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论文气的精到之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到论文,之处论文,韩愈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熹评赞韩愈：“愈博极群书，奇辞奥旨如取诸宝中物。”司空图评云：“韩吏部歌诗累百首，而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决于天地之间。”《蔡宽夫诗话》云：“韩退之诗，豪健奔放，自成一家”。他们都把文气作为评价韩愈诗文的重要尺度。从韩愈的文论和创作实践来看，他也确实非常重视文气。“气”——文气，作品的猛骏气势和深刻感人的思想感情，是我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重要范畴，是韩愈文学思想的根基。
我国古代文论，论文尚“气”，始于曹丕。曹丕《典论·论文》以“气之清浊有体”，分析评论作家之才性在其作品中的体现，有清峻阳刚与沉浊阴柔的个性区别。这显然是着眼于文学的风格，即风格论。韩愈论文气则与之不同。审细阅读韩愈这方面的论述，无论是集中还是片断，直接还是间接，都是其创作甘苦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概括，是创作前的思想和文化艺术的准备和厚积，属于创作论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陆机和刘勰对文学创作都有具体而微的阐述，初步形成了创作论体系。刘勰在其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里，将“气”纳入创作论，更有精辟的论述。“风”、“气”二字，古代常常并举或相代。《庄子·齐物论》有“大块噫气，其名为风”的话；释“风”为“气”，也见于《释名》和《广雅》。《文心雕龙·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以“气”代“风谣”、“风”诗之“风”；《才略》：“刘琨雅壮而多风”，《附会》：“遗势郁堙，余风不畅”，以“风”代“气势”、“气机”之“气”，皆“风”、“气”相代。《檄移》：“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奏启》：“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必使理有典型，辞有风轨，……不畏强御，气流墨中”，《体性》：“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是“风”、“气”并举。风与气都体现了物质的运动力量，所以“风力”一词，也作为“气力”的同义词。钟嵘《诗品》有“千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话；《文心雕龙·通变》有“文辞气力，通变则久”的话。《文心雕龙·风骨》谈论“风”的形成时说：
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
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
若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并重气之旨也。
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
它认为“气”是“风”的主体和主要作用；作品必须“守气”才能生“风”，如果“乏气”也就“无风”。“气”与“风”关系密切，而“樆神性，图风势”，必赖之以“气”。刘勰对“气”的重要性，在曹丕的基础上，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这是韩愈以“气”为核心的文学创作论的先导。
但是，究竟怎样才能作到“缀虑裁编，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勰却缺乏深入系统的论述，其后三百年间，以“气”为核心的文学创作论，也几乎没有新的发展，直到中唐韩愈提倡古文运动，才有了转机和飞跃。韩愈回答了以“气”为核心的创作论亟待解决的“养气”以“守气”的问题。他论文气颇有精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创作前应始终不渝地加强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
《文心雕龙》论文学创作，多侧重于创作过程，但不可忽视，其《神思》篇在论述创作构思时，已明确地联系到创作前的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问题：
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
积学，是指平时多读书，积累学问和材料，包括题材、词语、典故等等，以供构思和创作时使用。酌理，指吸取前人作品中的思想观点，以提高自己的创作才能。“研阅”句则谓阅览研究他人文章，吸取其艺术方法和技巧。这给予韩愈以深刻的启迪。韩愈十分重视创作前的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因而他的论文气，要言不烦，切中要害。他主张“文以载道”，把思想修养放在首位。他以圣人之志为志，要求自己“志乎古道”。例如，在《欧阳生哀辞》中说：“通乎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在《答李秀才书》中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道焉尔。”在《答李翊书》中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他对“圣人之志”，儒家的仁义思想，认真学习，衷心孚信。韩愈深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对文化艺术修养也很重视。他在《答侯继书》中自述：“自五经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也自述：“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靡不通达。”在《进学解》中韩愈教诲学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生赞扬他在学业、思想、文章、人品等方面的成就与美德，并为之鸣不平说：“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韩愈自谓于文章“閎其中而肆其外”，“上窥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夫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沉浸
