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社会学——生物世纪前夕的遗传学与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传学论文,社会学论文,基因论文,生物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物理和化学领域里取得的惊人突破，而21世纪将属于生物科学。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正在迅速地破译生命遗传密码和揭开地球上千万年生物进化的奥秘。由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突破，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可能比先前的1000年发生更为根本的改变。到2025年，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可能生活在一个与过去人类经历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人们将重新思考长期坚持的有关自然的本质、包括人类自身本性的假设，重新界定有关平等、民主的观点，以及我们对诸如“自由意志”和“进步”等术语内涵的看法。
从以石油、矿石开采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到以基因开发为基础的生物技术经济的转变，正在彻底改变我们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者还发现在精神疾病、情绪、行为和个性特征等方面其遗传学基础正日益增长。同时，这些倾向于人类动机和驱动的遗传学解释新发现，又为社会生物学增添了新内容。尽管遗传学研究者很快认为环境在形成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发展中至少起着一种缓和作用，许多生物学家还是一致认为个体的基因是决定其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新的生物宗教主义者确信，个性大部分是预先决定的并写进了他的遗传程序——而他所成长的环境只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
近乎每周发表的一种新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基因型和个性之间的存在一种可能的联系。在199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声称找到了“追求新奇”、“寻找刺激”和“兴奋性”的遗传要素。马里兰州拜塞斯达的国家健康研究院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已找到易使人“高焦虑”的基因。1997年伦敦儿童健康研究院的科学家报道，他们已找到了他们所确定的X染色体上的一组基因，预示着女孩比男孩具有更好的“社交技能”。研究者发现患有特纳氏综合症（一种由父母单方遗传的X 染色体单体性引起的罕见的病症）的两组女孩之间的社交技能上有重大差异。承继父亲X染色体的女孩比承继母亲X染色体的更富于社交表达，他们易于交友，与家庭、教师能更好相处，人们发现他们一般都比较快乐和善于自我调节。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当遗传来自母亲的X染色体时， 个体明显不活跃；反之，当遗传来自父亲的X染色体时， 个体表现出活力并可养成更高社会互动水平。
正确的遗传学政治观
许多个性和行为遗传学方面研究的积累，正在对公众舆论产生影响。应当铭记，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只有环境发生变化，社会灾难才能得到重视。传统的政治理论倾向于社会环境超越自然本性。现在，在社会危机的严重困扰下，工业化国家似乎不能再通过传统的制度和环境的改革途径来作出重大的改变。社会生物学家和其他持相同见解的人认为，对经济和社会系统进行检视的努力至多是缓解恶化，最坏则是一场无用的演练。他们认为，大多数社会和经济行为问题的答案在遗传学层次上已被揭示。他们宣称，为了改变社会，我们首先必须改变基因，因为尽管环境是一个因素，最终基因还是大多数个体、群体行为的责任动因。
