正向、零点及负向的向度。如果切换成“支持”的一般含义，可以理解为“是否提供支持”。
②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
③④荣敬本、高新军《政党比较研究资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第223页。
⑤此处的“政党生态环境系统”特指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
⑥林勋健《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⑦王邦佐、李惠康《西方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引言。
⑧张伯玉《日本政党制度政治生态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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