郁，含英咀华。”①此其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气勃风生，汪洋大肆，自诩因文见道。文气，归根结柢决定于作家的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作家重视并坚持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心阔目明，蓄积深厚，才是“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最根本的创作前的准备功夫。所谓“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还有两点应予着重指出：其一，韩愈论文气，一方面善于抓住根本，切中要害，要求作家高度重视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自觉自励地“养其根”，“加其膏”；一方面从作家整个创作生涯的高度，要求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乃至“终吾身而已矣”。他自述其切身感受说：广泛阅读“三代、两汉之书”，心存“圣人之志”，坚持学古文古道“二十余年”；又不随世浮沉，以世俗之毁誉萦怀，“如是者亦有年，然后诰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②韩愈“閎其中而肆其外”之作，就是这样产生的。其二，韩愈崇尚的“养气”——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决非逃避现实的自我陶醉，而是与干预现实密切相关。他曾词锋凌厉地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③
二、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贵在臻于化境
韩愈认为，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贵在臻于化境。思想修养的化境是“气醇”。所谓“气醇”，就是思想醇正统一，始终把学习孚信儒家仁义思想作为思想修养的根本。李翊以立言问于韩愈，不过欲求其文之工而已，初未尝必以古之立言者为期也。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却就其所问，诘其所志，把求用于人而取于人伎俩搁置一边，而以古人立言不朽处、用功取效阐述一番，然后把自己一生功夫层层叙出。其曰“二十余年”、“亦有年”、“终其身”等说，是“无望其速成”的注脚；其曰“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等语，是“无诱于势利”的注脚，至于得心应手之后，尤须养气，探本溯源，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有自然而然之妙矣。“修养深醇，胸次高朗，迁而为文，宁有尘相？”④韩愈每喜教人作文，然未有尽出其学养识力，功效节度，详尽如此者。真所谓“现身说法，明若观火。端如贯珠，师宗百代”。⑤韩愈以古之立言者为期，自道甘苦，而终之以养气，究之所以养气者，“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而且始终不渝，养气至死，“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在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上，必须肯于下苦功夫，并持之以恒；否则，便不能“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望其速成”，质诚情深，充溢着对后学的关爱和责任感，是学作文者的警钟，受用终身的箴言。“望其速成”，皆由于汲汲于名利，即“诱于势利”。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不能持之以恒，“终吾身而已矣”，亦皆由于汲汲于名利。“无望其速成”，韩愈“斯言洞见症结”，语重心长，足警后人。惟其洞见症结，每愿以此戒告后学。在《答陈生书》中，曾批评陈生欲学古文却“汲汲于科名”。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勖勉高闲：“今闲之于草书，有（张）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心，而后旭可几也。”又说：“苟可以寓其智巧，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学作文又何尝不如此。正因为韩愈对“气醇”有深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所以一贯把“气醇”作为评人律己的重要尺度。柳宗元仕途坎坷，生活困窘，然而志愈厉，气愈醇，操行坚正。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评赞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在《与孟东野书》中赞叹孟郊：“足下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无田而衣食，事左右无违，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处身劳且苦矣，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在《欧阳生哀辞》中评赞欧阳詹：“气醇以方，……若詹者所谓以志养志者欤！”