从社会环境到自然本性的急剧转变，可部分归因于由“人类基因组计划”所产生的强烈兴趣，以及由杰出的鼓吹者在媒体中夸大陈词的持续渲染。作为第一个力图解释人类基因的政府基金项目的主任，沃森（J.Watson）博士概括了共事于此项数亿美元政府项目中许多同事的热情。在《时代》杂志的一次采访中，沃森大胆宣称“过去我们常认为，我们的命运在于我们的星球，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多半在于我们的基因”。
其他分子生物学领域里的学者同样感情横溢。生物学家吉尔伯特（W.Gilbert）称人类基因组计划为“遗传学的圣物”；而生物学家津德（N.Zinder）喜欢把人类基因组程序比作“罗塞达碑”；生物学家辛斯汉莫（R.Sinsheimer）走得更远了，他认为密码程序“定义一个人”。
今天，直至最近还被看作全然异端的东西在知识界日益流传，并很快成为正统，至少在医学界。《科学》杂志的编辑科什兰（D.Koshland）撰文认为，大量遗传疾病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科什兰指向日益增多的“无家可归阶层”，他们当中许多人患有精神疾病，他把他们看作需要通过预防措施从遗传根源上处理的社会问题的一个例证。科什兰的“无家可归”的观点，使自由社会改革者们大为震惊，但在科学界却未见动静，他们当中很多人已被争取到遗传因果论的营地中。无家可归亦可能与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收入分配的市场政策、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的引入和企业规模减小导致的劳动力边际效益及穷人的公民权日益遭受剥夺等问题有某种联系的观点，出人意料地在科什兰的陈述中未论及，这给人留下明显的印象即我们最后、最好的希望在于分子生物学家和他们对生物学的“圣物”——人类基因组的基因密码破解的努力中。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一些社会改革家们只热心改变社会不良而对人类发展的基因基础漠不关心，那么新的遗传学改革家们走向平衡的另一个极端，他们把人类和社会的绝大多数行为归因于基因。
近些年来，不断发展的自然本性和环境的争论使许多学术团体出现两极分化。然而，在发展遗传学这一新领域中工作的生物学家，对理解许多存在于基因型和表现型之间与遗传表现和环境刺激物之间的细微关系可以提供一些急需的中间依据。 发展遗传学家并不赞同如里奇（A.Rich）和金（S.H.Kim）这样的分子生物学家等人广泛持有的信念，他们宣称“一个生命体系的组织与装配的指令，要体现生命细胞中DNA 分子。”
新领域的生物学家承认，基因密码给生物体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但是他们认为基因不能决定或控制生物体自身的发展。细胞生物学家、纽约医院纽曼（S.Newman）博士指出：“生物是一种动力系统，不像机械，他们容易感受到进入他们环境中的事物，例如，在稍有差异的环境条件下，他们能够展示迥然不同的行为和呈现不同的方式”。纽曼说把DNA作为“一种构成成份序列， 而不是他们相互作用的处方”更恰如其分。
纽曼和其他发展遗传学学者认为，基因不能产生生物体，相反，基因预先置于生物体之中，是有机体自身在其发展过程中解释、翻译和利用基因。这是一种与还原论者如生物学家道金斯（R.Dawkins ）十分不同的对于基因运动的探讨，道金斯认为有机体几乎就是基因的特定合理组合。
基因作为“主宰分子”和“致因体”的观念，正在让步于一种对于基因更为复杂的认识，即基因是构成有机体和其外在环境更为复杂网络的必要的组成成份。《科学的美国人》的一篇文章，概括了处在发展遗传学研究尖端的生物学家的最新思想：
不断发展的生物体是如何安排其基因的活动，以致于在恰当的时间地点形成细胞的形式和功能的神秘面纱正在被揭开。数百次实验已经显示，生物体通过控制基因密码簿，在大多数情况下，控制着许多基因。
尽管新的实验研究的结果，正在削弱以简单的遗传还原论为基础的观点和假设，但是有关控制我们生物命运的“主宰分子”的观点，在以利益为先导的分子生物学家和由不断利用契机的生物工业组成的许多商业公司中，仍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并作为一种工具在媒体和公众舆论中用来理解青少年的行为个性发展、种族和种族差异、集体心理甚至于文化、商业和政治活动。
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教授、分子生物学领域的早期先驱之一，贝克威思（J.Beckwith）博士认为，一个更为均衡的遗传和环境两者之间关系的论述必须在公众舞台上作出，否则，我们要冒新科学将成为基于优生学政治观的陪衬物之险。贝克威思提出，许多疾病如癌症和抑郁症是由于遗传基因的预先安排和环境刺激物之间的细微的互动的结果，忽视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仅关注基因，就等于放弃将缓和或改革环境作为一种补救的策略。
遗传歧视
社会总是分成有产者与无产者、有权者与无权者、精英与大众。综观历史，人们一直被社会阶级与等级制度所分隔，无数的理论被用来将由少数人施加在大众头上的不公正公正化。种族、宗教、语言及民族主义既是常用的分隔方法，也是使人们受骗的手段。现在，随着遗传革命的出现，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和更为严重的分隔状态，一种基于基因类型的状态。
1996 年，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部及神经生物学系的盖勒（L.Geller ）博士及其同事进行的遗传歧视调查表明：事实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人们先前的认识范围，遗传歧视正显现于一系列的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健康关怀提供处、政府部门、执行机构及学校。
雇主们尤其感兴趣于用遗传测试来甄别期望的雇员，着眼于长期教育与岗位培训的雇主们想知道所期盼的雇员——特别是那些要担任高级管理职位者——在他们的合同期间是否能幸免于潜在的使人衰退的疾病。
遗传歧视也开始渗透于社会机构其他方面。例如，儿童在国立学校逐渐分等、分隔，受到差别对待，这仅仅是基于模糊的认识——有时是误解——对遗传性质在学术活动和班级表现中所起的作用。
19世纪50～60年代，学术成功与失败主要归因于环境因素，包括父母养育、家庭动力学、社区支持及经济背景。19世纪70～80年代，认知心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突破，导致了教育系统一系列深远的变化，教师更加强调学生表现的生物学因素而非环境因素。
今天，阅读困难、注意力不持久及行为问题日益被看作生理缺陷并归为一种疾病，需用药物学手段和其他医疗措施诊治。19世纪60～70年代，“多动症”被认为是一个心理学与社会的问题，人们试图通过详细了解孩子的情况，重组他（她）的环境来解决。1980年《精神失调的诊断与统计手册》的编辑们，用一个新术语“注意力缺陷失调症”来代替“多动症”，从而表达了一个新的主张即问题在于儿童大脑化学成份和遗传素质。因此，它应该作为疾病来治疗。现在，数以百万的儿童已被看作患了“注意力缺陷失调症”，正在用利他林和其他药物进行治疗。
其他行为也被按照医学文献重新定义，这反映了一种新的偏见即将生理缺陷作为对学生举止进行解释的一种模式。按照《精神失调的诊断与统计手册》，基于生理缺陷的疾病还包括“写作表达失调”、“不良习惯失调”等，虽然承认多数学习能力欠缺的遗传基础是公正的，但教育改革者担心，重心转移到“遗传因素”，为环境在影响孩子的智力和行为取向上所起的显著效果，几乎未留下任何空间。
旨在测量遗传智能的IQ测试，自20世纪以来一直被用于将学生分等、定位、或按能力分组，建立班级的歧视性系统。更新颖的是一种测试程序被用来进行医疗预防，用它来分离或测量出儿童具体的生理缺陷。例如，研究者运用PET技术监测大脑额前页区大脑活动， 并把它同学生的行为方式联系起来，以便识别“有危险”的少年。
一系列新的神经技术，进一步促使学校将孩子按照他们基因类型分类，使教育者回避或忽视环境在触发或加剧遗传禀性在学生的学习和行为问题上的作用。尽管数年来的研究表明诸如饮食、生活方式、家庭和阶级背景以及社会经历也明显地影响学习的技能、班级表现及个体行为，但遗传决定论的倾向还是发生了。
儿童“基因化”倾向已开始削弱班级传统的指导关系，师生关系被医生与病人关系所取代。这种变化证据随处可见。数百万儿童目前正在用一系列药物医治学习能力欠缺和行为失调，包括用利眠宁和安定治疗焦虑；用Prozac和Zoloft治疗抑郁症；用笨巴比妥鲁米那和苯海那明使学生镇静。处方药物已经成为教育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在班级里被广泛用来隔离和指责学生。
一些教师不能忍受被诊断为有遗传缺陷的孩子，甚至可能放弃他们。他们认为，孩子的遗传“疾病”使他们不可能跟上“正常儿童”。缺乏教师的关注、指导及支持，导致这些孩子学习精神低迷，缺乏自尊与自信，被打上遗传缺陷标签的儿童进一步走向社会的边缘。歧视性偏见，会伴随着儿童从学校到工作岗位。教育的贫乏和社会化的不健全，使这些孩子因为心智上的缺陷再次受到雇主的歧视，而这首先是学校系统按照基因和成见进行不公正的分类造成的。