在《与崔群书》中评赞崔群：“至于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无暇尤，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世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韩愈在律己方面，尤其重视“气醇”。在《答吕翳山人书》中，自述奖励后进，意在和他们共同讲明“圣人之道”，“进趋死不顾利害之人于朝”，以争救当时“靡靡日入于衰坏”的习俗。在古文运动中，韩愈所表现的斗争才能，特别是斗争勇气，远非古文运动的先驱所能及。例如，贞元十八年(802)，韩愈因对封建统治者阻塞贤路，禁锢思想，以及世禄之家不靠科举而进入仕途，深感不平，极为不满，愤然作《师说》，公开树立旗帜，招收门生，以传古道授古文，解惑育人为己任，组织新军，积极展开斗争。《师说》实际上是组织古文运动的宣言。此文一问世，反应十分强烈。当时柳宗元曾形象地描述道：“韩愈……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⑥当时的权贵傲睨一切，从来没有听到敢于讥刺他们的议论，自然要目韩愈为狂生了。韩愈却并未因此钳口挢舌，偃旗息鼓，而是愈挫愈奋，大讲古道古文，直到斗争的胜利。他这样作，担有很大风险。韩愈当时年约三十五岁，官卑职微，不过是个从七品的国子监四门学博士，独犯权贵，必遭打击，因而他有“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⑦的慨叹。他之所以无所畏惧，敢于独犯权贵，说到底是由于信守古道，思想醇正，恰如柳宗元所说：“所忧在道，不在乎祸。”⑧韩愈这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难能可贵，所以柳宗元以不可遏制的愤慨，痛斥权贵“邑犬群吠”，大声疾呼“愈不可过矣”⑨，高度评价了韩愈忧道不忧祸的斗争精神。我们透过这个事实，可清楚地窥见韩愈“气醇”之一斑，而“气醇”正是韩愈为文“閎其中而肆其外”的决定性因素。
文化艺术修养的化境是“气盛”。“气”，古代文论研究者多释为“气势”，实则不确。作品写得“猛”、“骏”，是有“气势”，所指的范围比较狭；作品思想感情的酝酿和表达，能够深而显，微而著，蕴藉深沉，意境融彻，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关系整个作品思想艺术的品位，而不限于气势问题，所指的范围比较广。二者都体现作品有“风（气）力”，但前者是主要的特征，后者是所蕴质美的要求。“气盛”的“气”，则兼含特征与要求。“气盛”与“气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气盛”是以“气醇”为指导，经过酝酿的思想感情和经过扬弃与锤炼的文化艺术，在作品中的表现和运用。韩愈的古文理论，是在创作实践中逐渐提出来的。他主张文道统一，认为道“不可须臾离也”“文以载道”，方能“发而皆中节”；又认为“辞不足不可以为文”。“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辞。”⑩就是他文道统一思想的具体说明。他的“甚好其辞”，是在为古道所用的前提下提出的，至于“绣绘雕琢之文”，则是韩愈所反的。作家的文化艺术修养臻于化境——“气盛”，根据韩愈的体验，是一个长期坚持学习和磨练的过程，其基础则在于“养气”。长期自觉养气，思想醇正，精神秀朗，蓄积的学问和材料，又经过熔裁和锤炼，思想感情涌动于内，“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于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作品自然就神完气足了。为了使文化艺术修养臻于化境，韩愈不仅“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而且不沾沾于厚积的学问和材料，清醒地力避作品杂而不精，虚静以陶钧文思。自道其陶钧文思的功夫说：“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所谓“迎而距之”，意即文思沛然而至，但下笔时却要有意加以拂抑，不让它放纵奔泻，为的是先平心体察，虚静陶钧，看是否醇厚纯粹。这是一个“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熔裁锤炼，以“厚积薄发”的过程；这是一个“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速”，呕心沥血以构思的过程；这是一个“陶研虑，置身若在空明世界之中”(11)的立意造境过程。经过心机妙语，文思朗彻，得心应手，却又从心所欲不逾矩，作品岂能不“源流气蒸”，“拂拂气盛”，猛骏而又具有感染力？《周易·系辞下》有“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的说法。据《释文》：“絪缊，本又作氤氲。”氤氲，气盛貌。张九龄《望庐山瀑布》诗：“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宋之问《凤凰阁寻胜地》诗：“太平多乐事，春物共氤氰。”则“气盛”又涵有充满生机和蕴藉气勃之意。深明“气盛”的内涵，又不惜花费心血付诸实践，作品才能“至于理会之间，要妙之际”。否则，即使有“养气”功夫，有厚积的学问和材料，而自恃才高学博，临文掉以轻心，走笔成文，则必如何逊所说：“虽有知于理会，终失悟于心机。”(12)失悟心机，作品则必散漫流岩，神气索然。
韩愈论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不蹈常袭故，不流于浮泛，而是“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启迪作家抓住根本，致力于“养气”，以期“气醇”、“气盛”，使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臻于化境，而且一息尚存，修养不辍，陶钧不苟，“能自树立不因循”，“惟陈言之务去”。则文气、文境、文词相得益彰，作品亦必理足气盛，文采斐然，而臻于“蕴藉含文雅，散朗溢风飙”(13)的境界。这是韩愈论文气最富卓见、最为精到之处。
三、气盛则言宜，理足而辞沛