按遗传构成分离个体体现了一种权力操作上的重要转移。在一个个体可根据基因类型所定型的社会里，各种制度化的权力更绝对化，同时，在遗传意义上表现为“优秀”和“低级”的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个体和群体，创造出一个新的和更强的社会动力系统。能担负将“优秀”遗传特质传给下代的家庭将保证给后代更大的生物优势——也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优势。由于出现“遗传下层社会”，遗传陈旧观点将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反对，以及诞生世界范围的一场“遗传权利”运动，日益增多的遗传歧视的受害者会共同组织起来，要求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参与即将来临的生物世纪的权利。
一些遗传工程者构想了这样的未来世界，一小部分人通过生物工程设计得“完美”，而其他人则保留过时进化设计中有缺陷的遗传因子。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西尔弗（L.Silver）虚构了一个不太遥远的未来世界，它由两类明显生物阶级即他称为“基因富人”和“自然人”构成。基因富人占总人口的10%，被赋予了合成基因，成为社会统治者。他们包括基因富商、音乐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运动员——每一个被赋予的特别合成基因，都会使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成功。这些人的成功方式，令那些自然人中的幸运儿都难以置信。
处于新的特权社会中心的是基因富人科学家，他们被赋予了增加他们智力的特殊遗传特质，授予他们规定未来地球高级进化地位的权力。西尔弗写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人与基因富人之间进化距离越来越大，而且现在自然人阶级与基因富人阶级之间几乎不存在向上流动……。经济、媒介、娱乐行业以及知识等各行业都被基因富人所控制……。相反，自然人成为低工资服务业的承担者如体力劳动者……。基因富人与自然人的孩子在两个隔离的社会里生活、成长，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接触。最后，基因富人阶级与自然人阶级将成为基因富人人类与自然人人类……完全隔绝的物种，他们之间没有能力交配，彼此之间浪漫兴趣如同人类对于黑猩猩一般。”
西尔弗承认，社会分化为基因富人阶级与自然人阶级是不公正的，但他马上又补充说富裕的父母总是能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各种有利条件，像他许多同事一样，西尔弗是一个极力倡导新遗传技术者，他写道：“在一个崇尚人类自由的社会里，很难找到任何限制使用复制遗传技术的法律根据。”
困难抉择
即使面对新遗传技术产生的所有兴奋，我们还是感受到了（尽管是模糊的）优生学地平线上的阴影的危险轮廓。然而，对提供了令人印象如此深刻，产生众多利益的工业技术革命，我们很难说不。当我们向生物世纪迈出试探性的第一步时，我们发现自己已处于两难境地。我们的一部分，比较保守的一面，期待着生活进一步世俗化，期待着我们自身及其他有知觉的生物分解为化学密码，从而纯粹地被工具性和实用性所操纵；我们的另一面，牢牢地植根于现代性一面，正热情地承诺按工程标准、市场及进步价值观构造这个生物星球。不继续这个革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他违反了进步的精神——一种可以不受约束地在永无止境地探索中从自然界夺取权利的精神。
生物技术革命表现了启蒙运动思想最高成就，——一种200 年来为现代男性和女性提供了哲学与社会前进路线的世界观。发现更有力地控制和利用自然以达到实用和商业目的的新技术方式，一直是当代最大的梦想和最重要的主题。
在即将来临的岁月里，会涌现出众多的遗传工程生物技术。在一定的环境里，每一次生物技术突破，都会有益于社会某些人。每一项技术似乎都会提高个体、群体或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未来安全性。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正朝我们走来的生物工程不是威胁，而是希望；不是惩罚，而是一种赐予。虽然实施生命工程的思想，仍然使人联想起电影里的罪恶画面，但是在市场中，它并非如此。恰恰相反，我们眼见的不是怪物，而是有用的产品和富有希望的未来。我们不再感到害怕，而仅仅是兴奋地期待着在生物世纪里蕴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更大的可能性。
为了最热情的支持者，实施生命工程以提高人类自己的前景，毫无疑问应被视为伦理行为的最好地表达。对新技术的任何抵抗，都可能被成长起来的众多的忠实的支持者斥责为非人道、不负责，在道德上应受到指责，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另一方面，新的遗传工程技术，提出了一个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使人烦恼的政治问题。在新时代，我们将相信，谁有权力决定什么是优秀基因，应植入到人类的基因链中，什么是不好的基因，应该被摘除？我们该相信谁有这种权威呢？联邦政府、企业还是大学里的科学家？从这个角度，几乎没有人能相信，任何机构或由个体组成的群体能作出这样重要的决定，然而，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否会支持这种提高人们身体、情感及精神财富的新技术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加以支持。
我们似乎进退两难：一方面，直觉上我们不相信机构的力量，他们正迅速地巩固新的遗传技术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增加我们自己在生物市场上的选择和抉择。然而，新技术的控制正集于科学家、跨国公司、行政机构及其他机构的手中，在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扩大选择自由的伪装下，产品和服务正趋向市场化。
在新技术和商业革命早期阶段，社会管理机构和消费者之间达成的非正式交易似乎是合理的。生物技术提供了很多东西。但是随着历史上其他革新技术的引入，生物技术最后的成本还是需要估算。授予某一具体机构或群体决定一种更好的工程化的作物，或一种动物和一种新的人类激素的权力与它潜在的回报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只有在人们考虑协议的终身价值时，生物技术时代的政治的全部内容才会变得明显。
综观历史，一些人总是控制着另一些人的未来。今天，最基本的权力控制在我们手中：控制未出生的未来一代生命的能力。在最基本的水平上，通过预先设计他们的生物机体，在结构上使他们“部分”地成为自己设计的蓝图的人质。使用“部分”一词是，因为同其他人一样，我相信环境是决定人类生命历程的一个起主要作用的因素，然而，人的遗传构成在帮助决定他的命运时所起的作用，也是毫无疑问的。遗传工程表现了机体原创者的权力，尽管是“为数不多”的原创者。能够对后代的身体和行为特点进行设计，哪怕是细微的改变，都标志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而在从前，决不会有如此改变人类生命的权力，即使是一点点可能性。
这类权力是应该同意授予任何公共的或商业的机构还是消费者本人呢？不管是制度的促动还是消费的驱使，决定着未来数百万人类遗传命运的权力，减少了每一个新生命塑造他或她自己个体生命历程的机会。
然而，在生物技术世纪黎明的曙光里，创造者的权力尽管很可怕，对人类个体的威胁却表现得如此遥远，以致于可以不必计较。我们当中许多人渴望利用基因疗法，既为我们自身也为我们后代，只要这些疗法如他们所允诺那样能增进我们身体、情感和精神的健康。毕竟，作为真实的人，他（她）的本质中的一部分是渴望减少痛苦并能提高潜能。
问题是生物技术有清晰的开端，却无明晰的结尾。一个个细胞、一个个组织、一个个器官，在市场上我们可能愿意放弃我们的人格。在此过程中，每一次放弃将在显而易见地收获中得到补偿，直到没有东西交换为止。正是在这一点上，协议的代价才如此昭然。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不再拥有过去我们极为渴望丰富的东西：人生。在即将来临的几十年里，我们人类很可能无耻地出卖自身，每次一个基因，以换来短暂的福利。最后，我们长期以来为之奋斗和艰难维护的个人和集体的安全，在我们追逐自身的完善设计中被不可逆转地妥协了。
摘自美国《卡潘》杂志总第79卷