作家的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臻于化境——“气醇”和“气盛”，这固然是创作“神完气足”作品的决定性因素，但文学作品毕竟是语言艺术，对艺术修养中的语言修养，尤须加以强调。“气”制约并驾驭着言，言则服务于“气”。“气”不盛，言必枯索无神，寡淡无味；“气”虽盛，无妙言以彰之，亦必不能感染人。韩愈在《答李翊书》中阐明“气”与“言”的关系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个比喻十分贴切，极其警策。作家应首先致力于“养气”，以丰富和深化作品之质，同时又要加强语言修养以彰其质；重视语言修养，却不可舍本逐末，一味在“绣绘雕琢”上下功夫。韩愈在《答李翊书》中的现身说法，不容置疑地说明：作家只有勤学博览，并在“含英咀华”的过程中加强语言修养，才能创作出“气盛言宜”的作品。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句话深刻阐明了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的关系。一个作家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深醇，又有较高的语言造诣，临文理足气盛，则语句的长短，声调的高下，都会适应思想内容的需要，恰到好处，适中得宜。韩愈的这个观点，在他的文章中多有阐述。例如，《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评樊氏之作：“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纵，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在《贞曜先生墓志铭》评孟郊诗：“刿目沭心（惊心骇目），神造鬼设，间见层出。”细味其语，实亦兼有反对程式规范的内涵。韩愈力主创新、反对程式规范的思想观点，在《送孟东野序》、《答刘正夫书》、《送高闲上人序》诸文中，都有鲜明的阐述。他还具体戒告后学：“（为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14)当然，最足表现其“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还是他的作品。林纾说：“文宜索味于掩卷之时，则抵于古人之堂奥为尤深。龙门之文辨味于神枢鬼藏之间，昌黎之文辨味于吞言咽理之外。”(15)此亦可见韩愈的语言功力。
韩愈反对程式规范，力求创新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韩愈以前的创作论，多是示人以规矩。即如《文心雕龙》，从《神思》到《总术》十九篇为写作方法统论。因为刘勰主张“文章本贵修饰”，所以他对于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许多代表作家作品及其重要修辞手段，都加以肯定。结果促进了骈体文的发展，诗歌也出现了规范性严格的五律、七律，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消极影响——相当一部分作家趋时而追求华丽辞藻，有华无实，文风绮靡，形式束缚内容，阻滞了文学的发展，唐代文坛崇尚形式的倾向也很严重，按其板滞的格局押韵写作，实在是作茧自缚。唐僧皎然所著《诗式》，徒谆谆在形式上去讲究，无非是僵硬而烦琐的规矩，按其规矩作诗，诚如王夫之所说：“（无异）画地为牢。”(16)当时的文风和程式化的规矩，都雄辩地证明：韩愈气盛则言宜，理足而辞沛，“惟陈言之务去”，“不烦于绳削而自合”等，关于语言为“气”所用而又足振“气”的一系列论述，具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且迄今仍熠耀生辉，足资借鉴。
韩愈论文气，虽散见于各篇，却自成系统。它先论述创作前的准备功夫——“终吾身而已矣”的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再深入阐述创作前准备功夫的最高境界——“气醇”和“气盛”；最后论述“气”与“言”的关系，打破僵化的语言模式，而使之与“气”相谐相合。这个创作论的提出，当然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管子·幼官》：“知气和则生物从。”《孟子·公孙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颜师古注：纯一之气也）。”《庄子·养生主》提示养神的方法莫过于顺任自然，《德充符》“泽雉”一段，写水泽里的野鸡，逍遥自在，若关在樊中，则神虽旺，却不自遂。这些思想和论述，都给韩愈以很大的启示。六朝文风对唐代文风的影响，则使他感受到亟待创变的时代的召唤。他在《荐士》诗中写道：“逶迤抵晋宋，气象日雕耗。……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唐代文人论文尚“气”，又给他以鼓舞。盛唐李白以气论文，其集中多达四五十处。唐诗至开元天宝而新变已极，唐文至开元天宝而新变方始，于是萧颖士、李华，乃奋起提倡古文，论文则与“养气”相联系，他们一变初唐雕采之辞，而于风气有创变之功。韩愈以“气”为核心的创作论，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韩愈论文气，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有关论述，精到深醇，自成体系，对创变风气，推动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成为值得批判继承的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的宝贵遗产之一。但是，他论文气的精到之处，并未得到当今古代文论研究者的揭示，又鉴于它迄今仍有借鉴价值，故作此文以彰其说。所言是否中节，尚祈硕学之士鉴裁。
注释：
①韩愈：《进学解》。
②韩愈：《答李翊书》。
③韩愈：《送孟东野序》。
④(11)(15)林纾：《林琴南文集·吴孝女传》。
⑤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四十八。
⑥⑨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⑦韩愈：《原毁》。
⑧柳宗元：《忧箴》。
⑩韩愈：《答陈生书》。
(12)南朝梁·何逊：《穷乌赋》。
(13)南朝宋·沈约：《伤庚杲之诗》。
(14)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16)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